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翰凯奇独特的美学观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并且在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的青年作曲家。他对于音乐本体论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其作品《变化的声音》和《4分33秒》都成为了体现凯奇思想的代表作。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禅宗；境界
　　
　　在作品中使用“中国因素”的作曲家，都令笔者充满了好奇，从马勒的《大地之歌》的诗词古韵到普契尼的《图兰朵》中的民歌曲调，从斯特拉文斯基的《中国进行曲》到齐尔品的《向中国致敬》，笔者一直在寻觅西方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着迷的根源。这应该不仅仅是对异国旋律的喜爱，也不仅仅是对五声音阶的偏爱，直到发现了约翰.凯奇，才解释了所有的不解与困惑。
　　在中国传统美学熏陶下的中国音乐以它独有的韵味深深地吸引了西方的音乐家，独特的诗词歌赋，异国风情的民歌曲调，使西方音乐家充满了好奇，那是有西方理性的哲学思维解释不清的，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中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中国乐曲的“深邃”是含蓄而神秘的，只能借助直觉悟性。
　　初识凯奇是在听到乐曲《4分33秒》时，除了震惊外，也在疑惑为什么有如此叛逆之行为作品，在岁月的流逝中反而成了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作品。再次加深笔者对凯奇的兴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书中对于谭盾的种种评价，多次提到了凯奇的美学观。
　　资料中显示：凯奇被誉为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界的“音乐哲学家”，他的思想及创作对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现在也在影响着中国。东方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哲学著作《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中国古代典籍《易经》、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在极度失意的困惑时期，是这些东方古老的哲学书籍使他找到了方向，从此，音乐的创作达到了高峰期，对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兴趣大增。
　　凯奇对于中国古老典籍《易经》的神秘深入了解之后，将其思想与自己的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音乐语汇的选择采用《易经》占卜的方法，这是他接受《易经》思想的切入点；用“八八相重，成六十四卦”的方法组织音乐图标；借用《易经》中的阴阳理论来设计音乐。对《易经》方法的借用，产生了三种创作办法，简单而易行，使作品充满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音乐有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这可以说是偶然音乐作品的开始。
　　禅宗对于凯奇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他的《无声》文集就十分彻底地论述了自己的这一感受，并且影响了后来的很多音乐家，如谭盾的作品《乐队剧场》中休止符的运用，由指挥家在那里指挥休止符的力度，一时间众说纷纭。我想这应该是受凯奇的“有声”“无声”观念的形成，《变化的声音》之前是凯奇的“有声”阶段，之后进入了“无声”阶段。1952年，在凯奇的著作《无声》（silence）中，他非常清楚地阐述自己的音乐观和哲学观是一直受到了中国老庄思想的影响，他推崇《老子》的“大音希声”音乐审美观，赞同“无声”与“自然”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并写到“音乐不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明显的目的，它可以无意义的存在，可以有声，或也可以无声，而且不管是传统音乐性的或是其他形式的，所有音响都是合理可接受的”。
　　凯奇所说的“有”和“无”是禅宗哲学的基本思想，即第一义在于不可言说，“有声”和“无声”就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凯奇是视声音为一种从“有”到“无”的“佛性”。声音自有各自的佛性，它最高境界就是“无”。正是在禅宗思想的驱动下，凯奇上演了《4分33秒》，这部作品与禅宗思想保持的密切联系，用凯奇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我的创作中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个演化的过程，一开始我的作品可以视为有表现对象的，当时我尝试来说明一些关于说明我作品的事情。但是后来当我接触到印度，变化就此开始。而最后我接受中国时，我改变了说明事实的做法，我再不说任何事物了。无声，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表达，为什么还要去表达什么呢？”学习禅宗之后的凯奇开始了禅宗式的生活态度，他多次提到“顿悟”的问题。顿悟之后得到的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现象，也就是真谛。
　　对于凯奇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渊源，如果有了以上的认识，再去了解《变化的音乐》与《4分33秒》就会感到乐曲本身不再是空穴来风，而是哲学思想在音乐中的一种表现，关于“有声”和“无声”二者的结合，凯奇可谓是用心用力，乐此不疲。并且在这位先锋派的音乐家手下，中国的儒家经典《易经》在二十世纪的新音乐领域中不断散发出勃勃生机。由于笔者撰写水平和篇幅有限，本论文亦可能存在考虑欠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钟子林.20世纪西方音乐[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宋谨.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毕明辉.20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