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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是1956年以后才来到北京的，那辆红色的奔驰轿车本是韩光同志的座车，后来他换了吉姆，红奔驰就成了我的专车。那时小汽车很少，尤其是进口的高级车就更少了，走到哪里都很显眼，所以九院的老人们都有印象。
刚一落座，刘老就回答了记者这一直白的提问，非常爽快敏捷，根本不像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为当地的仕绅大族。曾祖父刘培元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骁将，死后被朝廷谥为“壮懿公”。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家道中落，但总的讲，我还是在“甜水”里长大的。
我原名叫刘锡尧，行二，“锡”是家谱中的排行。抗日战争中，战友程坦嫌锡字太繁，就自作主张改为西，我也就“顺水推舟”了。
1934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那时能上大学的很少，全校600多学生，我那个班才7个人。因为我在中学时成绩很好，因此申请到了上海大资本家王伯元的奖学金，每学年300大洋。那时现大洋很值钱(一块钱能买一百多个鸡蛋)，我在武大伙食加零用才十二三块钱，吃得相当好。武大山清水秀风景迷人，但当时国民党统治日见黑暗，我内心非常苦闷，因身体染病休学了一年。复学后我开始积极投入抗日爱国运动，参加了武大秘密青年救国团。
“七七事变”后，我带头在武大宣传抗日救亡。我先后请了董必武、沈钧儒到学校讲演。董老讲的题自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1937年10月2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陶铸。
入党以后，我即要求到一线工作。同年11月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湖北工委分配到黄冈县任中心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我和陈景文扮作夫妻同行，但以后我们真的成为终生伴侣。1938年10月24日黄冈沦陷的当天，我们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队(后改为5大队)，很快发展到有上千人的队伍，后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的大部队会合，不断成长壮大。我先后任地委组织部长、长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建国初期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
２
1954年，我奉命搞工业，计划在湖北建二汽(不是现在的二汽)生产苏制嗄斯卡车和吉普车。1955年lo月，我去苏联考察，乘坐的是苏联伊尔—14那种小飞机，我发现机上晚餐特别好(以往都是很差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在这架飞机上，原来是沾了胡主席的“光”。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我认识了江泽民同志，当时他正在那里实习。
那时苏联人民对我们非常友好，他们认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战争的痕迹犹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女多男少，连铁路上搬道岔的，也是老太婆。一位老红军感慨地对我们讲：“勇敢儿郎都一去不复回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二汽下马，我到北京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我参加了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科技代表团赴苏谈判。临行前周总理接见全体团员并讲了话，大意是要尊重对方不要强加于人。代表团在苏期间，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主席、小平、彭老总都去了。那时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苏方对我们的科技援助要求基本上都予以满足，但在某些新材料方面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谈判出现停滞，只好等时机再说吧。
３
中央南宁会议以后，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帅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后来随总理一起考察了三峡，亲身体验到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现在三峡电站所在地三斗坪，就是周总理那时选定的。
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话外音]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的赫鲁晓夫突然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帮助一下更好，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1960年苏联彻底撕毁两国有关核武器的协议，撤走专家，连一张纸片也没留下。一小片气体扩散机(分离铀235用的)膜片，掉在地上，他们也要用吸铁石吸起带走，怕我们拿去仿制。但他们走后，这种过滤膜被我们的专家王承书(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的夫人)和吴征凯等人试制成功，并建了一个专门工厂批量生产。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债，真可谓“黑云压城”了，核武器是上还是下，成了中央亟待解决的问题。
[话外音]关于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已有多年了。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回忆，1946年他作为军调处执行部2；小组的代表，曾在南京梅国新村周公馆看过一次美国原子弹爆炸的电影。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也邀请他观看了苏联空投原子弹的纪录片。1954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方还邀请他们观摩了原子弹实兵演习。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也观看了有关原子弹的纪录电影。凡此种种，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对战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但那是从全局战略高度上讲的，实际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人必须拥有核武器！
1961年夏天，聂老总把我和国防科委的柳鸣叫到了北戴河，要我们向中央起草国防尖端技术继续上马的报告。北戴河会议决定了导弹武器继续干下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否则一旦下马，再搞起来，就很困难了。
1961年10月，聂荣臻元帅派我和张爱萍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视察了重要的铀矿和水冶厂，并在西北看了一个浓缩铀工厂。那个厂规模很大，主要设备都是由苏联援助的，在他们撤退专家时，基本已安装就绪，只需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了。厂方的同志讲：在大跃进时期，有些人想改变国外成熟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作了“先学楷书，再学草书”的指示，使该厂的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我听了感觉很欣慰。
宋任穷同志是个党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人。1960年在广州，主席约见了几位部长，当谈到何时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宋任穷说：“由于苏联撕毁协议的影响，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得到1964年。”而在座的康生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说1962年就能放响。主席一直没表态，最后只说了句：“康生，你去二机部当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就不吭声了。当然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还看了正在草创的221基地，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干劲是很大的。
[话外音]在基地开建之前，九院的科技人员就在北京开展了原子弹理论研 结果分析，测试和数据整理工作。两小时后我和张爱萍等6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的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日19时50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系实现了核爆炸，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经发出我国进行了核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那天下午5时，周总理公开宣布我国成功进行核爆炸的消息。
塔爆试验成功之后，我和张爱萍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和塔爆一样的核航弹，一次是空投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吴法宪和成钧作为空军的正副司令员也参加了试验。
1966年10月27日，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两弹结合(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但这时“文革”风暴已起，张爱萍同志也“靠边站”了。
５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当时我们对氢弹用的热核材料已经有了认识，并建厂投产了。房山的原子能所在1960年底就开展了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但对如何用原子弹引爆氢弹，即如何用核裂变引发核聚变并不清楚，也没有现成的国外资料可查阅。所以二机部决定把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人，调到九院理论部和邓稼先他们一起攻氢弹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
[话外音]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开始显露才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玻尔在短暂的来华期间就宣称：于敏是“出类拔苹”的人。1957年于敏接待了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奖金)为首的日本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于敏的才华给日方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们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于敏小组在上海使用华东计算所那台5万次计算机(后来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较快的一个原因)。经过奋战，取得突出成绩。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定下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从而为我们抢在法国之前搞成氢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底，我在草原(221基地)收到邓稼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试验。我在征求北京的刘杰部长同意后，即刻召开九院专家会议，讨论决定后付诸实施。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接着，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研制的同志见到我都说，1965年我当机立断很重要，否则“文革”开始就很难办了。前几年，美国人刘易斯、薛理泰来京时要见我，国防科委的同志征求我意见时，我没同意。后来他们二人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写道“在他(指我)的领导下中国的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没看过这本书，这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告诉我的(因为她那里有英文原版的该书，是杨振宁从美国给她寄的)。
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我当时之所以能当机立断，主要是我多少懂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核聚变我也不是一无所知，九院理论部在攻氢弹时，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的讨论(那时我还是坐的那辆红奔驰小轿车，理论部的同志一看见车，就知道我又去?)。
６
1966年3月，我陪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221基地，李觉、李英杰等同志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情况介绍。为了不打扰工人群众，小平他们在专列上吃的饭，他还为基地题了词。薄一波看见车间里挂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挂‘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着很对，就改了。没想到，这在“文革”中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７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名，我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后，我开始在中科院抓几件基础研究的大课题。其中包括协调上海和合肥的两个光机所抓激光。林彪对激光很感兴趣，他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用激光打飞机上，这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
“九一三事件”以后，由于原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等人追随林彪，受到审查，我奉总理命令再次主持国防科委的工作。我为平反作了很大的努力。221基地原军管会头头，大搞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逼基地第二生产部主任、我国著名炸药专家钱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钱晋宁死不胡说，被他们折磨致死，非常惨。此外还有许多冤假错案，我都予以平反。
第一次发射洲际战略导弹，由于“文革”的影响，导弹刚升天就掉了下来，我在掩体里看得很清楚，非常痛心。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根据周总理的提议，任命我为二机部部长。当时，我回二机部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新建起来的九院(已迁到四川)能够按期拿出第一颗和洲际战略导弹配套的核弹头。5月31日，在全院干部动员大会上，我作了三个钟头的报告，并立下军令状，不完成任务就引咎辞职。会后邓稼先见我劲头十足，便偷偷地告诉我，他已经作了弹头进一步小型化的设计和试验，并在221基地做了3次试验，但均未达到预期成果(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由于军管会的乱令只好停下来，但他相信设计没有错。我说，你就不声不响的放手干吧!后来一试就成功了。邓稼先是一个朴实忠厚、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造诣深邃、谦虚谨慎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不居功，常对我说，取得的成绩都是得力于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可惜他走得太早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当然九院的其他科学家也很出色，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为了铸造共和国的核盾，奉献了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如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等。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和那些工人、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
[在本文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原九院党委书记李英杰老人，原国防科工委百科编研室副主任宋炳寰先生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是1956年以后才来到北京的，那辆红色的奔驰轿车本是韩光同志的座车，后来他换了吉姆，红奔驰就成了我的专车。那时小汽车很少，尤其是进口的高级车就更少了，走到哪里都很显眼，所以九院的老人们都有印象。
刚一落座，刘老就回答了记者这一直白的提问，非常爽快敏捷，根本不像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为当地的仕绅大族。曾祖父刘培元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骁将，死后被朝廷谥为“壮懿公”。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家道中落，但总的讲，我还是在“甜水”里长大的。
我原名叫刘锡尧，行二，“锡”是家谱中的排行。抗日战争中，战友程坦嫌锡字太繁，就自作主张改为西，我也就“顺水推舟”了。
1934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那时能上大学的很少，全校600多学生，我那个班才7个人。因为我在中学时成绩很好，因此申请到了上海大资本家王伯元的奖学金，每学年300大洋。那时现大洋很值钱(一块钱能买一百多个鸡蛋)，我在武大伙食加零用才十二三块钱，吃得相当好。武大山清水秀风景迷人，但当时国民党统治日见黑暗，我内心非常苦闷，因身体染病休学了一年。复学后我开始积极投入抗日爱国运动，参加了武大秘密青年救国团。
“七七事变”后，我带头在武大宣传抗日救亡。我先后请了董必武、沈钧儒到学校讲演。董老讲的题自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1937年10月2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陶铸。
入党以后，我即要求到一线工作。同年11月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湖北工委分配到黄冈县任中心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我和陈景文扮作夫妻同行，但以后我们真的成为终生伴侣。1938年10月24日黄冈沦陷的当天，我们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队(后改为5大队)，很快发展到有上千人的队伍，后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的大部队会合，不断成长壮大。我先后任地委组织部长、长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建国初期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
２
1954年，我奉命搞工业，计划在湖北建二汽(不是现在的二汽)生产苏制嗄斯卡车和吉普车。1955年lo月，我去苏联考察，乘坐的是苏联伊尔—14那种小飞机，我发现机上晚餐特别好(以往都是很差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在这架飞机上，原来是沾了胡主席的“光”。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我认识了江泽民同志，当时他正在那里实习。
那时苏联人民对我们非常友好，他们认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战争的痕迹犹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女多男少，连铁路上搬道岔的，也是老太婆。一位老红军感慨地对我们讲：“勇敢儿郎都一去不复回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二汽下马，我到北京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我参加了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科技代表团赴苏谈判。临行前周总理接见全体团员并讲了话，大意是要尊重对方不要强加于人。代表团在苏期间，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主席、小平、彭老总都去了。那时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苏方对我们的科技援助要求基本上都予以满足，但在某些新材料方面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谈判出现停滞，只好等时机再说吧。
３
中央南宁会议以后，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帅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后来随总理一起考察了三峡，亲身体验到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现在三峡电站所在地三斗坪，就是周总理那时选定的。
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话外音]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的赫鲁晓夫突然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帮助一下更好，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1960年苏联彻底撕毁两国有关核武器的协议，撤走专家，连一张纸片也没留下。一小片气体扩散机(分离铀235用的)膜片，掉在地上，他们也要用吸铁石吸起带走，怕我们拿去仿制。但他们走后，这种过滤膜被我们的专家王承书(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的夫人)和吴征凯等人试制成功，并建了一个专门工厂批量生产。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债，真可谓“黑云压城”了，核武器是上还是下，成了中央亟待解决的问题。
[话外音]关于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已有多年了。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回忆，1946年他作为军调处执行部2；小组的代表，曾在南京梅国新村周公馆看过一次美国原子弹爆炸的电影。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也邀请他观看了苏联空投原子弹的纪录片。1954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方还邀请他们观摩了原子弹实兵演习。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也观看了有关原子弹的纪录电影。凡此种种，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对战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但那是从全局战略高度上讲的，实际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人必须拥有核武器！
1961年夏天，聂老总把我和国防科委的柳鸣叫到了北戴河，要我们向中央起草国防尖端技术继续上马的报告。北戴河会议决定了导弹武器继续干下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否则一旦下马，再搞起来，就很困难了。
1961年10月，聂荣臻元帅派我和张爱萍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视察了重要的铀矿和水冶厂，并在西北看了一个浓缩铀工厂。那个厂规模很大，主要设备都是由苏联援助的，在他们撤退专家时，基本已安装就绪，只需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了。厂方的同志讲：在大跃进时期，有些人想改变国外成熟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作了“先学楷书，再学草书”的指示，使该厂的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我听了感觉很欣慰。
宋任穷同志是个党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人。1960年在广州，主席约见了几位部长，当谈到何时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宋任穷说：“由于苏联撕毁协议的影响，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得到1964年。”而在座的康生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说1962年就能放响。主席一直没表态，最后只说了句：“康生，你去二机部当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就不吭声了。当然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还看了正在草创的221基地，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干劲是很大的。
[话外音]在基地开建之前，九院的科技人员就在北京开展了原子弹理论研 结果分析，测试和数据整理工作。两小时后我和张爱萍等6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的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日19时50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系实现了核爆炸，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经发出我国进行了核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那天下午5时，周总理公开宣布我国成功进行核爆炸的消息。
塔爆试验成功之后，我和张爱萍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和塔爆一样的核航弹，一次是空投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吴法宪和成钧作为空军的正副司令员也参加了试验。
1966年10月27日，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两弹结合(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但这时“文革”风暴已起，张爱萍同志也“靠边站”了。
５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当时我们对氢弹用的热核材料已经有了认识，并建厂投产了。房山的原子能所在1960年底就开展了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但对如何用原子弹引爆氢弹，即如何用核裂变引发核聚变并不清楚，也没有现成的国外资料可查阅。所以二机部决定把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人，调到九院理论部和邓稼先他们一起攻氢弹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
[话外音]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开始显露才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玻尔在短暂的来华期间就宣称：于敏是“出类拔苹”的人。1957年于敏接待了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奖金)为首的日本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于敏的才华给日方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们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于敏小组在上海使用华东计算所那台5万次计算机(后来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较快的一个原因)。经过奋战，取得突出成绩。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定下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从而为我们抢在法国之前搞成氢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底，我在草原(221基地)收到邓稼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试验。我在征求北京的刘杰部长同意后，即刻召开九院专家会议，讨论决定后付诸实施。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接着，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研制的同志见到我都说，1965年我当机立断很重要，否则“文革”开始就很难办了。前几年，美国人刘易斯、薛理泰来京时要见我，国防科委的同志征求我意见时，我没同意。后来他们二人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写道“在他(指我)的领导下中国的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没看过这本书，这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告诉我的(因为她那里有英文原版的该书，是杨振宁从美国给她寄的)。
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我当时之所以能当机立断，主要是我多少懂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核聚变我也不是一无所知，九院理论部在攻氢弹时，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的讨论(那时我还是坐的那辆红奔驰小轿车，理论部的同志一看见车，就知道我又去?)。
６
1966年3月，我陪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221基地，李觉、李英杰等同志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情况介绍。为了不打扰工人群众，小平他们在专列上吃的饭，他还为基地题了词。薄一波看见车间里挂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挂‘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着很对，就改了。没想到，这在“文革”中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７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名，我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后，我开始在中科院抓几件基础研究的大课题。其中包括协调上海和合肥的两个光机所抓激光。林彪对激光很感兴趣，他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用激光打飞机上，这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
“九一三事件”以后，由于原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等人追随林彪，受到审查，我奉总理命令再次主持国防科委的工作。我为平反作了很大的努力。221基地原军管会头头，大搞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逼基地第二生产部主任、我国著名炸药专家钱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钱晋宁死不胡说，被他们折磨致死，非常惨。此外还有许多冤假错案，我都予以平反。
第一次发射洲际战略导弹，由于“文革”的影响，导弹刚升天就掉了下来，我在掩体里看得很清楚，非常痛心。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根据周总理的提议，任命我为二机部部长。当时，我回二机部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新建起来的九院(已迁到四川)能够按期拿出第一颗和洲际战略导弹配套的核弹头。5月31日，在全院干部动员大会上，我作了三个钟头的报告，并立下军令状，不完成任务就引咎辞职。会后邓稼先见我劲头十足，便偷偷地告诉我，他已经作了弹头进一步小型化的设计和试验，并在221基地做了3次试验，但均未达到预期成果(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由于军管会的乱令只好停下来，但他相信设计没有错。我说，你就不声不响的放手干吧!后来一试就成功了。邓稼先是一个朴实忠厚、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造诣深邃、谦虚谨慎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不居功，常对我说，取得的成绩都是得力于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可惜他走得太早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当然九院的其他科学家也很出色，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为了铸造共和国的核盾，奉献了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如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等。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和那些工人、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
[在本文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原九院党委书记李英杰老人，原国防科工委百科编研室副主任宋炳寰先生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