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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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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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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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鲲化编译的《中国历史》,是20世纪初实践新史学方案之一,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皆大量取材于日本明治时期各种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贯彻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宗旨,在编史架构、新词入史、图像入史等方面深刻影响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基本取径,在同类文本中尤具示范意义。曾鲲化是近代中国最早在历史叙事中编织黄帝东迁故事和绘制黄帝肖像者,对20世纪初年“黄帝热”形成具有先驱作用。曾书的时代性很强,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的脉动,不仅是一部史学作品,也可视为政治教育读本,然而它本身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知,只是共享了那个
民初以来,董康的法律思想发生变动。经过对清末修律的反思,董康逐步提出“知新-温故”的成熟理念。自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知新-温故”思想的指导下,董康对“中”(中国固有特色)与“西”(世界共同趋势)作出区分,就民国刑事与民事立法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刑法》在符合大同趋势的基础上,注重礼教传统与社会现实需要;《民法》前三编可以符合世界趋势,但《亲属编》《继承编》的修订应当注重身份关系与社会习俗。董康希冀借此减少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龃龉。应当明确的是,董康主张的“温故”是在“知新”基础上的“
伊犁将军长庚在清末新政时期推动的新疆设督讨论,引发了朝野要员对西北边疆治理模式的争议。长庚在筹划设督的过程中,先后与军机大臣、地方政要展开交锋。新疆设督的争论焦点,由人事纠葛到官缺设置,再到边疆认知、管控模式,随着多次辩论逐渐深入。清廷最终延续了治疆旧制,重新布置了新疆的权力格局,造成了陕甘总督的更替。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既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也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张海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158元既往学界有关戊戌变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和主张。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的“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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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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