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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名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名伤病员行列为荣。一时间,谁是36名伤病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百名伤病员为何36人留名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部队短时间由700人猛增至5000人。同年10月初,“江抗”奉命北进苏中,在阳澄湖畔留下一批伤病员。“江抗”伤病员刚进阳澄湖后方医院,有人夜间就被湖水冲走。事发翌日,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胸嵌敵伪子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指示因病入院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召集伤病员开会,登记姓名、并建立党团组织,明确当前斗争任务。参加夏光主持的首次芦荡会议并进行登记的有36人,这就是36名伤病员的由来。
由于当年后方医院伤病员经常栖身芦荡居无定所,没有存档保留36名伤病员名单的条件,加之年代久远存世当事人记忆模糊,况且有的统计口径也不完全以夏光召开的首次芦荡会议为准,一些在这次会议之后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被统计进来,因此军地有关史馆和史书对36名伤病员的记载,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200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并被各媒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用的《芦荡火种——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首次正式披露了36名伤病员中可以认定的22人名单。
伤病员中有日军战俘
36名伤病员的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但这一英雄群体的传奇经历和历史功绩,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从36名伤病员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胸部中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1939年11月经陈毅安排,从阳澄湖后方医院赴上海治疗枪伤,1940年4月返回新“江抗”,先后任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20军军长,1955年授衔成为开国中将。1984年10月,80岁的刘飞病逝于南京。新四军第6团政治部副主任黄烽,会说普通话又懂闽东方言,是刘飞工作中须臾不可离开的 “拐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根据刘飞回忆和原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新华社公布的22名伤病员名单之外,第23名伤病员可以确定是日军战俘高桥。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我军俘虏,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医院,得到精心治疗和照顾。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的优待,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方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变化,高桥由起初担心自己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26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偷袭,2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首长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抗战胜利后,高桥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和回国后有个好的处境,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没有公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桥以商人身份访问中国,特意来到南京寻访当年一起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当时刘飞已经病故,刘飞夫人朱一和当年指挥火烧虹桥机场的“江抗”老战士、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夫人史凌等,在南京金陵饭店接待了这位日籍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高桥热泪盈眶,感慨万端,他从3位战火中走来的巾帼女性身上,找到了刘飞等“江抗”英雄的影子,这是他寻访再生之地最大的收获。
“18棵青松”的诞生
36名伤病员后来如何成为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从历史传奇到红色经典,堪称一波三折。
1948年11月12日,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的刘飞,在江苏窑湾挥师歼灭国民党第63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赶去采访,刘飞闭口不谈制胜秘诀,而是带他去看部队,恰遇打扫战场归来的第59师175团2营官兵。刘飞对崔左夫说,这支部队前身是“江抗”在阳澄湖留下的伤病员,当年坚持芦荡斗争很有特点,等全国解放了,你一定要写一写这支部队。
1957年,崔左夫赴苏南采访两个月,写出了7000字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次年,崔左夫所撰稿件被曾在新四军部队工作并任原20军文工团团长的上海沪剧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陈荣兰意外获得。陈荣兰发现了这一原生态文学作品蕴含的珍贵价值,立即与上海沪剧团剧作家文牧等人商量,确定创作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沪剧现代戏,经刘飞夫妇帮助和领导专家通力合作,沪剧《芦荡火种》1960年1月首次彩排,而后在上海公演,1963年12月赴京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63年11月起,《芦荡火种》开始改编京剧。
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芦荡火种》剧组的演出,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全剧要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戏的结尾由阿庆嫂主导的“喜堂聚歼”,改为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毛泽东还提议,剧名应当仿照中国古典小说改为有水乡特色的《沙家浜》。
《芦荡火种》改编京剧《沙家浜》后,鉴于舞台容量有限,为适应京剧“唱、念、做、打”需要,将剧中的36名伤病员压缩为18名,主人公郭建光“坚守”一场戏中的核心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响遏行云,其中“俺18个伤病员要成为18棵青松”那一句家喻户晓,36个伤病员遂成为18棵青松。
今天,各地的游客到沙家浜景区观光,漫步瞻仰广场,可见18根有残缺的象征新四军伤病员的柱雕,以形态各异的块面造型和强烈的肌理效果对比,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新四军伤病员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显然,18根柱雕数量的确定,来自于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
百名伤病员为何36人留名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名义东进苏南,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部队短时间由700人猛增至5000人。同年10月初,“江抗”奉命北进苏中,在阳澄湖畔留下一批伤病员。“江抗”伤病员刚进阳澄湖后方医院,有人夜间就被湖水冲走。事发翌日,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胸嵌敵伪子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指示因病入院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召集伤病员开会,登记姓名、并建立党团组织,明确当前斗争任务。参加夏光主持的首次芦荡会议并进行登记的有36人,这就是36名伤病员的由来。
由于当年后方医院伤病员经常栖身芦荡居无定所,没有存档保留36名伤病员名单的条件,加之年代久远存世当事人记忆模糊,况且有的统计口径也不完全以夏光召开的首次芦荡会议为准,一些在这次会议之后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被统计进来,因此军地有关史馆和史书对36名伤病员的记载,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200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并被各媒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用的《芦荡火种——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首次正式披露了36名伤病员中可以认定的22人名单。
伤病员中有日军战俘
36名伤病员的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但这一英雄群体的传奇经历和历史功绩,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从36名伤病员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胸部中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1939年11月经陈毅安排,从阳澄湖后方医院赴上海治疗枪伤,1940年4月返回新“江抗”,先后任团长兼政委、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20军军长,1955年授衔成为开国中将。1984年10月,80岁的刘飞病逝于南京。新四军第6团政治部副主任黄烽,会说普通话又懂闽东方言,是刘飞工作中须臾不可离开的 “拐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根据刘飞回忆和原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新华社公布的22名伤病员名单之外,第23名伤病员可以确定是日军战俘高桥。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我军俘虏,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医院,得到精心治疗和照顾。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的优待,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方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变化,高桥由起初担心自己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26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院,突遇日寇偷袭,2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首长指示,积极参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抗战胜利后,高桥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和回国后有个好的处境,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没有公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桥以商人身份访问中国,特意来到南京寻访当年一起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当时刘飞已经病故,刘飞夫人朱一和当年指挥火烧虹桥机场的“江抗”老战士、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夫人史凌等,在南京金陵饭店接待了这位日籍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高桥热泪盈眶,感慨万端,他从3位战火中走来的巾帼女性身上,找到了刘飞等“江抗”英雄的影子,这是他寻访再生之地最大的收获。
“18棵青松”的诞生
36名伤病员后来如何成为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从历史传奇到红色经典,堪称一波三折。
1948年11月12日,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的刘飞,在江苏窑湾挥师歼灭国民党第63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赶去采访,刘飞闭口不谈制胜秘诀,而是带他去看部队,恰遇打扫战场归来的第59师175团2营官兵。刘飞对崔左夫说,这支部队前身是“江抗”在阳澄湖留下的伤病员,当年坚持芦荡斗争很有特点,等全国解放了,你一定要写一写这支部队。
1957年,崔左夫赴苏南采访两个月,写出了7000字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次年,崔左夫所撰稿件被曾在新四军部队工作并任原20军文工团团长的上海沪剧团党总支书记、副团长陈荣兰意外获得。陈荣兰发现了这一原生态文学作品蕴含的珍贵价值,立即与上海沪剧团剧作家文牧等人商量,确定创作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沪剧现代戏,经刘飞夫妇帮助和领导专家通力合作,沪剧《芦荡火种》1960年1月首次彩排,而后在上海公演,1963年12月赴京演出获得很大成功。1963年11月起,《芦荡火种》开始改编京剧。
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芦荡火种》剧组的演出,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全剧要以武装斗争为主线,戏的结尾由阿庆嫂主导的“喜堂聚歼”,改为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毛泽东还提议,剧名应当仿照中国古典小说改为有水乡特色的《沙家浜》。
《芦荡火种》改编京剧《沙家浜》后,鉴于舞台容量有限,为适应京剧“唱、念、做、打”需要,将剧中的36名伤病员压缩为18名,主人公郭建光“坚守”一场戏中的核心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响遏行云,其中“俺18个伤病员要成为18棵青松”那一句家喻户晓,36个伤病员遂成为18棵青松。
今天,各地的游客到沙家浜景区观光,漫步瞻仰广场,可见18根有残缺的象征新四军伤病员的柱雕,以形态各异的块面造型和强烈的肌理效果对比,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新四军伤病员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显然,18根柱雕数量的确定,来自于京剧舞台上的“18棵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