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只合“小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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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24日晚7点,上海。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座。
  台下,是复旦大学的博学鸿儒、莘莘学子,以及来自各地的资深“张爱玲迷”。
  台上,是主持校订《张爱玲全集》的内地散文家止庵,以及香港资深文艺评论学者马家辉。
  他们讨论的只有一个话题:张爱玲的遗作、一出版便引发文化界热议的《小团圆》。
  止庵说:“《小团圆》是一部情感小说,一部心理小说,是张爱玲对自己一生中的各种感情,包括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的全面清算。“小团圆”不是“大团圆”的一部分,而是对“大团圆”的彻底颠覆,生命的轮回到此为止。”
  马家辉说:“《小团圆》毕竟是小说,不是传记或历史。即便书中写了很多真人真事,小说家与传记作者也有着不同的把握,而在《小团圆》中,这种小说家的把握来得特别充分,特别深切,又特别微妙。”
  在文化名流们的侃侃而谈中,那一段浮华的过往渐渐明晰。而早已身在岁月那头的张爱玲,也仿佛正在和如今的“张迷”们,通过《小团圆》这个窗口,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
  
  缘起手稿
  香港,加多利山,一片闹中取静的豪宅区。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幢古朴别致的公寓楼,曾留下过张爱玲生活的印记。
  公寓的主人名叫宋淇,他和他的妻子邝文美,都是张爱玲的生前好友。他们曾是张爱玲的文学顾问和经纪人,帮助她打理出版等事务。作为翻译家和著名红学评论家,宋淇常常会对张爱玲的作品给出中肯的意见。
  1961年夏天,张爱玲为了给自己的美国丈夫赖雅筹集医药费,回香港赶写了两个剧本。那次她就住在好友宋淇夫妇家中,终日足不出户,只顾埋头写作。
  据说张爱玲当年借住的那间卧室非常简单,“只有一间房,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她去美国读书后,宋淇夫妇便把这个房间改成了卫生间。曾有“张迷”慕名而来,他们说想看看张爱玲居住过的地方,宋淇只能带他们看一个卫生间。
  1995年时.张爱玲在洛杉矶过世。临终前,她交代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把所有的遗物都寄给好友宋淇夫妇,其中包括从未出版面世的《小团圆》手稿。
  但之后1996年,宋淇去世;2003年,邝文美又不幸中风,生活难以自理。于是,整理张氏遗物的工作,落在了他们的儿子宋以朗身上。“直至那时,我才知道,母亲对张爱玲的手稿、作品及遗物所负有的责任。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知道有《小团圆》的手稿。”宋以朗说。
  可惜的是,宋以朗的母亲邝文美病重,言语多模糊不清,不能很清楚地告诉他此稿的来龙去脉,而宋以朗本人对于张爱玲的记忆,更多则是停留在儿时那点模糊的印象。
  “看到整部手稿共有628页,我是一口气给读完的。”虽然当时这部书没有出版过,但还是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知道它影射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想到这里,宋以朗的心情难以平复。
  宋以朗说,《小团圆》手稿看起来并不像初次写作时的草稿,上面少有修改的痕迹。应该是张爱玲写完这本书后,她又专门誊写了一遍。所有这六百多页的手稿,笔迹非常清晰而完整。“当你看到一部这样的手稿,它是一个女作家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誊写出来,而且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极为工整时,我就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毁掉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人用全部的心写就的作品。”
  
  心路迂回
  如何处理一直没有出版的《小团圆》?宋以朗不得不做出决定。于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整理和仔细研究查阅张爱玲和父母之间在40年间600多封来往书信,找到了《小团圆》一直被“雪藏”的缘由:
  1970年,张爱玲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年49岁。彼时,她与胡兰成已离婚20年,赖雅也已去世。一切尘埃落定,给了张爱玲写作这一本颇有总结、自传意义小说的机缘。
  1976年,张爱玲完成了整部小说的写作,把副本邮寄到香港的宋淇那里,委托他交由香港和台湾的报社出版。当时,她希望每天在报纸上刊登一部分,分几个月连载完,这样可以吸引读者往下读。但宋淇看了原稿后却泼了张爱玲凉水,他说:“停下来。别再想出版的事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部书稿。”当时有太复杂的政治背景。张爱玲是个有名的作家,任何一个人只要了解张爱玲,就知道这一本写她自己人生经历的作品。而彼时胡兰成在台湾中央研究所教书。这遭到很多人的非议:怎能让一个汉奸教书?
  在宋淇看来,如果在这时,张爱玲出版《小团圆》,胡兰成很可能借机在台湾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此挽救自己在台湾的声誉和窘境。
  之后,宋淇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可以让《小团圆》面世。他对张爱玲建议:“你为什么不将书中男主人公的角色重新设定,比如把他写成一个双面间谍,最后还被人暗杀了。做了这样的改动,胡兰成就不能站出来说:我就是书中的那个人。因为世人都知道,你胡兰成是个汉奸,为日伪政府工作。你怎敢说自己还是双面间谍?而且在小说中,男主角都死了,你更不可能是那个男主角。”
  但这个建议没被张爱玲采纳,她不止一次透出本意——“最好的材料是你深知的材料”,又在信中回复宋淇的建议说,“因为情节需要,无法改头换面”。只是在时机上踌躇不定。她当时的顾虑所在,又不单单是因为胡兰成和民族主义,更牵挂到母亲、姑姑等两边家史。《小团圆》与其他的小说不同,这是张爱玲自己的故事。在她心中,这段历史深埋太久。一旦动笔,恰如洪水决堤,无法再停下来。相反,如果非要依宋淇之意大变妆容,再好的材料岂不是也换了味道?这样看来,张真心所期待的,并非是浓妆艳抹的登场,反倒是素面朝天的亮相。
  但在这之后,张爱玲也担心人们对“张胡之恋”的兴趣,会冲淡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考虑要销毁这部小说。但是迟迟不忍心自己动手。有时候,她说要销毁;有时候,她又说必须完成,否则对不起读者。直到1993年,张爱玲还致信平鑫涛说:“欣闻《对照记》将在11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再会对读者食言”,而其在遗嘱中又说“小说手稿应该销毁,不予出版”。
  
  浮生已逝
  洗尽铅华后,《小团圆》终究以铅字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张爱玲遗嘱里的“《小团圆》要毁掉”,想必已经成了此书最大的卖点,就像是从焚烧的书堆中抢救而出,无论内容是否精彩,总值得奉为至宝。据香港的朋友说,此书上市不过半月,不仅高居各大书店排行榜首,不少书局更是挂出售罄的牌子,一时一书难求。大陆这边,自从2月上市以来,也被人一路追捧,而有人更将其称为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
  对于他们,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及其创作小说中的情节,既属于青春岁月关于爱情的集体记忆,又是消费时代永不过时的谈资。
  《小团圆》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讲述了女作家九莉的经历,幼年时在新旧世代交替中,身处的传统家族,而后在修道院女子中学遇到各式同学,直到九莉遇上被称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之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乱、挣扎,而且这种感情旋涡没有随着时间慢慢平静,反而越来越狂猛,最后演化成一种焦虑,忧心忡忡,连梦境都是这种感觉。
  明眼人都看得出,“九莉”不像张爱玲其他作品里的女主角一样,是经过深度提炼的形象。相反,她是张爱玲自己的倒影。张爱玲曾抱怨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他们之间的事“夹缠不清”。在完成《小团圆》的初稿后,张爱玲曾告诉挚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而这,恐怕才是张爱玲写作《小团圆》的最终意义。
  “她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了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发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着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这是《小团圆》里,女主角审视男主角外貌气质的一段描写。女作家内心的细腻,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马家辉说得好,浮生在世,惊鸿一瞥,“大团圆”只是过程,而“小团圆”才是最终所归。对于感情来说,越是想忘却的,越是记得清晰。感情遭受变故之后,若遇上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往往会撕裂那看似愈合的伤口。
  在这一场无涯的爱情中,比照作者经历读《小团圆》,各人的观点也不同。有的人同情张爱玲,谴责胡兰成薄情寡义,有的人也会批驳张爱玲的狭隘。而站在局外人立场上说,爱无罪,若深陷其中,又有谁能逃脱得了呢?就像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历程一样,是是非非,版本众多,当事者迷,旁观者也未必能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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