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世界的一位极有影响的思想大师、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被中国新知识界隆重邀请到中国。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不辞辛苦，南下北上，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足迹遍及上海、浙江、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十几个省市，作了大小200余场的演讲，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可以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亲自来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身学说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广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与其相比的。所以说，杜威中国之行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杜威与中国”这一课题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和认识，种种视野下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汇聚成一个学术研究的热点。但笔者发现，这些学术成果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论述的成果并不多。并且，它们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研究只是涉及到杜威与中国关系的某一特定侧面，很不系统完整。通过对杜威中国之行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到现有的成果已经初具规模。不过，仔细分析上述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第一，到目前为止似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仍显不足，这些成果所涉及的某些史实也尚待进一步考订和厘清。例如，在今人看来应该毫无疑问的有关邀请杜威来华讲学的究竟是哪些学术机构团体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解答，其中邀请者、被邀请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说法。第二，以往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杜威来中国作的几场重要演讲，而且仅仅围绕的是杜威在北京举行的五大演讲，其关注点都在杜威这五大演讲的内容是什么。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杜威在北京的五大演讲曾结集出版，所以后人利用起来相对较为容易的缘故。但实际上，杜威当时在中国作了大小200余场演讲，除了在北京的演讲外，他在其它地方的演讲里面包含着更多值得挖掘的内涵。第三，杜威在华讲学历时两年之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那么，究竟五四时期的中国在杜威眼中具体呈现何种形象，作为当时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杂志重要撰稿人的杜威又是如何向其国人报道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从已有研究中很难看出来的。第四，可以说，杜威来华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除了欢迎之外，知识界内部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出现了何种变化，当时盛情邀请杜威讲学的人除了热心传播杜威的学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在杜威讲学的背后又具体发生了哪些“故事”，这些也是我们不得而知的。第五，都说杜威来华讲学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当时知识界具体从杜威演讲的哪些内容和在哪些方面受到启发，我们也不是十分明晰。比如说，历来学界都承认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理论源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但是我们并不明了具体杜威在华演讲中是如何阐释的，而胡适又是怎样一步步出台他的所谓“好政府主义”的政治论纲。笔者将在以往研究成果、新近出版材料和自己所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深入细致地研究。第一个方面是杜威来华讲学的具体史实层面。虽然黎洁华先生的《杜威在华活动年表》已经作了较为翔实地介绍，但是我认为，根据当时各大报刊有关杜威行踪的报道和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和回忆，能够进一步厘清和考订相关史实，探寻这一引人瞩目的学术交往的实态。例如以往的研究都沿袭这样的说法：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偕同夫人和女儿一起来到中国；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结束了在华两年零两个月的讲学活动，离京返美。实际上以上两种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还有，究竟有哪些团体机构邀请杜威访华，杜威在华讲学如何成行，这个问题在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虽然也许有人会认为搞清楚这样问题意思不大，但是在这看似琐碎的问题深处却隐含着重大的信息。第二个方面是笔者立足于杜威在华所作的重要演讲，具体梳理他的哪些思想学说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另外，作为今人的我们并不明了杜威长篇累牍的讲演是如何被翻译、记录以及发表刊行的。我想以有关当事人当时的记载以及事后的回忆来看看究竟这样重要的讲学活动是怎样运作的。因为在我看来，杜威的演讲除形成文字的讲演稿之外，实则里里外外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例如有学者就提出，那些热衷于传播杜威学说的人是否存在一个所谓“以公谋私”的现象。换言之，他们在宣传杜威的思想过程中是否夹带着自己的私货，却以杜威之名灌输给大众。其实，就胡适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杜威学说是不是源源本本、一点都没有走样的杜威本身的学说，这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那就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第四个方面是笔者根据当时的报纸和期刊上所发表的众多对杜威的介绍和评论，来重点研究杜威实验主义热潮的形成以及实验主义学说何以盛行的原因，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杜威来华讲学的反应，以及围绕杜威、罗素等外国学者来华讲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可能揭示出的五四时期学界中人权势争夺的微妙关系。在我看来，最起码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胡适等人借重杜威的名望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从而实现其改造中国的愿望。这可以从陶行知与胡适的通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来。再有，就是从胡适的日记中反映出来的：1921年7月1日，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为杜威夫妇饯行的时候，就闹出争主席的笑话来。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尊西崇新大潮下世风的流变。第五个方面是笔者还是结合杜威的在华众多演讲，具体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政治民主、思想方法和教育改造三个层面所受到的杜威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其实从广义的思想文化角度看，杜威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起过积极作用，从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问题与主义之争、好政府主义，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到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蒋梦麟、梁漱溟等的教育思想，都有着实验主义深浅不同的痕迹。它们代表了中国政治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不同于中世纪的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