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企业都乐意讲企业文化,这使得以赚钱牟利,乃至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似乎有了文化品味。这也是我国企业同国际接轨后的一种现象。然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多元的世界、多元的社会中,价值观也呈现了多元的倾向。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西方的企业家谈企业文化时往往三句不离本行,把文化看作“资本”。所谓“文化资本”是也。文化作为资本,进入企业运作时,目标是增值。换言之,文化资本旨在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企业文化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是人际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怎么处理呢?西方企业有一门学问就是“人力资源管理”。直截了当地说,劳动力是当作资源来管理的,是把劳动力看作像原料、工具等来管理和挖潜。劳动者只是物,只是流水线上的劳动力,而非有尊严的生命。因此对劳动者的挖潜的最大化就是对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的竭泽而渔。企业家将劳动者作为像原料、工具一样管理,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倘若企业家在自己家庭里也将自己的老婆作为原料、工具等资源来管理,而非用爱来管理的话,大概结局只能是离婚,家庭四分五裂吧。在西方,资方力求对劳工竭泽而渔。然而时间长了,劳工不甘愿引颈就戮,于是抗议,组织工会,举行罢工。资方只得同工会谈判。英文里这叫Collective Bargaining。这一词组准确翻译应为“集体议价”,就是资方与工会就工资、工时、工作条件等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以缓解劳资矛盾。政府为了社会稳定,也被迫支持这种谈判。于是集体议价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种机制。不过,集体议价是劳资双方力量的较量。倘若你强我弱,或你弱我强,往往结果不会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有廉价劳力,缺少民间工会,政府也给外资优惠待遇,自然外资纷至沓来办厂。由于没有集体议价的传统,维护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由于官员只关注地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直线增长,政府官员保障劳工权益的缺位,自然外资企业就会恣意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劳工这一资源竭泽而渔了。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说的:“工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也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商品。在资本统治的地方,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外资企业中的中国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自然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极可怜的弱势地位。今年上半年,富士康频频发生劳工自杀事件是有因必有果的。令闻者痛彻心肺。
　　西方的企业文化的文化因子是“斗”,是以劳资双方的“斗”来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企业文化,叫做“贾道”。贾是商贾的意思,换言之,即“商道”。中国自古以来沿袭的商道从来是以人为本,把人放在第一位。在商业交易中,正如《礼记·大学》中所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易经》讲“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就是说,商道要以仁爱为本位,要以团结人、得人心为财富。“得人者昌”,心中有人,何患事业不成?中国的商道不是“斗”之道,而是“和”之道。中国商人、制造商是把文化看作达致人际和谐的一种价值,而非资本,目标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而非分离。劳资之间、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是相互容纳对方,两者是同体共生,同体共存,是一,不是二。制造商以价廉物美的商品供给消费者,就能得人心。这既能推动社会的经济繁荣,又能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的商道是人道。这人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我平等原则。它是一种人生智慧。做完善了,是一种圆满究竟的智慧。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研究和记取的。这样才能以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而取是舍非。企业文化是什么?或者说商道是什么?或者说赚钱是为什么?它讲的是人生价值观。我国自清朝中叶以后,思想的愚昧,道德的堕落,政治的腐败,外来的欺压,内忧外患,导致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然而,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在引进欧美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同时,仍然继续保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日、韩的企业文化,或商道,其文化精神的活水源头来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成为它们企业的内在生命力。日本当代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强调企业文化是关怀之心和爱心。对这企业文化的精旨,有一分自觉,就有一分智慧,就有一分德性,就有一分的企业精神。日本人往往以全体为荣,不以个人为荣。日本的企业像一个家庭,老板与雇员能在困难的时候和衷共济。所谓“家和万事兴”,“和”才有力量。这都是受中华“和”文化的影响。韩国数年前出版了崔仁浩著的名为《商道》的小说。这小说开篇所写的是韩国的汽车大王金起燮逝世前一直将19世纪中叶的韩国商圣林尚沃所著《稼圃集》中一句名言“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财物平等如水,为人正直如秤)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伴其终生的座右铭,即他的商道。接着小说以林尚沃的传奇一生作为主旋律。林尚沃的从商哲学是:小生意旨在得利,而大生意旨在得人。做生意,得人胜于得利,这才是做生意能得到的最高利益。小说作者认为这一思想源自《论语·里仁》中“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个人利益行动,会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不过,笔者以为,准确地说,这一思想源自《周易·系辞》的“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仁曰财。”林尚沃一生恪守的金科玉律是:商道第一条的“生意就是人,人就是生意”,要“重于义而轻于利”。林尚沃在他的《稼圃集》中引述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诸如老子、孔子、司马迁和范仲淹等的话,如他提到《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等等。小说《商道》的主人翁强调赚取人心,获得人心,金钱自然就来了。真正的商道是人道。恪守人道了,钱就来了。也就是说,要利人利己,利人才能真正利己。
　　日本和韩国自古以来崇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恭敬地学习儒、释、道的学说。如今,是我国企业家应该重新领悟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和商道的时候了。中国自古以来把商道解释为从商的正道、正法、正学。中国自古以来有天下观念。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天下人的学问。道是天下之道。天下就是全人类。商道就是天下之公道。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天下之道为商道。我们千万不能学美国的那种以个人、英雄主义论兴衰的企业文化。其实,中华民族的商道并非是高高在上的庙堂钟鼎,不是虚无缥缈的。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将此心比他心。这是既平凡而又伟大的。经商是得人心,义利结合,自然就能赚钱。你生产的或销售的商品价廉物美,又适合大众的需求,大家愿意买,这就是得人心。你不利他,怎么可能利己。商道就是遵守商业、企业的规则,又合乎道德。商道讲的就是一种承担。这要从心地修养做起,将慈善信念融入企业文化之中,应用于日常企业运作之中,以慈善信念来提升企业文化的精神境界。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对外会真诚地支持社会上的慈善事业,经过感恩,回馈社会。这样的企业家和他的企业就会有中国文化的灵魂。没有这灵魂,就不会有长久的根基。倘若你的企业文化以慈善理念为核心,这就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自尊、中华民族的德性、中华民族的智慧。企业家要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智慧的传承。倘若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无知,那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就不配做中国企业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儿女的根,也是中华企业家的根。领悟了这一点,就懂得了中华民族的内蕴是什么,才会有内力。中华文化强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统一体,是五而一的。仁中包含義礼智信,智中包含仁义礼信。中华民族文化也强调仁智勇,它们是三而一的。有智有勇才是仁,有仁有勇才是智。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必然是内在的精神文明和外在的物质文明共同和谐地成长。企业有以慈善理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会有利于端正社会风气、净化心灵。企业文化不只是企业的事,它关乎全社会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发扬中华民族固有道德和智慧的大问题。
　　中国要人人具有儒、释、道古圣先贤的智慧,需要长期的、耐心的教育。人有贤与不肖,但都是人,都可以教育,如孔子所言:有教无类。学习中国传统的商道或企业文化,需要“生处要熟,熟处要生”。我们现在熟悉的是以贪欲为基础的弱肉强食的哲学、个人英雄主义和急功近利。我们陌生的是仁义礼智信、你我他的同体共存和利己利他、广结善缘的智慧。我们要把那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变成陌生,把我们不熟悉的社会责任、道德之心等从生疏之处抓回,使之变熟。劳资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用“和合”来调解。胡锦涛同志提倡的“社会和谐”观念是前有古人、后必有来者的伟大的人文精神,需要我们恭恭敬敬地、脚踏实地地践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包围之中。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说过:“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国土。”当今,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体现中华民族智慧的商道,但要获得全面的社会效果,需要我们长期的、自觉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精神,加强法制建设,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增强法律的强制力。外资和私营企业中的劳工应建立起自己的能维护自身权益的民间组织,根据中国实情,有分析、有取舍地引进西方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仪价”、“集体协商”机制。我国当代杰出的外交家吴健民在担任驻法国大使时,曾调研过西欧的劳资关系状况。他认为二战后西欧国家逐渐建立了一套调解劳资矛盾的机制,而荷兰做得比较好。他曾经写过《荷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一套缓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的报告。这套调解劳资矛盾的机制的要点是:1.雇主与工会之间协商集体劳动契约;2.企业内劳资协商;3.雇主协会与工会在劳动基金会内协商;4.经社理事会内的协商;5.政府与劳资双方每年春秋两季协商会议。这一报告对荷兰的这套缓解社会矛盾机制进行的评估中,指出其长处是:1.及时化解劳资矛盾;2.避免政府被事事推到第一线;3.政府不花钱;4.发挥独立人士(专家、学者)的独特作用。(具体内容参见王凡著《吴健民传》,2008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美国领导人巧舌如簧地不断鼓吹“经济全球化”等等,其实质是要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同样的,美国的企业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短期利益最大化已经强烈地冲击中国。原本有智慧的中国人反而舍弃中国固有的智慧文化体系,却以西方为师、以美国为师,其结果,正如古德所言:“我眼本明,因师故瞎;我眼本正,因师故邪。”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高盛欺诈门”在中国的种种劣迹,诸如致国企巨亏、使我银行资产被贱卖和推高中国经济泡沫等等。现在到了“知非即舍”的时候了,即舍弃美国的个人主义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文化,回归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的商道。我们的企业家要明辨是非,要有前瞻的眼光、开阔的视野。现在整个世界已经到了人类生存危机的地步,我们的企业家在内忧外患的时候,若不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从商的智慧。对于人类生存危机,西方是靠发展科技。然而在美国,科技成就水准急剧上升,但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加。其实,人类生存环境最大的污染是来自人类的心灵的污染。西方的科技能解决人心的污染吗?中华民族文化强调人类环境污染是人心问题。解决环境污染要正人心,其中包括企业文化要以慈善理念为核心。媒体上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其实质是美国称霸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世纪并非是中国称霸的世纪,应正确理解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回归并得到全人类认同,以应对人类生存危机的世纪。英国杰出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解決21世纪的问题,只有借助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诚哉斯言,确立企业文化以慈善理念为核心,其终极意义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