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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城打工，靠唱歌推销白酒。她渴望舞台，寄希望于各种比赛。她花费百万巨资，个人负债四十万元，四上“星光大道”，进入年度十强，一时成为现象级的争议热点。
她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在北京学习音乐，但在饱受争议的人生低谷之际，她却掉头转而走向陕北乡村，向民歌老艺人学习。四年時间，她足迹遍布12个县、500多个村，积淀的成果，是她新近推出的两张专辑。
2016年1月20日，陕西电视台节目录制大厅的进出口人流不断，全是来录制初三一档节目的演员，台下座位上是带孩子参加演出的家长，或候场的演员。
走台过程中，导演不停地催问崔铭峰，“你姐到了吗？”崔铭峰只能回应“快了，快了”，语气听着颇没有底气。
崔铭峰的姐姐，就是崔苗。直到节目已开始录制，崔苗才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崔苗演出密集，在空中飞来飞去，崔苗说“都快成空姐了”。
“这两天，我这一身衣服就没有脱下来过。”后台的崔苗一脸倦容地说，“临时有事，昨天不得不回了一趟榆林，紧着赶还是迟到了。”
约定的采访，在后台一个化妆间进行。
艺校学艺
1987年4月25日，崔苗出生于陕北榆林子洲县老君殿花寺湾村。村中间有一座毁坏已久的古寺，据传说有上千年的历史。该村曾以制作花炮而驰名，故称“花寺湾”。
崔苗的父母务农，家中兄弟姊妹六个孩子，她排行老四。
父亲崔海平是一个地道的陕北汉子，能唱秧歌、酒曲。农活干累了，常常会吼一嗓子信天游。父亲是崔苗人生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到上学年龄，崔苗看着二婶家的孩子背着花书包到学校读书去了，只能心生羡慕，妈妈说，她不能上学，要在家带弟妹。
直到9岁，崔苗才终于能上学了，这还是她“罢工”争取到的。因为妈妈不答应送她上学，她就不去给羊拔草。尽管生气的妈妈打了她，但还是用碎布头给她赶做了一个书包。母亲答应她上学的条件，是每天放学都要打几筐草回家。
陕北农村有一个习俗，在特定日子里，会请戏班子来唱三天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听见戏班子的锣鼓点响，崔苗在家就坐不住了，饭都来不及吃就飞奔而去。看到演员穿着漂亮的戏服，在台上唱着舞着，台下的崔苗常常幻想那就是自己。
崔苗成绩不错，三年连跳两级，升到了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崔苗帮母亲看西瓜地。突然，妈妈问她想不想去唱戏？崔苗先是一愣，随后激动地大声叫出来：“想呀！”
当时，清涧剧团正在崔苗大姐家的村子演出，得知剧团戏校招生，崔苗的父亲决定送女儿去学戏，家里的一头驴卖了1350元钱，成了崔苗的学费。
“1998年7月21日，我带着一床小被子，随身几件衣服，还有妈妈洗好的几个西红柿，就跟着剧团的人走了。”那是崔苗第一次离开家。
在剧团当学员，要经常练劈叉、下腰这些基本功，很多同学练得直掉泪，但崔苗再疼都忍着。“艺校的日子苦，但和一个人在山上放羊、拔草比，还是好多了。”崔苗说。
一年后，崔苗开始在剧团实习，一个月只有40元的工资。她将自己的日常花费控制在10元的水平，另外30元交给妈妈。
剧团演出实际上就是赶庙会，三天一搬家。一辆大卡车，最下面是戏箱，戏箱上面是演员的被子，演员在最上面坐着。白天演戏，晚上赶路，到了目的地，随便找个地方住，或者是窑洞，或者是小学的教室，都住过。有一个夜里，车子坏在半道上，别人下车吃方便面填肚子，崔苗身上没有一分钱，只好假装不饿，坐在一边纳鞋底。
“团里很多人去延安、西安推销白酒挣钱去了，工资比唱戏多。”崔苗后来的月工资涨到了150元，演出任务重，累得老流鼻血，但如果没有演出，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在剧团实习了两三年，崔苗发现转正无望，只好另作打算。
驻店歌手
2002年夏，15岁的崔苗只身一人到了西安。
“西安太大，人多，不如想象中的美。”忙着找工作的崔苗，对西安的第一印象不是太好。
应聘酒厂的歌手，人家嫌她太小，唱得也不行，被拒绝了。
大姐帮她在一家火锅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包吃包住一月只有200元的工资。从下午三点上班，一直要工作到凌晨三点。一个月后，她换了一个工作，还是在餐厅当服务员，但工资涨到600元。干了半年，崔苗想回剧团，大姐对她说，“出来了，就不要想着回去。”
崔苗租住的城中村，有人在街道摆唱歌的摊摊，一台小电视机，连一个碟机、麦克风，一元可以唱一首歌。崔苗一亮嗓子，就会引来一片掌声。
她偷偷报名参加西安电视台的“心跳大赢家”节目，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得了一个特等奖。
“你有天赋，潜力也很大，找个老师好好学，一定能成功。”崔苗一直记得导演鼓励她的话。
杨步安是崔苗在西安的第一个声乐老师，崔苗每周去他那儿上两次课。他逢人就夸崔苗，说这孩子是她见过最勤奋的，不论刮风下雨，都会比上课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反复练习布置的作业。
2006年，崔苗经朋友帮忙，终于成为一家陕北餐馆的驻店歌手—客人买酒就给免费唱歌，一月有1600元的工资，如果酒销得好还有提成。
这一年的春天，省上举办了一个陕北民歌比赛。崔苗也去参加了，复赛时被淘汰。她的室友拿了第一名，回来取东西时，头发染成了黄颜色，穿着一双红皮凉鞋，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
自此之后，崔苗一大早就去公园喊嗓子、练歌、跑步，还向马子清、杨巧、白秉权等陕北民歌大师求教。
2008年对崔苗来说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年份。她先后获得陕西省声乐比赛原生态一等奖；第六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手邀请赛铜奖；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陕西赛区优秀奖。
负债圆梦
崔苗看见王二妮在“星光大道”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时，她的反应是这歌我也能唱，我也要上“星光大道”。 从2007年始，崔苗不断地给“星光大道”写自荐信，还买来演出服，请舞台导演把自己的演唱制成碟，邮寄给“星光大道”。但这一切努力，都如泥牛入海。
崔苗回到榆林，向清涧文工团的郝老师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与失落。郝老师向榆林市文工团艺委会主任张胜宝引荐了她。
2009年5月中下旬，“星光大道”的编导来榆林采风，张胜寶向他们推荐了崔苗。7月4日，“星光大道”终于给崔苗发了进京参加周赛的通知。张胜宝、郝老师立即行动起来，帮崔苗精心策划编排节目。
崔苗发现，上“星光大道”光有好嗓子不成，还要有拿手绝活。她想起小时候在陕北老家看到民间社火表演—“二鬼摔跤”，决定用它作为才艺展示的节目。
崔苗回陕北想找老艺人学艺，跑了好多地方，老艺人要么去世，健在的年龄也太大，无法传授。经人引荐，她去拜见了陕西省歌舞团的一位老师。老师一看她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不到43公斤的体重，还要背25公斤的道具，说什么都不答应收她做徒弟。崔苗哭着请求，老师才答应教她一天。
为上“星光大道”，崔苗还学会了陕北说书、四片瓦、快板书、三人场子、二人场子、丑场子等陕北民间艺术。
7月21日，周赛最后一关，她唱的是《三十里铺》。场上不少观众被她的表演所打动，一位江苏老干部把电话打到现场，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歌声。
就在准备季赛时，崔苗母亲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为了不影响她排练，直到母亲下葬那天，家人才把她叫回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母亲的遗像。”崔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2009年12月6日晚，第四次走上“星光大道”的崔苗，在10进8的比赛中止步。欣慰的是，她进入了年度总冠军决赛前十强。
崔苗四次走上“星光大道”舞台的背后，是160多人的陪伴与支持，其中既有西部歌王王向荣这样的大腕，也有民间艺人刘秀琴、陕北说书人白云飞，以及榆林市文工团乐队、煤海艺术团等的大力帮助。
张胜宝的功劳尤其大。他曾先后为横山县的韩军、安塞的王二妮上“星光大道”出过力，为前者当过伴奏，为后者做过策划和伴奏。
崔苗四上“星光大道”，一首《东方红》她唱了三次。但每次的场景、韵味都有变化，最后一次巧妙地利用1946年横山老腰鼓给毛主席拜年的故事，用腰鼓把节目推向了高潮。
荣耀的背后，是一笔巨额花费。
超出崔苗想象的是，这些富有陕北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目，无论是服装道具还是演职人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周赛，仅亲友团就去了57人，前后一共花费20余万元。
四上“星光大道”，总花费超过120万元，其中崔苗个人负担40万元，有很多是借的债。
2010年初，有媒体记者采访崔苗，她将所有花费单据摆了一床，给记者解释每一笔开销，主要开支用于团队四次往返北京的交通和食宿，演出服装道具费以及演职人员的劳务费。
张胜宝说，带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北京，主要原因是为了给全国观众展示陕北文化，而不仅仅是为了推出一个崔苗。“崔苗是一个点，她的背后是陕北文化！”
有人提出质疑，拿这么多钱“造星”，到底值不值？
崔苗自己认为“值”，毕竟之后她的出场费涨到了万元的水平。
为崔苗上“星光大道”，清涧县政府三次拿出了15万元，因为在崔苗的演出中，清涧的红枣、石板等地方产品都现身于央视。清涧县一直在打造“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石材之乡”的品牌，顺便借崔苗做一番宣传。“在央视打广告是什么价？”这样想就不会觉得贵。
为还债，崔苗只能尽量多地接演出，其中，有些人情只能用免费演唱来还。
寻根之行
崔苗一直有个心愿，去北京学音乐。
“你是陕北人，唱一两首民歌没问题，但要唱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传承者还不够。陕北民歌的活化石在乡村，你要向他们学。”崔苗身边的人常常这样说。
从2010年到2013年，崔苗花了四年时间，带着摄像机、相机走访了12个县，500多个村，数百位老艺人，写了详尽的采访笔记。
在吴堡宋家川张家焉村，崔苗见了张天恩的大女儿。老人已经56岁了，也唱《赶牲灵》。她详细地讲述了父亲张天恩与《赶牲灵》的故事。
《赶牲灵》被誉为中国民歌十大精品之首。唱响这首歌的张天恩，十几岁就成了小脚户，学会了绑“架窝子”，学会了吆鞭子指挥“走头头骡子”，学会了唱曲子。
1935年，张天恩一边为红军秘密运送货物，一边做宣传。因为鼓励国民党士兵哗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直到刘志丹东征才将他解救出来。
四年后，王震带三五九旅到绥德警备区，春节秧歌队会演，张天恩拔了头彩，王震司令员亲自送了他一头骡子，要他好好为边区服务。
1945年，张天恩当了绥德边区政府的运输队长。一天，他的好朋友王元方要随运输队回绥德开会，王元方的女友来送他，满脸不舍地望着即将启程的骡队。于是，张天恩现编了这首《赶牲灵》。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那个灯……”关于这句歌词里的“灯”指的是什么，崔苗问过曾经和张天恩一同赶过脚的张生枝老人。张生枝说，并不是真的是灯，是挂着红缨缨的三块小镜子，太阳光一照，亮闪闪地像灯。赶脚人挂镜子有驱鬼辟邪的意思。
崔苗在寻访道情艺人时，居然碰到她剧团以前的同事高艳芳。他们夫妻俩靠走街串乡地唱道情为生，一月也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养着两个孩子。
崔苗还体验了一下道情剧团下乡演出的过程。
清涧李家塔乡的辛海子，从不到20岁开始领道情剧团，常年下乡演出长达二十多年。别人觉得他辛苦，但他却自得其乐，花了一万元买了一个二手车开着来回跑。
那天一起下乡的有20来个人，到达地方后，大家坐在山的阳坡等安排住处，一等等了几个小时。山风很大，刮得人冷地受不了，肚子饿了，也没有饭，只能嗑瓜子吃。实在顶不住了，大伙沿着羊肠小道下山吃了饭回来，住处还没着落。
“那一刻，仿佛又回到当年剧团下乡演出的时候。”崔苗笑着说。
在乡村访老艺人，走的都是山沟沟，路上的辛苦自不必说。
记得那次去绥德仙焉镇访王俊德老人，山路结了冰，车没办法走，只好一路撒着土慢慢挪。车外的人，被山风一吹，冷地直打哆嗦。这样撒了一公里，车才终于能正常行走了。
四年走访后，崔苗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拦羊的哥哥》。
“和老艺人怎么学，就怎么唱，一腔没动，一字没动。”崔苗请来了哈萨克斯坦的音乐人穆拉特来编曲配器。专辑里的主打歌，是从横山老艺人李生江那采集来的“拦羊的哥哥”，唱给好多陕北人听，都说没听过。
传统陕北民歌，用笛子、唢呐伴奏，这张专辑想吸引年轻人，用了吉他伴奏，听着有民谣的味道。
“老艺人说，唱歌要把歌中的魂唱出来，一张嘴，就要让别人能从你的歌声中听出歌里人物的年龄、身份，这样才能变成你血液里的东西。”四年遍访老艺人，崔苗得到的最大收获是，“老艺人给你的，是音乐院校给不了的东西。”
从2015年起，崔苗和弟弟组建了“姐弟唱响”组合，两人已经发了第一张专辑。
弟弟陪着她采访了很多老艺人，他们的共识，是把老艺人的精髓承袭并发扬光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她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在北京学习音乐，但在饱受争议的人生低谷之际，她却掉头转而走向陕北乡村，向民歌老艺人学习。四年時间，她足迹遍布12个县、500多个村，积淀的成果，是她新近推出的两张专辑。
2016年1月20日，陕西电视台节目录制大厅的进出口人流不断，全是来录制初三一档节目的演员，台下座位上是带孩子参加演出的家长，或候场的演员。
走台过程中，导演不停地催问崔铭峰，“你姐到了吗？”崔铭峰只能回应“快了，快了”，语气听着颇没有底气。
崔铭峰的姐姐，就是崔苗。直到节目已开始录制，崔苗才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崔苗演出密集，在空中飞来飞去，崔苗说“都快成空姐了”。
“这两天，我这一身衣服就没有脱下来过。”后台的崔苗一脸倦容地说，“临时有事，昨天不得不回了一趟榆林，紧着赶还是迟到了。”
约定的采访，在后台一个化妆间进行。
艺校学艺
1987年4月25日，崔苗出生于陕北榆林子洲县老君殿花寺湾村。村中间有一座毁坏已久的古寺，据传说有上千年的历史。该村曾以制作花炮而驰名，故称“花寺湾”。
崔苗的父母务农，家中兄弟姊妹六个孩子，她排行老四。
父亲崔海平是一个地道的陕北汉子，能唱秧歌、酒曲。农活干累了，常常会吼一嗓子信天游。父亲是崔苗人生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到上学年龄，崔苗看着二婶家的孩子背着花书包到学校读书去了，只能心生羡慕，妈妈说，她不能上学，要在家带弟妹。
直到9岁，崔苗才终于能上学了，这还是她“罢工”争取到的。因为妈妈不答应送她上学，她就不去给羊拔草。尽管生气的妈妈打了她，但还是用碎布头给她赶做了一个书包。母亲答应她上学的条件，是每天放学都要打几筐草回家。
陕北农村有一个习俗，在特定日子里，会请戏班子来唱三天戏，祈求一年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听见戏班子的锣鼓点响，崔苗在家就坐不住了，饭都来不及吃就飞奔而去。看到演员穿着漂亮的戏服，在台上唱着舞着，台下的崔苗常常幻想那就是自己。
崔苗成绩不错，三年连跳两级，升到了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崔苗帮母亲看西瓜地。突然，妈妈问她想不想去唱戏？崔苗先是一愣，随后激动地大声叫出来：“想呀！”
当时，清涧剧团正在崔苗大姐家的村子演出，得知剧团戏校招生，崔苗的父亲决定送女儿去学戏，家里的一头驴卖了1350元钱，成了崔苗的学费。
“1998年7月21日，我带着一床小被子，随身几件衣服，还有妈妈洗好的几个西红柿，就跟着剧团的人走了。”那是崔苗第一次离开家。
在剧团当学员，要经常练劈叉、下腰这些基本功，很多同学练得直掉泪，但崔苗再疼都忍着。“艺校的日子苦，但和一个人在山上放羊、拔草比，还是好多了。”崔苗说。
一年后，崔苗开始在剧团实习，一个月只有40元的工资。她将自己的日常花费控制在10元的水平，另外30元交给妈妈。
剧团演出实际上就是赶庙会，三天一搬家。一辆大卡车，最下面是戏箱，戏箱上面是演员的被子，演员在最上面坐着。白天演戏，晚上赶路，到了目的地，随便找个地方住，或者是窑洞，或者是小学的教室，都住过。有一个夜里，车子坏在半道上，别人下车吃方便面填肚子，崔苗身上没有一分钱，只好假装不饿，坐在一边纳鞋底。
“团里很多人去延安、西安推销白酒挣钱去了，工资比唱戏多。”崔苗后来的月工资涨到了150元，演出任务重，累得老流鼻血，但如果没有演出，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在剧团实习了两三年，崔苗发现转正无望，只好另作打算。
驻店歌手
2002年夏，15岁的崔苗只身一人到了西安。
“西安太大，人多，不如想象中的美。”忙着找工作的崔苗，对西安的第一印象不是太好。
应聘酒厂的歌手，人家嫌她太小，唱得也不行，被拒绝了。
大姐帮她在一家火锅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包吃包住一月只有200元的工资。从下午三点上班，一直要工作到凌晨三点。一个月后，她换了一个工作，还是在餐厅当服务员，但工资涨到600元。干了半年，崔苗想回剧团，大姐对她说，“出来了，就不要想着回去。”
崔苗租住的城中村，有人在街道摆唱歌的摊摊，一台小电视机，连一个碟机、麦克风，一元可以唱一首歌。崔苗一亮嗓子，就会引来一片掌声。
她偷偷报名参加西安电视台的“心跳大赢家”节目，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得了一个特等奖。
“你有天赋，潜力也很大，找个老师好好学，一定能成功。”崔苗一直记得导演鼓励她的话。
杨步安是崔苗在西安的第一个声乐老师，崔苗每周去他那儿上两次课。他逢人就夸崔苗，说这孩子是她见过最勤奋的，不论刮风下雨，都会比上课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反复练习布置的作业。
2006年，崔苗经朋友帮忙，终于成为一家陕北餐馆的驻店歌手—客人买酒就给免费唱歌，一月有1600元的工资，如果酒销得好还有提成。
这一年的春天，省上举办了一个陕北民歌比赛。崔苗也去参加了，复赛时被淘汰。她的室友拿了第一名，回来取东西时，头发染成了黄颜色，穿着一双红皮凉鞋，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
自此之后，崔苗一大早就去公园喊嗓子、练歌、跑步，还向马子清、杨巧、白秉权等陕北民歌大师求教。
2008年对崔苗来说是一个收获颇丰的年份。她先后获得陕西省声乐比赛原生态一等奖；第六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手邀请赛铜奖；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陕西赛区优秀奖。
负债圆梦
崔苗看见王二妮在“星光大道”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时，她的反应是这歌我也能唱，我也要上“星光大道”。 从2007年始，崔苗不断地给“星光大道”写自荐信，还买来演出服，请舞台导演把自己的演唱制成碟，邮寄给“星光大道”。但这一切努力，都如泥牛入海。
崔苗回到榆林，向清涧文工团的郝老师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与失落。郝老师向榆林市文工团艺委会主任张胜宝引荐了她。
2009年5月中下旬，“星光大道”的编导来榆林采风，张胜寶向他们推荐了崔苗。7月4日，“星光大道”终于给崔苗发了进京参加周赛的通知。张胜宝、郝老师立即行动起来，帮崔苗精心策划编排节目。
崔苗发现，上“星光大道”光有好嗓子不成，还要有拿手绝活。她想起小时候在陕北老家看到民间社火表演—“二鬼摔跤”，决定用它作为才艺展示的节目。
崔苗回陕北想找老艺人学艺，跑了好多地方，老艺人要么去世，健在的年龄也太大，无法传授。经人引荐，她去拜见了陕西省歌舞团的一位老师。老师一看她只有一米五的个头，不到43公斤的体重，还要背25公斤的道具，说什么都不答应收她做徒弟。崔苗哭着请求，老师才答应教她一天。
为上“星光大道”，崔苗还学会了陕北说书、四片瓦、快板书、三人场子、二人场子、丑场子等陕北民间艺术。
7月21日，周赛最后一关，她唱的是《三十里铺》。场上不少观众被她的表演所打动，一位江苏老干部把电话打到现场，说这是他听到的最好的歌声。
就在准备季赛时，崔苗母亲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为了不影响她排练，直到母亲下葬那天，家人才把她叫回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母亲的遗像。”崔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2009年12月6日晚，第四次走上“星光大道”的崔苗，在10进8的比赛中止步。欣慰的是，她进入了年度总冠军决赛前十强。
崔苗四次走上“星光大道”舞台的背后，是160多人的陪伴与支持，其中既有西部歌王王向荣这样的大腕，也有民间艺人刘秀琴、陕北说书人白云飞，以及榆林市文工团乐队、煤海艺术团等的大力帮助。
张胜宝的功劳尤其大。他曾先后为横山县的韩军、安塞的王二妮上“星光大道”出过力，为前者当过伴奏，为后者做过策划和伴奏。
崔苗四上“星光大道”，一首《东方红》她唱了三次。但每次的场景、韵味都有变化，最后一次巧妙地利用1946年横山老腰鼓给毛主席拜年的故事，用腰鼓把节目推向了高潮。
荣耀的背后，是一笔巨额花费。
超出崔苗想象的是，这些富有陕北地方文化特色的节目，无论是服装道具还是演职人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第一次去北京参加周赛，仅亲友团就去了57人，前后一共花费20余万元。
四上“星光大道”，总花费超过120万元，其中崔苗个人负担40万元，有很多是借的债。
2010年初，有媒体记者采访崔苗，她将所有花费单据摆了一床，给记者解释每一笔开销，主要开支用于团队四次往返北京的交通和食宿，演出服装道具费以及演职人员的劳务费。
张胜宝说，带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北京，主要原因是为了给全国观众展示陕北文化，而不仅仅是为了推出一个崔苗。“崔苗是一个点，她的背后是陕北文化！”
有人提出质疑，拿这么多钱“造星”，到底值不值？
崔苗自己认为“值”，毕竟之后她的出场费涨到了万元的水平。
为崔苗上“星光大道”，清涧县政府三次拿出了15万元，因为在崔苗的演出中，清涧的红枣、石板等地方产品都现身于央视。清涧县一直在打造“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石材之乡”的品牌，顺便借崔苗做一番宣传。“在央视打广告是什么价？”这样想就不会觉得贵。
为还债，崔苗只能尽量多地接演出，其中，有些人情只能用免费演唱来还。
寻根之行
崔苗一直有个心愿，去北京学音乐。
“你是陕北人，唱一两首民歌没问题，但要唱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传承者还不够。陕北民歌的活化石在乡村，你要向他们学。”崔苗身边的人常常这样说。
从2010年到2013年，崔苗花了四年时间，带着摄像机、相机走访了12个县，500多个村，数百位老艺人，写了详尽的采访笔记。
在吴堡宋家川张家焉村，崔苗见了张天恩的大女儿。老人已经56岁了，也唱《赶牲灵》。她详细地讲述了父亲张天恩与《赶牲灵》的故事。
《赶牲灵》被誉为中国民歌十大精品之首。唱响这首歌的张天恩，十几岁就成了小脚户，学会了绑“架窝子”，学会了吆鞭子指挥“走头头骡子”，学会了唱曲子。
1935年，张天恩一边为红军秘密运送货物，一边做宣传。因为鼓励国民党士兵哗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直到刘志丹东征才将他解救出来。
四年后，王震带三五九旅到绥德警备区，春节秧歌队会演，张天恩拔了头彩，王震司令员亲自送了他一头骡子，要他好好为边区服务。
1945年，张天恩当了绥德边区政府的运输队长。一天，他的好朋友王元方要随运输队回绥德开会，王元方的女友来送他，满脸不舍地望着即将启程的骡队。于是，张天恩现编了这首《赶牲灵》。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三盏盏那个灯……”关于这句歌词里的“灯”指的是什么，崔苗问过曾经和张天恩一同赶过脚的张生枝老人。张生枝说，并不是真的是灯，是挂着红缨缨的三块小镜子，太阳光一照，亮闪闪地像灯。赶脚人挂镜子有驱鬼辟邪的意思。
崔苗在寻访道情艺人时，居然碰到她剧团以前的同事高艳芳。他们夫妻俩靠走街串乡地唱道情为生，一月也能有万把元的收入，养着两个孩子。
崔苗还体验了一下道情剧团下乡演出的过程。
清涧李家塔乡的辛海子，从不到20岁开始领道情剧团，常年下乡演出长达二十多年。别人觉得他辛苦，但他却自得其乐，花了一万元买了一个二手车开着来回跑。
那天一起下乡的有20来个人，到达地方后，大家坐在山的阳坡等安排住处，一等等了几个小时。山风很大，刮得人冷地受不了，肚子饿了，也没有饭，只能嗑瓜子吃。实在顶不住了，大伙沿着羊肠小道下山吃了饭回来，住处还没着落。
“那一刻，仿佛又回到当年剧团下乡演出的时候。”崔苗笑着说。
在乡村访老艺人，走的都是山沟沟，路上的辛苦自不必说。
记得那次去绥德仙焉镇访王俊德老人，山路结了冰，车没办法走，只好一路撒着土慢慢挪。车外的人，被山风一吹，冷地直打哆嗦。这样撒了一公里，车才终于能正常行走了。
四年走访后，崔苗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拦羊的哥哥》。
“和老艺人怎么学，就怎么唱，一腔没动，一字没动。”崔苗请来了哈萨克斯坦的音乐人穆拉特来编曲配器。专辑里的主打歌，是从横山老艺人李生江那采集来的“拦羊的哥哥”，唱给好多陕北人听，都说没听过。
传统陕北民歌，用笛子、唢呐伴奏，这张专辑想吸引年轻人，用了吉他伴奏，听着有民谣的味道。
“老艺人说，唱歌要把歌中的魂唱出来，一张嘴，就要让别人能从你的歌声中听出歌里人物的年龄、身份，这样才能变成你血液里的东西。”四年遍访老艺人，崔苗得到的最大收获是，“老艺人给你的，是音乐院校给不了的东西。”
从2015年起，崔苗和弟弟组建了“姐弟唱响”组合，两人已经发了第一张专辑。
弟弟陪着她采访了很多老艺人，他们的共识，是把老艺人的精髓承袭并发扬光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