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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辨伪思想非常值得重视，主要体现在其“伪书虽伪，不可尽废”和“好古深思，不为所迷”等辨伪原则方面，也体现在其多管齐下、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系列辨伪方法。以求真为目的，张舜徽将辨伪之学提高到了治学根本这个高度，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待，这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关键词：张舜徽；辨伪；思想
张舜徽先生是现代重要的文献学家，其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建树早为人称道，然而他的辨伪学思想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实际上，辨伪学在文献学中学科地位的建立，跟张氏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尽管中国辨伪学在192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19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①等系列思想；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中对辨伪之学也多有阐述，但真正在专著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②的，则非张氏莫属。将辨伪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纳入文献学学科范畴之内，并建立其相应的学科规范，这是张舜徽对于辨伪学的独特贡献，也是对中国文献学的独特贡献。本文拟对其有关辨伪原则和方法的思想进行初步清理。
张舜徽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辨伪原则是“伪书虽伪，不可尽废”。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这和伪书本身的价值有关。中国伪书浩若烟海，其中一部分伪书特别是先秦伪书，由于年代久远，作伪者不管是有意伪托还是无意引证，不可避免地会保留原始文献的蛛丝马迹，这些痕迹对于后世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群经传注，遗留到今天的，已经不多，像王肃所造《伪孔传》，我们作为魏晋人的写作保存下来，没有什么坏处。”③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为《老子》做疏证工作时，就有意才有了备受争议的伪书河上公注本，他如此叙述个中原委，“河上公注本，显系后世伪托，前人早已论定。但即使出于魏晋人手，到今天也成了很早的注本。况其中保存不少精义，深得作者用心，有时远胜王弼之注，较后起诸家更为超逸。流传至今，仍不可废。可与王注并行，截长补短，足以相发。”④也就是说，那些年代久远的伪书，流传至今也具有了某种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与正注相互参用，对于后世正本清源是有帮助的，以此之故，他提倡“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病，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⑤此外，通过伪书可进一步弄清原书的写作背景，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提供有利的条件，“尽管我们考订了许多书籍是假托古人的伪品，也只是初步弄清楚一些古书的写作时代有便于更好的运用资料和处理资料；替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绝对不是一分真伪， 而伪书便一律可以焚弃。”⑥显然，张氏的这种思想上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以前那种一分真伪，便视之如无物的偏颇做法。
伪书不可尽弃，是不是意味着为学要依傍伪书呢？显然也不是，因此张舜徽注重学者须好古深思，不为所迷，这个原则是对前一个原则的补充。因为古代伪书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主观方面有“尊古卑今和重耳轻目的陋习”，有投机取巧之士造伪牟利之因，有门户之见和政治斗争的因素；⑦客观方面有传写翻刻中误题作者，或将注、续作误为本书的，也有“书经累修，体例屡易，后人有佛为一事，视为一书，莫之或辨者”，⑧凡此种种造成的伪书伪作“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在他看来，即使“好古深思之士”也往往被伪书所骗，“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⑨更何况凡夫俗子了。因此他要求学者须有“辨伪的眼光和学识”，⑩提醒人们，不要误入歧途，从而把“假东西当成真材料了”。{11}
为了实现“不为伪书所误”目标，张舜徽提出了一系列辨伪方法，尽管这些方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综合而成的。首先是查目观源，他认可明代胡应麟的辨伪之法，认为遇到一本疑似伪书，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检查最早的目录书，看著录了没有，即“覈之‘七略’，以观其源”。他又援引梁启超辨伪十二公例之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从古代目录学是否载入入手，确定书之真伪，这是张氏反复强调的一个辨伪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古书旁证之法。他认为胡应麟“覈之群志，以观其绪”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即翻阅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查其著录时间，以考源流线索。类似的比较还有“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从作者不同的著述中，检查所引之书的相关内容；当然方法还有“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和“覈之后世之言，以观其称”等。梁启超的类似方法，也得到张氏的称许，“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他确信，通过这之前、之中、之后的三重比较，一书之真伪必然昭然若揭。第三是通过“礼”、“事”、“传”的出入辨别书之真伪。“覈之文，以观其礼”，即检查和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习俗是否相合；“覈之事，以观其时”，即检查和作者所处时代的事实是否相符；“覈之传者，以观其人”，即通过各种书传了解该书是否托古；“覈之撰者，以观其话”，即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伪托，等等。{12}张舜徽非常认同胡应麟的辨伪八例，认为从目录、标引、传述、文章体载、史事、时间、作者、传者等多方面寻找证据，也是当代辨伪学行之有效的的方法和途径。
张舜徽对刘向、班固有关辨伪的基本方法非常赞同，他依据《汉书·艺文志》，将有关法则概括为辨伪六例：一是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能确指某人：二是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三是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四是明确指出依托之时代：五是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六是不能肯定的，暂时存疑。此外，他也非常认同梁启超辨识伪书的“十二公例”。在继承这些前人的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辨别一部伪书，大的方面要看的是它的思想是否符合作者，小的方面要看的是其注文、附录以及笔误之处，{13}只有将宏观与微观的考察相结合，才能真正揭开历代伪书的真面目。
关于辨伪的目的，张舜徽如此说道，“是要求得知某一书的真实情形。第一，能辨别出这一书不是某时某人撰的，和它伪造的程度怎样：第二，能进一步辨别出这书是某时某人撰的，或有意伪造的。简言之，就是求真的目的”{14}。辨伪的目的是求真，学术的目的也是求真，从这个意义上，辨伪乃为学术之本。
注释：
①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②杨昶：《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刊。
③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41页。
④曹书杰：《20世纪辑佚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
⑤张舜徽：《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81页。
⑥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40页。
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⑧张舜徽：《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21页。
⑨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陈其泰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911页.
⑩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38页。
{1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48页．
{1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46—147页．
{13}韦顺莉：《论张舜徽在考证、辨伪、辑佚诸领域的理论建设》，广西社会科学， 2002年第五期。
{14}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60页。
（作者简介：朱晓梅（1974-），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员。）
关键词：张舜徽；辨伪；思想
张舜徽先生是现代重要的文献学家，其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建树早为人称道，然而他的辨伪学思想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实际上，辨伪学在文献学中学科地位的建立，跟张氏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尽管中国辨伪学在192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19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①等系列思想；梁启超等近代学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中对辨伪之学也多有阐述，但真正在专著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②的，则非张氏莫属。将辨伪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纳入文献学学科范畴之内，并建立其相应的学科规范，这是张舜徽对于辨伪学的独特贡献，也是对中国文献学的独特贡献。本文拟对其有关辨伪原则和方法的思想进行初步清理。
张舜徽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辨伪原则是“伪书虽伪，不可尽废”。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这和伪书本身的价值有关。中国伪书浩若烟海，其中一部分伪书特别是先秦伪书，由于年代久远，作伪者不管是有意伪托还是无意引证，不可避免地会保留原始文献的蛛丝马迹，这些痕迹对于后世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群经传注，遗留到今天的，已经不多，像王肃所造《伪孔传》，我们作为魏晋人的写作保存下来，没有什么坏处。”③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为《老子》做疏证工作时，就有意才有了备受争议的伪书河上公注本，他如此叙述个中原委，“河上公注本，显系后世伪托，前人早已论定。但即使出于魏晋人手，到今天也成了很早的注本。况其中保存不少精义，深得作者用心，有时远胜王弼之注，较后起诸家更为超逸。流传至今，仍不可废。可与王注并行，截长补短，足以相发。”④也就是说，那些年代久远的伪书，流传至今也具有了某种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与正注相互参用，对于后世正本清源是有帮助的，以此之故，他提倡“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病，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⑤此外，通过伪书可进一步弄清原书的写作背景，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提供有利的条件，“尽管我们考订了许多书籍是假托古人的伪品，也只是初步弄清楚一些古书的写作时代有便于更好的运用资料和处理资料；替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绝对不是一分真伪， 而伪书便一律可以焚弃。”⑥显然，张氏的这种思想上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以前那种一分真伪，便视之如无物的偏颇做法。
伪书不可尽弃，是不是意味着为学要依傍伪书呢？显然也不是，因此张舜徽注重学者须好古深思，不为所迷，这个原则是对前一个原则的补充。因为古代伪书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主观方面有“尊古卑今和重耳轻目的陋习”，有投机取巧之士造伪牟利之因，有门户之见和政治斗争的因素；⑦客观方面有传写翻刻中误题作者，或将注、续作误为本书的，也有“书经累修，体例屡易，后人有佛为一事，视为一书，莫之或辨者”，⑧凡此种种造成的伪书伪作“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在他看来，即使“好古深思之士”也往往被伪书所骗，“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⑨更何况凡夫俗子了。因此他要求学者须有“辨伪的眼光和学识”，⑩提醒人们，不要误入歧途，从而把“假东西当成真材料了”。{11}
为了实现“不为伪书所误”目标，张舜徽提出了一系列辨伪方法，尽管这些方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综合而成的。首先是查目观源，他认可明代胡应麟的辨伪之法，认为遇到一本疑似伪书，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检查最早的目录书，看著录了没有，即“覈之‘七略’，以观其源”。他又援引梁启超辨伪十二公例之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从古代目录学是否载入入手，确定书之真伪，这是张氏反复强调的一个辨伪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古书旁证之法。他认为胡应麟“覈之群志，以观其绪”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即翻阅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查其著录时间，以考源流线索。类似的比较还有“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从作者不同的著述中，检查所引之书的相关内容；当然方法还有“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和“覈之后世之言，以观其称”等。梁启超的类似方法，也得到张氏的称许，“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他确信，通过这之前、之中、之后的三重比较，一书之真伪必然昭然若揭。第三是通过“礼”、“事”、“传”的出入辨别书之真伪。“覈之文，以观其礼”，即检查和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习俗是否相合；“覈之事，以观其时”，即检查和作者所处时代的事实是否相符；“覈之传者，以观其人”，即通过各种书传了解该书是否托古；“覈之撰者，以观其话”，即检查所标作者姓名是否出于伪托，等等。{12}张舜徽非常认同胡应麟的辨伪八例，认为从目录、标引、传述、文章体载、史事、时间、作者、传者等多方面寻找证据，也是当代辨伪学行之有效的的方法和途径。
张舜徽对刘向、班固有关辨伪的基本方法非常赞同，他依据《汉书·艺文志》，将有关法则概括为辨伪六例：一是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能确指某人：二是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三是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四是明确指出依托之时代：五是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六是不能肯定的，暂时存疑。此外，他也非常认同梁启超辨识伪书的“十二公例”。在继承这些前人的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辨别一部伪书，大的方面要看的是它的思想是否符合作者，小的方面要看的是其注文、附录以及笔误之处，{13}只有将宏观与微观的考察相结合，才能真正揭开历代伪书的真面目。
关于辨伪的目的，张舜徽如此说道，“是要求得知某一书的真实情形。第一，能辨别出这一书不是某时某人撰的，和它伪造的程度怎样：第二，能进一步辨别出这书是某时某人撰的，或有意伪造的。简言之，就是求真的目的”{14}。辨伪的目的是求真，学术的目的也是求真，从这个意义上，辨伪乃为学术之本。
注释：
①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②杨昶：《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专刊。
③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41页。
④曹书杰：《20世纪辑佚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一期。
⑤张舜徽：《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81页。
⑥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40页。
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⑧张舜徽：《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21页。
⑨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陈其泰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911页.
⑩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第438页。
{11}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48页．
{1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46—147页．
{13}韦顺莉：《论张舜徽在考证、辨伪、辑佚诸领域的理论建设》，广西社会科学， 2002年第五期。
{14}郑良树：《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60页。
（作者简介：朱晓梅（1974-），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