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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品评民国名流，一言难尽者当数吴稚晖。他怀揣中西文化，脚踏政治、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是孙中山的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他爱国，却又反共。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说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共产党指他为“小丑”。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怪论妙言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淫实状》，把慈禧太后说成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污秽至极。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三天吃不下饭。
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党，趁机攻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在太老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党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躬耕杏坛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
1925年吴稚晖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善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
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
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革命”去了。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说，“不怕。”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吴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蒋经国由苏返国后，常去探望吴。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劝他返成都。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溃逃到台后，蒋经国又常去请益，吴告诫他：“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稚晖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独自编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讲一口无锡腔。
魏晋遗风
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从私德而言，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他生性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吴大笑：“无锡老头子，面孔都差不多，你不要看错人！”
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外出住小旅店;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温源宁说得有趣：“（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
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吴已65岁，有人请他坐车，他答：“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蒋请他住自己在黄山的官邸。吴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
他助蒋介石“清党”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老蒋多次请他出山，他均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身上只有“中监委”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多为闲职。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蒋介石也劝他。吴稚晖找出种种“理由”谢绝，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何必乱造谣言”。他在《我是少年》一文中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世人鲜知的是，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佬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未果。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未果。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长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一所日本私立贵族大学）。未果。这三次下跪似可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做一笔历史的脚注。
（《环球人物》）
品评民国名流，一言难尽者当数吴稚晖。他怀揣中西文化，脚踏政治、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是孙中山的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却为无政府主义张目。他爱国，却又反共。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说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共产党指他为“小丑”。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志称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好人”。
怪论妙言
吴稚晖富辩才，其如珠的妙言，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能使死人开口，也能把活人笑死。他是民国的“名骂”。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等共同在法国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发表大量排满文章。詈骂太后、皇帝及当朝大臣，继而骂曹锟，骂章士钊。吴用对话体写《卖淫实状》，把慈禧太后说成一个比娼妓还下贱的淫妇和恶魔，污秽至极。
吴稚晖骂得最刻薄的是汪精卫。不只因为汪与蒋对立，主要是汪精卫投降日本。
吴、汪本是同志，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吴稚晖请教如何制造炸药，可见关系之密。汪被捕后曾作“口占”明志：“慷慨赴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被传颂一时。1939年汪精卫叛国逃到河内，吴稚晖奉送两句名骂：“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汪精卫见后，气得三天吃不下饭。
身为蒋介石智囊的吴稚晖，当然忘不了骂共产党。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及国共两党，趁机攻击共产党说：“国民党实在太老大了！也太陈旧了！共产党则确实很新鲜，又漂亮。不过国民党好像一顶破毡帽，摘下来落在地上，被人家踏上几脚，拾起来，抖一抖灰，戴在头上，仍然还是一顶毡帽。共产党呢？固然漂亮、新鲜，也正像广东人说的‘电灯胆’，可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就粉碎了。”
吴稚晖骂人，别人当然要还击。周恩来就说他是“小丑”（1927年3月30日，于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汪精卫骂他“昏庸老朽”;冯玉祥斥他“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章太炎骂他是“小吏”、“洋奴”。吴稚晖倒也潇洒，于74岁那年刻方闲章：“寿踰宣民，贼讥老而不死”自嘲。
躬耕杏坛
吴稚晖有浓厚的教育情结，曾先后设馆授徒、供职南洋公学、充任国语师范校长、担当唐山矿路学校教席、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以及主持海外预备学校，衰年在台湾又当“儿童团长”教习稚童。
1925年吴稚晖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有人称“海外私塾”，今人称“少年党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九十二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的儿子吴蔷、女儿吴芙留英归来，教数理化。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以及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的蒋经国等20人。蒋经国年龄最大，15岁。吴稚晖充当“儿童团长”。汪洵有乃母陈璧君之风，泼辣大胆，爱胡闹。吴稚晖善诱导，不揠苗助长，也不强求，让学生各自展示个性。他特别喜欢蒋经国，常为其“开小灶”。
据蒋经国晚年回忆，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客人走后，吴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蒋经国不解，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
蒋经国在这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多月便到苏联“革命”去了。吴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丢命？”蒋说，“不怕。”吴见他语意坚决就说：“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吴还教育他：“君子不报私仇，大丈夫不算旧账。”蒋经国由苏返国后，常去探望吴。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劝他返成都。吴本对国民党军队溃败不满，现对蒋介石又失去信心，不快地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一个家伙持吴稚晖的信找蒋经国为自己说情。半小时后，吴又派人送一信给蒋，声明那封信不作数，是那家伙逼他写的，说不写他就要死在我这里。特又函示蒋秉公办事，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溃逃到台后，蒋经国又常去请益，吴告诫他：“一个没有被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那就好了，至于其他一切，还是能够看得开看得远来得好，以免自寻烦恼。”吴稚晖是蒋经国“生平最钦佩的人”。
当年在海外预备学校，吴稚晖令学生写文章，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那是秘书干的。吴稚晖很恼火，当即要他们抄写“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并让他们带回家去与家长一道体会刘禹锡这首诗的意思。后来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非常感慨地说：“我吴稚晖从没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吴稚晖致力于教育的另一点是推广国语统一运动。他独自编了《国音字典》，制定汉语拼音表与注音符号歌，出任国语师范校长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因此台湾称他为“国语之父”。十分滑稽的是吴稚晖自己却言行不一，讲一口无锡腔。
魏晋遗风
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腐败的大酱缸里，从私德而言，他确有不少可圈点之处。他生性淡泊名利，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本地人聊天，其中一人突然认出他：“你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晖？”吴大笑：“无锡老头子，面孔都差不多，你不要看错人！”
他平时生活尚俭，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外出住小旅店;一件马褂上五颗扣子，至少一两颗无法扣上;穿布鞋，裤腿塞在长筒袜里，活像一个土老儿。温源宁说得有趣：“（他）那样笨拙本身已变成一种魅力。”
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吴已65岁，有人请他坐车，他答：“无论何种马车，我无需它！我最喜欢我这天生的两只腿的驴子，随处可以走得到，安步当车，最为自如。”有人说蒋介石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蒋请他住自己在黄山的官邸。吴谢绝：“住你的金窝很富，哪有我的柴窝好。”
吴稚晖一生确有许多做官的机会。他与孙中山私交颇厚，孙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与孙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四载，没有向孙谋过一官半职。
他助蒋介石“清党”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老蒋多次请他出山，他均表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除当了几天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外，身上只有“中监委”和国语统一筹委会主席头衔，多为闲职。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重庆官场传出吴稚晖将继任。蒋介石也劝他。吴稚晖找出种种“理由”谢绝，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何必乱造谣言”。他在《我是少年》一文中说，“我们的太太公葬了一块世代绝官的坟墓，已罚定五十代不出一官。”他不仅自己不做官，还劝过孙中山不做官，更为愚蠢可笑的是还劝过蒋介石。他曾对族侄吴庆余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子里摆摆样子。”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撒手人寰。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额;张道藩宣读祭文;蒋经国主持海葬。吴去世一周后，蒋经国发表纪念长文《永远与自然同在》。蒋介石死后立铜像，还立了唯一一个陪祀铜像，即吴稚晖。
世人鲜知的是，这位具魏晋遗风的党国大佬一生却有三次对人下跪：1928年向小他10岁的汪精卫下跪，求他与蒋介石联手反共。未果。1924年向小他1岁的孙中山下跪，求他宽容陈炯明。未果。1902年向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下跪（长跪），求他担保9名自费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一所日本私立贵族大学）。未果。这三次下跪似可为“这个坏透了的好人”做一笔历史的脚注。
（《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