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的年度巨片《梅兰芳》即将上映。
　　这是陈凯歌的心血结晶，也是梅葆玖和所有梅派传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部电影让梅葆玖重新回到前尘往事之中，回忆起那些过往岁月，他的声调始终很平静，好像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记忆中的父亲
　　
　　《新民周刊》：您出生在上海，在上海您住了多长时间？
　　梅葆玖：1934年出生，一直住到1950年我们才到北京去的。
　　《新民周刊》：当时您父亲为什么会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住？
　　梅葆玖：1931年到的上海，先是住在沧洲饭店，后迁马斯南路121号。他到上海主要还是因为北京不安全，家里人也有在上海工作的，之前已经有意向要搬到上海来。另外孩子们身体也都不太好，当时北京流行白喉之类的传染病，我三哥感染白喉后就去世了，那时候白喉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于是决定先搬上海住一住。
　　《新民周刊》：您本人从小就喜欢京剧？您父亲一共9个儿子，为什么只有您学了梅派京剧？
　　梅葆玖：主要是因为我父亲看我长得像他，耳朵、眼睛都像，而且有嗓子，有条件学习，就给我拍了定妆照。然后我演了《三娘教子》中的小孩，我父亲觉得演得不错，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分，这样就开始让我学梅派了。我从１０岁开始学习就没有断过，请了老师，唱腔、昆曲、武打等等都学。抗战胜利后，1945年我父亲复出，我就在梅剧团实习。后来与我父亲合演《游园惊梦》、《金山寺》和《白蛇传》等戏。1951年我到北京，已经可以独立唱一出戏，等于正式加入了梅剧团，一直到1961年我父亲去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梅剧团停了下来，江青说男旦不行，所以全都靠边站，只有样板戏能唱，结果我们有十几年没有再唱戏。
　　《新民周刊》：您的第一个老师是王瑶卿之侄王幼卿，他教您什么？
　　梅葆玖：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也是王派传人，学戏学习王派很重要，打基础，发音、咬字、唱腔都是非常规范的东西。我的昆曲教师是上海的朱传茗，传字辈的，武功教师是陶玉芝，后又向朱琴心学习花旦，都是名师。基本功学完以后，我才开始向我父亲学习他的那些戏，陪着他演出，逐渐把《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一个一个都学到手了。
　　《新民周刊》：第一次与您父亲一起登台演出，演的是哪一出？
　　梅葆玖：我和父亲同台演的第一出戏是《游园惊梦》。我父亲演杜丽娘，我演小春香，就开始同台了。1949年，我们又合演了《断桥》，也就是《白蛇传》的一折。我父亲演白蛇，我演青蛇，我已经开始边学边演。1950年到北京以后，我父亲到外地演出的时候总是带着我一起去。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我先演三四天，我父亲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由我父亲登台。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东北、华南、华东我都去过。这样给我带来锻炼机会，也使观众熟悉了我，知道我是跟随父亲继承梅派京剧的，对我也有个基本认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就开始带梅剧团，在“文革”后又重新恢复演出。
　　《新民周刊》：和您父亲同台演出有没有压力？
　　梅葆玖：没有压力，他人非常好，非常公正平和。他带学生也好，带我也好都是如此，不像有的老师对学生有种威慑力。他很民主，因为他很早就出国，到欧洲、日本、苏联都去过，所以他不会按照封建家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我们学艺的时候也不害怕，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我就在一边一遍一遍看，他有什么想法，都是以一种商榷的口吻来说，不是我怎么想的，你就必须怎么服从，他从来不会这样。
　　《新民周刊》：如果演错了，会不会批评您？
　　梅葆玖：有时候晚上我们吃完夜宵，他会给我重排，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排。如果我在台上错了一个身段，他也会配合我一下，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在台上，我们都是配合的。下来之后，他会重新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说你要注意哪一点。他从来没有斥责过我。
　　《新民周刊》：1951年，您和您父亲在怀仁堂演出，毛主席说您父亲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这是改良过的吗？
　　梅葆玖：我父亲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我也是一身白，非常漂亮，所以毛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很跳，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
　　每年春节，我们就到怀仁堂去演出。毛主席很喜欢看戏，也很懂昆曲，不用看戏文，我们在上面演戏，他在台下一边拍板一边听。毛主席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诗词。
　　《新民周刊》：1950年除夕，您和父亲在怀仁堂合演了《金山寺》和《断桥》这两出戏，齐燕铭先生提了一点意见，您父亲就改了念白，您父亲演出的剧本也是经常修改，他一向从善如流吗？
　　梅葆玖：上阵父子兵，我记得当时我还演了个《玉堂春》，毛主席也在台下看。
　　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创新，但是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你的服装、你的唱腔、你的音乐都在京剧的基础上创新，这样你才能站得住脚。不是说改完了以后不像京剧了，那肯定不行。我父亲排的戏，京剧的形没有变，京剧的魂没有变，所以我父亲排的戏，基本上都能站住脚，基本上观众都会喜欢看。我父亲的戏，好听好看又创新，可是没有脱离京剧的框架。
　　《新民周刊》：1959年，您父亲在北京演《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那一次您也参加了吗？
　　梅葆玖：在《穆桂英挂帅》中我演杨文广，我姐姐葆玥演杨金花，这样就是真儿子真女儿一起上台演出，在戏曲史上也挺罕见的，在台下是父亲，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很有意思。当时真是一票难求，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可惜没有把它拍成电影。原来是有这个打算的，但是因为他心脏不好，没能如愿。后来是我父亲现场的录音，我配的像。
　　《新民周刊》：1949年后您父亲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比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这些社会工作会不会占用他比较多的时间，让他太劳累了？
　　梅葆玖：肯定会忙一点，学习、开会都比较多，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也能办，但很多问题还得他本人来过问，确实是累了一点。他1961年患心脏病去世，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没有心脏搭桥、血管支架的技术，所以还是没有挺过去。
　　之前他虽然也知道自己血管细，但是没什么症状，一切如常，加上他工作繁忙，所以也没重视。他老是说胃疼，其实胃疼是心脏病的反射，我父亲以为是胃疼，吃点药压一压就没事了，结果病情被延误。我父亲的病情严重了才知道是心脏病，送医院，心脏血管已经堵塞了好几根，1961年8月8日凌晨突然又发病，人工呼吸等抢救工作都做了，没有抢救过来。
　　
　　电影了却一桩心愿
　　
　　《新民周刊》：50多年前，同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就参与了关于梅兰芳的艺术纪录片拍摄，您当时就在拍摄现场吧？
　　梅葆玖：有好几个导演，陈怀皑也在里面，还有上海的导演岑范。那是1953年，把我父亲的舞台艺术记录下来在现在教学时就很有用。看了之后，对唱腔、动作、身段、舞美马上就有概念，留下了一个范本。梅派的电影资料还比较多，其他流派，程（砚秋）先生、荀（慧生）先生留了一个，徐（碧云）先生一个也没有留下来，那时候没有录像。我父亲的这个纪录片，把他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宇宙锋》等好多戏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新民周刊》：电影的编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这个剧本您看过吗？
　　梅葆玖：剧本是中宣部都审过的。它还是比较忠实于历史，从人文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她的故事其实到抗战胜利就结束了。
　　《新民周刊》：对黎明的表演怎么评价？觉得他演得像您父亲吗？
　　梅葆玖：我觉得他文化气息还好。他没有港台人说话的那种腔调，他还是北京口音，因为他本来就是北京人，小时候住在北京。要是电影搞出个“广东梅兰芳”那就不好了，而且现在还不允许配音。
　　《新民周刊》：您曾经担心章子怡不太能演得了孟小冬，为什么？
　　梅葆玖：刚开始是有些担心，但是不断有老师给她说，她很快就学会了，她很聪明。有些神态方面，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毕竟是老演员了。
　　《新民周刊》：电影里反映了您的母亲福芝芳吗？
　　梅葆玖：在电影中她也有几个镜头，但是怎么剪接的还不知道，要看陈凯歌的后期处理了。我母亲也是演员。她是旗人，从小也在梨园长大，对于京剧和艺术她也是懂的，很有见解的，只是结婚以后她没有再登台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