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是一个民族的心灵隐痛。这个隐藏在民族记忆深处三十多年的伤痛,很少有人愿意去触及它,无论是历史著作还是文艺作品。刚刚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则以此为题材,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和争议。如何表现灾难,或者说灾难记忆的艺术再现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些人认为,将以人的生命为沉痛代价的真实事件拍成电影,让大家或观赏体验或煽情流泪,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会揭开经历过灾难的人的伤疤。在我看来,灾难也是人类生存经验中的一部分。古代人将天灾看成是来自某种神秘力量的警示和惩戒。天灾是一种偶然的、不可预知和无法克服的变故,这一点可以提醒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生命的脆弱性的认知。灾难记忆构成了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尤其是深层的无意识部分。灾难记忆固然是痛苦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但灾难记忆除了表达对受难的亲人和同胞的追思和哀悼之外,同时也在强化人类珍惜和敬重生命,对大自然和某种超验事物心存敬畏。这种敬畏之心,是人类向善的精神驱动力。
　　面对灾难,人类体味着生存的苦痛,同时也选择了担当。哀伤与坚强、绝望与希望、畏惧与勇气,这些悖谬、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人类精神特质,在此刻却一同呈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到人的脆弱和强大、卑微和崇高、渺小和伟大的并存状态。在生存的艰难中,选择更有价值的生活,追求生命的至善境界,这就像是悲剧艺术一样。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悲伤的情感,却能唤起人们生存的勇气,净化人的心灵。
　　电影艺术并无定法。《唐山大地震》并不是一个对灾难全景式、史诗性的展示,而是讲述了一个震后家庭母女心灵重建的故事,灾难本身的展示只占开头很小的篇幅。艺术的震撼力,未必来自题材上和场面规模上的巨大。国内影片一度热衷于模仿好莱坞大片的思路,好大喜功,虚夸空洞。这种思路在拍其他题材的片子尚无大碍,但拍唐山地震这样的题材的作品,如果一味地追求感官刺激性的效果的话,就有点儿不道德了。微观视角进入灾难叙事,在艺术上更容易把握,也更容易做到细微、精致,这样,就有可能更好地让故事进入到一个更为内在的情感世界当中。艺术作品关注灾难中的人,关注具体的人的内心情感,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不能要求一部作品解决所有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去尝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手法,来表现这种重大的题材。有一些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灾难片,灾难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借灾难来营造视觉(和听觉)的震撼效果,比如较早引进中国的好莱坞大片《龙卷风》。还有一类灾难片,是探索人性或表达某种特殊的自然观和伦理观的,如《大白鲨》、《异形》等。这些影片虚构性较强,商业色彩也很重,表达手段也相对较自由。而对《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有一定程度上的纪实性的电影来说,这些模式就不怎么合适了。弄一个救主式的英雄,还搞点什么情感戏之类,那简直就是在亵渎亡灵。
　　也有人认为,灾难片应该宣传救援和感恩,以鼓舞民众以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但公众关注灾难,首先希望了解的是灾难的真相,是现场的实情。救援,是社会的每一份子应尽的义务,不是为了“感恩”而去的。只有面对灾难本身,救援才是必要的,才真正显示出救援的意义,才会打动人心。否则,救援就容易变成一场表演。过分渲染“感恩”,只能令人反感,好像是要从灾难中捞取什么似的。我想,每一个参与救援的人,无论是官方组织的还是民间自愿的,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呈英雄,不是为了自我表现,不是为了日后被“感恩”而去的。天然的同情心和生命博爱,应该是普世性的。表现救援,如果偏离了这一原则,而过分将救援者英雄化,这等于是喧宾夺主。
　　影片的结尾有一点理想主义的味道。一个真实的幸存者,站在刻着死难者名字的纪念墙下,深情凝视。这一场景应该说,它传达主创人员的良好愿景。事实上,许多灾难过后,具体死难者的名单都不存在。汶川地震,以及刚刚发生的南京大爆炸,死难者的名单依然难以完全清晰。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死后,只是一串模糊的数字,缺乏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关注,记忆也等于遗忘。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影片的这个结尾,毋宁说是一种呼吁,一种对真实、具体的生命至上原则的呼吁。
　　遗忘是一种生存本能。通过遗忘灾难,能够减缓悲痛给生者造成的心理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的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如果说遗忘是本能,那么,记忆则需要良知和勇气。良知要求我们记忆,记住那些死难的同胞,记住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记忆又唤醒良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珍惜亲情和尊重生命的情感。而当我们触动内心创伤记忆的时候,则又需要极大的勇气来面对。记忆的勇气,从更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存的勇气。只有记住,而不是遗忘,才能够克服和超越灾难所带来的恐惧和绝望。因此,记忆与其说是面向过去的,不如说是面向未来的,它在创伤痛苦的废墟上,建立起未来生命的新的希望。这也正是《唐山大地震》这一类影片可能带来的深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