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承担讲究的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和付出，然而在一个只追求短期最大回报率的社会中，在一个流动率高又人人生厌的报业环境内，再多的挣扎只能留给人空嗟叹的无力感。
　　
　　明报世纪副刊的主编马家辉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说过一个小故事，《信报》被“小超人”李泽楷收购之前，因为老板林行止的缘故，一直坚持走的是文人办报的传统路线。有一次马家辉在收到林行止寄赠的新书《意趣盎然》时，曾仅仅为了信封上那姓名和地址是由林行止亲笔书写而高兴得不得了。什么是文人办报？大概就是报社老板会亲自在信封上写字的报社吧。
　　可惜的是，这早已不是副刊主领文化风骚的年代，资本滚滚洪流之下，文人办报在经济挂帅的香港终于还是走到了尽头。
　　这几多年来，香港的文化人一直都在强调，香港绝对不是一个文化沙漠，对此我深表认同。当我和一些有理想有热情有抱负的香港人在一起工作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年轻媒体人对于文化承担的那种强烈意识，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抗争姿态。
　　但是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却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在香港报业看来，文化承担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亏本买卖，无法在市场中赢得生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曾经举办过一场名为“华文报纸的文化承担：广州、台北、香港的视野交错”的座谈会，会上香港传媒人提出了“有限度的文化承担”和“承担递减法”的概念，大意就是当香港报社总编“当然要有承担”，但承担却在市场、体制和认同这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层层递减，最后变成了零，甚至负数，于是只好悻悻然地冀望于“有限度的文化承担”。
　　市场需要的是快餐式的感官刺激。香港社会商业元素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会奉行经济挂帅，“博股通金”被尊为成功指标。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在不到700万的人口中，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拥有超过50多份各色报纸，如果一份报纸不把文化进行包装再造，装饰成文化潮流，而是走回文艺评论、文化反思为主的路线，整日忙碌的香港人就不会有兴趣阅读。没有市场回应的报纸，资本的压力自然与日俱增，又如何可以向体制之下的股东和投资人负责？除非老板是人文精神和资本实力俱佳的良心老板，否则很难想象这样的报纸会在香港得以生存。
　　因为是有限度的文化承担，所以包装起来就不需要深思文化本身的含义，而是以吸引眼球、增加销量为唯一价值目标取向。从事性工作的凤姐被害，报道的重点既非此起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剖析，也非对香港弱势社群的关怀与检讨，而是将版面的头条大幅聚焦于凤姐生前在网站上所贴出用于宣传目的的暴露图片，以及凤姐的八卦逸事。所以在香港，娱乐化、八卦化永远是市场的主流，连带着整个社会都将关注的话题集中在一元化的范畴之类，专业主义和精英主义逐渐崩溃。仅有的一点点香港文化人的呼声，也只能隐藏在旮旯犄角，被埋没和取代。
　　以《苹果日报》为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文化承担是如何在商业利益的操控之下扭曲和变形。香港是一个强调民主多元的社会，但所谓民主，在《苹果》的大老板黎智英看来，却等同于商业机会，因为香港有很多坚定的中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市场上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一类人群的特定报纸，“民主”既然可以卖钱，所以得到大肆渲染和炒作，没有“民主”的新闻，则束之高阁。另一些报纸，则以反《苹果》作为自己报纸卖点，夺取市场。而那些走中间路线，试图保持新闻报道中立客观的媒体，包括《信报》在内，虽然有文化承担的意愿，但市场却是无情的，文人办报最终抵抗不住商人办报的冲击。
　　文化承担讲究的是一个长期的积累和付出，然而在一个只追求短期最大回报率的社会中，在一个流动率高又人人生厌的报业环境内，再多的挣扎只能留给人空嗟叹的无力感。比照香港，内地的媒体人最近两三年里也开始遭遇到类似的瓶颈。前段日子著名媒体人十年砍柴一篇告别自己十年记者生涯的离职文，可谓道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声。十年媒体路，却只是沿着一条“圈养记者”的路越走越远，这难免是一种在文化人格上不自觉软化的危险信号。人们会疑惑，当初的理想都怎么消逝了？也许人们更应该去发问，是什么压抑了我们的理想，消磨了我们对于文化承担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