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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质量话语是当前许多国家早期教育领域的评价政策现实，《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一书的三位作者对之进行了质疑与批判。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存在让我们去超越的质量话语。相反制订质量标准体系应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策追求，同时我们应超越简单化地理解“质量”，超越“管理主义”地理解“评价”，将质量标准体系制订与实施的过程和早期教育质量的保障与提高统一起来，促使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讨论有关童年早期的价值与早期教育的目的等根本问题。
[关键词]质量话语；质量评价；早期教育政策
最近，笔者认真阅读了由英、加、瑞三国学者合著的《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以下简称《超越》)一书。三位作者的研究领域均涉及早期教育的政策问题，他们希望把对童年早期的新认识和对早期教育机构性质的新构想纳入政策制订中来，将思想现实化。他们聚焦当前各国早期教育政策中的主题——“质量”评价和确保质量的问题，呼吁反思在“质量”名义下的某些评价政策背后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这给关心质量评价的笔者以许多启发。但是这一书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让人感到我们无需关注质量问题和质量标准的制订了，但事实是，我们需要在准确把握作者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在我国的背景下如何做出政策上的抉择。
一、“质量话语”批判
(一)质量话语：早期教育领域的评价政策现实
话语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语词静态的含义，而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批评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社会文化现实问题，话语研究总是怀有某种社会政治动机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超越》一书的三位作者通过分析“质量”一词的使用。揭示了哪些存在于早期教育领域的社会文化现实。
“质量”一词源于商业领域，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人们普遍认为质量是在全球化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全面质量管理在整个80年代盛行一时，“质量概念主要涉及通过详细制定准则(criteria)，来界定一种可归纳的(generalizahle)标准，据之可以对一个产品作出确定无疑的判断。制订细则的过程以及对它们系统、有条理的运用过程。目的在于使我们知道某样东西——不管它是一个产品还是一项服务——是否达到了标准。”随着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寻求削减社会福利预算”，竞争和效率成为重点。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公共服务领域也引入了“质量话语”，质量管理与控制由此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主流。以此决定资源分配。
早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为专家们开始确立好的早期教育实践标准，“包括关于好的实践的研究、举措、标准和指导大纲”，而且通过评价程序，把各个早期教育机构的工作特征、水准与这些标准相比较，判断其接近标准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如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价体系通常被界定为三组准则：结构、过程和结果。由于对儿童发展结果信息的收集面临着财政和方法上的困难。所以通常主要关注结构准则和过程准则，根据它们对于儿童发展的预测性意义的一些特性来定义“质量”。也就是说，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由专家群(往往是发展心理学家)把早期教育机构中那些可能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提取出来，描述这些因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特征，就是“好的实践”。而“好的实践”标准一旦被展示出来，就可以不受文化(价值取向)和地域的限制，用于评价各个国家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
评价的过程就是公正、客观地搜集某特定早期教育机构与各项准则相关的信息。这一“测量”的过程可以尽可能地排除任何个人的推测、解释或判断，避免主观性，以保证标准的普遍一致性和使用的客观性。为此，准则被设计成对物质、行为和场景的描述，以引导测量者客观地对照所看到的实际场景，而排除评价者对准则和标准根据个人偏好进行解释。评价者的工作由此就是在客观搜集信息之后，根据预定的评分系统，给被评价机构的质量计算出分数。再根据这一分数赋予这一机构“不合格，合格”或“一星，二星”等标签。
(二)对“质量话语”的质疑
三位作者分析了将“质量话语”引人早期教育领域中的那些人士的关注点、价值观，对童年早期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认识，进而对“质量话语”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矛头指向的并不单单是“质量”这个词的含义，而是批判它所体现的早期教育领域存在的评价政策现实。
1 “质量话语”背后关于童年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观念还应继续存在吗?
由于制订早期教育机构质量标准就是要预定一些儿童发展的理想结果，这种预定又以让儿童为学校教育做准备为主要的参照系。然后再把与这些结果相联系的早期教育机构的结构条件和过程特征揭示出来作为准则，所以，质量标准的制订过程体现了对早期教育机构和儿童这样的构想：“就好比将它视为制造预定结果的机构，将儿童视为空的容器，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儿童准备好进行学习和接受学校教育”，即把儿童理解为被动地受环境塑造的物体，而早期教育机构就是千篇一律地制造正常“儿童发展”结果的工厂。
这与三位作者对童年早期与早期教育机构的构想是不相容的。与现代主义对“柔弱的、没有能力的、依赖的和孤立的儿童”或“发展中的未成年人”以及需要“社会化”的人的构想不同，《超越》一书的作者视儿童为“充满潜力的、强大的和有能力的个体”，“从生命开始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自己身份的共同建构者”。儿童不是等待填充的容器，而是从生命的开始就积极地与世界作用，从降生时起就可以不经成人的赞同而开始学习。他们拥有自己的理论和观念。成人不仅应该“严肃认真地倾听，而且应该仔细地揣摩，在合适的时候予以质疑和挑战。”
与现代主义对早期教育机构“或者是儿童成品的生产者，或者是家族的替代，或者是商业机构”的构想不同，《超越》一书的作者将早期教育机构看作是“一个社会成员代表的共同体”、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论坛(a public fonlm in civil societv)”，“使儿童与成人能够共同在这里参与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方案中”，也包括“父母与教师(及他人)共同进入到一种思考和分析的关系中”，以广泛地讨论“我们怎样理解儿童早期、我们建构的儿童是什么样的、儿童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孩子做些什么、美好的孩童时期是什么样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从三位作者对童年早期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新构想出发，“质量话语”体现的评价政策显然是不适宜的，不利于在新观念下建构一种新型的早期教育机构，从而让“丰富的”儿童得到成人认真的聆听，得到平等参与建构世界的机会。
2 “质量”是一个可以客观界定、甚至量化的存在物吗? “质量话语不仅假设了质量的现实存在，它还假定了这种现实可以通过适当的、仔细控制的手段来加以捕捉。”而《超越》一书的作者认为，质量准则体系总是由某一群人在特定的背景下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建构起来的，“好的实践”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物，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要建构“好的实践”的标准，就必然涉及到对早期教育机构目的、什么是美好童年等重要问题做出价值判断，而不同的人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并不存在惟一科学的标准。制订客观的、理智的、普遍的标准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由专家在明确无误的(发展心理学)知识基础上定义标准，脱离具体的情境、有差异的需求，用一套普遍的准则和标准来衡量处于不同情境中的机构，从而把建构“好的实践”的众人民主讨论的伦理过程、持续的反思过程降格为测量和比照标准的技术活。
“质量标准的细则是由一群特殊的群体来承办的。他们的权威来自不同的方面，包括专家身份或者政治、官僚或管理方面的地位。”“那并不是一个在所有有关团体之间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过程。”人们期望专家能提供严谨、客观和公平，但是，“专家自身正日益丧失其可靠性及公信度”。而且。“许多早期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并不了解发展心理学的根本假设已经‘遭到批评’：他们继续依赖它为自己提供一种‘真实的’关于童年的描述，并且为决策和实践提供基础。”发展心理学“将儿童视为自然的种群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种群”，“将个体发展看成是脱离背景的由生物学秩序所决定的阶段；将探究重点聚焦在个体身上”，致力于研究该自然种群可预见的发展过程。然而事实上。“人类的行为毫无例外都是偶发的，而且社会行为必然受背景的影响”，并不存在所有儿童普遍存在的发展规律(生理发育除外)，也就不可能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澄清出有利于所有儿童发展的“好的实践”标准。
三位作者也怀疑人们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对于什么是好的实践达成共识，因为“各利益人并非统一复制，而是各具特色的”，他们对孩子有不同的期望，对好的实践也就有不同的认识。“面对差异性和复杂性，实现标准化的可能性显得日益渺茫”，更不用说将一个国家的质量标准不假思索地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了。即使人们能够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也是“令人担心”的，可能使很多人在“共识”的压力下放弃自己进行判断的责任，从而放弃深入思考与儿童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有关的哲学问题，使关于质量标准本身合理性的开放讨论终结。
3 评价就是衡量早期教育机构与质量标准的符合程度这么简单吗?
参照质量标准对早期教育机构工作进行评价，常常只起到最低的规范作用，并不能切实地促进早期教育机构向好的实践方向发展，反而可能破坏实践者从根本上思考早期教育的基本问题。“对儿童发展或者质量的评估最终都产生了一幅抽象的地图，简洁和标准化地说明了儿童和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是怎样的，却使我们不去注意实际上它们是怎样的。”
评价的主要目的由此就是为了判断早期教育机构的表现与预定标准的接近程度，最终给机构贴上一个“合格”还是“不合格”的标签，对不合格的机构采取某些关停或整改的行动。评价过程并不寻求对特定机构现状的深入理解：它为什么有现在的表现，它所处的环境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它能获得的资源是否极为有限等。仅仅对照预定指标和标准，也必然会妨碍我们关注机构中表现出来而标准中未提及的一些细节，就像未列入儿童发展评估标准里的那些儿童表现往往不被人关注一样，这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儿童的表现和机构的表现往往形成一种误导，而不能形成对机构现状根源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机构的改进。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高利害”评价常常会使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异化，把标准本身当成工作的目的，把标准当成固定不变的、终结性的东西，眼中只有标准，没有儿童；只参照标准“依葫芦画瓢”地工作，而不再去反思标准背后的根本问题：怎样看待童年?早期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教育工作如果变成了这种机械劳动，又如何谈得上“提高质量”呢?
二、对“质量话语”质疑的辩析
《超越》一书提出的上述观点是非常有启迪性的，对通过“质量话语”来推进早期教育发展这种政策的批评在许多方面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仔细辨析，我们也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制订广泛认同的质量标准，也不对照标准来评价具体的机构，可不可能达到追寻“好的幼教实践”的目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质量标准，各机构的相关利益人也可能会思考和讨论“到底该培养孩子什么品质、改正他们什么缺点?”“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孩子?”“我做得好吗?”之类的问题，各自也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也可能点滴地推进自己的实践。由此不可回避的是，各机构的价值取向可能有所不同，如可能有的机构认为智力开发是最重要的，有的机构认为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的机构认为严格要求孩子形成某些习惯对孩子有好处，而另外的机构则认为对孩子慈爱、给孩子宽松的环境对孩子有好处。同样不可回避的是，某些办园人主要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获利而思考如何对待儿童及其家长。我们在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运行早期教育系统的国家就可以看到一种现实情况：只有少数的机构和办园人才会自发地思考并努力改进自己的儿童工作。
于是，特别在那些把早期教育当成政府儿童工作的一部分来重视的国家，政府希望对这种局面加以控制，以保障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权利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质量话语”由此是其自然的选择，“分权化从这只手放出去的权利，又由评估用那只手拿回来了”。
而被评估的那些机构的利益人也需要让自己心目中关于“好的实践”的标准得到更广泛的、普遍的确认，以此摆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迷惑心态，求得确定和放心。于是。他们自然地选择信赖专家或者大多数人在质量标准体系中达成的“共识”，他们“渴求放心胜过理解，宁愿相信专家评估也不愿承担自己作决定的风险。”质量标准体系顺理成章地成为判断质量的权威，它有了超越单个人利益和视域的“客观性”。
这种追求普遍性、确定性的心态被《超越》一书的作者批评为“现代性”，在他们看来，对普遍性和共识的追求会压制对“差异性”的尊重，容易导致霸权；对确定性的追求会让人无法对变化保持开放的心态，容易忽略反思。我们在享受这种批评带给我们启迪的同时，最好将它理解为提醒我们注意事物的另一面，而不能把事物的这一面也抛弃掉了。
“后现代主义者最强烈的道德品质之一是对人类差异和压迫的敏感性；但是，在称颂人类差异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似乎忽略了重要的共性。也许对于断裂和碎片的沉迷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人类所共有的特性……如所有人都需要一种由民主社会培育的个人感和社会感，所有人都需要安全和健康上的保障感，所有人都需要 机会去实现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社会的不同部分或者地球的这边和另一边的最佳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否认人类拥有很多共性是错误的，这种共性具有普遍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则在他们自己的话语中将这种普遍的意义压制了。”正因为人类拥有一些共性，因此也就可能存在某些“普世价值”，在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理解和早期教育机构的目的方面，也就有可能形成部分的共识。这种共识如果不是借助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而达成的，就并不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令人担忧”的，不能因为有些人没有勇气挑战多数人的共识就否定这种共识的意义。
因此。我们相信通过民主程序制订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标准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允许制订出来的标准根据特定时空做出特定的解释和具体化，并随时随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引发大家进一步讨论标准体现的价值问题、标准实现的条件问题，明确各方对早期教育质量所负有的责任，那么，对“质量标准”压制差异性的忧虑就可以解决。其实，我们是通过寻求共识来处理差异的，正因为有共识，才有共存的基础，也才有可能存留差异。
《超越》一书的作者主张，我们应接受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暂时性，抛弃追求确定性的心态，但这不能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什么也不信、什么知识也不建构。我们总要在自己所处的时空中形成自己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看法、对好的实践的看法，尽管可能是暂时的，经过反思会不断变更的。“如果人们轻率地进行解构或者否定任何主张，那么，人们可能会忽略自身所处的危险。后现代主义思想可能误人消极理念论的歧途。”对稳定感的追求并没有什么错。只要不进一步演变成懒惰的一劳永逸的心态就可以了，稳定感的追求与开放心态并非不可并存。事实上，我们也是通过寻求暂时的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连《超越》一书的作者也肯定了在早期教育的某些领域“质量话语”是合适的：“我们承认质量话语可能特别适用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比如确保儿童身体安全的食品卫生或建筑标准。”㈣其实也就是肯定了关于这些方面有客观的知识基础，并非完全没有确定性。
因此，通过制订标准的系统方法，不断澄清我们对童年的当前认识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当前价值取向，把关于好的实践的当前经验梳理和归纳出来，让更多的人明确和了解，相对于让其隐含在单个人的意识里，更有助于让现有的认识迎接挑战和质疑，从而稳步地改进知识和实践。
三、我们的政策抉择应是什么
(一)“质量话语”仍应是我们的政策抉择
首先我们要思考，我们国家的早期教育政策是否真的存在能让我们去超越的“质量话语”。在我国早期教育领域，“质量话语”还在努力争取在政策中的地位。就全国范围来看，有多少个地方“质量话语”已经被政府当成主流话语?很多地方政府更多地在谈，如何让市场去主导早期教育机构的生存，对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采取漠视态度，根本无意通过系统制订质量标准体系来评价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
即使在那些已经或正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的地方。也与“质量话语”中主张的客观性原则和以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为依据相距甚远，甚至还没有这方面的追求。由少数行政管理人员凭借狭窄的经验便随意拼凑出一个标准体系，或者简单借用其他地区的评价标准体系的情况并不少见：所确定的指标缺乏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参照和研究依据，时常出现为了管理便利而盲目提高要求的情况：指标的意义含糊不清。只是一些价值取向的模糊表述。并没有对客观表现的描述：在评价过程中，也就必然牵涉到评价人员个人对指标和标准的主观解释和判断，加之缺乏对评价结果“客观化”的追求，未能严格规定评价的程序，这种主观判断又缺乏被评者和其他评价者的监督和质疑，导致被评者战战兢兢地揣测评价人员的个人喜好，其参照系统并不是标准而是评价者，换句话说，不是对质量实行“法治”，而依然是“人治”，效果只能依赖于具体评价者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质量话语”在我国的情景下还是一种“奢谈”，当务之急依然是超越质量“可有可无”的话语，超越不谈质量、完全依赖少数人经验和价值取向评判早期教育机构工作的时代。
相对于不关心早期教育机构特征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重视和厘订“好的实践”的标准难道不是迈进了一小步吗?相对于凭借少数人经验和价值取向就制订一个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体系，让一群专家系统地搜集关于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对早期教育机构的目的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制订质量标准体系，难道不是向民主迈进了一小步吗?重视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保障，制订质量框架并根据标准评价和规范机构质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应是我国的政策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质量标准体系不能仅仅视为对单个机构办学人的规范，而且要视为对政府的规范。因为政府对早期教育机构质量的提高负有提供基本框架与条件的责任，在我国当前的背景下，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所以《超越》一书带给政策制订者和研究者的，不应是谈“质量”“标准”和“标准化”色变，脱离背景空洞地谈走向“意义生成话语”，《超越》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较它们孰优孰劣是毫无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即使意义生成话语被更广泛地采用，它也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与质量话语共存。因为，尽管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都觉得我们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或者至少是处在现代主义晚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实际情形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质量年代。”而且，“在意义生成话语下的工作并不排除运行这种标准化的框架，如果有这样的要求：这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早期教育机构采用了意义生成话语，与此同时它们又不得不遵从各种各样由国家或地方通过民主程序所决定的标准和目标(我们称之为标准化的框架)。规定一部分他们在做的工作。”
(二)我们的质量评价政策可以从《超越》一书中吸取什么
尽管我们的政策重点仍应该强调制订质量标准及质量评价，但我们的确可以从《超越》一书中吸取一些重要的思想。
1 超越简单化地理解“质量”，把标准体系当成质量的代名词。
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界说质量和制订质量标准体系的过程应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客观的文本陈述。这个过程应是不同群体多方参与和民主谈论的过程，因为这些群体的需要、立场和价值取向有时可能是不同的。“标准化的框架本身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承载着价值，而不是要揭示先天固有的、价值中立的真理。标准一旦建构完成。仍需继续不断地对框架作出阐释。”
对我们而言。在建构标准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关于“好的实践”的国外观点和所谓国际标准，而应研究国外标准体系体现的价值取向，恰当地处理它与我们文化的差异点，同时重视研究和反思我国现有的对童年早期的观念，形成建构“自己” 的标准体系的意识。
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时，除了参照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外，还要建立区域性共识达成的机制，重视多方参与、充分表达观点的民主过程。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文化丰富的国家，应考虑在整个国家的质量大纲下，允许制订多个地方标准。而各地的政策制订者也应去除“与他人一样”的心态，从更根本的问题(如怎样理解儿童身心健康状态，在自己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出发来思考和组织制订地域性的质量标准。
当标准体系的建构告一段落时，也不能将这些作为终极真理，依然要建立一个向大众质疑保持开放的机制。正如美国幼教协会在最新的幼教计划检定标准公布之后，依然在网站上开辟通道，接受大众对指标和标准本身的质疑和建议。在这一机制之下。早期教育的相关利益人就会将标准当成激发进一步讨论早期教育相关问题的平台，而不是将它视为客观真理和工作的全部目的。
2 超越“管理主义”地理解“评价”，把评价过程等同于对照预定标准打分。
评价过程的设计很能体现政策制订者对于标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评者对待评价和标准的态度。如果评价过程就是对照预定的标准打分，就暗示着把标准当成目的。规范、要求受评者照着标准做，而被评者当然也会这样对待这些标准，在工作中把达标当成终极目的，而不是真正把眼光投向理解自己面前的儿童，形成一种实践智慧，对自己的行动究竟对儿童有什么影响进行价值判断。这种“眼中无儿童，心中只有标准”的状况是无助于早期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的，反而会导致某些幼儿园应付检查的时间比潜心研究教育的时间还要多的现象。
可见，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之后，如何使用这套体系进行评价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此，《超越》一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评价过程离不开解释和判断过程，不只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在呈现标准和应用标准进行评价时必须把握住这一原则，如在标准呈现上可以配合提供多个行动举例，暗示人们要结合自己的情境决定自己具体采取何种行动，破除惟一正确做法的意识：再如在对照标准搜集信息和判断接近程度时，应充分地与被评者进行讨论，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不达标”，这种讨论必然涉及大家对于工作现象的解释、对于某一行动对儿童影响的价值判断，从而引导人们深入讨论标准背后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儿童的行为、自己对儿童应扮演的角色等。而这种讨论实际上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使相关利益人深入地理解机构所处的环境，并寻找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只有评价过程深入到这样的程度。形成一种“质量对话”，才能真正有助于形成“实践智慧”，从而达到所谓的“质量提高”的目的。也只有这样，质量标准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捆绳。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建立类似“评价会议”的机制。对使用质量标准体系的程序进行详细的设计。例如，德国在进行质量评价之前会针对标准进行培训和讨论，重新理解、思考标准的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要求照做，同时致力于把质量评价与改进的过程连接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强调机构所有人员作为一个团队全体参与质量改进的各阶段讨论。OECD的报告《强壮开端》向其成员国建议了一种“质量改进和确保的参与性方法”，以使有效的政府调控与参与性和自发的质量改进相结合，支持和鼓励教师维持和改进质量，促成一种质量讨论和评价的文化。这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也是值得采纳的政策取向：不要把质量讨论只局限于管理者和行政人员，而应让更多的人关注“质量”问题，并由此关心童年早期的价值及早期教育的目的等根本问题。
[关键词]质量话语；质量评价；早期教育政策
最近，笔者认真阅读了由英、加、瑞三国学者合著的《超越早期教育保育质量》(以下简称《超越》)一书。三位作者的研究领域均涉及早期教育的政策问题，他们希望把对童年早期的新认识和对早期教育机构性质的新构想纳入政策制订中来，将思想现实化。他们聚焦当前各国早期教育政策中的主题——“质量”评价和确保质量的问题，呼吁反思在“质量”名义下的某些评价政策背后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这给关心质量评价的笔者以许多启发。但是这一书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让人感到我们无需关注质量问题和质量标准的制订了，但事实是，我们需要在准确把握作者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在我国的背景下如何做出政策上的抉择。
一、“质量话语”批判
(一)质量话语：早期教育领域的评价政策现实
话语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语词静态的含义，而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批评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社会文化现实问题，话语研究总是怀有某种社会政治动机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超越》一书的三位作者通过分析“质量”一词的使用。揭示了哪些存在于早期教育领域的社会文化现实。
“质量”一词源于商业领域，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人们普遍认为质量是在全球化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全面质量管理在整个80年代盛行一时，“质量概念主要涉及通过详细制定准则(criteria)，来界定一种可归纳的(generalizahle)标准，据之可以对一个产品作出确定无疑的判断。制订细则的过程以及对它们系统、有条理的运用过程。目的在于使我们知道某样东西——不管它是一个产品还是一项服务——是否达到了标准。”随着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寻求削减社会福利预算”，竞争和效率成为重点。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公共服务领域也引入了“质量话语”，质量管理与控制由此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主流。以此决定资源分配。
早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为专家们开始确立好的早期教育实践标准，“包括关于好的实践的研究、举措、标准和指导大纲”，而且通过评价程序，把各个早期教育机构的工作特征、水准与这些标准相比较，判断其接近标准的程度。以此来确定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如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价体系通常被界定为三组准则：结构、过程和结果。由于对儿童发展结果信息的收集面临着财政和方法上的困难。所以通常主要关注结构准则和过程准则，根据它们对于儿童发展的预测性意义的一些特性来定义“质量”。也就是说，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由专家群(往往是发展心理学家)把早期教育机构中那些可能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提取出来，描述这些因素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特征，就是“好的实践”。而“好的实践”标准一旦被展示出来，就可以不受文化(价值取向)和地域的限制，用于评价各个国家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
评价的过程就是公正、客观地搜集某特定早期教育机构与各项准则相关的信息。这一“测量”的过程可以尽可能地排除任何个人的推测、解释或判断，避免主观性，以保证标准的普遍一致性和使用的客观性。为此，准则被设计成对物质、行为和场景的描述，以引导测量者客观地对照所看到的实际场景，而排除评价者对准则和标准根据个人偏好进行解释。评价者的工作由此就是在客观搜集信息之后，根据预定的评分系统，给被评价机构的质量计算出分数。再根据这一分数赋予这一机构“不合格，合格”或“一星，二星”等标签。
(二)对“质量话语”的质疑
三位作者分析了将“质量话语”引人早期教育领域中的那些人士的关注点、价值观，对童年早期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认识，进而对“质量话语”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矛头指向的并不单单是“质量”这个词的含义，而是批判它所体现的早期教育领域存在的评价政策现实。
1 “质量话语”背后关于童年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观念还应继续存在吗?
由于制订早期教育机构质量标准就是要预定一些儿童发展的理想结果，这种预定又以让儿童为学校教育做准备为主要的参照系。然后再把与这些结果相联系的早期教育机构的结构条件和过程特征揭示出来作为准则，所以，质量标准的制订过程体现了对早期教育机构和儿童这样的构想：“就好比将它视为制造预定结果的机构，将儿童视为空的容器，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儿童准备好进行学习和接受学校教育”，即把儿童理解为被动地受环境塑造的物体，而早期教育机构就是千篇一律地制造正常“儿童发展”结果的工厂。
这与三位作者对童年早期与早期教育机构的构想是不相容的。与现代主义对“柔弱的、没有能力的、依赖的和孤立的儿童”或“发展中的未成年人”以及需要“社会化”的人的构想不同，《超越》一书的作者视儿童为“充满潜力的、强大的和有能力的个体”，“从生命开始就是一个知识、文化、自己身份的共同建构者”。儿童不是等待填充的容器，而是从生命的开始就积极地与世界作用，从降生时起就可以不经成人的赞同而开始学习。他们拥有自己的理论和观念。成人不仅应该“严肃认真地倾听，而且应该仔细地揣摩，在合适的时候予以质疑和挑战。”
与现代主义对早期教育机构“或者是儿童成品的生产者，或者是家族的替代，或者是商业机构”的构想不同，《超越》一书的作者将早期教育机构看作是“一个社会成员代表的共同体”、一个“公民社会中的公共论坛(a public fonlm in civil societv)”，“使儿童与成人能够共同在这里参与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方案中”，也包括“父母与教师(及他人)共同进入到一种思考和分析的关系中”，以广泛地讨论“我们怎样理解儿童早期、我们建构的儿童是什么样的、儿童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孩子做些什么、美好的孩童时期是什么样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从三位作者对童年早期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新构想出发，“质量话语”体现的评价政策显然是不适宜的，不利于在新观念下建构一种新型的早期教育机构，从而让“丰富的”儿童得到成人认真的聆听，得到平等参与建构世界的机会。
2 “质量”是一个可以客观界定、甚至量化的存在物吗? “质量话语不仅假设了质量的现实存在，它还假定了这种现实可以通过适当的、仔细控制的手段来加以捕捉。”而《超越》一书的作者认为，质量准则体系总是由某一群人在特定的背景下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建构起来的，“好的实践”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物，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要建构“好的实践”的标准，就必然涉及到对早期教育机构目的、什么是美好童年等重要问题做出价值判断，而不同的人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并不存在惟一科学的标准。制订客观的、理智的、普遍的标准是一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由专家在明确无误的(发展心理学)知识基础上定义标准，脱离具体的情境、有差异的需求，用一套普遍的准则和标准来衡量处于不同情境中的机构，从而把建构“好的实践”的众人民主讨论的伦理过程、持续的反思过程降格为测量和比照标准的技术活。
“质量标准的细则是由一群特殊的群体来承办的。他们的权威来自不同的方面，包括专家身份或者政治、官僚或管理方面的地位。”“那并不是一个在所有有关团体之间进行对话和谈判的过程。”人们期望专家能提供严谨、客观和公平，但是，“专家自身正日益丧失其可靠性及公信度”。而且。“许多早期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并不了解发展心理学的根本假设已经‘遭到批评’：他们继续依赖它为自己提供一种‘真实的’关于童年的描述，并且为决策和实践提供基础。”发展心理学“将儿童视为自然的种群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种群”，“将个体发展看成是脱离背景的由生物学秩序所决定的阶段；将探究重点聚焦在个体身上”，致力于研究该自然种群可预见的发展过程。然而事实上。“人类的行为毫无例外都是偶发的，而且社会行为必然受背景的影响”，并不存在所有儿童普遍存在的发展规律(生理发育除外)，也就不可能依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澄清出有利于所有儿童发展的“好的实践”标准。
三位作者也怀疑人们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对于什么是好的实践达成共识，因为“各利益人并非统一复制，而是各具特色的”，他们对孩子有不同的期望，对好的实践也就有不同的认识。“面对差异性和复杂性，实现标准化的可能性显得日益渺茫”，更不用说将一个国家的质量标准不假思索地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了。即使人们能够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也是“令人担心”的，可能使很多人在“共识”的压力下放弃自己进行判断的责任，从而放弃深入思考与儿童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有关的哲学问题，使关于质量标准本身合理性的开放讨论终结。
3 评价就是衡量早期教育机构与质量标准的符合程度这么简单吗?
参照质量标准对早期教育机构工作进行评价，常常只起到最低的规范作用，并不能切实地促进早期教育机构向好的实践方向发展，反而可能破坏实践者从根本上思考早期教育的基本问题。“对儿童发展或者质量的评估最终都产生了一幅抽象的地图，简洁和标准化地说明了儿童和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是怎样的，却使我们不去注意实际上它们是怎样的。”
评价的主要目的由此就是为了判断早期教育机构的表现与预定标准的接近程度，最终给机构贴上一个“合格”还是“不合格”的标签，对不合格的机构采取某些关停或整改的行动。评价过程并不寻求对特定机构现状的深入理解：它为什么有现在的表现，它所处的环境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它能获得的资源是否极为有限等。仅仅对照预定指标和标准，也必然会妨碍我们关注机构中表现出来而标准中未提及的一些细节，就像未列入儿童发展评估标准里的那些儿童表现往往不被人关注一样，这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儿童的表现和机构的表现往往形成一种误导，而不能形成对机构现状根源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促进机构的改进。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高利害”评价常常会使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异化，把标准本身当成工作的目的，把标准当成固定不变的、终结性的东西，眼中只有标准，没有儿童；只参照标准“依葫芦画瓢”地工作，而不再去反思标准背后的根本问题：怎样看待童年?早期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教育工作如果变成了这种机械劳动，又如何谈得上“提高质量”呢?
二、对“质量话语”质疑的辩析
《超越》一书提出的上述观点是非常有启迪性的，对通过“质量话语”来推进早期教育发展这种政策的批评在许多方面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仔细辨析，我们也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制订广泛认同的质量标准，也不对照标准来评价具体的机构，可不可能达到追寻“好的幼教实践”的目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质量标准，各机构的相关利益人也可能会思考和讨论“到底该培养孩子什么品质、改正他们什么缺点?”“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孩子?”“我做得好吗?”之类的问题，各自也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也可能点滴地推进自己的实践。由此不可回避的是，各机构的价值取向可能有所不同，如可能有的机构认为智力开发是最重要的，有的机构认为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的机构认为严格要求孩子形成某些习惯对孩子有好处，而另外的机构则认为对孩子慈爱、给孩子宽松的环境对孩子有好处。同样不可回避的是，某些办园人主要为了自己的生存或获利而思考如何对待儿童及其家长。我们在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运行早期教育系统的国家就可以看到一种现实情况：只有少数的机构和办园人才会自发地思考并努力改进自己的儿童工作。
于是，特别在那些把早期教育当成政府儿童工作的一部分来重视的国家，政府希望对这种局面加以控制，以保障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权利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质量话语”由此是其自然的选择，“分权化从这只手放出去的权利，又由评估用那只手拿回来了”。
而被评估的那些机构的利益人也需要让自己心目中关于“好的实践”的标准得到更广泛的、普遍的确认，以此摆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迷惑心态，求得确定和放心。于是。他们自然地选择信赖专家或者大多数人在质量标准体系中达成的“共识”，他们“渴求放心胜过理解，宁愿相信专家评估也不愿承担自己作决定的风险。”质量标准体系顺理成章地成为判断质量的权威，它有了超越单个人利益和视域的“客观性”。
这种追求普遍性、确定性的心态被《超越》一书的作者批评为“现代性”，在他们看来，对普遍性和共识的追求会压制对“差异性”的尊重，容易导致霸权；对确定性的追求会让人无法对变化保持开放的心态，容易忽略反思。我们在享受这种批评带给我们启迪的同时，最好将它理解为提醒我们注意事物的另一面，而不能把事物的这一面也抛弃掉了。
“后现代主义者最强烈的道德品质之一是对人类差异和压迫的敏感性；但是，在称颂人类差异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似乎忽略了重要的共性。也许对于断裂和碎片的沉迷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人类所共有的特性……如所有人都需要一种由民主社会培育的个人感和社会感，所有人都需要安全和健康上的保障感，所有人都需要 机会去实现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社会的不同部分或者地球的这边和另一边的最佳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否认人类拥有很多共性是错误的，这种共性具有普遍意义，而后现代主义则在他们自己的话语中将这种普遍的意义压制了。”正因为人类拥有一些共性，因此也就可能存在某些“普世价值”，在对于儿童身心发展的理解和早期教育机构的目的方面，也就有可能形成部分的共识。这种共识如果不是借助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而达成的，就并不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令人担忧”的，不能因为有些人没有勇气挑战多数人的共识就否定这种共识的意义。
因此。我们相信通过民主程序制订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标准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允许制订出来的标准根据特定时空做出特定的解释和具体化，并随时随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引发大家进一步讨论标准体现的价值问题、标准实现的条件问题，明确各方对早期教育质量所负有的责任，那么，对“质量标准”压制差异性的忧虑就可以解决。其实，我们是通过寻求共识来处理差异的，正因为有共识，才有共存的基础，也才有可能存留差异。
《超越》一书的作者主张，我们应接受世界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暂时性，抛弃追求确定性的心态，但这不能让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什么也不信、什么知识也不建构。我们总要在自己所处的时空中形成自己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看法、对好的实践的看法，尽管可能是暂时的，经过反思会不断变更的。“如果人们轻率地进行解构或者否定任何主张，那么，人们可能会忽略自身所处的危险。后现代主义思想可能误人消极理念论的歧途。”对稳定感的追求并没有什么错。只要不进一步演变成懒惰的一劳永逸的心态就可以了，稳定感的追求与开放心态并非不可并存。事实上，我们也是通过寻求暂时的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连《超越》一书的作者也肯定了在早期教育的某些领域“质量话语”是合适的：“我们承认质量话语可能特别适用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比如确保儿童身体安全的食品卫生或建筑标准。”㈣其实也就是肯定了关于这些方面有客观的知识基础，并非完全没有确定性。
因此，通过制订标准的系统方法，不断澄清我们对童年的当前认识和早期教育机构目的的当前价值取向，把关于好的实践的当前经验梳理和归纳出来，让更多的人明确和了解，相对于让其隐含在单个人的意识里，更有助于让现有的认识迎接挑战和质疑，从而稳步地改进知识和实践。
三、我们的政策抉择应是什么
(一)“质量话语”仍应是我们的政策抉择
首先我们要思考，我们国家的早期教育政策是否真的存在能让我们去超越的“质量话语”。在我国早期教育领域，“质量话语”还在努力争取在政策中的地位。就全国范围来看，有多少个地方“质量话语”已经被政府当成主流话语?很多地方政府更多地在谈，如何让市场去主导早期教育机构的生存，对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采取漠视态度，根本无意通过系统制订质量标准体系来评价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
即使在那些已经或正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的地方。也与“质量话语”中主张的客观性原则和以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为依据相距甚远，甚至还没有这方面的追求。由少数行政管理人员凭借狭窄的经验便随意拼凑出一个标准体系，或者简单借用其他地区的评价标准体系的情况并不少见：所确定的指标缺乏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参照和研究依据，时常出现为了管理便利而盲目提高要求的情况：指标的意义含糊不清。只是一些价值取向的模糊表述。并没有对客观表现的描述：在评价过程中，也就必然牵涉到评价人员个人对指标和标准的主观解释和判断，加之缺乏对评价结果“客观化”的追求，未能严格规定评价的程序，这种主观判断又缺乏被评者和其他评价者的监督和质疑，导致被评者战战兢兢地揣测评价人员的个人喜好，其参照系统并不是标准而是评价者，换句话说，不是对质量实行“法治”，而依然是“人治”，效果只能依赖于具体评价者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质量话语”在我国的情景下还是一种“奢谈”，当务之急依然是超越质量“可有可无”的话语，超越不谈质量、完全依赖少数人经验和价值取向评判早期教育机构工作的时代。
相对于不关心早期教育机构特征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重视和厘订“好的实践”的标准难道不是迈进了一小步吗?相对于凭借少数人经验和价值取向就制订一个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体系，让一群专家系统地搜集关于儿童身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对早期教育机构的目的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制订质量标准体系，难道不是向民主迈进了一小步吗?重视早期教育机构的质量保障，制订质量框架并根据标准评价和规范机构质量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仍应是我国的政策重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质量标准体系不能仅仅视为对单个机构办学人的规范，而且要视为对政府的规范。因为政府对早期教育机构质量的提高负有提供基本框架与条件的责任，在我国当前的背景下，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所以《超越》一书带给政策制订者和研究者的，不应是谈“质量”“标准”和“标准化”色变，脱离背景空洞地谈走向“意义生成话语”，《超越》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较它们孰优孰劣是毫无意义的。更进一步说。即使意义生成话语被更广泛地采用，它也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与质量话语共存。因为，尽管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都觉得我们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或者至少是处在现代主义晚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实际情形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质量年代。”而且，“在意义生成话语下的工作并不排除运行这种标准化的框架，如果有这样的要求：这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早期教育机构采用了意义生成话语，与此同时它们又不得不遵从各种各样由国家或地方通过民主程序所决定的标准和目标(我们称之为标准化的框架)。规定一部分他们在做的工作。”
(二)我们的质量评价政策可以从《超越》一书中吸取什么
尽管我们的政策重点仍应该强调制订质量标准及质量评价，但我们的确可以从《超越》一书中吸取一些重要的思想。
1 超越简单化地理解“质量”，把标准体系当成质量的代名词。
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界说质量和制订质量标准体系的过程应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客观的文本陈述。这个过程应是不同群体多方参与和民主谈论的过程，因为这些群体的需要、立场和价值取向有时可能是不同的。“标准化的框架本身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承载着价值，而不是要揭示先天固有的、价值中立的真理。标准一旦建构完成。仍需继续不断地对框架作出阐释。”
对我们而言。在建构标准的过程中，不能照搬关于“好的实践”的国外观点和所谓国际标准，而应研究国外标准体系体现的价值取向，恰当地处理它与我们文化的差异点，同时重视研究和反思我国现有的对童年早期的观念，形成建构“自己” 的标准体系的意识。
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时，除了参照发展心理学研究成果外，还要建立区域性共识达成的机制，重视多方参与、充分表达观点的民主过程。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文化丰富的国家，应考虑在整个国家的质量大纲下，允许制订多个地方标准。而各地的政策制订者也应去除“与他人一样”的心态，从更根本的问题(如怎样理解儿童身心健康状态，在自己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出发来思考和组织制订地域性的质量标准。
当标准体系的建构告一段落时，也不能将这些作为终极真理，依然要建立一个向大众质疑保持开放的机制。正如美国幼教协会在最新的幼教计划检定标准公布之后，依然在网站上开辟通道，接受大众对指标和标准本身的质疑和建议。在这一机制之下。早期教育的相关利益人就会将标准当成激发进一步讨论早期教育相关问题的平台，而不是将它视为客观真理和工作的全部目的。
2 超越“管理主义”地理解“评价”，把评价过程等同于对照预定标准打分。
评价过程的设计很能体现政策制订者对于标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评者对待评价和标准的态度。如果评价过程就是对照预定的标准打分，就暗示着把标准当成目的。规范、要求受评者照着标准做，而被评者当然也会这样对待这些标准，在工作中把达标当成终极目的，而不是真正把眼光投向理解自己面前的儿童，形成一种实践智慧，对自己的行动究竟对儿童有什么影响进行价值判断。这种“眼中无儿童，心中只有标准”的状况是无助于早期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的，反而会导致某些幼儿园应付检查的时间比潜心研究教育的时间还要多的现象。
可见，在制订质量标准体系之后，如何使用这套体系进行评价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此，《超越》一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评价过程离不开解释和判断过程，不只是一个技术活，我们在呈现标准和应用标准进行评价时必须把握住这一原则，如在标准呈现上可以配合提供多个行动举例，暗示人们要结合自己的情境决定自己具体采取何种行动，破除惟一正确做法的意识：再如在对照标准搜集信息和判断接近程度时，应充分地与被评者进行讨论，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方面“不达标”，这种讨论必然涉及大家对于工作现象的解释、对于某一行动对儿童影响的价值判断，从而引导人们深入讨论标准背后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儿童的行为、自己对儿童应扮演的角色等。而这种讨论实际上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使相关利益人深入地理解机构所处的环境，并寻找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只有评价过程深入到这样的程度。形成一种“质量对话”，才能真正有助于形成“实践智慧”，从而达到所谓的“质量提高”的目的。也只有这样，质量标准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捆绳。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建立类似“评价会议”的机制。对使用质量标准体系的程序进行详细的设计。例如，德国在进行质量评价之前会针对标准进行培训和讨论，重新理解、思考标准的合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要求照做，同时致力于把质量评价与改进的过程连接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强调机构所有人员作为一个团队全体参与质量改进的各阶段讨论。OECD的报告《强壮开端》向其成员国建议了一种“质量改进和确保的参与性方法”，以使有效的政府调控与参与性和自发的质量改进相结合，支持和鼓励教师维持和改进质量，促成一种质量讨论和评价的文化。这对于我们国家而言，也是值得采纳的政策取向：不要把质量讨论只局限于管理者和行政人员，而应让更多的人关注“质量”问题，并由此关心童年早期的价值及早期教育的目的等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