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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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评,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大致兴于东汉后期,盛于魏晋,其余波遗响流布整个南北朝。最初,它属于自发的社会舆论,是统治者考功察政的重要依据,到了东汉后期,那些以＂清议＂相标榜的士大夫们又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攻讦朝政的政治工具,从而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品评之风。魏晋以降,随着时代风气的演变,潇散玄远之趣逐渐为士人所重,人物品评的关注焦点也由政治和道德的领域向整个文化领域泛化,一时间,人格评价与个人技艺臧否相结合,在士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琴、棋、书、画、诗、文）弥漫起一种具有明显审美倾向的批评风气,这对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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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评,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大致兴于东汉后期,盛于魏晋,其余波遗响流布整个南北朝。最初,它属于自发的社会舆论,是统治者考功察政的重要依据,到了东汉后期,那些以＂清议＂相标榜的士大夫们又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攻讦朝政的政治工具,从而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品评之风。魏晋以降,随着时代风气的演变,潇散玄远之趣逐渐为士人所重,人物品评的关注焦点也由政治和道德的领域向整个文化领域泛化,一时间,人格评价与个人技艺臧否相结合,在士人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琴、棋、书、画、诗、文）弥漫起一种具有明显审美倾向的批评风气,这对于当时艺术创作及艺术批评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文学批评自始至终受到特殊的重视,影响所及,不仅促成了六朝文学批评的兴盛,而且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
其他文献
舒芜在《＂桐城谬种＂问题之回顾》（《读书》1989·11—12期）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既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必然发展,又是作为当时中国改革运动所必要的斗争,今天应该给以肯定,不应否定。对桐城派的批判,渊源有自,可上溯至乾嘉时的钱大昕及鸦片战争后的冯桂芬、蒋湘南等,至五四时更是步步深入。作者对从胡适、阵独秀、钱玄同、傅斯年、周作人诸人对桐城派的批判理论作了勾稽,特别指出周作人在五四后一直坚持了对桐城＂义法＂本身的批判,既在学术上又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意义。
傅璇琮、赵昌平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六期发表了《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一文。笔者就陈允吉新著《佛教唐音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展开评论,提出对进一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的意见,值得一读。笔者认为：目前,在对传统研究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对现状的研究。对学科现状的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开展对研究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新时期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
孟二冬在《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指出，中唐韩孟诗派更多地表现出“奇变”的色彩，更多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时代气息。文章从作家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的文化趋向两个方面，对韩孟诗派的主导风格及其形成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并不限于古典文学领域。他对历史的看法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①他对哲学的兴趣倾向亦使人想起哲学解释学之类诗化的理论②。本文的阵地既是“文学遗产”，理应按照那条无声无影的规定，
吴调公先生的文章从文学史的根本性质出发,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阐述重心、思维原则以及整体面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努力从社会史、思想史与美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来构想文学史的框架,颇含启发性的意见。
《吴趼人年谱》（修订）脱稿后（已收入花城出版社《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这两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小说卷》的选注评介工作。该书计划六卷,将比较有系统地介绍中国近代各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和发展情况。目前已交稿三卷,出书一卷。同时,撰写《中国近代小说家评传》（已成五篇,发表两篇）和《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仅草就＂上篇＂初稿）。
我因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经常翻阅一些文学史著作，并接触过一些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愿借此机会把自己的点滴之见献之于众，以期得到前辈和同行的指正。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先秦古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与之同时，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百三十五卷,逯钦立先生綦辑。逯先生对汉魏六朝文学造诣殊深,撰述宏富。1940年,他感到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虽有功于世,但或重＂网罗放佚＂或重＂删汰繁芜＂,都有严重缺陷。遂在冯、丁二书的基础上,爬梳剔抉,另谋新篇。历时二十四载,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百卷巨佚。逯书既出,即被视为冯、丁二书的＂纠编补阙＂之作,得以广泛流传,成为＂研究这个时期诗歌文学＂的＂比较完备和可信＂的资料。泽被学界,
《全唐诗》卷五三八录有许浑的一首七绝,诗题是《三十六湾》,诗云：＂飘渺临风思美人,荻花枫叶带离声。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湾秋月明。＂但遍考诸本许浑诗集及《万首唐人绝句选》,此诗均不载。又考诸本《白石道人诗集》,均有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