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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的第一站，就是位于秦岭山脉东段的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个多月以前，他在浙江考察期间，也专门前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安吉县余村，了解当地的绿色发展情况。半个多月之后，他在山西考察时又一次强调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提出发扬“右玉精神”。从浙江到陕西再到山西，变化的是山川风物，不变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工作的高度重视。正如他在调研中强调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必须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治污染等方面都作过重要指示。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同样悉心关心环保事业，他讲过很多话，作过很多批示，其中不少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比如，要把植树造林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周恩来对我国森林面积少、木材资源贫乏的现状有着深入的了解。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8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林业为百年工作，我们要一点一点去增加森林。”他要求做好护林、育林、造林工作，严令地方政府不得以砍伐和卖木材解决财政问题。1951年8月13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专门发去电报，责成广西省人民政府调查处理柳州专署在一些地区强行垄断木材经营牟取暴利，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同日，他又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名义下发《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规定“地方人民政府除国家布置伐木任务应予完成外，不得再用采伐木材方式，解決地方财政问题，违者依法论处。”
但是，“大跃进”时期，由于各种“大办”，过量采伐树木和毁林开荒，盲目开采矿产资源，致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林产品产量锐减。周恩来对此非常痛心：“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多次要求林业部门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研究，既要“搞些历史资料”，又要弄清“全国的无林地区有多少”“要制个图，作个表”“首先要保护好现有森林”，同时制定造林规划。1966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同志谈话时严肃地指出：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他要求林业部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强调“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提出必须发展工业，同时又要防治污染，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一些人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好像不必太着急。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复讲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他要求建设一开始，从产品的选择、厂址的选择、技术设备的选择等，就要注意环境保护的要求。他说，这样做，可能投资要多花一些，但这是很值得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远见卓识。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73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一是作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结论;二是确定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三是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该法规经国务院批转执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从此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周恩来把保护环境看作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据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回忆，“总理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注意，从1970年到1974年，这4年多的时间当中，我这里有案可查的，他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周恩来仍然牵挂着这项工作。1975年8月29日，他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谈话时专门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本人也多次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代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六项原则，是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基本民生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治观、全球共赢观的集大成，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2020年4月3日，一个天朗气清，春意盎然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首都义务植树，是每年这个时节的一项例行活动。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植树的时间点是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义务植树，是以实际行动号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是身体力行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更是昭示了一种信心：不管有多么艰难，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既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调研时强调的那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绿水青山就会成为人民生活的幸福所在，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動力所在。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必须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治污染等方面都作过重要指示。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同样悉心关心环保事业，他讲过很多话，作过很多批示，其中不少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比如，要把植树造林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周恩来对我国森林面积少、木材资源贫乏的现状有着深入的了解。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8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林业为百年工作，我们要一点一点去增加森林。”他要求做好护林、育林、造林工作，严令地方政府不得以砍伐和卖木材解决财政问题。1951年8月13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专门发去电报，责成广西省人民政府调查处理柳州专署在一些地区强行垄断木材经营牟取暴利，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同日，他又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名义下发《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规定“地方人民政府除国家布置伐木任务应予完成外，不得再用采伐木材方式，解決地方财政问题，违者依法论处。”
但是，“大跃进”时期，由于各种“大办”，过量采伐树木和毁林开荒，盲目开采矿产资源，致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林产品产量锐减。周恩来对此非常痛心：“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多次要求林业部门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研究，既要“搞些历史资料”，又要弄清“全国的无林地区有多少”“要制个图，作个表”“首先要保护好现有森林”，同时制定造林规划。1966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同志谈话时严肃地指出：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他要求林业部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强调“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提出必须发展工业，同时又要防治污染，实现没有污染的工业化。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一些人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大，好像不必太着急。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复讲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在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个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讲虽然还是个新课题，但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他要求建设一开始，从产品的选择、厂址的选择、技术设备的选择等，就要注意环境保护的要求。他说，这样做，可能投资要多花一些，但这是很值得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些都体现了周恩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远见卓识。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73年8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取得了三个重要成果，一是作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结论;二是确定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三是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该法规经国务院批转执行，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从此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周恩来把保护环境看作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据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回忆，“总理为了唤醒各个方面对环境保护的注意，从1970年到1974年，这4年多的时间当中，我这里有案可查的，他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周恩来仍然牵挂着这项工作。1975年8月29日，他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谈话时专门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本人也多次就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出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绝不松手，确保绿水青山常在、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如果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更高、代价会更大、后果会更重。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六项原则，是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基本民生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治观、全球共赢观的集大成，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2020年4月3日，一个天朗气清，春意盎然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首都义务植树，是每年这个时节的一项例行活动。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植树的时间点是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义务植树，是以实际行动号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是身体力行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更是昭示了一种信心：不管有多么艰难，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既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调研时强调的那样：“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绿水青山就会成为人民生活的幸福所在，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動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