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想三十岁，那真叫遥想，觉得时光浩渺，一切都来得及。给根足够长的杠杆，我真能把地球撬起来。现在三十岁过了，连根杆儿都没摸到。但二十岁时的确真诚地认为三十岁是个小儿科，一切将水到渠成，上帝把所有好东西都放在二十九岁的路头上等着，你要做的就是走到那儿，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我怀疑到了四十开外，回头看三十岁，可能也同感：三十岁其实也小儿科；甚至会奇怪，就那么一点儿破事，当初竟然没能搞定，你为此惭愧。这两头的想法你都不能说它错，很可能到了奔五的年龄，我也好了疮疤忘了疼地这么想，但是眼下，正值而立的现场，我得说，这个年龄不好过。很可能此生最难过的就是这一段。
　　一说日子难过就像在哭穷和诉苦。我不喜欢，但也不觉得哭穷和诉苦就是什么大毛病，没穷谁愿意哭？没苦谁想诉？如果日子真不好过，哭诉一下有益身心健康，都不容易。尤其这个年龄，“成家立业”。我经常想，老祖宗的智慧其实很残酷，就这么一个成语，成了无数后来者的行动准则和考核标准。据我所知，一到这个岁数很多人就焦虑，不是因为年华逝水，不是因为出现了皱纹和一两根白头发，而是担心达不了标。成和立，不容你赖赖巴巴、磨磨蹭蹭。
　　我念书念到二十七岁，如果接着往下读，三十岁时还将坐在教室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很难说是“立业”。到了三十岁还不能挣点钱孝敬父母补贴家用，反倒还得继续“啃老”，反正我听了脸上有点挂不住。当然，你可以说，念完都博士了，还怕立不了业？真不好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没准还没有本科生值钱。我同学本科毕业后，上海某中学追着要他，他不去，要念研究生，念完了，发现所有的坑都蹲满了，他想再去那中学，人家不要了。业之难立，固然在于把一个业正大堂皇地立起來不容易，还在于，就像我那同学一样，有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一不小心就蹉跎了。
　　业再难立，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事，本钱过硬，使使劲也就站起来了。成家事关两人，不能含糊。“家”是“豕”字上加个宝盖，相当于说，养头猪也得要个圈，总得有个屋顶吧。我敢肯定，这个屋顶对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年轻人都是个苦难。鉴于它是全民之痛，这个穷我就不替同龄人哭了，这个苦我也不代他们诉了。我只说我自己。在三十岁这一年，我买了房子，使用面积只有五十平米，首付之外，还背了八十万的各种类型的公债和私债。没事的时候我会在房间里转悠，一个人纳闷，这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小房子，究竟用的什么材料，竟然卖出了这个价？
　　——这还是过去的价，现在，每平米又涨了两万。要不是因为成家还得让老婆住，我真想把它租出去，看别人每月如何大把大把地向我递钱。
　　单就成家立业一条，二十岁时就把“而立”想简单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成家立业也许没这么难——不是说他们头脑好使、挣钱容易，立业和生存都不成问题，而是说，他们更大的困境不在于此，而在自身的精神疑难。起码在我是这样。
　　三十岁开始，我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迷魂阵，很多问题想不清楚。
　　过去的很多年里，待在学校，读书读得眼睛和脑子都直了，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往简洁、纯粹和美好里想；出了校门一抬头，世界变了。这个变化固然突兀，但我成竹在胸，以为靠那点年轻的理论、率直和豪情就可以见招拆招，一一化解它们于无形。的确，那几年我就是这么干的，我相信一切皆可以往圆满的方向走，这个世界很快就能变回去，一切都将重归于清澈和条分缕析。我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抗，从来都是反省自己能力不济，从来都是确信世界最终是平的。但是，到了三十岁这一年，我绝望地发现，世界崎岖不平。我既接受了这个大家挂在嘴上的结论，又心有不甘；我想我也许能够理解这其中的逻辑，但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想清楚，我还希望看见一个坦荡如砥的世界。
　　这“世界”是大的世界，也是小的世界，在我们脚下、头顶，也在我们身边和内心，所以，使用这个宏大的词并不表明我多高深。它只涉及我们看待世界和人的眼光，涉及责任、义务、理想、担当和欲望，关乎婚姻、家庭、事业、身份和人际关系。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看法上摇摆和不知所措时，我就会想，如果我现在已然奔五，或者七老八十了，我会怎么看。可能风轻云淡、视若等闲，也可能老而弥坚愈发激愤，但我想，那时候总会都想通了吧——知其如其所知，或者知其如其所知其不知。心无挂碍。但人不能跳出自己，适逢而立，我还得说，这段日子不好过，既在生存之意义上，也在存在之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