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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60年来,上海市文联践行“联络、协调、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与广大文艺界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运用各种平台与形式,开展活动,创立品牌,举凡“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美术大展、上海书法大展、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作家艺术家下生活采风、维护文艺工作者合法权益……其间,涌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意味深远、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值得以纪念性、写实性、艺术性较强的散文形式加以收集和总结。
自从今年3月“我与文联”征文活动开始以来,响应踊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文学艺术家不顾年事已高、天气炎热,纷纷慨然动笔,表达对文联的深厚感情。这些短文,见证了文联历史,深具史料价值。本次征文活动,将形成《我与文联——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文集》,收录125篇征文。在此,我们刊载其中10余篇以飨读者,共襄盛事。
上海首届文代会的主题——团结、创造
刘厚生
1950年7月24日至29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上海首届文代会召开时,是上海解放以后的一年零两个月,全国首届文代会召开后的一年。此时上海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形成了大致框架。就群众团体来说,各文艺门类已产生了好几个协会,但其组织体制与现在相比,有所不同——除文学、音乐、美术和舞蹈四个工作者协会外,戏剧与电影合为一个剧影家协会,戏曲则与曲艺、杂技合称为戏曲改进协会。另外还有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这些团体在过去的一年里,已分别做了不少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更加希望尽早成立一个能够更广泛地团结全市文艺工作者,更密切地交流、互助,更有力地推动文艺创作的文联。成立文联,也可以与全国文联、各协会的体制一致起来。
由于人心所向,首届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十分顺利,只消两个月时间就水到渠成。文代会代表531人,加上列席嘉宾和工作人员将近千人。这些代表是由上述几个协会选派出来的,此外还加上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代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强调团结,既体现在代表人数上,更体现在代表的代表性上。代表名单中,老中青、左中右,领导、职工乃至基层艺人都有代表,比如音乐界有刚从育才学校音乐组毕业不久的小青年陈贻鑫,杨秉荪,也有国民党党歌作曲者程懋筠,还有写流行歌曲的黎锦辉;戏曲界有梅兰芳、周信芳,也有跑龙套的姜振海,以及街头艺人徐和其、方钧,包含了大小十几个剧种;文学界则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也有“鸳鸯蝴蝶派”作家……文艺界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份名单体现了高度的代表性和高度团结的精神。
大会的总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冯雪峰、巴金、梅兰芳。开幕式的执行主席是周信芳,冯雪峰致开幕词。夏衍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大会作了他亲自撰写的主旨报告《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表明了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方向。他的报告,总结了一年多来上海文艺工作的成就,也指出了不足,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上海市领导陈毅、潘汉年等同志的肯定。
大会的高潮,是陈毅市长的形势报告。此前,早在上海全部解放不到十天,即1949年6月5日,陈毅就在青年会八楼大厅召开过一次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当时有200多人参加。陈毅酣畅淋漓地作了四个小时的报告,震动了上海文教界。夏衍说,很多人由此成了“陈毅迷”,确实如此。文代会上,陈毅的报告依然是一口气四个小时,从国际形势、朝鲜战争一直讲到上海文艺工作。他也谈了团结和创造的问题。陈毅的讲话风格气势豪迈开朗,幽默而又细致,报告结束后,大家在讨论时都是心潮澎湃,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
文艺界的团结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次大会人数多,为了让代表们充分发言,大会分成了23个小组。无论是大会还是小组会,代表的发言都十分踊跃。其中有不少人谈了解放一年多来的感受,不少人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更有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确实是群言煌煌,民主风扬。同时,许多报刊纷纷约请代表撰写文章,发表见解。其中周信芳写了一篇题为《新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
不过,当时在文艺创作方面,确是很少有重大作品出现。上海解放不过一年多,作家艺术家们刚刚接触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刚刚开始学习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因此,优秀作品不可能一招手就是一大片。夏衍报告中举了一些作品,今天回想,那些作品的水平其实不高。因此夏衍强调大家“勇敢地创造”,确是当务之急。我想,不仅在那时,就是在当今、在未来,我们都始终应该“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
译协缘来
欧阳文彬
上海,历来是文学艺术家藏龙卧虎﹑群英荟萃之地。1949年5月解放后,原先留守“孤岛”的文艺工作者和来自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从解放区南下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重视、爱护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为着建设新中国这个伟大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文艺大军,去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翻译工作者协会正是这支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共有18名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是其中之一。
我自幼爱好文学,特别爱读外国文学作品,由此萌发了学习外语、从事翻译的愿望。除了在学校攻读的英语、世界语之外,我还业余自学俄语。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先后在桂林、重庆和上海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刊物发表译作。解放后,我作为翻译家董秋斯的助手,参与了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这个工作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交给董秋斯的任务,为的是把长期分散单干、各自为政的翻译工作者们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开始与翻译界的朋友们商讨、议论,为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作了充分准备。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董秋斯就联络了沪上知名翻译家刘思慕、姜椿芳、陈原、郑效洵、叶水夫等四十多人作为发起人,于6月19日召开了翻译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会议。会上,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被任命为秘书长。译协主要通过发起人的辗转介绍吸收会员,还有不少翻译工作者主动前来申请入会。由于翻译工作者大多是“单干户”,有的人历史比较复杂,水平也参差不齐,审查会员资格的工作比较费事。经过商议,董秋斯最后拍板——译协是群众团体,是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要求参加的人多,这是好事,译协不能把入会的标准定得太高。他还说:“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人家现在主动靠拢我们,我们就应该欢迎,至于业务水平,是可以提高的,译协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会员提高业务水平。”他的这番话,其实正充分体现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此,译协会员的队伍迅速扩大。
1949年11月13日,译协召开成立大会。到1950年7月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译协的会员人数已达二百余人。后来,译协还吸纳了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翻译名家参加,实际上,协会会员的范围已扩大到全国,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
译协原先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人员。我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译协的联络处就设立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开明书店编辑部,来往信件由我负责收转。于此同时,董秋斯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翻译刊物《翻译月刊》。编辑部也没有办公地点,是附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世界知识》杂志社里。董秋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既负责处理译协的各项事务,又主持刊物的编务、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对等工作,“一竿子”干到底。这样,他就几乎没有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翻译工作了。他说:“我宁可少译一些东西,也要把译协的工作做好。”
1950年下半年,董秋斯调往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主编《翻译通报》。译协主席由副主席刘思慕继任。
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后,上海市文联成立。译协作为市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巨鹿路675号二楼,还设了专职驻会干事。译协的发起人及一些主要成员,后来陆续调往北京,《翻译月刊》也迁往北京。我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不再过问译协工作了。
光阴荏苒,翻译事业日益繁荣,翻译界人才辈出。翻译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上海翻译家协会,工作蒸蒸日上。回忆往事故人,当年发起创建译协的翻译家们大多已经作古。不过,他们在这条路上洒下的汗水、留下的足迹、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文联和剧影托儿所
黄宗英
我第一次去找文联机关,是为剧影托儿所的事。
解放后的第一天,在吕复同志的敦促下,剧影协会成立,并在浦东大楼办公。在剧影协会之下又组成了剧影妇女委员会,吴茵任主席,黄晨和我在福利部工作。当我们去各个剧种剧团的后台调查时,经常可以看见扎着靠的女演员们撩开笨重的戏衣,为婴儿喂奶。一些小孩子在后台的衣箱上睡觉。为解决她们的困难,我们开始筹备起了剧影托儿所。
我们首先组成了剧影托儿所理事会,理事有越剧界的袁雪芬、沪剧界的丁是娥、淮剧界的筱文艳等。为筹集托儿所的开办费,我们举办了大型义演,还义卖了张乐平手绘的三毛头像。然后,我们在上海四处寻找合适的房子,作为托儿所的地点。我们看中了巨鹿路681号一幢三楼三底的空房,这间房子带着一片空旷的大院子,正好可以放置滑梯、跷跷板、秋千架等物。我找到这幢房子的代理人潘先生,他是已去香港定居的房主人的外甥。潘先生表示,租房可以,但681号是要和隔壁675号一起出租的。
于是,我们到隔壁675号看了一下——好大一座考究的三楼洋房!宽敞的楼梯、漂亮的大厅,花园里有喷水池,有美丽的石雕像。我们心想,一个小小托儿所,无论如何用不起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房子。
我们灵机一动,就去找文联。
后来,文联租下了巨鹿路675号。因此,我们的剧影托儿所才得以租下了681号。《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捐献了娃娃房和大型积木,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剧影托儿所(幼托)就有模有样地成立了。托儿所的成立,为众多女演员扫除了后顾之忧,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此后,我们又在延安西路办了第二托儿所(婴托)。
六十载春华秋实。在文联的庇护下,我忙忙碌碌地为文艺界做了点滴实事。
我感到十分欣慰。
有益于人生 给人以愉悦
钱谷融
我一向是教书的,很少而且也不大会写文章,只是在外界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偶一提笔。《论“文学是人学”》写于1957年2月,是为响应学校举行科学讨论会的号召而写。同年10月看了一些批判文章以后,我又写了《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意在说明自己当时的想法。1962年公布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文艺界开始活跃,我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敦促下,又动笔写了几篇东西,包括该年9月写的《管窥蠡测》。“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欢喜雀跃之余,情不自禁重新提起了搁置多年的钝笔,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时,由于篇幅关系,编者在征得我的同意以后作了删节。那些被删掉的部分,后以《〈木木〉与典型化问题》为题发表在1979年11期的《上海文学》上。后来,我又把两者合并在一起,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我写的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曾经受过许多批评乃至批判。我虽愚昧,还不至于狂妄到会认为自己的文章都是正确的、批评不得的。而且,我也从不认为过去对我的批评一概都是错误的。我的态度是,对于那些严肃的、切实的批评,不管它有多么尖锐、多么刺耳,我都热诚欢迎,衷心地愿意认真听取。但我想,有一点总该是明明白白、不容任何怀疑的,那便是我所写的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其中当然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总也都是属于文艺观点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绝对没有抱着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那些对于我的批判,却大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的“罪行”来批的,并且是不由分说的。回首那段历史,有许多现象的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但那些却的确曾经是事实。
我但愿类似的现象,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几十年来,我虽然一直从事文艺教学工作,但对于文艺实在所知有限,尤其不敢说已经真正懂得了它的规律。不过,我对文艺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文艺当然绝无旋乾转坤的力量,但它却能影响世道人心,在人民的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文艺总该有益于人生,总该能给人以愉悦。
市文联作为全市文艺界人士的联合组织,文艺家的大家庭,长时期来,采用独特而又有效的方式组织大家繁荣文艺创作、培育艺术人才、举办文化活动、满足市民需求,尤其是在营造客观、公正、善意的文艺评论空气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不但团结凝聚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而且为鼓励更多的人们在艺术上、学术上大胆创新,作出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大家都十分感念的。
文联是一个大家庭、大学校、大舞台、大论坛。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护它,为它的发展前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欢乐的正月十五
秦怡
2010年是我们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大家庭——市文联成立60周年。60年的光阴,固然不能算短,但由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展时期,所以我真的有一种岁月如流的感觉。
我想,对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尽管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有关自己事业的事情,但他们不会太多地去想到“文联”这个组织——文联是自然融合于上海的文艺事业之中的,就如春雨润物、秋云行空。
拿我来说,我属于上海电影家协会,而影协就是属于文联的。我每次参加协会的活动,就是参加文联的活动。我觉得,文联是我们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切磋、交流、联谊、维权的重要环节和必要依靠,是广大文艺界人士的联接点。
打个比方:我们在共同创作一个剧本,这个剧本要让人看得明白、产生感动、得到教益,首先必须把前因后果的关系都交待清楚,把其中错综复杂的联接都梳理干净,这样,整个故事的情节与所有人物的作用,也就十分明确了。我曾看一本书上说:“错综复杂的联接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我觉得,文联的地位和作用就像剧本写作时的梳理和联接工作一样,是基础的、必不可少的。正是市文联的同志们长期辛勤劳动和努力工作,不断理清了这个文学艺术“大杂院”错综复杂的关系,完成了文艺工作者之间密切、温馨、有效的联接。如此一来,身处这个“大杂院”的我们才能和谐相处、配合默契、共同提高、携手并进。因此,在市文联成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会像人们为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庆祝生日一样,满怀着一腔热爱和欢喜,道一声“感谢”!感谢文联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包括对文艺青年的悉心培养,对老艺术家们的精心呵护。
我每年参加的文联、协会活动不少,每次都是十分愉悦、十分快乐。不过要说最为欣悦、最为难忘的,则是每年正月十五的新春团拜会。每年到了元宵佳节,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将新春的活力和希望播撒在所有人的心上和眉间。全市文艺界老老少少济济一堂,兴高采烈的场面,自始至终的欢乐,每次都让我心潮激荡。正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会感到——年年有新,个个出彩,许多我从未欣赏到的艺术新人、艺术新作,包括戏剧、舞蹈、美术、杂技……都在此时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新春团拜会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交流会,能使各种不同的艺术品种相互沟通、互相学习,真是一个团结、促进的欢乐大聚会!
陈毅市长与上海美术事业
黄可
我的大半辈子都在上海美协工作,历经了美协由华东美协、中国美协上海分会直到上海市美协的变迁过程。期间,令我最难忘怀的是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结缘上海美术界,以及对上海美术界关怀备至的感情。
上海美协办公室的一堵墙上,至今依然悬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陈毅同志的一幅题词。那是在1955年2月26日,时任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出席由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与上海美协联合举办的《华东地区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式,在观展后用毛笔所写题词的原件——老画家改变手法画新题材,大批青年画家努力创作,均是为祖国建设服务。这是本届展览会的特点之一,深为赞佩。祝继续努力和获得更大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市长题词之前,特向美协工作人员了解了上海美术作品在所有展览作品中的情况。工作人员告诉他,整个展览共有481件作品,其中上海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陈毅市长是看了展览、听了汇报以后,方才挥笔题词的。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就已关注上海美术界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的画家中,先后有沈之瑜、吴耘、黎冰鸿、黎鲁、孟光、翁逸之等前往皖苏地区参加新四军,从事敌后抗战工作。
从他们那里,作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就了解到了一些上海美术界的情况。他得知上海的钱君匋既是出版家、装帧艺术家,又是篆刻家、诗人、散文家和作曲家,是个爱国知识分子,便希望能得到一件钱君匋的篆刻作品。后来,陈毅获悉新四军军部的李仲融正是钱君匋的朋友。一次,陈毅派李仲融前往上海办事,顺便委托李仲融请钱君匋刻印。李仲融来到上海,即去南昌路43弄76号万叶书店拜访钱君匋。钱君匋得知来意,立即操刀刻下“陈毅”两字一方白文印章,由李仲融带回,交给陈毅。陈毅得印,爱不释手,多年以来一直钤用这颗印章,并与钱君匋结下了友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奉命前来上海接管。进入上海市区,稍作安顿,陈毅忙里偷闲,便要接见早就神交的钱君匋。一天,陈毅派秘书来到钱君匋家中,钱君匋得知陈毅要接见他,非常高兴,激动之余又操刀为陈毅刻了朱文和白文两颗石质名章。
当钱君匋按照约定时间进入陈毅办公室的大房间,见陈毅正坐在藤椅上抽烟,办公桌和书架上堆满了文件。陈毅见钱君匋进来,立即起立,与钱君匋热情握手问候。陈毅请钱君匋坐下,向他询问了上海美术界的情况,并提出举行一次上海美术界座谈会的设想,并请钱君匋推荐与会人员。钱君匋略一思索,开列了沈尹默、王蘧常、马公愚、白蕉、吴湖帆、贺天健、陈秋草、丰子恺、钱瘦铁、王个簃、唐云、江寒汀等一批名家,接着将事先刻好的两颗名章送给陈毅。陈毅接过印章,在手中掂了掂,仔细观赏一番后谦虚而爽朗地说:“我没有研究过这门学问,可以说是外行。不过我觉得你刻得很有功力。我以前通过李仲融同志请你刻的一方印,早收到了,很是谢谢!”
此后,陈毅市长委托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及有关美术方面的负责人陈叔亮、沈之瑜、吕蒙等召开了上海美术界座谈会。座谈会按中国画、年画、连环画等不同画种的画家分别举行。在会上,画家们根据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探讨了各画种的改造和革新问题。接着,上海新国画研究会、上海年画改进会、上海连环画工作委员会等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组织画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组织画家深入生活,倡导画家用革新精神创作作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仅以新画研究会为例,当时就有会员139人,大家满腔热情深入新的生活,创作了大量国画作品,在1950年至1952年三年间先后举办了三届新国画研究会作品展,多半塑造新中国的新人物,也有颇具新意的山水、花鸟画。唐云的《晒新谷》,应野平的《接到志愿军的来信》,来楚生的《菜籽丰收》等新国画作品,尤其受到好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漫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实用美术、儿童美术等领域的创作十分活跃,占据全国美术的“半壁江山”。美术创作的繁荣,需要有相应的展览场地展现,让作品与广大观众见面。可是当时上海适合举办美术展览的场地,十分缺乏。上海美协担负着组织上海美术创作、举办展览和学术研究的任务,却因没有固定的展览场地,为寻找合适场地常常像打游击一样东奔西跑,还要将屏风、画框等展览设备搬来搬去,费时费力,影响效率。有鉴于此,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美协和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的赖少奇专门召开理事会,讨论筹建上海美术展览馆的设想,并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要求予以支持和提供适合改建成美术展览馆的建筑。陈毅市长批阅了这一报告,明确表示予以支持。
于是,上海美协几个干部几经调查察看,终于发现了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康乐酒家。此时的康乐酒家已搬迁至东北抚顺市营业,此处房子空置。这是一幢三层建筑,面积宽敞,又地处市中心,十分适合改建成美术展览馆。美协又得知此座建筑已由上海警备区接管,正拟改建成军人俱乐部,便将情况及时反馈到了市里。经过市政府与上海警备区的协商,最后决定将这幢建筑调拨给上海美协。
上海美协喜获消息,即由美术家叶苗进行改建设计,并承包给建筑商动工改建。美术展览馆于1956年8月10日正式落成,采用鲁迅先生字迹雕成“上海美术展览馆”七字,自左至右横排在正门上端,显得堂皇气派。改建后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底楼和二楼各有展览大厅和若干展览小厅,总展览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曾先后举办《宋元明清画展》、《中国古代肖像画展》、《齐白石画展》、《黄宾虹画展》、《林风眠画展》等重要展览。美术展览馆后花园的若干小厅,设有光明画店,为美术家寄售作品。馆中还设有美术茶座,为美协会员优惠供应茶点,提供休闲会友的场所。三楼还辟出一个厅作为美术学术活动室,不定期举行学术座谈会、报告会等。1986年,上海美术展览馆改名为上海美术馆,并于2000年迁至南京西路325号上海图书馆旧址。
钟望阳的“铺路石”精神
姚征人
第一次看到钟望阳,觉得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微驼着背,微陷的双颊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轻声轻气地说话,小心翼翼地迈步。乍一看,似乎不像平常所见的领导干部,倒是个真挚诚恳、谆谆善诱的长者。正是他,以瘦削的双肩担起了重建文联的重担,如同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一样,他从“一砖一瓦”开始,支起文联系统的框架,重设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各编辑部的工作,召集离散的工作人员,此后带领大家做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工作……
在主持文联工作时,钟望阳同志与市文化局的干部们一起,为一大批上海著名作家、艺术家平反,为许多故去的知名人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们为上海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公正的评价和颂扬。
文艺会堂是上海文艺界以文会友的场所,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和支持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解放前的意大利俱乐部改建而成的。“文革”以后,钟望阳同志开始与有关单位商谈,要求将文艺会堂归还文联。经过一年有余的艰苦争取,文艺会堂于1979年9月起分阶段归还给文联。
1979年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上海参加文代会的首项任务就是选举代表。钟望阳同志亲自挂帅,以戏剧家协会为试点,根据中国文联有关代表资格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让全体会员自下而上选举代表,从而将推选代表的讨论变成了一场坚持真理、反对邪恶的自我教育。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各个协会均秉持民主原则,顺利选出了大家满意的代表,并在巴金同志的率领下赴京与会。
为使上海文艺界尽快恢复创作状态,市文联在钟望阳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让广大作家艺术家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正在蓬勃崛起的新生事物。如组团去华西大队访问,参观葛洲坝水电站,举办科技讲座,邀请团市委、总工会作题材推荐报告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领略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开阔了胸怀,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生活积累,进入了创作意境,形象思维在大家的脑中活跃起来。
钟望阳同志生活朴素无华,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从跨进文联大门的第一天开始,他总是早早地来到单位,却往往不是先进自己的房间,而是去各协会和编辑部坐坐,与同志们聊聊工作、谈谈思想,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困难。当听到一些同志对工作有所抱怨时,他总是恳切地说:“我们这一代要做铺路的石头,让下一代在我们铺平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句话其实不仅是教诲我们,而且是他一生奉行的准则。
作为文联领导,他组织了多次采风活动,但自己从未参与其中;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尊重鼓励同行再版著作,但自己从不再版自己的作品;他安排别人去疗养院休养,但自己却长期拖着病弱的身子勤奋工作,从不跨进疗养院一步。钟望阳同志就以这种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铺路石”精神,让上海文艺界复苏起来,重新获得了青春活力。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飞绪丝语忆夏老
周渝生
1999年春节前夕,我首次以一个文联干部的身份拜会老主席夏征农。
车进宛平路11弄,叩门而入,抬头只见九十五岁高龄的夏老从二楼缓步而下。他只用左手稍稍扶栏,步稳履健,神清气爽。在与我和几位同事一一握手之后,他连声说:“老朋友啦,欢迎,欢迎!”
落座寒暄之后,我便提出要向夏老汇报文联工作。夏老略一沉吟,对我说,你到文联工作,这很好。你本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又在文化局工作了那么多年,对文化艺术工作比较熟悉。希望通过你的努力,把文联工作提上一个台阶。至于具体事务,你们这些在任的同志去做就可以了。我退了好多年,对文联的情况已不太熟悉,也没什么意见可提,你就不用对我讲啦。然而,聊着聊着,话题还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转到了文联的工作上。我故作随口谈来,而夏老却听得十分认真,还不时插话说,文联工作十分重要,也非常复杂。当文联的领导不易,须要协调和处理好上下、内外、左右等等关系,要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关心老艺术家,提携年轻人才,积极开展理论研讨、促进创作繁荣发展,努力实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的宗旨。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我们起身告辞。夏老满面微笑送我们到了门口,忽然打趣地说:“说好不谈文联工作的,没想到,尽谈文联的事啦!”我说,您对文联那么有感情,我怎能不谈呢!夏老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知道,在对文联的深厚感情的背后,是夏老对党的文艺工作、文化事业的无比热爱和真诚奉献。1984年,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第二书记的胡立教与他谈话,希望他能去文联工作。夏老当即服从组织的决定。后来有人劝他,年龄大了,少管点事,好好保重身体要紧。夏老听了笑道,我可没想到自己老,反觉得精力更加充沛了,要把被夺去的时间再夺回来。
正如夏老所说,他担任文联主席以后,“一边尽力工作”,为广大文艺界人士服务;一边“挤出时间学习”,积极参与一些重大文艺话题的讨论。他写文章、作报告,写了几十万字的政治、文艺论文,还有一百多首诗词……回顾在文联的工作,夏老曾十分欣慰地说:“事实证明,我没有老;或者说,我人老了,但心没有老。”
夏老思想深刻、著述丰厚,却并不赞成有人称他为“著名作家”、“文化老人”,他认为这些称呼都不符合自己的志愿、行为和实际。在他的七律《六十述怀》中,第一句就是“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即是书生,又是战士;既搞政治,又搞文艺,是一个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这个志愿,这个定位,正是夏老一生不懈学习,坚持真理,长久保持旺盛精力,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而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源泉。
1999年春节过后,在3月2日举行的上海文艺界新春座谈会上,夏老欣然受邀出席,并在会上作了讲话。
在我从事文联工作的那段时期,夏老经常参加文联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如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大会、中国上海第五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海民间艺术博览会等等。他以九十多岁、百岁的高龄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剪彩、挥毫题写,都充分表明他对文联工作的关心、支持丝毫不减,对党的文艺事业的热情、投入丝毫不减。
我每次看望夏老,都会向他汇报文联的工作,他每次都非常乐意地听取,并不时打断我的叙述,或询问,或补充,或发表看法。如今回想起来,我与夏老之间的话题,大多是围绕着文联的工作展开的。夏老博闻强记,思维敏锐,时出睿智锋芒之语,往往说中肯綮、点到命脉,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每次向他致谢,他总会笑着回答:“你说我对文联有感情的嘛!”
夏老学养丰富,造诣深厚,成就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领域。在我的书橱中,并排放着一列夏老的著作——《征农诗词选集》、《不成调的歌》……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夏老为我的亲笔题字。2002年春,当他把一本新出版的《杂家者言》递到我手中时,笑着说:“杂家者言,杂乱无章!”夏老自称“杂家”,他常对我说,他只是一个“为文化界打杂的打杂工,好比京剧舞台上打旗子、跑龙套的”。但他随后强调说:“我这个旗子、龙套,不是为帝王将相打的、跑的;而是为党的文化事业、为人民群众跑的!”打杂工也好,打旗子、跑龙套也罢,固然是他的自谦,但更是他的愿望、他的原则、他的理想。是的,为了党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夏老什么都愿意写,什么都乐意说,什么都锐意做,他真是一个执著坚定、可敬可佩的革命文化老战士。
飞绪丝语,谨寄我对夏老的缅怀、感念之情。
回忆治淮
吴宗锡
1951年秋,市文联组织了上海市文艺界治淮工作队,开赴淮河。工作队队员都来自上海文艺界,包括电影导演赵明、葛鑫,画家丁浩、林学夫,歌唱家姚牧,诗人廖晓帆,儿童剧导演胡德龙,戏曲编导傅骏、朱铿、冯春尼及部分越剧老戏师傅。另外还有市文联、市文化局的干部吕君武、王勤仆、毛铁民、吴嫣等,由上级调派的剧工团和人民评弹团演员张光茹、熊雪岑、庄则敬、严翔、周予和、王善树和刘天韵、蒋月泉、朱慧珍、周云瑞、张鸿声、姚荫梅等,加上后来派来的电影放映队,浩浩荡荡共八十六人。工作队由杨村彬任队长,司徒汉和我任副队长。
工作队于1951年11月下旬出发,先到位于安徽蚌埠的治淮总部报到。经总部分派,我们先去五河县疏浚工地,后又到金寨县佛子岭水库工地。整个治淮工作,历时三个月二十天,任务完成,全队于次年三月份返回上海。
在治淮工地上,我们住的是茅草铺地、高梁杆搭的工棚,吃的是杂粮,十分艰苦。特别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河面冰封,用水一度发生困难。然而文艺家们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运用各自专业,宣传治淮意义,鼓舞民工情绪。而且,还在工地上接触到了原始的花鼓灯歌舞,采集到了不少民歌小曲。队伍到了金寨县,我们曾组织小分队去大别山麓革命老区访问。后来,听说水库工地附近抓获了一个国民党的空降特务,大家的心情都很振奋。杨村彬以此为题材,编了一部短剧,由剧工团排练演出。司徒汉、姚牧、廖晓帆和我编写了《佛子岭颂》组曲,经谱曲排练,回沪后作了汇报演出。人民评弹团演员回沪后,根据他们深入生活的真情实感,集体编演了新书目《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部首创的中篇评弹受到听众热烈欢迎,破记录地演出二百多场,听众超过十万人次。
参加治淮,文艺家们在思想、感情上的收获是大的。在总结中,我们这样写道——
与工人、民工的优秀品质、先进事迹相对照,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许多缺点和不足。有些同志,为过去对劳动群众的冷漠和轻视而深感愧疚。我们也曾帮助民工们学习文化,教唱歌曲。女同志们曾为工农兄弟晾晒被盖,缝补衣服。很多在上海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同志,跋山涉水,扛米搬柴为工地搬运物资。当发现行道木桥、桥堍松动时,同志们便主动找来石块,垫土加固。一次河水上涨,河中央的钻探工人遭遇危险,几位年青同志冒着倾盆大雨投入了营救队伍。总之,在工作中,大家逐渐建立并加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治淮归来,队友们个个意气昂扬,精神焕发。我们彼此增进了友谊,此后相逢都倍觉亲热。其中,有在工作中产生进一步合作的,更有恋爱而结为伉俪的。对于组织大家参加治淮工作的市文联,无不心存感激,怀着一份亲切、珍贵的感情。
记大屯煤矿之行
王周生
1995年9月15日,我参加了市文联组织的上海文艺界赴大屯煤电公司参观团,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
我从未去过煤矿,对于煤矿工人的生活仅是从书本和电影里知道一些。我想,能有机会走近他们,看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听听他们的声音,是对我非常有益的事情。在火车站候车室,我看见乔奇、陈述、严翔、于飞、童双春、李青、崔建平、蔡金平、孙爱珍、敖德木勒以及其他著名书画家、摄影家们一个个提着行李走了进来,能和这些我所仰慕的,平日只能在电影、舞台和报刊上看到的艺术家们同行,我感到非常荣幸。
16日、17日,我们参观了大屯煤电公司、大屯洗煤厂、大屯电厂,下了矿井,并与大屯煤矿工人举行了联欢活动。煤电公司的规模如此之大,令我大开眼界。此前,我从不知道开采出来的煤还需经过冲洗,洗去煤灰后再挑选出精煤。我也从来不知道煤矿底下竟是如此深广,简直是一个黑暗中的城市。那天,我们每人都换上了深蓝色的矿工服,戴上矿灯,拿着急救包,从地面乘电梯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下,然后转乘轨道电瓶车,足足开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了工人们采矿的现场。采煤的机械化程度虽然已经很高,但在矿下,工人们掘井、打桩、支液压柱,这些都是很重很累的体力活。
矿井里又闷又热。下了轨道车,我们在矿下来回走了六里多路,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滑稽演员李青身材较胖,更是大汗淋漓,我频频问他:“侬吃得消伐?”李青瞪着牛一般的大眼对我说:“我又不做生活,哪能吃不消?”是的,和正在干活的煤矿工人们比,我们只是在矿井里散步而已啊。
带领我们参观龙东煤矿的矿长,是一位高个子的北方大汉。他是66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在矿上干了二十多年,对煤矿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现在好了,承包了,多劳多得,不像从前计划经济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如今的年轻人愿意下矿井了。他指着矿道上方一个个橡皮袋告诉我们说,这些橡皮袋里装着水,万一坑道发生瓦斯爆炸,就得赶紧将这些橡皮袋拉倒,有水的橡皮袋可以阻挡瓦斯的冲击。瓦斯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有时会把成吨的煤冲到坑道口,堵住通道。堵住了通道,也就堵住了逃生的路……
看着矿工们挥汗如雨地工作,我不禁回想起从前在农场的那些岁月,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艰苦。矿工们在矿井里干活,看不到蓝天白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我对矿工们肃然起敬。
我走到高个子矿长身边,想问更多矿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想些什么呢?矿长说起了他的老同学,一个同样从农村来到大屯煤矿工作的老三届。他原本活泼开朗,甚至有些调皮捣蛋,为了落下户口,他和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日日矿下的劳作,一天天生活的压力,使这个开朗的人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前些年,他的母亲病重,于是匆匆赶回老家探望。母亲临终前对他说,你们弟兄四个中,我最喜欢你,你老实,不与兄弟们争财产!送走母亲,回到矿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对矿长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哪有那么好?我哪里是老实?我是麻木,早就麻木了!”说着说着,他放声痛哭……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矿长又说,听到上海有这么多著名艺术家来了,我们这里再沉默寡言的人都露出了笑脸,大家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竭力回想那位矿长的名字,可惜始终想不起来,但他的话,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频频传来矿难的消息,每次都让我揪心,每一次都会想起那位矿长,想起他说的那个“麻木”的同学。我在心里一次次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9月17日晚,大屯煤电公司的礼堂灯火通明,上海文艺家和矿工们举行的联欢晚会已经开始。联欢会的票子十分紧张,礼堂门口挤满了没有票子的人。我们住的招待所里有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曾再三恳求我和王晓玉说,她想下了班以后,跟着我们进去看演出。我和王晓玉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她并成功地带她“钻”进了礼堂。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精彩,乔奇朗诵《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陈述表演《渡江侦察记》中的台词,童双春和李青从台上一直表演到台下,对着跟我们“钻”进礼堂的那位女服务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引来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那几天,上海的艺术家们走到哪里就表演到哪里,都会被人们追着、围着,被人们请求签名。我们几个作家什么也不会,只能送上自己的书,每人在台上讲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叶辛说:“《孽债》已成为过去,我会写出更好的作品。”王晓玉说:“《紫藤花园》很好看,我还会写出大家爱看的新作品。”李伦新说:“我的《梳头娘姨》要拍成电视剧了,希望大家喜欢。”剧作家姚扣根说:“大屯有着无数个小故事,希望大屯的小故事都成为一本本好看的书。”我呢,想起了矿长对我说的那番话,心情复杂,心想:“文学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们写的书有多少力量呢?我不知道。”望着台下的观众,我慢慢地说:“虽然文学如今不太景气,但是,如果你喜欢文学,今年二十, 明年十八 !”大家笑了,笑得有点苦涩。
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前的一幕幕还在眼前,矿长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去大屯的艺术家们呢?陈述走了,于飞走了,乔奇也走了!乔奇回沪后,曾在电话里教我朗诵那首《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洪钟般浑厚的声音一字一句从电话那头传来,令我的心阵阵震颤。
如此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个个地走了!幸好,我们留住了他们的声音,留下了他们的影像,更重要的是,我们留下了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体验着,并收获着
汪齐凤
自成为舞蹈演员的那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舞蹈,痴迷于舞蹈。长期以来的辛勤努力和不断付出,使我更加坚定了为舞蹈艺术奉献终生的决心。
其间,我忘不了上海市文联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记得在1989年,我非常荣幸地与其他多位艺术家一起,荣获了由市文联主办的首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个奖项,始终激励着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克服困难、勇于进取,取得更新更大的突破。同样由市文联主办的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活动,也成了我的奋斗目标。我深知,“德”是艺术家安身立命之根,“艺”是艺术家成家立业之本,作为一名舞蹈艺术工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艺术奉献,为人民服务。当然,“德艺双馨”的称号只是激励和鞭策,绝不意味着顶点和尽头,荣誉的取得,让我觉得以后的责任更重了,目标更大了。
我还曾多次参加市文联组织的基层慰问、深入生活活动,为工人、农民、部队战士和社区居民演出。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和收获,因为我从中见识了许多、感悟了许多。我觉得,越是深入基层,越是到边远的、贫困的地方,就越能体会到艺术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越能体会“二为”方向和文联宗旨的血脉关系和重大意义。我非常感谢文联对我的信任,为我提供如此难得的机会,让我的思想去锻造、去净化、去升华,让我的艺术为百姓送美好、送祥和、送欢乐。这一切,我都能看得出,也都能感受到。
对于深入生活、慰问演出,市文联每次都高度重视,精心安排节目、仔细挑选演员,力求使每次活动都能成为精英云集、令人难忘的“文化盛宴”。我同样极为认真,每到一地,无论演出条件是好是差,都努力保证节目质量,把最佳的状态、最优美的艺术奉献给各地百姓。热烈的欢迎、全场的爆满、观众的欢呼,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由衷的幸福与快乐。
然而,我的收获,实在要比百姓多得多。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文联将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社会、与民众紧紧联在了一起,使我们始终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共命运,永不掉队、永不落伍。我在这个大家庭中得到锻炼、得到发展,得到欢乐,我体验着,并收获着。我极愿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我极愿意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人民群众,我极愿意用我的绵薄之力,为文联的工作和整个上海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朵纯洁的“白玉兰”
袁雪芬
1995年,市委领导让我接替已经去世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出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白玉兰”已连续举办了五届,评委会在佐临先生主持下,共同努力,把这个戏剧表演艺术奖项办得很有声色,影响力和美誉度日渐扩大和提升。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文艺奖项尽管名气很响、名声很大,但它们的社会口碑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却并不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新任一个尚处蓓蕾、萌芽阶段的戏剧奖项的评委会主任,我感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既要维护“白玉兰”原有的成绩,保持“白玉兰”一贯的风格,更须开拓创新,使“白玉兰”有新的发展。
上任伊始,我向全体评委提出“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原则,并希望所有人恪守这一原则,共同努力将“白玉兰”办成一个最公正、最纯洁的奖项。
十五年来,我和全体评委始终践行着这条原则。于是,时常听到一些演员在获奖后说:“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位评委,更没有送礼、递条子、打招呼,但‘白玉兰’的评委们依然凭我们的舞台表现认可了我们。”我深感欣慰,觉得这是获奖演员对“白玉兰”、对评委会最好、最高的评价。我感谢全体评委对我工作的支持,对“白玉兰”和戏剧艺术事业的爱护和付出,正是我们全体评委和参评演员一起,共同打造和维护了“白玉兰”的品牌,营造了戏剧创作演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白玉兰”以其高雅、纯洁的良好形象,以其繁荣上海戏剧舞台、促进全国戏剧艺术交流、提升舞台演艺水平的作用,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创立不久便成为市政府正式文艺奖项,继文华奖、梅花奖之后全国三大戏剧奖项之一。这充分体现出市委市政府发扬上海这个“全国戏剧大码头”的文化传统,体现“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精神,努力实现把上海建设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目标追求。如今的“白玉兰”,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真可谓花繁叶茂,香飘四海。
十几年来,我看着“白玉兰”由一株幼苗长成一棵大树,倍感欣慰,心存感激。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市委领导、戏剧大师和所有同仁的期望,感谢的是众多参评演员的积极参与、精彩表现,我还要感谢评委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对我赤诚热心的支持,更要感谢所有支持“白玉兰”、热爱戏剧艺术的观众们……我希望:戏剧永远与我们同在,纯洁美丽的“白玉兰”永远与戏剧艺术同在。
很长时期以来,我总是有一个愿望——让“白玉兰”的评奖范围从“表演艺术”向“舞台艺术”拓展,成为一个更现代、更综合的艺术奖项。戏剧本是综合性的艺术,广采博收、融会贯通是其一贯的特长和传统。尤其随着各类文化艺术理念和形式的广泛交流与频繁合作,当代戏剧的综合性出现了空前广泛和丰富的态势,戏剧创作和表演不再仅仅是编、导、演、音乐、美术综合,更有多种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入。戏剧的跨界合作越来越多,演出的另类呈现也越来越多。对此,“白玉兰”奖的评选工作必须加以重视,进行分析和探讨;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做到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因此,我建议不妨对现有市级艺术类奖项进行整合,待条件成熟建立一个综合艺术奖项,使所有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创造,都有被肯定、被赞赏的机会,从而让更多有志于戏剧事业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热情投身到戏剧艺术之中。
从剧场的舞台走向社会的舞台
马莉莉
201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双重纪念的日子——即是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也是我从艺五十周年。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党和政府培养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1960年进杨浦区戏曲学馆沪剧班,从此与沪剧结下不解之缘,在从事沪剧艺术的五十年间,我前十二年在爱华沪剧团,后三十八年在上海沪剧院,是这两个单位培育和造就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前辈、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关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同仁、同学们的支撑和合作,还有广大观众和戏迷的热情鼓励和关爱。
作为一名沪剧演员,我是幸运的。我先后主演了三十多部大戏,其中有《红灯记》,从沪剧版的李铁梅演到京剧版的铁梅,再演到沪剧版的李奶奶;从京剧版《沙家浜》的阿庆嫂演到沪剧版《芦荡火种》的阿庆嫂;在沪剧《少奶奶的扇子》中从女儿刘曼萍演到母亲金曼萍;传承了丁是娥老师的三部名作《雷雨》、《罗汉钱》、《芦荡火种》;主演了曹禺的两部名著《日出》和《雷雨》;主演了大量新创作剧目,如《张志新之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白莲花》、《浦江红侠传》、《寻娘记》、《雾中人》、《风雨同龄人》、《人间热土》、《宋庆龄在上海》等;还主演了许多名剧如《丽人行》、《啼笑因缘》、《洪湖赤卫队》、《石榴裙下》等。1991年,我举办了《马莉莉演出专场》,并把《专场》带到了北京。
在艺术道路的前行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高级别的艺术奖项,还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称号,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还荣获首届上海“慈善之星”称号,2008年被文化部任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我又被聘为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库成员。凡此种种,我都把它看作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它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所从事的事业——沪剧。
今年八月,我历时三年写作(与他人合作)的新著《灯,总是亮着》和《马莉莉沪剧唱腔精选》出版发行。我想,这可算作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我们的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
在伴随市文联六十周年大庆的同时,我也感悟着自己的艺术人生。是的,舞台属于青年人。当年我们的前辈老师想到的、所做的,是将舞台交付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确保沪剧艺术的传承发展;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淡出舞台,这是合乎艺术规律的。然而,市政协、市民盟、市演艺家协会,特别是市文联的精心组织,为我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沟通搭起了平台,使我能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社区等基层单位采风,直接与他们见面,为他们开讲座,为他们唱沪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剧场的舞台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的舞台。尤其是在市文联开辟的“上海市文联艺术家讲坛”上,我更有机会面对往日的观众和听众,将沪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欣赏特点系统地、精心地介绍给广大关心和爱护这一优秀地方戏种的听众们,我能再度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将多年积累下来的艺术感悟更详细具体地传授给关心和热爱沪剧的听众,我也能为沪剧艺术培养更多的年轻听众。每当我站在上海市文联艺术家讲坛的讲台上时,无论是面对社区居民、中小学生、还是机关干部,我的历史使命感再次激励着我,为我钟爱的沪剧默默地奉献、奉献、再奉献!
从无到有的翻译大奖赛
黄源深
上海曾是中国翻译界的重镇,是中国翻译的“半壁江山”,这已是业界的共识。但是到了当代,事态发生了变化。
北京,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翻译人才荟萃,出版力量雄厚,坐稳了中国翻译的头把交椅;南京,译林出版社领思想开放风气之先,为一批雄心勃勃的年轻译者开路,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译坛。上海的译界地位受到了挑战,“半壁江山”摇摇欲坠。上海究竟应该怎么办?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这是若干年前上海译坛的写照。
针对这一状况,上海翻译家协会召集大家商讨对策。大多数意见认为,上海翻译界的条件不差,老一辈翻译家影响犹在,中年翻译家根底扎实,老牌的译文出版社依然是译家的坚强后盾,还有众多高校源源不断地输送翻译人才。我们只要努力,同时假以时日,振兴上海在译界的地位有望。唯独欠缺的是青年译者队伍薄弱,新老交替,出现了断层。此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不少资质优秀的潜在译者转投别路,以致译界有“后继乏人”之忧。培养年轻译者,成了头等大事。
大家认为,要出人才,必须“多管齐下”——多组织活动,“以老带新”;发展年轻会员,不要“求全责备”;要为人才创造条件,提供他们成长发展的机会。在开展以上多项旨在培植新人活动的同时,译协决定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定期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大奖赛。大家认为,这一来可以为青年译者提供“比武”擂台,为译界选拔人才,二来可以培养年轻人对翻译的兴趣,增加翻译的吸引力,三来可以藉此发出上海译界的独特声音,扩大在全国译界的影响。
要办赛事,首先需要解决经费问题。但在当时,无论是协会还是出版社,都缺资金。于是,大家便想到与企业联姻,很快传来消息,说是卡西欧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这项赛事由此冠名为卡西欧翻译大奖赛。
2004年,中国多了一个全国性翻译大奖赛。
大赛开办至今已有七个年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作为培养和选拔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年复一年的大赛使不少原本默默无闻的青年译者脱颖而出,译文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把他们纳入麾下,使之成为其固定译者,为他们的进一步成长创造了条件。大赛引发了不少青年译者的兴趣,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奔忙于商界的白领,都纷纷参加竞赛。赛事举行最初,一位新加坡参赛者拔得头筹,在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下,卡西欧翻译大奖赛在年轻译者中引起极大反响,激发了更多人参赛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主办单位把大奖赛从英语扩大到了其他语种,成为涉及英、日、法、德四种语言的翻译大奖赛。每次参赛人数,也从最初的300多人增至现在的1300多人。更为重要的是,大奖赛扩大了上海译界在全国的影响。如今,中国译协主办的韩素英翻译大奖赛、译林出版社的戈宝权翻译大奖赛和上海的卡西欧翻译大奖赛已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卡西欧翻译大奖赛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影响很大。它从无到有,从有到大,越办越好。
杂技·杂忆·杂想
程海宝
十岁那年,我走进了上海杂技团。
我走上杂技之路,可以说是缘分、是命运的安排——我的家与上海杂技团只隔一条马路,我没什么杂技底子,却不料一考就中。练功老师对我说,学生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于是我连过这一条马路都不敢,每天就是练功、练功。练着、练着,就长大了。五十年了,我把全部身心都给了杂技,以至于得了个“三狂”的雅号——练功狂、比赛狂、工作狂。
杂技为我带来了事业的辉煌,也给我的身体打上了沉重的烙印。我曾因伤入院多次,其中七次是躺在救护车上去医院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妈妈站在我的面前,我身上疼痛,心中酸痛,却是忍痛含笑安慰她。我身上的伤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我将它们视为我的成绩、我的骄傲。杂技,是挑战和超越人类身体极限的艺术,人的意志力的强弱,往往会对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我觉得,杂技艺术表面是磨练人的身体,其实是在锻造人的意志——这是杂技有别于、超越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地方。当然,我所受过的伤、受过的痛,绝不想让学习杂技的孩子们再承受了。艰苦的专业训练必须坚持,但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教学需要探索和实施。我经常形象地对那些埋头苦练的学生们说:“到外滩有很多条路,你们要选最科学、最合理的一条路,去到达目的地!”
回顾我五十年的杂技艺术道路,有许多感慨,更有许多感恩。我的老领导王峰,是上海杂技团的老团长、上海杂协的老主席,他为上海杂技艺术的发展、上海杂协事业的进步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年轻的时候,身上的毛病可没少受王老师的引导和训斥;直至当上了杂技团的演员队长,还常受到他的批评和教育。有次,我在训导学生时一时性急,被王峰老师一眼看见,他当场训诫我:“你啊!心情急,但手千万不要急!”这个教诲,我铭刻在心,如今身为上海马戏学校的我也同样告诫学校的老师们。
王峰老师是一个谦虚谨慎的长者。记得在他弥留之际,对守在病榻之前的我说:“我这一辈子,好事做得不多,错事做了不少。唯一做的好事,就是为杂技做了一点事。”他就是这样一个谦虚、正直、诚恳的老前辈啊!
上海杂协的接力棒,我也是从王峰老师的手中接过来的。参与文联的工作、主持杂协的活动,我深深感到,如今的文联和协会,不仅是上海艺术家之家,更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家、编外演员和外来演员的家。近年来,文联为许多外来杂技演员落实了户口、评定了职称,留住了他们的人,更留住了他们的心,这对上海杂技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全力投入。
祝你走得更好
金星
2008年,我这个在上海“飘”了近十年的舞蹈演员终于正式有了这座城市的户口。
其实,对于户口问题,我一向不是看得很重。许多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四海为家,创作演出的足迹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对我们而言,追求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安身定居则是处于第二或第三位的。
虽然如此,对我的家庭、家人来说,户籍问题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拿到了上海户口,我生活上的许多问题,比如孩子的入学便可得到顺利解决,由此,我就能更专注、更自由地投身于创作演出。解决户籍,等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这让我颇感欣慰。后来我才得知,我的上海户口是通过市文联下属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的“绿色通道”解决的,于是,我便对这个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关注。
艺联对我的帮助,不止于此。在他们的不停奔走下,我的孩子实现了就近入学的愿望。通过艺联的帮助,我还顺利申请到了市委宣传部人才专项资助基金。我深深感到,艺联这个组织是真正为演艺工作者着想、为演艺工作者办事的。
我去过欧美许多地方,在那里,为艺术家提供多种服务、帮助他们专心致力于艺术事业的组织,数量很多,涉及很广,服务很是周到。比如美国好莱坞演员公会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在维护演员各项合法权益方面,作用十分突出。我觉得,上海成立这种性质的组织,表明这个城市具有世界眼光、长远眼光,对城市艺术氛围的活跃、文化品位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艺联的工作起步不久,但那种文化兴旺、艺术繁荣的趋势,完全可以预见得到。对于我们艺术家来说,艺联的成立和运作自然是一个福音。
当然,谈前景不难,做当下非易,艺联的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需要尝试、探索和创新。就说为上海引进艺术人才这项工作,我认为需要防止陷入“摆平”、各个院团“同分一杯羹”的怪圈之中。理想的情况是,不分国营民营,切实支持那些真正在市场中作出成绩,同时又急需人才、可以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院团。要做到这一点,工作就有千头万绪,比如要对院团创作演出、人才使用情况作出公开、公正、公平的评估等等。另外,考虑到许多从事创作演出实践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对演艺市场的情况更加了解,对本专业的现状、走势更有感受,因此我建议将他们充实到对专业文艺人才的鉴定部门之中。
此外,对于服务对象,艺联可以将层次分得细些、再细些,根据会员的不同需求,让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演员们各得其所,安心于自己的事业。
在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五周年之际,衷心祝福文联走得更好,热切期待艺联走得更好。
魂牵梦绕“梁山伯”
褚水敖
在上海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梁山伯”是延安西路238号即上海市文联的戏称。而且,在许多人的心里,这个戏称又是爱称。比如我便是。可能是因为我长期跻身于上海文艺界,更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市文联工作过,这“梁山伯”本身以及与“梁山伯”有关的人和事,经常会勾起我的回思,进入我的梦思,还能激发我的深思。毫不夸张地说,“梁山伯”真是让我魂牵梦绕。
回思“梁山伯”是时常发生的事,尤其在我调离文联之后。调离的时间越长,回思越多。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相处过的文联领导,还有我的同仁,只要工作中以及生活中一有触发,我立即会想起他们。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必定是与许多在文艺界甚至在社会上留下印迹的大事小事裹在一起的。我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过丰富多彩的工作经验,还接受过可以终生受用的文化知识。而他们身上催我向上、助我奋进的优秀品格,更滋润或耕耘过我的心田。不用说,我还会时常想起各种门类声名卓著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我为自己通过工作而能更加方便地成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而非常自豪。比如,文联曾经举办过一次文学讲座,请来著名教授钱谷融演讲。这次讲座名曰由我主持,实际上是让我聆听了一堂由大师级教授耳提面命的文学课。钱先生那次所讲的深邃博大而又明白晓畅的内容,我至今几乎句句印心,连同他慈祥的面容与亲切的笑意。又比如早已名扬全国书坛的张森老师。蒙他抬举,多年来垂青于我,使我在许多方面受到教益。不必说他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熏陶过我,也不必说他的魅力毕具的人格力量感染过我,单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闪现的睿智与敏捷,他思维的变通与语言的幽默,就足以令我浮想联翩,有时甚至激动不已。
“梁山伯”还能激发我的潜意识,让想象中的真实显现在我的梦思里。我曾经做过一个堪称美丽的梦——一座真可以称之为璀璨无比的摩天大楼,耸立在我的面前。这是我从未见过,却是我在文联工作时曾经憧憬过的。我在梦中惊讶地问我身边也在欣赏这座摩天大楼的人:“这是什么楼啊?”他显然比我高明,反问我:“你怎么连刚落成的上海文联大厦也不知道啊?”我不禁在这样美丽的梦里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我也常会梦见上海文艺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人雅士。正是他们,在往昔的岁月里精心打造过各类海派艺术的辉煌。让我梦中心魂震撼而梦醒之后又惆怅不已的,是我曾在一个奇怪的梦里,重游文联大院已经失去多年的花园。啊,这至死也不曾有过名字的花园,因为建造延安路高架而不得不“英勇就义”的花园!那是曾经挺立着饱看百年沧桑却依旧枝叶青青的古柏的;那是曾经一年四季弥漫着各种沁人心脾的花香的;那是曾经弯曲着一条条幽径,可以不时抚慰我们疲惫的脚步的;那是曾经回响着一声声悦耳的鸟鸣,让各种艺术创造的心灵与之共同兴奋活跃的……这可爱的一切,顷刻之间消失了,轰轰烈烈地牺牲了。这花园,长年累月为文联的发展壮大营造过无数优雅芬芳的氛围,当她必须献身的时候,她义无反顾,激昂慷慨!对于她的牺牲,可能不少人现今已经淡忘,但我想,必定有许多人,会把她生前的清美与死时的壮美刻印脑海。能在我的梦中展现她当年的形象,即是她至今依然活在我们心里的佐证。
对于“梁山伯”,我除了有回思,有梦思,还有比回思与梦思可能份量更重的深思。每当我关心上海市文联的时候,关心我如今所在的单位上海市作协的时候,会有种种深思连绵而起。属于上海文学艺术范畴的各个协会的各类艺术,每一门艺术的专家们,伴随着飞速向前的时代的步伐,理所当然应该留下同样飞速向前的足印。在这物质世界不断丰富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道德风尚却在不断崩溃的年月,艺术家们的创造成果还应该有特别精彩的内容。而这足印,这成果,是不会在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树立积极向上、奋勇攀登的雄心,怀揣要以最美的艺术作品提升生民精神品格的情感,从而令艺术家们的主动创造意识真正高扬,各类艺术才会发展、才会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很需要我们不断深思。不仅需要对未来的蓝图进行深思,而且需要对实现蓝图的途径进行深思,还需要对可能阻碍蓝图实现的一些难关进行深思。只要是有利于我们上海文艺不断向前的深思,都可能对上海优秀艺术作品的涌现起催生作用。但深思谈何容易,深思要有深思的能力,而首先要有深思的愿望。多年来,这愿望犹如种子一般埋在我的心里,我只要一想到“梁山伯”,想到“梁山伯”对我的厚爱,以及我对“梁山伯”的深情,它便会油然萌生。
若问我为什么对“梁山伯”时常惦念?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自己在不断耕耘精神的家园吧。而在这一家园里,“梁山伯”的景致真是最美不过了。
文联在我心
纪晓兰
1990年,我加入了上海歌唱家学会,从此便与音协、文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学会会长是施鸿鄂、朱逢博两位老前辈,他们都曾当过我在歌唱比赛上的评委,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加入学会以后,我和两位前辈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有一次,朱逢博老师听了我的演唱后,对我说:“晓兰,你是个‘百万富翁’!不过你又是个非常浪费的‘百万富翁’——你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声音。”这句话,让我受用至今。每次参加学会的活动,我都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文化气息,只要细细留意、慢慢品味,都能为自己的艺术带来有益的补充。
我曾多次随着文联、音协的艺术家们到外地采风、演出,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演出经历,也让我在不断地演出实践中得到收获。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文联组织的大型演出是在1992年,那年正值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我随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起赶赴延安,同行的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马莉莉等。我演唱的曲目是电影《焦裕禄》的主题歌《大实话》。文汇报记者周玉明老师在看了我的演出后,与我语重心长地说:“晓兰,你要走这条路,不光要歌唱得好,还要注意整体的艺术形象,包括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和眼神,都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她的这一番话我至今铭记在心。
2006年,我组建了上海海邻爵士乐团。2007年9月至今,乐团于东方艺术中心驻场演出《经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龙》品牌音乐会近60场。我担任音乐会的领衔主唱。为了胜任这个演出,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作曲家金复载将我引荐给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请她指导我的演唱。周先生非常热心,不断地鼓励我,她说:唱老歌不要受约束,嗓子该亮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嗓子亮出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唱出自己的风格,你肯定能唱好的。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恰巧坐在文联主席吴贻弓身旁,他得知我正在筹演《经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龙》,要演唱40年代歌星的歌曲。他就拿出周璇的公子周伟送给他的《周旋歌曲全集》,转赠给我。我如获至宝,这本书里记载着周璇的足迹。不仅可以从中学到她的艺术精髓,而且这本书更承载着艺术前辈对我殷切的期望。
2010年,我通过了声乐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认定,拿着这份与国有专业艺术院团三级演员证书含金量同等的证书,我的内心很不平静。这是艺联和文联为广大社会文艺工作者搭建的一个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平台,对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这次的评定影响非常广,许多朋友来电表示,从这件事情看到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成果,感受到专业从艺人员的“身份”界线正在被打破,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
目前,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积极筹划一部轻爵士海派话剧,今年7月入选“2010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消息一经公布,艺联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伟民立即电话报喜祝贺,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共同推动项目的实施。回想当初,文联的几位老师为该剧出谋划策,提了许多好意见。我们将紧紧依靠文联和各级组织,依靠各类优秀艺术和经营人才,把这个项目做好。
自从今年3月“我与文联”征文活动开始以来,响应踊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老一辈德高望重的文学艺术家不顾年事已高、天气炎热,纷纷慨然动笔,表达对文联的深厚感情。这些短文,见证了文联历史,深具史料价值。本次征文活动,将形成《我与文联——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60周年文集》,收录125篇征文。在此,我们刊载其中10余篇以飨读者,共襄盛事。
上海首届文代会的主题——团结、创造
刘厚生
1950年7月24日至29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上海首届文代会召开时,是上海解放以后的一年零两个月,全国首届文代会召开后的一年。此时上海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形成了大致框架。就群众团体来说,各文艺门类已产生了好几个协会,但其组织体制与现在相比,有所不同——除文学、音乐、美术和舞蹈四个工作者协会外,戏剧与电影合为一个剧影家协会,戏曲则与曲艺、杂技合称为戏曲改进协会。另外还有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这些团体在过去的一年里,已分别做了不少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更加希望尽早成立一个能够更广泛地团结全市文艺工作者,更密切地交流、互助,更有力地推动文艺创作的文联。成立文联,也可以与全国文联、各协会的体制一致起来。
由于人心所向,首届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十分顺利,只消两个月时间就水到渠成。文代会代表531人,加上列席嘉宾和工作人员将近千人。这些代表是由上述几个协会选派出来的,此外还加上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代表。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强调团结,既体现在代表人数上,更体现在代表的代表性上。代表名单中,老中青、左中右,领导、职工乃至基层艺人都有代表,比如音乐界有刚从育才学校音乐组毕业不久的小青年陈贻鑫,杨秉荪,也有国民党党歌作曲者程懋筠,还有写流行歌曲的黎锦辉;戏曲界有梅兰芳、周信芳,也有跑龙套的姜振海,以及街头艺人徐和其、方钧,包含了大小十几个剧种;文学界则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也有“鸳鸯蝴蝶派”作家……文艺界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份名单体现了高度的代表性和高度团结的精神。
大会的总主席是夏衍,副主席是冯雪峰、巴金、梅兰芳。开幕式的执行主席是周信芳,冯雪峰致开幕词。夏衍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向大会作了他亲自撰写的主旨报告《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表明了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方向。他的报告,总结了一年多来上海文艺工作的成就,也指出了不足,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了上海市领导陈毅、潘汉年等同志的肯定。
大会的高潮,是陈毅市长的形势报告。此前,早在上海全部解放不到十天,即1949年6月5日,陈毅就在青年会八楼大厅召开过一次文教界人士座谈会,当时有200多人参加。陈毅酣畅淋漓地作了四个小时的报告,震动了上海文教界。夏衍说,很多人由此成了“陈毅迷”,确实如此。文代会上,陈毅的报告依然是一口气四个小时,从国际形势、朝鲜战争一直讲到上海文艺工作。他也谈了团结和创造的问题。陈毅的讲话风格气势豪迈开朗,幽默而又细致,报告结束后,大家在讨论时都是心潮澎湃,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
文艺界的团结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次大会人数多,为了让代表们充分发言,大会分成了23个小组。无论是大会还是小组会,代表的发言都十分踊跃。其中有不少人谈了解放一年多来的感受,不少人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更有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确实是群言煌煌,民主风扬。同时,许多报刊纷纷约请代表撰写文章,发表见解。其中周信芳写了一篇题为《新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
不过,当时在文艺创作方面,确是很少有重大作品出现。上海解放不过一年多,作家艺术家们刚刚接触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刚刚开始学习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因此,优秀作品不可能一招手就是一大片。夏衍报告中举了一些作品,今天回想,那些作品的水平其实不高。因此夏衍强调大家“勇敢地创造”,确是当务之急。我想,不仅在那时,就是在当今、在未来,我们都始终应该“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
译协缘来
欧阳文彬
上海,历来是文学艺术家藏龙卧虎﹑群英荟萃之地。1949年5月解放后,原先留守“孤岛”的文艺工作者和来自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从解放区南下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重视、爱护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为着建设新中国这个伟大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1950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文艺大军,去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翻译工作者协会正是这支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共有18名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是其中之一。
我自幼爱好文学,特别爱读外国文学作品,由此萌发了学习外语、从事翻译的愿望。除了在学校攻读的英语、世界语之外,我还业余自学俄语。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先后在桂林、重庆和上海的《中学生》、《开明少年》等刊物发表译作。解放后,我作为翻译家董秋斯的助手,参与了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工作。这个工作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交给董秋斯的任务,为的是把长期分散单干、各自为政的翻译工作者们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开始与翻译界的朋友们商讨、议论,为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建作了充分准备。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董秋斯就联络了沪上知名翻译家刘思慕、姜椿芳、陈原、郑效洵、叶水夫等四十多人作为发起人,于6月19日召开了翻译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会议。会上,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被任命为秘书长。译协主要通过发起人的辗转介绍吸收会员,还有不少翻译工作者主动前来申请入会。由于翻译工作者大多是“单干户”,有的人历史比较复杂,水平也参差不齐,审查会员资格的工作比较费事。经过商议,董秋斯最后拍板——译协是群众团体,是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要求参加的人多,这是好事,译协不能把入会的标准定得太高。他还说:“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人家现在主动靠拢我们,我们就应该欢迎,至于业务水平,是可以提高的,译协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会员提高业务水平。”他的这番话,其实正充分体现了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此,译协会员的队伍迅速扩大。
1949年11月13日,译协召开成立大会。到1950年7月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译协的会员人数已达二百余人。后来,译协还吸纳了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翻译名家参加,实际上,协会会员的范围已扩大到全国,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
译协原先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人员。我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译协的联络处就设立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开明书店编辑部,来往信件由我负责收转。于此同时,董秋斯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翻译刊物《翻译月刊》。编辑部也没有办公地点,是附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世界知识》杂志社里。董秋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既负责处理译协的各项事务,又主持刊物的编务、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对等工作,“一竿子”干到底。这样,他就几乎没有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翻译工作了。他说:“我宁可少译一些东西,也要把译协的工作做好。”
1950年下半年,董秋斯调往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主编《翻译通报》。译协主席由副主席刘思慕继任。
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后,上海市文联成立。译协作为市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巨鹿路675号二楼,还设了专职驻会干事。译协的发起人及一些主要成员,后来陆续调往北京,《翻译月刊》也迁往北京。我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不再过问译协工作了。
光阴荏苒,翻译事业日益繁荣,翻译界人才辈出。翻译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上海翻译家协会,工作蒸蒸日上。回忆往事故人,当年发起创建译协的翻译家们大多已经作古。不过,他们在这条路上洒下的汗水、留下的足迹、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文联和剧影托儿所
黄宗英
我第一次去找文联机关,是为剧影托儿所的事。
解放后的第一天,在吕复同志的敦促下,剧影协会成立,并在浦东大楼办公。在剧影协会之下又组成了剧影妇女委员会,吴茵任主席,黄晨和我在福利部工作。当我们去各个剧种剧团的后台调查时,经常可以看见扎着靠的女演员们撩开笨重的戏衣,为婴儿喂奶。一些小孩子在后台的衣箱上睡觉。为解决她们的困难,我们开始筹备起了剧影托儿所。
我们首先组成了剧影托儿所理事会,理事有越剧界的袁雪芬、沪剧界的丁是娥、淮剧界的筱文艳等。为筹集托儿所的开办费,我们举办了大型义演,还义卖了张乐平手绘的三毛头像。然后,我们在上海四处寻找合适的房子,作为托儿所的地点。我们看中了巨鹿路681号一幢三楼三底的空房,这间房子带着一片空旷的大院子,正好可以放置滑梯、跷跷板、秋千架等物。我找到这幢房子的代理人潘先生,他是已去香港定居的房主人的外甥。潘先生表示,租房可以,但681号是要和隔壁675号一起出租的。
于是,我们到隔壁675号看了一下——好大一座考究的三楼洋房!宽敞的楼梯、漂亮的大厅,花园里有喷水池,有美丽的石雕像。我们心想,一个小小托儿所,无论如何用不起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房子。
我们灵机一动,就去找文联。
后来,文联租下了巨鹿路675号。因此,我们的剧影托儿所才得以租下了681号。《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捐献了娃娃房和大型积木,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剧影托儿所(幼托)就有模有样地成立了。托儿所的成立,为众多女演员扫除了后顾之忧,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此后,我们又在延安西路办了第二托儿所(婴托)。
六十载春华秋实。在文联的庇护下,我忙忙碌碌地为文艺界做了点滴实事。
我感到十分欣慰。
有益于人生 给人以愉悦
钱谷融
我一向是教书的,很少而且也不大会写文章,只是在外界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偶一提笔。《论“文学是人学”》写于1957年2月,是为响应学校举行科学讨论会的号召而写。同年10月看了一些批判文章以后,我又写了《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意在说明自己当时的想法。1962年公布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文艺界开始活跃,我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敦促下,又动笔写了几篇东西,包括该年9月写的《管窥蠡测》。“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欢喜雀跃之余,情不自禁重新提起了搁置多年的钝笔,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时,由于篇幅关系,编者在征得我的同意以后作了删节。那些被删掉的部分,后以《〈木木〉与典型化问题》为题发表在1979年11期的《上海文学》上。后来,我又把两者合并在一起,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我写的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曾经受过许多批评乃至批判。我虽愚昧,还不至于狂妄到会认为自己的文章都是正确的、批评不得的。而且,我也从不认为过去对我的批评一概都是错误的。我的态度是,对于那些严肃的、切实的批评,不管它有多么尖锐、多么刺耳,我都热诚欢迎,衷心地愿意认真听取。但我想,有一点总该是明明白白、不容任何怀疑的,那便是我所写的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其中当然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那总也都是属于文艺观点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绝对没有抱着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那些对于我的批判,却大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的“罪行”来批的,并且是不由分说的。回首那段历史,有许多现象的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但那些却的确曾经是事实。
我但愿类似的现象,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几十年来,我虽然一直从事文艺教学工作,但对于文艺实在所知有限,尤其不敢说已经真正懂得了它的规律。不过,我对文艺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文艺当然绝无旋乾转坤的力量,但它却能影响世道人心,在人民的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文艺总该有益于人生,总该能给人以愉悦。
市文联作为全市文艺界人士的联合组织,文艺家的大家庭,长时期来,采用独特而又有效的方式组织大家繁荣文艺创作、培育艺术人才、举办文化活动、满足市民需求,尤其是在营造客观、公正、善意的文艺评论空气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不但团结凝聚了众多的专家学者,而且为鼓励更多的人们在艺术上、学术上大胆创新,作出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大家都十分感念的。
文联是一个大家庭、大学校、大舞台、大论坛。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护它,为它的发展前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欢乐的正月十五
秦怡
2010年是我们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大家庭——市文联成立60周年。60年的光阴,固然不能算短,但由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展时期,所以我真的有一种岁月如流的感觉。
我想,对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尽管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有关自己事业的事情,但他们不会太多地去想到“文联”这个组织——文联是自然融合于上海的文艺事业之中的,就如春雨润物、秋云行空。
拿我来说,我属于上海电影家协会,而影协就是属于文联的。我每次参加协会的活动,就是参加文联的活动。我觉得,文联是我们许许多多文艺工作者切磋、交流、联谊、维权的重要环节和必要依靠,是广大文艺界人士的联接点。
打个比方:我们在共同创作一个剧本,这个剧本要让人看得明白、产生感动、得到教益,首先必须把前因后果的关系都交待清楚,把其中错综复杂的联接都梳理干净,这样,整个故事的情节与所有人物的作用,也就十分明确了。我曾看一本书上说:“错综复杂的联接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我觉得,文联的地位和作用就像剧本写作时的梳理和联接工作一样,是基础的、必不可少的。正是市文联的同志们长期辛勤劳动和努力工作,不断理清了这个文学艺术“大杂院”错综复杂的关系,完成了文艺工作者之间密切、温馨、有效的联接。如此一来,身处这个“大杂院”的我们才能和谐相处、配合默契、共同提高、携手并进。因此,在市文联成立6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我会像人们为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庆祝生日一样,满怀着一腔热爱和欢喜,道一声“感谢”!感谢文联对于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包括对文艺青年的悉心培养,对老艺术家们的精心呵护。
我每年参加的文联、协会活动不少,每次都是十分愉悦、十分快乐。不过要说最为欣悦、最为难忘的,则是每年正月十五的新春团拜会。每年到了元宵佳节,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将新春的活力和希望播撒在所有人的心上和眉间。全市文艺界老老少少济济一堂,兴高采烈的场面,自始至终的欢乐,每次都让我心潮激荡。正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会感到——年年有新,个个出彩,许多我从未欣赏到的艺术新人、艺术新作,包括戏剧、舞蹈、美术、杂技……都在此时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新春团拜会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交流会,能使各种不同的艺术品种相互沟通、互相学习,真是一个团结、促进的欢乐大聚会!
陈毅市长与上海美术事业
黄可
我的大半辈子都在上海美协工作,历经了美协由华东美协、中国美协上海分会直到上海市美协的变迁过程。期间,令我最难忘怀的是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陈毅结缘上海美术界,以及对上海美术界关怀备至的感情。
上海美协办公室的一堵墙上,至今依然悬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陈毅同志的一幅题词。那是在1955年2月26日,时任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长的陈毅出席由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与上海美协联合举办的《华东地区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式,在观展后用毛笔所写题词的原件——老画家改变手法画新题材,大批青年画家努力创作,均是为祖国建设服务。这是本届展览会的特点之一,深为赞佩。祝继续努力和获得更大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市长题词之前,特向美协工作人员了解了上海美术作品在所有展览作品中的情况。工作人员告诉他,整个展览共有481件作品,其中上海的作品占三分之一以上。陈毅市长是看了展览、听了汇报以后,方才挥笔题词的。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就已关注上海美术界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的画家中,先后有沈之瑜、吴耘、黎冰鸿、黎鲁、孟光、翁逸之等前往皖苏地区参加新四军,从事敌后抗战工作。
从他们那里,作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就了解到了一些上海美术界的情况。他得知上海的钱君匋既是出版家、装帧艺术家,又是篆刻家、诗人、散文家和作曲家,是个爱国知识分子,便希望能得到一件钱君匋的篆刻作品。后来,陈毅获悉新四军军部的李仲融正是钱君匋的朋友。一次,陈毅派李仲融前往上海办事,顺便委托李仲融请钱君匋刻印。李仲融来到上海,即去南昌路43弄76号万叶书店拜访钱君匋。钱君匋得知来意,立即操刀刻下“陈毅”两字一方白文印章,由李仲融带回,交给陈毅。陈毅得印,爱不释手,多年以来一直钤用这颗印章,并与钱君匋结下了友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奉命前来上海接管。进入上海市区,稍作安顿,陈毅忙里偷闲,便要接见早就神交的钱君匋。一天,陈毅派秘书来到钱君匋家中,钱君匋得知陈毅要接见他,非常高兴,激动之余又操刀为陈毅刻了朱文和白文两颗石质名章。
当钱君匋按照约定时间进入陈毅办公室的大房间,见陈毅正坐在藤椅上抽烟,办公桌和书架上堆满了文件。陈毅见钱君匋进来,立即起立,与钱君匋热情握手问候。陈毅请钱君匋坐下,向他询问了上海美术界的情况,并提出举行一次上海美术界座谈会的设想,并请钱君匋推荐与会人员。钱君匋略一思索,开列了沈尹默、王蘧常、马公愚、白蕉、吴湖帆、贺天健、陈秋草、丰子恺、钱瘦铁、王个簃、唐云、江寒汀等一批名家,接着将事先刻好的两颗名章送给陈毅。陈毅接过印章,在手中掂了掂,仔细观赏一番后谦虚而爽朗地说:“我没有研究过这门学问,可以说是外行。不过我觉得你刻得很有功力。我以前通过李仲融同志请你刻的一方印,早收到了,很是谢谢!”
此后,陈毅市长委托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及有关美术方面的负责人陈叔亮、沈之瑜、吕蒙等召开了上海美术界座谈会。座谈会按中国画、年画、连环画等不同画种的画家分别举行。在会上,画家们根据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探讨了各画种的改造和革新问题。接着,上海新国画研究会、上海年画改进会、上海连环画工作委员会等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组织画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组织画家深入生活,倡导画家用革新精神创作作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仅以新画研究会为例,当时就有会员139人,大家满腔热情深入新的生活,创作了大量国画作品,在1950年至1952年三年间先后举办了三届新国画研究会作品展,多半塑造新中国的新人物,也有颇具新意的山水、花鸟画。唐云的《晒新谷》,应野平的《接到志愿军的来信》,来楚生的《菜籽丰收》等新国画作品,尤其受到好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漫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实用美术、儿童美术等领域的创作十分活跃,占据全国美术的“半壁江山”。美术创作的繁荣,需要有相应的展览场地展现,让作品与广大观众见面。可是当时上海适合举办美术展览的场地,十分缺乏。上海美协担负着组织上海美术创作、举办展览和学术研究的任务,却因没有固定的展览场地,为寻找合适场地常常像打游击一样东奔西跑,还要将屏风、画框等展览设备搬来搬去,费时费力,影响效率。有鉴于此,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委员、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美协和中国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的赖少奇专门召开理事会,讨论筹建上海美术展览馆的设想,并向上级部门打报告,要求予以支持和提供适合改建成美术展览馆的建筑。陈毅市长批阅了这一报告,明确表示予以支持。
于是,上海美协几个干部几经调查察看,终于发现了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康乐酒家。此时的康乐酒家已搬迁至东北抚顺市营业,此处房子空置。这是一幢三层建筑,面积宽敞,又地处市中心,十分适合改建成美术展览馆。美协又得知此座建筑已由上海警备区接管,正拟改建成军人俱乐部,便将情况及时反馈到了市里。经过市政府与上海警备区的协商,最后决定将这幢建筑调拨给上海美协。
上海美协喜获消息,即由美术家叶苗进行改建设计,并承包给建筑商动工改建。美术展览馆于1956年8月10日正式落成,采用鲁迅先生字迹雕成“上海美术展览馆”七字,自左至右横排在正门上端,显得堂皇气派。改建后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底楼和二楼各有展览大厅和若干展览小厅,总展览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曾先后举办《宋元明清画展》、《中国古代肖像画展》、《齐白石画展》、《黄宾虹画展》、《林风眠画展》等重要展览。美术展览馆后花园的若干小厅,设有光明画店,为美术家寄售作品。馆中还设有美术茶座,为美协会员优惠供应茶点,提供休闲会友的场所。三楼还辟出一个厅作为美术学术活动室,不定期举行学术座谈会、报告会等。1986年,上海美术展览馆改名为上海美术馆,并于2000年迁至南京西路325号上海图书馆旧址。
钟望阳的“铺路石”精神
姚征人
第一次看到钟望阳,觉得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微驼着背,微陷的双颊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轻声轻气地说话,小心翼翼地迈步。乍一看,似乎不像平常所见的领导干部,倒是个真挚诚恳、谆谆善诱的长者。正是他,以瘦削的双肩担起了重建文联的重担,如同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一样,他从“一砖一瓦”开始,支起文联系统的框架,重设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各编辑部的工作,召集离散的工作人员,此后带领大家做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工作……
在主持文联工作时,钟望阳同志与市文化局的干部们一起,为一大批上海著名作家、艺术家平反,为许多故去的知名人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他们为上海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公正的评价和颂扬。
文艺会堂是上海文艺界以文会友的场所,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和支持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解放前的意大利俱乐部改建而成的。“文革”以后,钟望阳同志开始与有关单位商谈,要求将文艺会堂归还文联。经过一年有余的艰苦争取,文艺会堂于1979年9月起分阶段归还给文联。
1979年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上海参加文代会的首项任务就是选举代表。钟望阳同志亲自挂帅,以戏剧家协会为试点,根据中国文联有关代表资格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让全体会员自下而上选举代表,从而将推选代表的讨论变成了一场坚持真理、反对邪恶的自我教育。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各个协会均秉持民主原则,顺利选出了大家满意的代表,并在巴金同志的率领下赴京与会。
为使上海文艺界尽快恢复创作状态,市文联在钟望阳同志的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让广大作家艺术家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正在蓬勃崛起的新生事物。如组团去华西大队访问,参观葛洲坝水电站,举办科技讲座,邀请团市委、总工会作题材推荐报告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领略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开阔了胸怀,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生活积累,进入了创作意境,形象思维在大家的脑中活跃起来。
钟望阳同志生活朴素无华,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从跨进文联大门的第一天开始,他总是早早地来到单位,却往往不是先进自己的房间,而是去各协会和编辑部坐坐,与同志们聊聊工作、谈谈思想,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困难。当听到一些同志对工作有所抱怨时,他总是恳切地说:“我们这一代要做铺路的石头,让下一代在我们铺平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句话其实不仅是教诲我们,而且是他一生奉行的准则。
作为文联领导,他组织了多次采风活动,但自己从未参与其中;他是儿童文学作家,尊重鼓励同行再版著作,但自己从不再版自己的作品;他安排别人去疗养院休养,但自己却长期拖着病弱的身子勤奋工作,从不跨进疗养院一步。钟望阳同志就以这种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铺路石”精神,让上海文艺界复苏起来,重新获得了青春活力。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飞绪丝语忆夏老
周渝生
1999年春节前夕,我首次以一个文联干部的身份拜会老主席夏征农。
车进宛平路11弄,叩门而入,抬头只见九十五岁高龄的夏老从二楼缓步而下。他只用左手稍稍扶栏,步稳履健,神清气爽。在与我和几位同事一一握手之后,他连声说:“老朋友啦,欢迎,欢迎!”
落座寒暄之后,我便提出要向夏老汇报文联工作。夏老略一沉吟,对我说,你到文联工作,这很好。你本是一位文艺工作者,又在文化局工作了那么多年,对文化艺术工作比较熟悉。希望通过你的努力,把文联工作提上一个台阶。至于具体事务,你们这些在任的同志去做就可以了。我退了好多年,对文联的情况已不太熟悉,也没什么意见可提,你就不用对我讲啦。然而,聊着聊着,话题还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转到了文联的工作上。我故作随口谈来,而夏老却听得十分认真,还不时插话说,文联工作十分重要,也非常复杂。当文联的领导不易,须要协调和处理好上下、内外、左右等等关系,要广泛团结文艺界人士,关心老艺术家,提携年轻人才,积极开展理论研讨、促进创作繁荣发展,努力实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的宗旨。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我们起身告辞。夏老满面微笑送我们到了门口,忽然打趣地说:“说好不谈文联工作的,没想到,尽谈文联的事啦!”我说,您对文联那么有感情,我怎能不谈呢!夏老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知道,在对文联的深厚感情的背后,是夏老对党的文艺工作、文化事业的无比热爱和真诚奉献。1984年,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第二书记的胡立教与他谈话,希望他能去文联工作。夏老当即服从组织的决定。后来有人劝他,年龄大了,少管点事,好好保重身体要紧。夏老听了笑道,我可没想到自己老,反觉得精力更加充沛了,要把被夺去的时间再夺回来。
正如夏老所说,他担任文联主席以后,“一边尽力工作”,为广大文艺界人士服务;一边“挤出时间学习”,积极参与一些重大文艺话题的讨论。他写文章、作报告,写了几十万字的政治、文艺论文,还有一百多首诗词……回顾在文联的工作,夏老曾十分欣慰地说:“事实证明,我没有老;或者说,我人老了,但心没有老。”
夏老思想深刻、著述丰厚,却并不赞成有人称他为“著名作家”、“文化老人”,他认为这些称呼都不符合自己的志愿、行为和实际。在他的七律《六十述怀》中,第一句就是“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即是书生,又是战士;既搞政治,又搞文艺,是一个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这个志愿,这个定位,正是夏老一生不懈学习,坚持真理,长久保持旺盛精力,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而不知老之已至的精神源泉。
1999年春节过后,在3月2日举行的上海文艺界新春座谈会上,夏老欣然受邀出席,并在会上作了讲话。
在我从事文联工作的那段时期,夏老经常参加文联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如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70周年大会、中国上海第五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鲁迅先生诞生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海民间艺术博览会等等。他以九十多岁、百岁的高龄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剪彩、挥毫题写,都充分表明他对文联工作的关心、支持丝毫不减,对党的文艺事业的热情、投入丝毫不减。
我每次看望夏老,都会向他汇报文联的工作,他每次都非常乐意地听取,并不时打断我的叙述,或询问,或补充,或发表看法。如今回想起来,我与夏老之间的话题,大多是围绕着文联的工作展开的。夏老博闻强记,思维敏锐,时出睿智锋芒之语,往往说中肯綮、点到命脉,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每次向他致谢,他总会笑着回答:“你说我对文联有感情的嘛!”
夏老学养丰富,造诣深厚,成就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领域。在我的书橱中,并排放着一列夏老的著作——《征农诗词选集》、《不成调的歌》……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夏老为我的亲笔题字。2002年春,当他把一本新出版的《杂家者言》递到我手中时,笑着说:“杂家者言,杂乱无章!”夏老自称“杂家”,他常对我说,他只是一个“为文化界打杂的打杂工,好比京剧舞台上打旗子、跑龙套的”。但他随后强调说:“我这个旗子、龙套,不是为帝王将相打的、跑的;而是为党的文化事业、为人民群众跑的!”打杂工也好,打旗子、跑龙套也罢,固然是他的自谦,但更是他的愿望、他的原则、他的理想。是的,为了党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夏老什么都愿意写,什么都乐意说,什么都锐意做,他真是一个执著坚定、可敬可佩的革命文化老战士。
飞绪丝语,谨寄我对夏老的缅怀、感念之情。
回忆治淮
吴宗锡
1951年秋,市文联组织了上海市文艺界治淮工作队,开赴淮河。工作队队员都来自上海文艺界,包括电影导演赵明、葛鑫,画家丁浩、林学夫,歌唱家姚牧,诗人廖晓帆,儿童剧导演胡德龙,戏曲编导傅骏、朱铿、冯春尼及部分越剧老戏师傅。另外还有市文联、市文化局的干部吕君武、王勤仆、毛铁民、吴嫣等,由上级调派的剧工团和人民评弹团演员张光茹、熊雪岑、庄则敬、严翔、周予和、王善树和刘天韵、蒋月泉、朱慧珍、周云瑞、张鸿声、姚荫梅等,加上后来派来的电影放映队,浩浩荡荡共八十六人。工作队由杨村彬任队长,司徒汉和我任副队长。
工作队于1951年11月下旬出发,先到位于安徽蚌埠的治淮总部报到。经总部分派,我们先去五河县疏浚工地,后又到金寨县佛子岭水库工地。整个治淮工作,历时三个月二十天,任务完成,全队于次年三月份返回上海。
在治淮工地上,我们住的是茅草铺地、高梁杆搭的工棚,吃的是杂粮,十分艰苦。特别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河面冰封,用水一度发生困难。然而文艺家们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们运用各自专业,宣传治淮意义,鼓舞民工情绪。而且,还在工地上接触到了原始的花鼓灯歌舞,采集到了不少民歌小曲。队伍到了金寨县,我们曾组织小分队去大别山麓革命老区访问。后来,听说水库工地附近抓获了一个国民党的空降特务,大家的心情都很振奋。杨村彬以此为题材,编了一部短剧,由剧工团排练演出。司徒汉、姚牧、廖晓帆和我编写了《佛子岭颂》组曲,经谱曲排练,回沪后作了汇报演出。人民评弹团演员回沪后,根据他们深入生活的真情实感,集体编演了新书目《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部首创的中篇评弹受到听众热烈欢迎,破记录地演出二百多场,听众超过十万人次。
参加治淮,文艺家们在思想、感情上的收获是大的。在总结中,我们这样写道——
与工人、民工的优秀品质、先进事迹相对照,我们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许多缺点和不足。有些同志,为过去对劳动群众的冷漠和轻视而深感愧疚。我们也曾帮助民工们学习文化,教唱歌曲。女同志们曾为工农兄弟晾晒被盖,缝补衣服。很多在上海手不提篮、肩不挑担的同志,跋山涉水,扛米搬柴为工地搬运物资。当发现行道木桥、桥堍松动时,同志们便主动找来石块,垫土加固。一次河水上涨,河中央的钻探工人遭遇危险,几位年青同志冒着倾盆大雨投入了营救队伍。总之,在工作中,大家逐渐建立并加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治淮归来,队友们个个意气昂扬,精神焕发。我们彼此增进了友谊,此后相逢都倍觉亲热。其中,有在工作中产生进一步合作的,更有恋爱而结为伉俪的。对于组织大家参加治淮工作的市文联,无不心存感激,怀着一份亲切、珍贵的感情。
记大屯煤矿之行
王周生
1995年9月15日,我参加了市文联组织的上海文艺界赴大屯煤电公司参观团,乘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
我从未去过煤矿,对于煤矿工人的生活仅是从书本和电影里知道一些。我想,能有机会走近他们,看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听听他们的声音,是对我非常有益的事情。在火车站候车室,我看见乔奇、陈述、严翔、于飞、童双春、李青、崔建平、蔡金平、孙爱珍、敖德木勒以及其他著名书画家、摄影家们一个个提着行李走了进来,能和这些我所仰慕的,平日只能在电影、舞台和报刊上看到的艺术家们同行,我感到非常荣幸。
16日、17日,我们参观了大屯煤电公司、大屯洗煤厂、大屯电厂,下了矿井,并与大屯煤矿工人举行了联欢活动。煤电公司的规模如此之大,令我大开眼界。此前,我从不知道开采出来的煤还需经过冲洗,洗去煤灰后再挑选出精煤。我也从来不知道煤矿底下竟是如此深广,简直是一个黑暗中的城市。那天,我们每人都换上了深蓝色的矿工服,戴上矿灯,拿着急救包,从地面乘电梯下到200多米深的矿下,然后转乘轨道电瓶车,足足开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了工人们采矿的现场。采煤的机械化程度虽然已经很高,但在矿下,工人们掘井、打桩、支液压柱,这些都是很重很累的体力活。
矿井里又闷又热。下了轨道车,我们在矿下来回走了六里多路,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滑稽演员李青身材较胖,更是大汗淋漓,我频频问他:“侬吃得消伐?”李青瞪着牛一般的大眼对我说:“我又不做生活,哪能吃不消?”是的,和正在干活的煤矿工人们比,我们只是在矿井里散步而已啊。
带领我们参观龙东煤矿的矿长,是一位高个子的北方大汉。他是66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在矿上干了二十多年,对煤矿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现在好了,承包了,多劳多得,不像从前计划经济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如今的年轻人愿意下矿井了。他指着矿道上方一个个橡皮袋告诉我们说,这些橡皮袋里装着水,万一坑道发生瓦斯爆炸,就得赶紧将这些橡皮袋拉倒,有水的橡皮袋可以阻挡瓦斯的冲击。瓦斯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有时会把成吨的煤冲到坑道口,堵住通道。堵住了通道,也就堵住了逃生的路……
看着矿工们挥汗如雨地工作,我不禁回想起从前在农场的那些岁月,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艰苦。矿工们在矿井里干活,看不到蓝天白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我对矿工们肃然起敬。
我走到高个子矿长身边,想问更多矿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想些什么呢?矿长说起了他的老同学,一个同样从农村来到大屯煤矿工作的老三届。他原本活泼开朗,甚至有些调皮捣蛋,为了落下户口,他和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一日日矿下的劳作,一天天生活的压力,使这个开朗的人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前些年,他的母亲病重,于是匆匆赶回老家探望。母亲临终前对他说,你们弟兄四个中,我最喜欢你,你老实,不与兄弟们争财产!送走母亲,回到矿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对矿长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哪有那么好?我哪里是老实?我是麻木,早就麻木了!”说着说着,他放声痛哭……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矿长又说,听到上海有这么多著名艺术家来了,我们这里再沉默寡言的人都露出了笑脸,大家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竭力回想那位矿长的名字,可惜始终想不起来,但他的话,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些年来,频频传来矿难的消息,每次都让我揪心,每一次都会想起那位矿长,想起他说的那个“麻木”的同学。我在心里一次次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9月17日晚,大屯煤电公司的礼堂灯火通明,上海文艺家和矿工们举行的联欢晚会已经开始。联欢会的票子十分紧张,礼堂门口挤满了没有票子的人。我们住的招待所里有个年轻的女服务员,曾再三恳求我和王晓玉说,她想下了班以后,跟着我们进去看演出。我和王晓玉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她并成功地带她“钻”进了礼堂。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精彩,乔奇朗诵《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陈述表演《渡江侦察记》中的台词,童双春和李青从台上一直表演到台下,对着跟我们“钻”进礼堂的那位女服务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引来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那几天,上海的艺术家们走到哪里就表演到哪里,都会被人们追着、围着,被人们请求签名。我们几个作家什么也不会,只能送上自己的书,每人在台上讲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叶辛说:“《孽债》已成为过去,我会写出更好的作品。”王晓玉说:“《紫藤花园》很好看,我还会写出大家爱看的新作品。”李伦新说:“我的《梳头娘姨》要拍成电视剧了,希望大家喜欢。”剧作家姚扣根说:“大屯有着无数个小故事,希望大屯的小故事都成为一本本好看的书。”我呢,想起了矿长对我说的那番话,心情复杂,心想:“文学究竟能做什么呢?我们写的书有多少力量呢?我不知道。”望着台下的观众,我慢慢地说:“虽然文学如今不太景气,但是,如果你喜欢文学,今年二十, 明年十八 !”大家笑了,笑得有点苦涩。
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前的一幕幕还在眼前,矿长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去大屯的艺术家们呢?陈述走了,于飞走了,乔奇也走了!乔奇回沪后,曾在电话里教我朗诵那首《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洪钟般浑厚的声音一字一句从电话那头传来,令我的心阵阵震颤。
如此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一个个地走了!幸好,我们留住了他们的声音,留下了他们的影像,更重要的是,我们留下了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体验着,并收获着
汪齐凤
自成为舞蹈演员的那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舞蹈,痴迷于舞蹈。长期以来的辛勤努力和不断付出,使我更加坚定了为舞蹈艺术奉献终生的决心。
其间,我忘不了上海市文联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记得在1989年,我非常荣幸地与其他多位艺术家一起,荣获了由市文联主办的首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个奖项,始终激励着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克服困难、勇于进取,取得更新更大的突破。同样由市文联主办的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活动,也成了我的奋斗目标。我深知,“德”是艺术家安身立命之根,“艺”是艺术家成家立业之本,作为一名舞蹈艺术工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艺术奉献,为人民服务。当然,“德艺双馨”的称号只是激励和鞭策,绝不意味着顶点和尽头,荣誉的取得,让我觉得以后的责任更重了,目标更大了。
我还曾多次参加市文联组织的基层慰问、深入生活活动,为工人、农民、部队战士和社区居民演出。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和收获,因为我从中见识了许多、感悟了许多。我觉得,越是深入基层,越是到边远的、贫困的地方,就越能体会到艺术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越能体会“二为”方向和文联宗旨的血脉关系和重大意义。我非常感谢文联对我的信任,为我提供如此难得的机会,让我的思想去锻造、去净化、去升华,让我的艺术为百姓送美好、送祥和、送欢乐。这一切,我都能看得出,也都能感受到。
对于深入生活、慰问演出,市文联每次都高度重视,精心安排节目、仔细挑选演员,力求使每次活动都能成为精英云集、令人难忘的“文化盛宴”。我同样极为认真,每到一地,无论演出条件是好是差,都努力保证节目质量,把最佳的状态、最优美的艺术奉献给各地百姓。热烈的欢迎、全场的爆满、观众的欢呼,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由衷的幸福与快乐。
然而,我的收获,实在要比百姓多得多。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文联将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社会、与民众紧紧联在了一起,使我们始终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共命运,永不掉队、永不落伍。我在这个大家庭中得到锻炼、得到发展,得到欢乐,我体验着,并收获着。我极愿意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我极愿意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人民群众,我极愿意用我的绵薄之力,为文联的工作和整个上海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朵纯洁的“白玉兰”
袁雪芬
1995年,市委领导让我接替已经去世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出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白玉兰”已连续举办了五届,评委会在佐临先生主持下,共同努力,把这个戏剧表演艺术奖项办得很有声色,影响力和美誉度日渐扩大和提升。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文艺奖项尽管名气很响、名声很大,但它们的社会口碑和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却并不怎样。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新任一个尚处蓓蕾、萌芽阶段的戏剧奖项的评委会主任,我感受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既要维护“白玉兰”原有的成绩,保持“白玉兰”一贯的风格,更须开拓创新,使“白玉兰”有新的发展。
上任伊始,我向全体评委提出“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原则,并希望所有人恪守这一原则,共同努力将“白玉兰”办成一个最公正、最纯洁的奖项。
十五年来,我和全体评委始终践行着这条原则。于是,时常听到一些演员在获奖后说:“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位评委,更没有送礼、递条子、打招呼,但‘白玉兰’的评委们依然凭我们的舞台表现认可了我们。”我深感欣慰,觉得这是获奖演员对“白玉兰”、对评委会最好、最高的评价。我感谢全体评委对我工作的支持,对“白玉兰”和戏剧艺术事业的爱护和付出,正是我们全体评委和参评演员一起,共同打造和维护了“白玉兰”的品牌,营造了戏剧创作演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
“白玉兰”以其高雅、纯洁的良好形象,以其繁荣上海戏剧舞台、促进全国戏剧艺术交流、提升舞台演艺水平的作用,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创立不久便成为市政府正式文艺奖项,继文华奖、梅花奖之后全国三大戏剧奖项之一。这充分体现出市委市政府发扬上海这个“全国戏剧大码头”的文化传统,体现“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精神,努力实现把上海建设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目标追求。如今的“白玉兰”,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真可谓花繁叶茂,香飘四海。
十几年来,我看着“白玉兰”由一株幼苗长成一棵大树,倍感欣慰,心存感激。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市委领导、戏剧大师和所有同仁的期望,感谢的是众多参评演员的积极参与、精彩表现,我还要感谢评委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对我赤诚热心的支持,更要感谢所有支持“白玉兰”、热爱戏剧艺术的观众们……我希望:戏剧永远与我们同在,纯洁美丽的“白玉兰”永远与戏剧艺术同在。
很长时期以来,我总是有一个愿望——让“白玉兰”的评奖范围从“表演艺术”向“舞台艺术”拓展,成为一个更现代、更综合的艺术奖项。戏剧本是综合性的艺术,广采博收、融会贯通是其一贯的特长和传统。尤其随着各类文化艺术理念和形式的广泛交流与频繁合作,当代戏剧的综合性出现了空前广泛和丰富的态势,戏剧创作和表演不再仅仅是编、导、演、音乐、美术综合,更有多种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入。戏剧的跨界合作越来越多,演出的另类呈现也越来越多。对此,“白玉兰”奖的评选工作必须加以重视,进行分析和探讨;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做到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因此,我建议不妨对现有市级艺术类奖项进行整合,待条件成熟建立一个综合艺术奖项,使所有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创造,都有被肯定、被赞赏的机会,从而让更多有志于戏剧事业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和热情投身到戏剧艺术之中。
从剧场的舞台走向社会的舞台
马莉莉
201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双重纪念的日子——即是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也是我从艺五十周年。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党和政府培养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1960年进杨浦区戏曲学馆沪剧班,从此与沪剧结下不解之缘,在从事沪剧艺术的五十年间,我前十二年在爱华沪剧团,后三十八年在上海沪剧院,是这两个单位培育和造就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前辈、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关怀,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同仁、同学们的支撑和合作,还有广大观众和戏迷的热情鼓励和关爱。
作为一名沪剧演员,我是幸运的。我先后主演了三十多部大戏,其中有《红灯记》,从沪剧版的李铁梅演到京剧版的铁梅,再演到沪剧版的李奶奶;从京剧版《沙家浜》的阿庆嫂演到沪剧版《芦荡火种》的阿庆嫂;在沪剧《少奶奶的扇子》中从女儿刘曼萍演到母亲金曼萍;传承了丁是娥老师的三部名作《雷雨》、《罗汉钱》、《芦荡火种》;主演了曹禺的两部名著《日出》和《雷雨》;主演了大量新创作剧目,如《张志新之死》、《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白莲花》、《浦江红侠传》、《寻娘记》、《雾中人》、《风雨同龄人》、《人间热土》、《宋庆龄在上海》等;还主演了许多名剧如《丽人行》、《啼笑因缘》、《洪湖赤卫队》、《石榴裙下》等。1991年,我举办了《马莉莉演出专场》,并把《专场》带到了北京。
在艺术道路的前行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高级别的艺术奖项,还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专家称号,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还荣获首届上海“慈善之星”称号,2008年被文化部任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我又被聘为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库成员。凡此种种,我都把它看作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它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所从事的事业——沪剧。
今年八月,我历时三年写作(与他人合作)的新著《灯,总是亮着》和《马莉莉沪剧唱腔精选》出版发行。我想,这可算作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我们的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
在伴随市文联六十周年大庆的同时,我也感悟着自己的艺术人生。是的,舞台属于青年人。当年我们的前辈老师想到的、所做的,是将舞台交付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确保沪剧艺术的传承发展;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淡出舞台,这是合乎艺术规律的。然而,市政协、市民盟、市演艺家协会,特别是市文联的精心组织,为我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沟通搭起了平台,使我能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社区等基层单位采风,直接与他们见面,为他们开讲座,为他们唱沪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剧场的舞台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的舞台。尤其是在市文联开辟的“上海市文联艺术家讲坛”上,我更有机会面对往日的观众和听众,将沪剧的历史、发展和艺术欣赏特点系统地、精心地介绍给广大关心和爱护这一优秀地方戏种的听众们,我能再度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将多年积累下来的艺术感悟更详细具体地传授给关心和热爱沪剧的听众,我也能为沪剧艺术培养更多的年轻听众。每当我站在上海市文联艺术家讲坛的讲台上时,无论是面对社区居民、中小学生、还是机关干部,我的历史使命感再次激励着我,为我钟爱的沪剧默默地奉献、奉献、再奉献!
从无到有的翻译大奖赛
黄源深
上海曾是中国翻译界的重镇,是中国翻译的“半壁江山”,这已是业界的共识。但是到了当代,事态发生了变化。
北京,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翻译人才荟萃,出版力量雄厚,坐稳了中国翻译的头把交椅;南京,译林出版社领思想开放风气之先,为一批雄心勃勃的年轻译者开路,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译坛。上海的译界地位受到了挑战,“半壁江山”摇摇欲坠。上海究竟应该怎么办?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这是若干年前上海译坛的写照。
针对这一状况,上海翻译家协会召集大家商讨对策。大多数意见认为,上海翻译界的条件不差,老一辈翻译家影响犹在,中年翻译家根底扎实,老牌的译文出版社依然是译家的坚强后盾,还有众多高校源源不断地输送翻译人才。我们只要努力,同时假以时日,振兴上海在译界的地位有望。唯独欠缺的是青年译者队伍薄弱,新老交替,出现了断层。此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不少资质优秀的潜在译者转投别路,以致译界有“后继乏人”之忧。培养年轻译者,成了头等大事。
大家认为,要出人才,必须“多管齐下”——多组织活动,“以老带新”;发展年轻会员,不要“求全责备”;要为人才创造条件,提供他们成长发展的机会。在开展以上多项旨在培植新人活动的同时,译协决定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定期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大奖赛。大家认为,这一来可以为青年译者提供“比武”擂台,为译界选拔人才,二来可以培养年轻人对翻译的兴趣,增加翻译的吸引力,三来可以藉此发出上海译界的独特声音,扩大在全国译界的影响。
要办赛事,首先需要解决经费问题。但在当时,无论是协会还是出版社,都缺资金。于是,大家便想到与企业联姻,很快传来消息,说是卡西欧公司愿意与我们合作,这项赛事由此冠名为卡西欧翻译大奖赛。
2004年,中国多了一个全国性翻译大奖赛。
大赛开办至今已有七个年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作为培养和选拔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年复一年的大赛使不少原本默默无闻的青年译者脱颖而出,译文出版社不失时机地把他们纳入麾下,使之成为其固定译者,为他们的进一步成长创造了条件。大赛引发了不少青年译者的兴趣,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奔忙于商界的白领,都纷纷参加竞赛。赛事举行最初,一位新加坡参赛者拔得头筹,在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下,卡西欧翻译大奖赛在年轻译者中引起极大反响,激发了更多人参赛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主办单位把大奖赛从英语扩大到了其他语种,成为涉及英、日、法、德四种语言的翻译大奖赛。每次参赛人数,也从最初的300多人增至现在的1300多人。更为重要的是,大奖赛扩大了上海译界在全国的影响。如今,中国译协主办的韩素英翻译大奖赛、译林出版社的戈宝权翻译大奖赛和上海的卡西欧翻译大奖赛已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卡西欧翻译大奖赛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影响很大。它从无到有,从有到大,越办越好。
杂技·杂忆·杂想
程海宝
十岁那年,我走进了上海杂技团。
我走上杂技之路,可以说是缘分、是命运的安排——我的家与上海杂技团只隔一条马路,我没什么杂技底子,却不料一考就中。练功老师对我说,学生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于是我连过这一条马路都不敢,每天就是练功、练功。练着、练着,就长大了。五十年了,我把全部身心都给了杂技,以至于得了个“三狂”的雅号——练功狂、比赛狂、工作狂。
杂技为我带来了事业的辉煌,也给我的身体打上了沉重的烙印。我曾因伤入院多次,其中七次是躺在救护车上去医院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妈妈站在我的面前,我身上疼痛,心中酸痛,却是忍痛含笑安慰她。我身上的伤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我将它们视为我的成绩、我的骄傲。杂技,是挑战和超越人类身体极限的艺术,人的意志力的强弱,往往会对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我觉得,杂技艺术表面是磨练人的身体,其实是在锻造人的意志——这是杂技有别于、超越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地方。当然,我所受过的伤、受过的痛,绝不想让学习杂技的孩子们再承受了。艰苦的专业训练必须坚持,但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教学需要探索和实施。我经常形象地对那些埋头苦练的学生们说:“到外滩有很多条路,你们要选最科学、最合理的一条路,去到达目的地!”
回顾我五十年的杂技艺术道路,有许多感慨,更有许多感恩。我的老领导王峰,是上海杂技团的老团长、上海杂协的老主席,他为上海杂技艺术的发展、上海杂协事业的进步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年轻的时候,身上的毛病可没少受王老师的引导和训斥;直至当上了杂技团的演员队长,还常受到他的批评和教育。有次,我在训导学生时一时性急,被王峰老师一眼看见,他当场训诫我:“你啊!心情急,但手千万不要急!”这个教诲,我铭刻在心,如今身为上海马戏学校的我也同样告诫学校的老师们。
王峰老师是一个谦虚谨慎的长者。记得在他弥留之际,对守在病榻之前的我说:“我这一辈子,好事做得不多,错事做了不少。唯一做的好事,就是为杂技做了一点事。”他就是这样一个谦虚、正直、诚恳的老前辈啊!
上海杂协的接力棒,我也是从王峰老师的手中接过来的。参与文联的工作、主持杂协的活动,我深深感到,如今的文联和协会,不仅是上海艺术家之家,更成了文艺工作者的家、编外演员和外来演员的家。近年来,文联为许多外来杂技演员落实了户口、评定了职称,留住了他们的人,更留住了他们的心,这对上海杂技的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全力投入。
祝你走得更好
金星
2008年,我这个在上海“飘”了近十年的舞蹈演员终于正式有了这座城市的户口。
其实,对于户口问题,我一向不是看得很重。许多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四海为家,创作演出的足迹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对我们而言,追求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安身定居则是处于第二或第三位的。
虽然如此,对我的家庭、家人来说,户籍问题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拿到了上海户口,我生活上的许多问题,比如孩子的入学便可得到顺利解决,由此,我就能更专注、更自由地投身于创作演出。解决户籍,等于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这让我颇感欣慰。后来我才得知,我的上海户口是通过市文联下属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的“绿色通道”解决的,于是,我便对这个组织产生了很大的关注。
艺联对我的帮助,不止于此。在他们的不停奔走下,我的孩子实现了就近入学的愿望。通过艺联的帮助,我还顺利申请到了市委宣传部人才专项资助基金。我深深感到,艺联这个组织是真正为演艺工作者着想、为演艺工作者办事的。
我去过欧美许多地方,在那里,为艺术家提供多种服务、帮助他们专心致力于艺术事业的组织,数量很多,涉及很广,服务很是周到。比如美国好莱坞演员公会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在维护演员各项合法权益方面,作用十分突出。我觉得,上海成立这种性质的组织,表明这个城市具有世界眼光、长远眼光,对城市艺术氛围的活跃、文化品位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艺联的工作起步不久,但那种文化兴旺、艺术繁荣的趋势,完全可以预见得到。对于我们艺术家来说,艺联的成立和运作自然是一个福音。
当然,谈前景不难,做当下非易,艺联的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需要尝试、探索和创新。就说为上海引进艺术人才这项工作,我认为需要防止陷入“摆平”、各个院团“同分一杯羹”的怪圈之中。理想的情况是,不分国营民营,切实支持那些真正在市场中作出成绩,同时又急需人才、可以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院团。要做到这一点,工作就有千头万绪,比如要对院团创作演出、人才使用情况作出公开、公正、公平的评估等等。另外,考虑到许多从事创作演出实践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对演艺市场的情况更加了解,对本专业的现状、走势更有感受,因此我建议将他们充实到对专业文艺人才的鉴定部门之中。
此外,对于服务对象,艺联可以将层次分得细些、再细些,根据会员的不同需求,让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演员们各得其所,安心于自己的事业。
在上海市文联成立六十周年、上海演艺工作者联合会成立五周年之际,衷心祝福文联走得更好,热切期待艺联走得更好。
魂牵梦绕“梁山伯”
褚水敖
在上海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梁山伯”是延安西路238号即上海市文联的戏称。而且,在许多人的心里,这个戏称又是爱称。比如我便是。可能是因为我长期跻身于上海文艺界,更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在市文联工作过,这“梁山伯”本身以及与“梁山伯”有关的人和事,经常会勾起我的回思,进入我的梦思,还能激发我的深思。毫不夸张地说,“梁山伯”真是让我魂牵梦绕。
回思“梁山伯”是时常发生的事,尤其在我调离文联之后。调离的时间越长,回思越多。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相处过的文联领导,还有我的同仁,只要工作中以及生活中一有触发,我立即会想起他们。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必定是与许多在文艺界甚至在社会上留下印迹的大事小事裹在一起的。我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过丰富多彩的工作经验,还接受过可以终生受用的文化知识。而他们身上催我向上、助我奋进的优秀品格,更滋润或耕耘过我的心田。不用说,我还会时常想起各种门类声名卓著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我为自己通过工作而能更加方便地成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而非常自豪。比如,文联曾经举办过一次文学讲座,请来著名教授钱谷融演讲。这次讲座名曰由我主持,实际上是让我聆听了一堂由大师级教授耳提面命的文学课。钱先生那次所讲的深邃博大而又明白晓畅的内容,我至今几乎句句印心,连同他慈祥的面容与亲切的笑意。又比如早已名扬全国书坛的张森老师。蒙他抬举,多年来垂青于我,使我在许多方面受到教益。不必说他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熏陶过我,也不必说他的魅力毕具的人格力量感染过我,单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闪现的睿智与敏捷,他思维的变通与语言的幽默,就足以令我浮想联翩,有时甚至激动不已。
“梁山伯”还能激发我的潜意识,让想象中的真实显现在我的梦思里。我曾经做过一个堪称美丽的梦——一座真可以称之为璀璨无比的摩天大楼,耸立在我的面前。这是我从未见过,却是我在文联工作时曾经憧憬过的。我在梦中惊讶地问我身边也在欣赏这座摩天大楼的人:“这是什么楼啊?”他显然比我高明,反问我:“你怎么连刚落成的上海文联大厦也不知道啊?”我不禁在这样美丽的梦里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我也常会梦见上海文艺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人雅士。正是他们,在往昔的岁月里精心打造过各类海派艺术的辉煌。让我梦中心魂震撼而梦醒之后又惆怅不已的,是我曾在一个奇怪的梦里,重游文联大院已经失去多年的花园。啊,这至死也不曾有过名字的花园,因为建造延安路高架而不得不“英勇就义”的花园!那是曾经挺立着饱看百年沧桑却依旧枝叶青青的古柏的;那是曾经一年四季弥漫着各种沁人心脾的花香的;那是曾经弯曲着一条条幽径,可以不时抚慰我们疲惫的脚步的;那是曾经回响着一声声悦耳的鸟鸣,让各种艺术创造的心灵与之共同兴奋活跃的……这可爱的一切,顷刻之间消失了,轰轰烈烈地牺牲了。这花园,长年累月为文联的发展壮大营造过无数优雅芬芳的氛围,当她必须献身的时候,她义无反顾,激昂慷慨!对于她的牺牲,可能不少人现今已经淡忘,但我想,必定有许多人,会把她生前的清美与死时的壮美刻印脑海。能在我的梦中展现她当年的形象,即是她至今依然活在我们心里的佐证。
对于“梁山伯”,我除了有回思,有梦思,还有比回思与梦思可能份量更重的深思。每当我关心上海市文联的时候,关心我如今所在的单位上海市作协的时候,会有种种深思连绵而起。属于上海文学艺术范畴的各个协会的各类艺术,每一门艺术的专家们,伴随着飞速向前的时代的步伐,理所当然应该留下同样飞速向前的足印。在这物质世界不断丰富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道德风尚却在不断崩溃的年月,艺术家们的创造成果还应该有特别精彩的内容。而这足印,这成果,是不会在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树立积极向上、奋勇攀登的雄心,怀揣要以最美的艺术作品提升生民精神品格的情感,从而令艺术家们的主动创造意识真正高扬,各类艺术才会发展、才会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很需要我们不断深思。不仅需要对未来的蓝图进行深思,而且需要对实现蓝图的途径进行深思,还需要对可能阻碍蓝图实现的一些难关进行深思。只要是有利于我们上海文艺不断向前的深思,都可能对上海优秀艺术作品的涌现起催生作用。但深思谈何容易,深思要有深思的能力,而首先要有深思的愿望。多年来,这愿望犹如种子一般埋在我的心里,我只要一想到“梁山伯”,想到“梁山伯”对我的厚爱,以及我对“梁山伯”的深情,它便会油然萌生。
若问我为什么对“梁山伯”时常惦念?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自己在不断耕耘精神的家园吧。而在这一家园里,“梁山伯”的景致真是最美不过了。
文联在我心
纪晓兰
1990年,我加入了上海歌唱家学会,从此便与音协、文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学会会长是施鸿鄂、朱逢博两位老前辈,他们都曾当过我在歌唱比赛上的评委,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加入学会以后,我和两位前辈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有一次,朱逢博老师听了我的演唱后,对我说:“晓兰,你是个‘百万富翁’!不过你又是个非常浪费的‘百万富翁’——你一定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声音。”这句话,让我受用至今。每次参加学会的活动,我都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文化气息,只要细细留意、慢慢品味,都能为自己的艺术带来有益的补充。
我曾多次随着文联、音协的艺术家们到外地采风、演出,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演出经历,也让我在不断地演出实践中得到收获。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文联组织的大型演出是在1992年,那年正值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我随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起赶赴延安,同行的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马莉莉等。我演唱的曲目是电影《焦裕禄》的主题歌《大实话》。文汇报记者周玉明老师在看了我的演出后,与我语重心长地说:“晓兰,你要走这条路,不光要歌唱得好,还要注意整体的艺术形象,包括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和眼神,都要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她的这一番话我至今铭记在心。
2006年,我组建了上海海邻爵士乐团。2007年9月至今,乐团于东方艺术中心驻场演出《经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龙》品牌音乐会近60场。我担任音乐会的领衔主唱。为了胜任这个演出,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作曲家金复载将我引荐给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请她指导我的演唱。周先生非常热心,不断地鼓励我,她说:唱老歌不要受约束,嗓子该亮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嗓子亮出来。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唱出自己的风格,你肯定能唱好的。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恰巧坐在文联主席吴贻弓身旁,他得知我正在筹演《经典夜上海·周末爵士沙龙》,要演唱40年代歌星的歌曲。他就拿出周璇的公子周伟送给他的《周旋歌曲全集》,转赠给我。我如获至宝,这本书里记载着周璇的足迹。不仅可以从中学到她的艺术精髓,而且这本书更承载着艺术前辈对我殷切的期望。
2010年,我通过了声乐中级专业技术水平认定,拿着这份与国有专业艺术院团三级演员证书含金量同等的证书,我的内心很不平静。这是艺联和文联为广大社会文艺工作者搭建的一个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平台,对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这次的评定影响非常广,许多朋友来电表示,从这件事情看到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成果,感受到专业从艺人员的“身份”界线正在被打破,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
目前,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积极筹划一部轻爵士海派话剧,今年7月入选“2010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消息一经公布,艺联副会长兼秘书长沈伟民立即电话报喜祝贺,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共同推动项目的实施。回想当初,文联的几位老师为该剧出谋划策,提了许多好意见。我们将紧紧依靠文联和各级组织,依靠各类优秀艺术和经营人才,把这个项目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