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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境贫寒，柴泽俊初中只读了3个月就辍学了。
1954年，20岁的他获得了一个机会，从临汾老家来到太原，在太原博物馆做了一名临时工，不久又被派到晋祠文管所帮忙修缮晋祠的献殿，从此走上对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之路。
他已经在古代木结构建筑领域耕耘了整整59年，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古建筑研究名家。
“对古建筑等地上文物进行调查研究和修缮保护，需要掌握建筑史、测绘方法、施工技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我当初就像一个‘文盲’。”柴泽俊说，为了“不让缺陷变成缺憾”，他放弃了一切与工作无关的爱好，想方设法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向身边专家和技术工人求教，同时积极参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和修缮保护工程。
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古建筑工作者必读的两部经典，柴泽俊最初接触这两部古书时，觉得如“天书”般晦涩难懂。他只得对照实物，阅读他人发表过的解读性文章，然后再回过头去反复研读。
经过近三年的刻苦钻研，柴泽俊成了能够独立承担简单施工的专业文物工作者。195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任务落到柴泽俊的肩上。他攻克各种技术难关，使古建文物的原有构件保存率达90%以上，解决了修缮古建筑“不改变文物原状”的重大课题。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他还先后主持完成了山西永乐宫迁建、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修缮、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等工程，并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山西宋辽金以前木结构建筑占全国同期古建筑的72.6%的概念。
迁建永乐宫
距离山西南端黄河北岸芮城县城北3公里处，坐落着中国著名的元代道观“永乐宫”。宫内殿宇四壁上绘满精美的元代壁画，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文物古建专家赞其为“除敦煌石窟之外，国内罕见”。
1958年，治理黄河工程即将开始，由于永乐宫址恰好位于黄河淹没区内，文化部请示国务院获准迁移保护。同年8月，柴泽俊被正式调到永乐宫工地，负责新址考察、测定及整个工程的施工。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工人们的工作就是揭取、包装、迁运壁画，并拆除宫殿建筑，运到25公里外的新址。回忆当时的情形，柴泽俊说，永乐宫各殿内墙壁几乎全为作画之处，每面墙壁都由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如果整壁揭取，面积太大，必然导致壁画的破碎，最终决定对壁画采取分块揭取的方法。”
当时，壁画揭取在中国无先例可循。况且壁画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粘力大减，极易损坏。要经过揭取、包装、搬运、加固和安装等多道工序，保存壁画的完整度面临巨大考验。
柴泽俊介绍说，首先，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精细部分的地方，把壁画分割成2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然后，预制与画块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装90度角铁。木板靠近画面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铺垫，依附于画面上，即行揭取。
“揭取下来的壁画，四周用木板装钉，背面木框压牢，形成一个木箱，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柴泽俊说，箱子做成上下可通风，以防止壁画受潮。
为了防止壁画在路上受颠簸损坏，柴泽俊拉上手推车做了四次试验。“由于必须稳稳地走，去一趟要7个小时，今天去了明天再回来。最终摸索出将轮胎气压降低、车速减慢，才能使震动减到最小的经验。后来壁画用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
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从1962年下半年起，他们采取各种方法用了近4年时间加固和复原壁画。“搬迁中需要大量榆木，当时1000多方木材到风陵渡后如何运到永乐宫成了难题。木材是国家三大物资之一，既怕偷，又怕火。”柴泽俊说，当时一个工人出了个主意：用筏子从黄河里直接运输。“我们一直在黄河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忧心忡忡，困得实在不行了，就坐在木筏子上迷糊一下。”
永乐宫搬迁工程前后耗时8年，而柴泽俊仅在过年的时候回过两次家，“工程结束回到家里，孩子完全不认识自己了。”但他们的努力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以完整保存，创造了中国壁画保护的奇迹。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柴泽俊回忆说，施工前期，也曾请外国专家现场勘察，根据外方的条件，仅揭取壁画一项就将耗费200万元，而柴泽俊和同事们整个将壁画揭取、复原才花了30多万元。
“整旧如旧”
从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柴泽俊主持了对临汾魏村戏台、稷山青龙寺、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晋祠圣母殿等古建筑的修缮。他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使其“修旧如旧”、“修了和没修一个样”，成为古建筑保护的典范之作。
据了解，五台山南禅寺原有构件修缮后保持在90%以上，崇福寺弥陀殿保持在92%，而晋祠圣母殿原有构件保持了95%。“梁思成先生说‘整旧如旧’是比较理想的修缮原则，我很高兴能实践这一理念。”柴泽俊说。
1985年，柴泽俊来到朔州崇福寺，看到弥陀殿残损严重，决定予以落架大修。“但承担的风险很大，如果顺其自然任由它发展，管理者不用承担责任，而大修中一旦出现闪失，自己将声名俱毁。”但出于一位文物工作者的天职，他还是决定抢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的弥陀殿。
弥陀殿保护工程从1987年开始，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到1991年全部竣工。“在整个抢修过程中，我们做过各种努力，如旧构件劈裂了就把鱼鳔灌进去，把它粘接起来，再用铁箍将其箍住。残坏的加固，缺失的替补，都尽量使用原有构件。”柴泽俊说。
1993年，柴泽俊出版了他的专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这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技术领域的首部著作，也被日本文物界视为至宝，并于1995年在日本出版。
“在日本，大修时对已损构件都要拆换，更新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看上去‘修旧如新’。”柴泽俊说，他在奈良曾以“如何保护古建筑”为题，阐述了中国古代建筑保护和修缮的原则和方法。 “在修缮、保养、迁移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柴泽俊说，“所谓‘原状’，就是古建筑原来的形状，包括建筑方位、规制布局、高差位置、布列方法、屋宇形制、材料质地、结构体系等都是原状内容。”
他认为，“最大限度使用原有构件和‘整旧如旧’是做到‘不改变文物原状’的重要方法。”在柴泽俊眼中，一座古建筑是由成千上万个构件组成，每个构件都有文物价值，构件更换越多，建筑的文物价值就越低。
而对于必须替换上去的构件要做到“整旧如旧”，“做旧”是需要技术和功夫的。他举例说，把柱子油漆得明光锃亮容易，可要油漆成旧的，就得下功夫。“先用生桐油渗透两次，等柱子半干的时候做旧，最好是用建筑物上遗留下来的浮尘，拿干毛巾在半干的柱子上擦拭，直到擦得光滑，看不出是新柱子为止。”
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如今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寿命不过百年，而中国古建筑的寿命可达上千年之久，所以，修缮古建筑，传统技艺决不能丢。“现在人们粘接东西都用乳胶，一见潮就失效；再如做灰土，如果当下拌当下用，就跟驴蹄子一样结实，承载力很强，但若拌好后明天再用，就远远起不到效果了。”
“心疼得直跺脚”
山西是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多达28027处，其中木结构建筑上起魏晋，下至民国，时代连续，品类齐全，有中国“木建筑宝库”的美誉。为了摸清家底，柴泽俊经过20多年的实地勘察，在1979年第一次提出，山西宋辽金以前古建筑占全国72.6%的概念。
柴泽俊说，20多年间，他每考察一处古建筑，都要测量绘图、勘察记录，收集碑刻、题记和文献资料，并记录附属文物。“山西留下一批好东西，但是不被人认识，被看成是破庙，我有义务拯救历史文化。”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大搞城市建设，山西平遥在县城建设中也准备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为此，城墙需要拆出八个豁口。
“等我们赶到现场，北门已经开始拆毁，我当时心疼得直跺脚。”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当时城墙不被视为文物，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的他也无能为力。于是，他就直闯当时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王谦没有责备我，”柴泽俊回忆道，“他说‘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随后不到一周，王谦邀我和他一起到平遥考察，就这样古城墙才保了下来。”
除了平遥古城，柴泽俊还为保护永乐宫、乔家大院、金代壁画等闯过领导的办公室。
在搬迁永乐宫的时候，由于马车和手推车颠簸得厉害，怕壁画受损，柴泽俊建议用汽车运输，为了能找到汽车他就闯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的办公室；文革期间，万荣东岳庙、乔家大院、大同善化寺被武装部占领，在里面喂牲口，为此，他又闯军区，找政委，结果，一年之内，占用这三处地方的单位全部实现搬迁；浑源县圆觉寺内的金代壁画被抹上水泥做了澡堂蓄水池，他又去找山西省委宣传部……
“我随时准备接受处分回家，但文物不能不保。”柴泽俊说，“文物古建是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见证，不可再生，也不能被篡改。如果不爱惜‘旧物‘，就等于割断历史。”
柴泽俊先后出版了著作《山西古代彩塑》和《山西古建筑文化综论》，被业界誉为从文化高度认识山西古代建筑的第一人。他还一再呼吁国家应重视应县木塔的保护和修缮。
“我反复研究了梁思成先生考察应县木塔的资料，并结合自己100多次的考察，认为木塔扭曲的主要原因是木塔槅扇上的斜撑子给撤掉了，这不仅毁坏了大批辽金壁画，还影响了木塔的寿命。如果不抓紧修缮，一旦有外力作用，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
（《瞭望》新闻周刊 ）
1954年，20岁的他获得了一个机会，从临汾老家来到太原，在太原博物馆做了一名临时工，不久又被派到晋祠文管所帮忙修缮晋祠的献殿，从此走上对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之路。
他已经在古代木结构建筑领域耕耘了整整59年，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古建筑研究名家。
“对古建筑等地上文物进行调查研究和修缮保护，需要掌握建筑史、测绘方法、施工技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我当初就像一个‘文盲’。”柴泽俊说，为了“不让缺陷变成缺憾”，他放弃了一切与工作无关的爱好，想方设法学习专业基础知识，向身边专家和技术工人求教，同时积极参与文物的实地调查研究和修缮保护工程。
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古建筑工作者必读的两部经典，柴泽俊最初接触这两部古书时，觉得如“天书”般晦涩难懂。他只得对照实物，阅读他人发表过的解读性文章，然后再回过头去反复研读。
经过近三年的刻苦钻研，柴泽俊成了能够独立承担简单施工的专业文物工作者。195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圣母殿修缮工程任务落到柴泽俊的肩上。他攻克各种技术难关，使古建文物的原有构件保存率达90%以上，解决了修缮古建筑“不改变文物原状”的重大课题。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他还先后主持完成了山西永乐宫迁建、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修缮、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等工程，并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山西宋辽金以前木结构建筑占全国同期古建筑的72.6%的概念。
迁建永乐宫
距离山西南端黄河北岸芮城县城北3公里处，坐落着中国著名的元代道观“永乐宫”。宫内殿宇四壁上绘满精美的元代壁画，总面积达千余平方米，文物古建专家赞其为“除敦煌石窟之外，国内罕见”。
1958年，治理黄河工程即将开始，由于永乐宫址恰好位于黄河淹没区内，文化部请示国务院获准迁移保护。同年8月，柴泽俊被正式调到永乐宫工地，负责新址考察、测定及整个工程的施工。
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工人们的工作就是揭取、包装、迁运壁画，并拆除宫殿建筑，运到25公里外的新址。回忆当时的情形，柴泽俊说，永乐宫各殿内墙壁几乎全为作画之处，每面墙壁都由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如果整壁揭取，面积太大，必然导致壁画的破碎，最终决定对壁画采取分块揭取的方法。”
当时，壁画揭取在中国无先例可循。况且壁画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粘力大减，极易损坏。要经过揭取、包装、搬运、加固和安装等多道工序，保存壁画的完整度面临巨大考验。
柴泽俊介绍说，首先，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精细部分的地方，把壁画分割成2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然后，预制与画块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装90度角铁。木板靠近画面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铺垫，依附于画面上，即行揭取。
“揭取下来的壁画，四周用木板装钉，背面木框压牢，形成一个木箱，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柴泽俊说，箱子做成上下可通风，以防止壁画受潮。
为了防止壁画在路上受颠簸损坏，柴泽俊拉上手推车做了四次试验。“由于必须稳稳地走，去一趟要7个小时，今天去了明天再回来。最终摸索出将轮胎气压降低、车速减慢，才能使震动减到最小的经验。后来壁画用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
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从1962年下半年起，他们采取各种方法用了近4年时间加固和复原壁画。“搬迁中需要大量榆木，当时1000多方木材到风陵渡后如何运到永乐宫成了难题。木材是国家三大物资之一，既怕偷，又怕火。”柴泽俊说，当时一个工人出了个主意：用筏子从黄河里直接运输。“我们一直在黄河上漂流了三天三夜，忧心忡忡，困得实在不行了，就坐在木筏子上迷糊一下。”
永乐宫搬迁工程前后耗时8年，而柴泽俊仅在过年的时候回过两次家，“工程结束回到家里，孩子完全不认识自己了。”但他们的努力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以完整保存，创造了中国壁画保护的奇迹。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柴泽俊回忆说，施工前期，也曾请外国专家现场勘察，根据外方的条件，仅揭取壁画一项就将耗费200万元，而柴泽俊和同事们整个将壁画揭取、复原才花了30多万元。
“整旧如旧”
从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柴泽俊主持了对临汾魏村戏台、稷山青龙寺、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晋祠圣母殿等古建筑的修缮。他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使其“修旧如旧”、“修了和没修一个样”，成为古建筑保护的典范之作。
据了解，五台山南禅寺原有构件修缮后保持在90%以上，崇福寺弥陀殿保持在92%，而晋祠圣母殿原有构件保持了95%。“梁思成先生说‘整旧如旧’是比较理想的修缮原则，我很高兴能实践这一理念。”柴泽俊说。
1985年，柴泽俊来到朔州崇福寺，看到弥陀殿残损严重，决定予以落架大修。“但承担的风险很大，如果顺其自然任由它发展，管理者不用承担责任，而大修中一旦出现闪失，自己将声名俱毁。”但出于一位文物工作者的天职，他还是决定抢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的弥陀殿。
弥陀殿保护工程从1987年开始，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到1991年全部竣工。“在整个抢修过程中，我们做过各种努力，如旧构件劈裂了就把鱼鳔灌进去，把它粘接起来，再用铁箍将其箍住。残坏的加固，缺失的替补，都尽量使用原有构件。”柴泽俊说。
1993年，柴泽俊出版了他的专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这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技术领域的首部著作，也被日本文物界视为至宝，并于1995年在日本出版。
“在日本，大修时对已损构件都要拆换，更新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看上去‘修旧如新’。”柴泽俊说，他在奈良曾以“如何保护古建筑”为题，阐述了中国古代建筑保护和修缮的原则和方法。 “在修缮、保养、迁移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柴泽俊说，“所谓‘原状’，就是古建筑原来的形状，包括建筑方位、规制布局、高差位置、布列方法、屋宇形制、材料质地、结构体系等都是原状内容。”
他认为，“最大限度使用原有构件和‘整旧如旧’是做到‘不改变文物原状’的重要方法。”在柴泽俊眼中，一座古建筑是由成千上万个构件组成，每个构件都有文物价值，构件更换越多，建筑的文物价值就越低。
而对于必须替换上去的构件要做到“整旧如旧”，“做旧”是需要技术和功夫的。他举例说，把柱子油漆得明光锃亮容易，可要油漆成旧的，就得下功夫。“先用生桐油渗透两次，等柱子半干的时候做旧，最好是用建筑物上遗留下来的浮尘，拿干毛巾在半干的柱子上擦拭，直到擦得光滑，看不出是新柱子为止。”
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如今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寿命不过百年，而中国古建筑的寿命可达上千年之久，所以，修缮古建筑，传统技艺决不能丢。“现在人们粘接东西都用乳胶，一见潮就失效；再如做灰土，如果当下拌当下用，就跟驴蹄子一样结实，承载力很强，但若拌好后明天再用，就远远起不到效果了。”
“心疼得直跺脚”
山西是全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多达28027处，其中木结构建筑上起魏晋，下至民国，时代连续，品类齐全，有中国“木建筑宝库”的美誉。为了摸清家底，柴泽俊经过20多年的实地勘察，在1979年第一次提出，山西宋辽金以前古建筑占全国72.6%的概念。
柴泽俊说，20多年间，他每考察一处古建筑，都要测量绘图、勘察记录，收集碑刻、题记和文献资料，并记录附属文物。“山西留下一批好东西，但是不被人认识，被看成是破庙，我有义务拯救历史文化。”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大搞城市建设，山西平遥在县城建设中也准备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为此，城墙需要拆出八个豁口。
“等我们赶到现场，北门已经开始拆毁，我当时心疼得直跺脚。”柴泽俊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当时城墙不被视为文物，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的他也无能为力。于是，他就直闯当时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王谦没有责备我，”柴泽俊回忆道，“他说‘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随后不到一周，王谦邀我和他一起到平遥考察，就这样古城墙才保了下来。”
除了平遥古城，柴泽俊还为保护永乐宫、乔家大院、金代壁画等闯过领导的办公室。
在搬迁永乐宫的时候，由于马车和手推车颠簸得厉害，怕壁画受损，柴泽俊建议用汽车运输，为了能找到汽车他就闯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的办公室；文革期间，万荣东岳庙、乔家大院、大同善化寺被武装部占领，在里面喂牲口，为此，他又闯军区，找政委，结果，一年之内，占用这三处地方的单位全部实现搬迁；浑源县圆觉寺内的金代壁画被抹上水泥做了澡堂蓄水池，他又去找山西省委宣传部……
“我随时准备接受处分回家，但文物不能不保。”柴泽俊说，“文物古建是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见证，不可再生，也不能被篡改。如果不爱惜‘旧物‘，就等于割断历史。”
柴泽俊先后出版了著作《山西古代彩塑》和《山西古建筑文化综论》，被业界誉为从文化高度认识山西古代建筑的第一人。他还一再呼吁国家应重视应县木塔的保护和修缮。
“我反复研究了梁思成先生考察应县木塔的资料，并结合自己100多次的考察，认为木塔扭曲的主要原因是木塔槅扇上的斜撑子给撤掉了，这不仅毁坏了大批辽金壁画，还影响了木塔的寿命。如果不抓紧修缮，一旦有外力作用，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说。
（《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