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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變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关键词]近代商人；教育变迁；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3—0084—06
社会变迁是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上失去其原来面貌的变动，是一种社会过程。教育是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任何一种社会变迁必然与教育发生联系。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的社会政治变动，都必然会反映在教育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主流；同时，这种变迁多是附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之中，教育是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近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内外交困，引起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在每次社会变革前，教育总是作为问题被提出来，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以至于逐渐升级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在中国近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改革推动了社会改革，教育变迁引发了社会变迁，二者关系发生逆转。自此，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这种潮流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一潮流中，教育不仅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还完成自我革新，从一统天下、封闭落后的封建教育，演变为兼容并蓄，逐渐建立自身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中国近代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中，商人的角色地位不可忽视。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其社会地位，特别是与教育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是封建教育贬抑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近代，行走东西之间的身份，在使商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特殊使者，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与现代文明也进一步拓宽其视野，增强了其身份自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西方精良的武器令国人吃惊，其背后依托的强大商品经济与先进技术力量更让国人震撼，身处商业竞争一线的中国商人对此感触极深，为此，他们在参与中西商品竞争的同时，也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技术，倡导现代教育，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在商人的推动下，经各界人士上下求索、探寻，在“教育是变革时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方面达成共识。近代商人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是促使教育变革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一、传统社会中商人、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里，商人列于末端，商业被称为“末务”，商人被“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即使家财万贯，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商人仍摆脱不了卑贱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士”的地位要优越得多，处于社会的上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身份，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取的，而功名、学品与学衔都是用以表明该身份者受教育背景的，官职也一般只授予那些有教育背景并经考试证明的人（如明清两朝的新科状元一般都会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接受教育、考取功名是取得较高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长此以往，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与教育的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传统教育以重农抑商为主导思想，推崇“内圣外王”之才，无视商人对实际技能的教育需求，教授的内容基本与商业贸易无关，商人是中国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另一方面，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所谓“正途”出身，商人又是传统教育的积极追随者，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盐商商人甚至凭借自身的财力，向朝廷争取到科举考试中“商籍”政策。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阶级斗争不断，历经数十次朝代变更，封建制度却未被打破，却发展愈加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统治者对教育政策的调整。秦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试图控制教育；汉朝在中央与地方设立各级官学，推崇儒家经学，初步确立了封建社会等级框架的教育结构；隋朝首开科举制度，此后日益完善，成为日后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方式。唐朝学校分类更加精细，政府甚至对各类官员子弟入学进行了严格规定；宋朝时官学对象扩大至中低层官吏，“程朱理学”思想专制加深；明清时期，官学更加普及与完善，科举考试更发展为“八股取士”。森严的文教政策、严苛的人才选拔制度，促使封建制度不断完善，以至于僵化，到了明清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封建教育制度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封建王朝每一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会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教育政策调整，从形式和内容不断改革与完善，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历经数十次改朝换代，其教育政策随着政权更迭不断调整，但其教育内容基本是儒家经学，重本抑末思想贯彻始终，商业贸易知识被排除在外，商人无法从中获取经经营管理的任何“实学”；官学的对象主要以统治阶级子弟为主，商人作为“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最低，不能人读官学；即使商人凭借财力争取教育特权——“商籍”，但这种情形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丝毫无法改变商人在教育场域中的边缘地位，其教育诉求始终不被重视。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无论怎么变迁，商人在教育场域中始终处于被动的适应者、追随者，社会地位较低。
二、近代商人、社会变迁与教育变迁
（一）近代商人发展基本情况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近代商人力量的壮大打下良好的基础。近代之前，中国商人多从事于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粤商等。鸦片战争后，围绕着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商人。商业利益的刺激，再加上强国御侮的责任意识，近代商人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如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广东，1873年起相继成立了广州机器局、广州军火局、造船厂、造纸厂、面粉厂、电灯公司等近代企业，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内地港口开放，近代工商业在全国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清末1896—1900年4年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商办采矿企业新增了14家。1929—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达1 966家，总资本额56 039.4万元。近代商人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近代商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纷纷组织结社。据统计，在晚清最后16年全国建立的600多个学会与团体中，就有商人组成的各级商会。此后，实业救国热潮迭起，各种实业团体不断涌现。从1912年1月至1915年12月，全国新成立的各种民间经济实业团体共有107个，工商类的团体最多，约占总数的70%。“九一八”事变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商业受到重创，商人也受到冲击，但总体上看，20世纪20—40年代，我国的工商业总体还是有所发展，以商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主导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近代社会变迁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造就了中国社会的繁荣，背后也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外部，欧美等西方国家相继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国力大增，俄罗斯、葡萄牙、英国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内部，清王朝官僚体系臃肿，官员腐败，底层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经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束缚下艰难发展。整个社会到处一片虚假繁荣景象。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中国在跌跌撞撞之中进入近代社会。自此，中法、中日等战争不断，即使中华民国建立，外来武力威胁仍没有消除。外来的殖民威胁，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晚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采取一些变革自强措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经过实践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方式也发生变化，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终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所取代。封建专制体制已经为历史所抛弃，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中华民国成立起，就面临外部列强入侵、经济掠夺，以及内部封建势力复辟、军阀混战等各方面威胁；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与软弱、国民党反动派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与国民党反对派之间斗争不断，反帝反封等历史任务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所承担，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由近代步入现代。近代，中国由封闭的、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变迁中，中华民族从物质到精神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三）近代中国教育变迁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已经大步迈进近代社会，教育的科学化、大众化、民主化成为历史发展潮流，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教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此时的中国封建教育却走到了尽头，并在近代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变迁。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一统天下，清王朝的教育机制发展近乎完善。以科举制为例，考试题目以四书五经命题、八股取士，各类学校多为准备科考之场所，教育内容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为范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传统教育之下，“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缺乏相应竟不可得”，引起社会深刻反思，教育遂成为中国人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之道的突破口。
早在18世纪，在比较开放的广东，民间许多百姓在与西方商业贸易等接触中，自发学习西方语言、现代生产工艺技术、经营管理等西方现代教育知识，给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的星星之火，广州商人发明的“广州英语”，在很长时间甚至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是一大内容，除了现代军事理论与技术以外，还推出了外语、万国公法，以及现代生物、物理、化学等知识，大力引进西学。洋务教育虽然受到“中体西用”的束缚，但承认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价值，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大突破。甲午战败后，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早期改良派，突破洋务运动“中学为体”的局限，并继续深化，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实用人才，这一思想逐渐被维新派所接受，并在康梁的推动下，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变法虽经百余天夭折，但相当一部分维新教育主张得以保留。20世纪初，在各方面压力下，清王朝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新政改革，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被废止，并推出了设立学部、开办新式学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清末“实业救国”思想兴起，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日益强烈，发展到民国，逐渐演变为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想，并出现了了张謇、黄炎培等职业教育思想家，开展了一系列近代教育实践，成果显著。为恢复社会经济、提高国力，在社会各界的促使下，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教育发展、培养实用人才的政策，近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国教育终于完成近代变迁。
三、商人积极推动的近代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力
近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每一次转型之前，教育都被作为社会问题为社会所关注、讨论，教育主张逐渐演变为社会思潮，并成为社会改革的前奏与突破口。在近代社会的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中，商人角色地位日益凸显，在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上都有所创新，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并推动了社会变迁。
（一）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1.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声
批判传统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经世思潮复兴，关心百姓疾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等人提倡“实政”“实学”，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疾呼改革科举，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许多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封建制度制约的商人阶层代言，如包世臣在漕运中曾引入商业运作，效果良好，他们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当时教育思想的解放与教育思潮的轉向，对提倡新学、传播西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举国震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不断，面对国内外巨大社会变迁引发的危机，举国上下竟无可抗敌御侮之人，引起国人对传统教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对此，行走海内外的商人感触颇深。得益于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起清廷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东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区域，广东商人是晚清商人中实力最强、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推进中国现代教育变革、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作用尤为突出。广东商人郑观应批判传统教育：“读书不能入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至于有关国计民生、风土人情及兵刑钱谷等实用学科，由于“非素所习”，自然“措治无功”，郑观应对此忧心忡忡，十分愤懑，主张学习西方“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由此达到了民富国强，“人人读书各专一艺，或算、化、光、电，或矿、医、农、律及一切制造各务，既以之谋生，亦以之富国”，并以日本效法西方重教育、兴实学迅速自强来鼓励国人。 在商人的推动下，教育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成为社会共识，教育的功能观更加科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侧重“教化”民众，民间百姓“学而优则仕”思想盛行，即使是传统教育无法为商人提供必要的技术知识，但商人对科举功名仍然乐此不疲，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非常突出。鸦片战争中所暴露出的中西方之间巨大差距，除了西方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武器，其背后依托的强大商品经济与先进技术力量更让国人震撼。国门打开西方廉价商品潮水般涌来，中国商人损失惨重，出于利益的需要，他们本能地给予回击。在商人推动下，社会思潮由“兵战”转向“商战”，为赢得“商战”而提出“学战”。“商业之发达，由于开放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商业不行，由于不智，不智由于无学。是学堂一项，尤为振兴商业之要著”，教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的经济功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甲午之败中国积贫积弱暴露无遗，民族危机产生，以教育改革推动社会革新呼声渐长，教育不仅关乎个人仕进前途，更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危亡。郑观应等商人甚至将之提升到关系国运的高度，“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事故人材众则百事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来自商界的设商学、育人才等主张被康梁等知识分子吸收、深化，进而演变“教育救国”思想，部分主张被康、梁接受，并在戊戌变法中列为教育改革内容。晚清历经多次政治社会动荡，救亡图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呼声。在商人的推动下，经各界人士上下求索、探寻，在“教育是变革时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方面达成共识。至此，教育不再单纯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更承担了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任务，教育的政治功能得到升华。
2.晚清商人的教育实践，直接推进了社会变革
广东商人因得力于天时地利的优势，再加上自18世纪中期起的“一口通商”政策优势，其与西方接触最早，在现代教育实践方面成绩也最突出。晚清时期，随着东西方社会交往日益加深，外语、法律、商务、天文、地理等为社会急需，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学堂中，大部分开设了以上课程。广东因商贸比较发达，洋务教育兴办比较早、规模比较大。而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梁二人均来自广东，与当地商人多有交往，甚至自身或家庭均曾从事商业经营，受当商品经济影响颇深，变法中教育改革有关废除八股文、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人出国留学等内容，均体现了商人对于实用知识与实务人才的渴望与呼唤。到了清末，随着队伍的壮大并日益成熟，商人对现代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近年以来，洋商日见发达，华商日趋萧条，推原其故，一则有学问以为竞争，一则无学问以资考研耳。举凡物产盈虚之故。供材目济之理。在洋商研究有素；而华商素未讲求，商等经营实业历有年所。深知其失败之原因，断非从事于学不可”，除了继续呼吁、要求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培养实用人才，还积极行动，创办现代商贸技能专门学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会成立后，广东商人明确将现代学校列上工作日程。1901年，广东商务学堂于广州西关白糖西街洋参行会馆成立，声明“教授商家子弟”和“营业商贾”，并“不收修金，不收费金，学友以四十名为额，一切堂租费用，每人每月三元”。除了聘请中文教习，还请日本法学士版田定、同文馆翻译生刘绍鉴为日英文教习，教授内容也以现代商务知识为主，如万国通商条约、出入口税则、各埠销售物产情形、中外权衡度量、外国金币品式等。随着中国国门逐渐开放，上海、汉口、天津等地也出现很多商人投资或参与的新式学堂。
商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推动了晚清政府教育政策与社会变革。受商人“商战”等思想影响，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开明官员兴起洋务运动，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开设外语、军事以及商学等实务专业，对外派出了约200名留学生，试图系统培养实务人才，以“中体西用”思想引进西学以巩固统治。甲午战争中国贫弱空前暴露，宣告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失败。来自商界的设商学、育人才等主张被康、梁等知识分子吸收、深化，进而演变“教育救国”思想，其部分主张成为清廷推行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即使戊戌变法很快夭折，但其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教育改革成果却被保留，显示清廷对西学的重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状元出身的商人张謇等将实业救国与教育开智联系起来，提出发展实务教育。社会上有关兴办实业、开办新学堂呼声日益强烈，在各方压力之下，清末颁布一系列措施实施“新政”，在教育方面，工商业等实业教育纳入正式学制系统，对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等均做了详细规定，科举制度也于1905年终止。商人倡议的实业教育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承认与认可，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更大大解放了思想、开启了民智，促使了清末社會民主化思潮的兴起。
（二）民国后商人成为推进教育改革、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1912年以资产阶级性质相标榜的中华民国成立，商人一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商人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增。1911年注册的工矿企业有787家，1912年跃为1 004家，1913年、1914年分别为1378、1122家，平均每年投资额为2 000万元，远远超过1905—1911年均的768万元。这些企业基本上不再是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手工业作坊，而是引进了西方机器的近代企业。企业资本等价，规模扩大，特别是机器与科技的引进，使得对企业的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规格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学徒制培养技术工人与凭借经验实施管理的从业者，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建立培养近代实务人才的近代教育体系刻不容缓。
商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成熟，联合起来参与现代教育改革与实践。1905年起相继成立的各地商会，很快成为地方近代学校办学的主体。民国之前，商会商务总会下属的同业团体创办的学堂高达32所，1922年，商会总商会创办商业补习学校，20世纪30年代有开办了商业夜校、商业职业学校等。商人还依托自身实业，开办学校，推进教学改革。如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建设了家畜实验场、农机实验场、森林事务所、苗圃、气象站、鱼塘等，将之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并组织学生到垦牧公司考察。经实践锻炼，学生综合能力提升较快。这一做法很快为政府所借鉴，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就对农工商各实业学校的实习就提出了具体要求。商人们还促进了学校课程改革。民国期间，上海的各级各类学校均设置外语、商贸类课程。如在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近一半的中等学校设有经济学、商业学、簿记、打字、速记等工商经济类课程，甚至在高等小学中，也有31.7%的校（科）设有商业课。商人积极介入教育，推进了学校民主化管理。在商人开办的专业技能学校中，商人直接管理或由商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士绅参与管理者居多，也有商人组建校董会，另聘有声望、学养和办学经验丰富者担任校长和校监。如江苏省经纬业商业学堂，设学董5人，校长1人，学董由业董兼任，分管稽查会计诸事，只尽义务不支薪水。上海商人、水木业领袖杨斯盛于1905年创建“浦东中学”，开设有实验、画室、木工等课程，商人李平书、顾次英、陆家骥等人曾任校董，黄炎培则被聘为校长和校监。这种商人投资兴建、专业人士参与管理的方式，使得学校管理民主化、专业化程度较高，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商人积极参与近代教育改革，不仅为自身发展培养了大批实务人才，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名义上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与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初社会逐渐稳定，西方列强因忙于一战而使得中国民族经济获得较为宽松的外部空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现代工商业人才需求激增。为迎合工商界人才需求，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其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并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实利教育”旗帜鲜明强调教育服务社会经济，是与当时工商界人士的极力呼吁相适应。商人介入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大提高了其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1912年11月，全国工商会议在北京召開，各大商会不仅派代表参加，还提出了100多件议案。1912年与服装业有关的几个工商行业的资本家联合行动，向政府请愿要求“维持国货”，以“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为宗旨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后来不少企业、商号和工商团体先后加入，至1919年，加入该会的工商界团体就有12个、企业62家、商号29家。该会逐渐演变成为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包括社会其他阶层人士在内的群众性爱国团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推广国货、振兴实业的活动，推动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民国期间政府多有更迭，其教育主张各有不同，但除了袁世凯当政出现教育倒行逆施及抗日战争期间战时特点突出以外，在工商界人士的推动下，从总体上看，民国期间的教育政策基本上以服务工商业经济、培养实用人才为主。更为关键的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是民主性与平民化，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商界、学界联手对内反专制、对外反侵略，大大加速了中国民主化进程。虽然中国商人隶属的资产阶级因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等，无法承担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历史任务，但他们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以此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四、结语
近代是中国社会重要转型期。中国近代社会内外交困，东西方文明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教育体系逐渐打破，教育成为包括国人寻求强国御辱、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切入点。商人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在促进近代教育革新、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变迁，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并渐趋完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逐渐形成，这一由政府倡导的社会变迁必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面对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变迁，必须重视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厘清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重视商人等各个社会群体的作用，处理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促使我国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早日实现民族复兴。
[关键词]近代商人；教育变迁；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3—0084—06
社会变迁是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间上失去其原来面貌的变动，是一种社会过程。教育是社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任何一种社会变迁必然与教育发生联系。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的社会政治变动，都必然会反映在教育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主流；同时，这种变迁多是附着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之中，教育是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内容。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近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内外交困，引起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在每次社会变革前，教育总是作为问题被提出来，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以至于逐渐升级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在中国近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改革推动了社会改革，教育变迁引发了社会变迁，二者关系发生逆转。自此，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这种潮流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一潮流中，教育不仅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还完成自我革新，从一统天下、封闭落后的封建教育，演变为兼容并蓄，逐渐建立自身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中国近代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中，商人的角色地位不可忽视。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其社会地位，特别是与教育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是封建教育贬抑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近代，行走东西之间的身份，在使商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特殊使者，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与现代文明也进一步拓宽其视野，增强了其身份自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西方精良的武器令国人吃惊，其背后依托的强大商品经济与先进技术力量更让国人震撼，身处商业竞争一线的中国商人对此感触极深，为此，他们在参与中西商品竞争的同时，也大力引进西方现代技术，倡导现代教育，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在商人的推动下，经各界人士上下求索、探寻，在“教育是变革时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方面达成共识。近代商人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是促使教育变革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一、传统社会中商人、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里，商人列于末端，商业被称为“末务”，商人被“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即使家财万贯，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商人仍摆脱不了卑贱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士”的地位要优越得多，处于社会的上层。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士”身份，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取的，而功名、学品与学衔都是用以表明该身份者受教育背景的，官职也一般只授予那些有教育背景并经考试证明的人（如明清两朝的新科状元一般都会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接受教育、考取功名是取得较高身份地位的重要途径。长此以往，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与教育的关系比较特殊：一方面传统教育以重农抑商为主导思想，推崇“内圣外王”之才，无视商人对实际技能的教育需求，教授的内容基本与商业贸易无关，商人是中国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另一方面，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所谓“正途”出身，商人又是传统教育的积极追随者，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盐商商人甚至凭借自身的财力，向朝廷争取到科举考试中“商籍”政策。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阶级斗争不断，历经数十次朝代变更，封建制度却未被打破，却发展愈加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统治者对教育政策的调整。秦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试图控制教育；汉朝在中央与地方设立各级官学，推崇儒家经学，初步确立了封建社会等级框架的教育结构；隋朝首开科举制度，此后日益完善，成为日后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方式。唐朝学校分类更加精细，政府甚至对各类官员子弟入学进行了严格规定；宋朝时官学对象扩大至中低层官吏，“程朱理学”思想专制加深；明清时期，官学更加普及与完善，科举考试更发展为“八股取士”。森严的文教政策、严苛的人才选拔制度，促使封建制度不断完善，以至于僵化，到了明清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封建教育制度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封建王朝每一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会依据自身的需要对教育政策调整，从形式和内容不断改革与完善，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历经数十次改朝换代，其教育政策随着政权更迭不断调整，但其教育内容基本是儒家经学，重本抑末思想贯彻始终，商业贸易知识被排除在外，商人无法从中获取经经营管理的任何“实学”；官学的对象主要以统治阶级子弟为主，商人作为“四民”之末，社会地位最低，不能人读官学；即使商人凭借财力争取教育特权——“商籍”，但这种情形犹如“戴着镣铐跳舞”，丝毫无法改变商人在教育场域中的边缘地位，其教育诉求始终不被重视。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变迁，但无论怎么变迁，商人在教育场域中始终处于被动的适应者、追随者，社会地位较低。
二、近代商人、社会变迁与教育变迁
（一）近代商人发展基本情况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近代商人力量的壮大打下良好的基础。近代之前，中国商人多从事于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并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粤商等。鸦片战争后，围绕着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商人。商业利益的刺激，再加上强国御侮的责任意识，近代商人学习、引进西方技术，如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广东，1873年起相继成立了广州机器局、广州军火局、造船厂、造纸厂、面粉厂、电灯公司等近代企业，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内地港口开放，近代工商业在全国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清末1896—1900年4年间，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商办采矿企业新增了14家。1929—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达1 966家，总资本额56 039.4万元。近代商人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近代商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纷纷组织结社。据统计，在晚清最后16年全国建立的600多个学会与团体中，就有商人组成的各级商会。此后，实业救国热潮迭起，各种实业团体不断涌现。从1912年1月至1915年12月，全国新成立的各种民间经济实业团体共有107个，工商类的团体最多，约占总数的70%。“九一八”事变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商业受到重创，商人也受到冲击，但总体上看，20世纪20—40年代，我国的工商业总体还是有所发展，以商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主导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近代社会变迁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造就了中国社会的繁荣，背后也隐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外部，欧美等西方国家相继通过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国力大增，俄罗斯、葡萄牙、英国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内部，清王朝官僚体系臃肿，官员腐败，底层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商品经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束缚下艰难发展。整个社会到处一片虚假繁荣景象。在西方坚船利炮威胁下，中国在跌跌撞撞之中进入近代社会。自此，中法、中日等战争不断，即使中华民国建立，外来武力威胁仍没有消除。外来的殖民威胁，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晚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采取一些变革自强措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自我调适。经过实践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方式也发生变化，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终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所取代。封建专制体制已经为历史所抛弃，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中华民国成立起，就面临外部列强入侵、经济掠夺，以及内部封建势力复辟、军阀混战等各方面威胁；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与软弱、国民党反动派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与国民党反对派之间斗争不断，反帝反封等历史任务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所承担，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由近代步入现代。近代，中国由封闭的、独立自主的封建王朝，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变迁中，中华民族从物质到精神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三）近代中国教育变迁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已经大步迈进近代社会，教育的科学化、大众化、民主化成为历史发展潮流，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教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此时的中国封建教育却走到了尽头，并在近代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变迁。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一统天下，清王朝的教育机制发展近乎完善。以科举制为例，考试题目以四书五经命题、八股取士，各类学校多为准备科考之场所，教育内容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为范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鸦片战争中国惨败，传统教育之下，“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缺乏相应竟不可得”，引起社会深刻反思，教育遂成为中国人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之道的突破口。
早在18世纪，在比较开放的广东，民间许多百姓在与西方商业贸易等接触中，自发学习西方语言、现代生产工艺技术、经营管理等西方现代教育知识，给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的星星之火，广州商人发明的“广州英语”，在很长时间甚至成为东西方交流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教育是一大内容，除了现代军事理论与技术以外，还推出了外语、万国公法，以及现代生物、物理、化学等知识，大力引进西学。洋务教育虽然受到“中体西用”的束缚，但承认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价值，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大突破。甲午战败后，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早期改良派，突破洋务运动“中学为体”的局限，并继续深化，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实用人才，这一思想逐渐被维新派所接受，并在康梁的推动下，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变法虽经百余天夭折，但相当一部分维新教育主张得以保留。20世纪初，在各方面压力下，清王朝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新政改革，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被废止，并推出了设立学部、开办新式学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清末“实业救国”思想兴起，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日益强烈，发展到民国，逐渐演变为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想，并出现了了张謇、黄炎培等职业教育思想家，开展了一系列近代教育实践，成果显著。为恢复社会经济、提高国力，在社会各界的促使下，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教育发展、培养实用人才的政策，近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国教育终于完成近代变迁。
三、商人积极推动的近代教育改革，成为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力
近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每一次转型之前，教育都被作为社会问题为社会所关注、讨论，教育主张逐渐演变为社会思潮，并成为社会改革的前奏与突破口。在近代社会的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中，商人角色地位日益凸显，在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上都有所创新，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并推动了社会变迁。
（一）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1.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声
批判传统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经世思潮复兴，关心百姓疾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等人提倡“实政”“实学”，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疾呼改革科举，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许多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封建制度制约的商人阶层代言，如包世臣在漕运中曾引入商业运作，效果良好，他们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当时教育思想的解放与教育思潮的轉向，对提倡新学、传播西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举国震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不断，面对国内外巨大社会变迁引发的危机，举国上下竟无可抗敌御侮之人，引起国人对传统教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对此，行走海内外的商人感触颇深。得益于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起清廷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东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区域，广东商人是晚清商人中实力最强、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在推进中国现代教育变革、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作用尤为突出。广东商人郑观应批判传统教育：“读书不能入仕者，除教授外，几至无可谋生”；至于有关国计民生、风土人情及兵刑钱谷等实用学科，由于“非素所习”，自然“措治无功”，郑观应对此忧心忡忡，十分愤懑，主张学习西方“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由此达到了民富国强，“人人读书各专一艺，或算、化、光、电，或矿、医、农、律及一切制造各务，既以之谋生，亦以之富国”，并以日本效法西方重教育、兴实学迅速自强来鼓励国人。 在商人的推动下，教育是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成为社会共识，教育的功能观更加科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侧重“教化”民众，民间百姓“学而优则仕”思想盛行，即使是传统教育无法为商人提供必要的技术知识，但商人对科举功名仍然乐此不疲，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非常突出。鸦片战争中所暴露出的中西方之间巨大差距，除了西方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武器，其背后依托的强大商品经济与先进技术力量更让国人震撼。国门打开西方廉价商品潮水般涌来，中国商人损失惨重，出于利益的需要，他们本能地给予回击。在商人推动下，社会思潮由“兵战”转向“商战”，为赢得“商战”而提出“学战”。“商业之发达，由于开放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商业不行，由于不智，不智由于无学。是学堂一项，尤为振兴商业之要著”，教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的经济功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甲午之败中国积贫积弱暴露无遗，民族危机产生，以教育改革推动社会革新呼声渐长，教育不仅关乎个人仕进前途，更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危亡。郑观应等商人甚至将之提升到关系国运的高度，“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事故人材众则百事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来自商界的设商学、育人才等主张被康梁等知识分子吸收、深化，进而演变“教育救国”思想，部分主张被康、梁接受，并在戊戌变法中列为教育改革内容。晚清历经多次政治社会动荡，救亡图存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呼声。在商人的推动下，经各界人士上下求索、探寻，在“教育是变革时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方面达成共识。至此，教育不再单纯是当权者维护统治的工具，更承担了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任务，教育的政治功能得到升华。
2.晚清商人的教育实践，直接推进了社会变革
广东商人因得力于天时地利的优势，再加上自18世纪中期起的“一口通商”政策优势，其与西方接触最早，在现代教育实践方面成绩也最突出。晚清时期，随着东西方社会交往日益加深，外语、法律、商务、天文、地理等为社会急需，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学堂中，大部分开设了以上课程。广东因商贸比较发达，洋务教育兴办比较早、规模比较大。而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梁二人均来自广东，与当地商人多有交往，甚至自身或家庭均曾从事商业经营，受当商品经济影响颇深，变法中教育改革有关废除八股文、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人出国留学等内容，均体现了商人对于实用知识与实务人才的渴望与呼唤。到了清末，随着队伍的壮大并日益成熟，商人对现代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近年以来，洋商日见发达，华商日趋萧条，推原其故，一则有学问以为竞争，一则无学问以资考研耳。举凡物产盈虚之故。供材目济之理。在洋商研究有素；而华商素未讲求，商等经营实业历有年所。深知其失败之原因，断非从事于学不可”，除了继续呼吁、要求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培养实用人才，还积极行动，创办现代商贸技能专门学校。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会成立后，广东商人明确将现代学校列上工作日程。1901年，广东商务学堂于广州西关白糖西街洋参行会馆成立，声明“教授商家子弟”和“营业商贾”，并“不收修金，不收费金，学友以四十名为额，一切堂租费用，每人每月三元”。除了聘请中文教习，还请日本法学士版田定、同文馆翻译生刘绍鉴为日英文教习，教授内容也以现代商务知识为主，如万国通商条约、出入口税则、各埠销售物产情形、中外权衡度量、外国金币品式等。随着中国国门逐渐开放，上海、汉口、天津等地也出现很多商人投资或参与的新式学堂。
商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推动了晚清政府教育政策与社会变革。受商人“商战”等思想影响，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开明官员兴起洋务运动，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开设外语、军事以及商学等实务专业，对外派出了约200名留学生，试图系统培养实务人才，以“中体西用”思想引进西学以巩固统治。甲午战争中国贫弱空前暴露，宣告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失败。来自商界的设商学、育人才等主张被康、梁等知识分子吸收、深化，进而演变“教育救国”思想，其部分主张成为清廷推行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即使戊戌变法很快夭折，但其设立京师大学堂等教育改革成果却被保留，显示清廷对西学的重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状元出身的商人张謇等将实业救国与教育开智联系起来，提出发展实务教育。社会上有关兴办实业、开办新学堂呼声日益强烈，在各方压力之下，清末颁布一系列措施实施“新政”，在教育方面，工商业等实业教育纳入正式学制系统，对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课程等均做了详细规定，科举制度也于1905年终止。商人倡议的实业教育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承认与认可，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更大大解放了思想、开启了民智，促使了清末社會民主化思潮的兴起。
（二）民国后商人成为推进教育改革、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1912年以资产阶级性质相标榜的中华民国成立，商人一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商人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增。1911年注册的工矿企业有787家，1912年跃为1 004家，1913年、1914年分别为1378、1122家，平均每年投资额为2 000万元，远远超过1905—1911年均的768万元。这些企业基本上不再是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手工业作坊，而是引进了西方机器的近代企业。企业资本等价，规模扩大，特别是机器与科技的引进，使得对企业的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规格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学徒制培养技术工人与凭借经验实施管理的从业者，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建立培养近代实务人才的近代教育体系刻不容缓。
商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成熟，联合起来参与现代教育改革与实践。1905年起相继成立的各地商会，很快成为地方近代学校办学的主体。民国之前，商会商务总会下属的同业团体创办的学堂高达32所，1922年，商会总商会创办商业补习学校，20世纪30年代有开办了商业夜校、商业职业学校等。商人还依托自身实业，开办学校，推进教学改革。如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科，建设了家畜实验场、农机实验场、森林事务所、苗圃、气象站、鱼塘等，将之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并组织学生到垦牧公司考察。经实践锻炼，学生综合能力提升较快。这一做法很快为政府所借鉴，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就对农工商各实业学校的实习就提出了具体要求。商人们还促进了学校课程改革。民国期间，上海的各级各类学校均设置外语、商贸类课程。如在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近一半的中等学校设有经济学、商业学、簿记、打字、速记等工商经济类课程，甚至在高等小学中，也有31.7%的校（科）设有商业课。商人积极介入教育，推进了学校民主化管理。在商人开办的专业技能学校中，商人直接管理或由商人聘请德才兼备的士绅参与管理者居多，也有商人组建校董会，另聘有声望、学养和办学经验丰富者担任校长和校监。如江苏省经纬业商业学堂，设学董5人，校长1人，学董由业董兼任，分管稽查会计诸事，只尽义务不支薪水。上海商人、水木业领袖杨斯盛于1905年创建“浦东中学”，开设有实验、画室、木工等课程，商人李平书、顾次英、陆家骥等人曾任校董，黄炎培则被聘为校长和校监。这种商人投资兴建、专业人士参与管理的方式，使得学校管理民主化、专业化程度较高，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商人积极参与近代教育改革，不仅为自身发展培养了大批实务人才，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商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名义上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与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初社会逐渐稳定，西方列强因忙于一战而使得中国民族经济获得较为宽松的外部空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现代工商业人才需求激增。为迎合工商界人才需求，1912年9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其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并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实利教育”旗帜鲜明强调教育服务社会经济，是与当时工商界人士的极力呼吁相适应。商人介入教育的成功经验，大大提高了其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1912年11月，全国工商会议在北京召開，各大商会不仅派代表参加，还提出了100多件议案。1912年与服装业有关的几个工商行业的资本家联合行动，向政府请愿要求“维持国货”，以“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为宗旨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后来不少企业、商号和工商团体先后加入，至1919年，加入该会的工商界团体就有12个、企业62家、商号29家。该会逐渐演变成为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包括社会其他阶层人士在内的群众性爱国团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推广国货、振兴实业的活动，推动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民国期间政府多有更迭，其教育主张各有不同，但除了袁世凯当政出现教育倒行逆施及抗日战争期间战时特点突出以外，在工商界人士的推动下，从总体上看，民国期间的教育政策基本上以服务工商业经济、培养实用人才为主。更为关键的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是民主性与平民化，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商界、学界联手对内反专制、对外反侵略，大大加速了中国民主化进程。虽然中国商人隶属的资产阶级因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等，无法承担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历史任务，但他们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以此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四、结语
近代是中国社会重要转型期。中国近代社会内外交困，东西方文明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教育体系逐渐打破，教育成为包括国人寻求强国御辱、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切入点。商人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在促进近代教育革新、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社会变迁，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并渐趋完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逐渐形成，这一由政府倡导的社会变迁必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面对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变迁，必须重视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厘清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重视商人等各个社会群体的作用，处理好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促使我国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早日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