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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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而言,渴比饿难受,没吃的还好凑合,没喝的就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常看到干涸的土地张着大嘴喊渴,过不了多长时间来场大雨,地面上飞起烟尘,能听到土地的吮吸声。但在黄土高原上,在太行山、吕梁山那些地方,可就看不到多少大雨的迹象,祖祖辈辈守着石多土少的家园,渴盼着能打出眼冒水的井来,可就是打不出来。这事在小说《老井》里有生动表现,后来又被吴天明拍成了同名电影。由张艺谋主演的这部电影,最后有个光明的尾巴,老井村终于打出了水,在其电影拍摄地的那个村,直到2001年才真正打成了出水的井。那是因为山西实行了全省性的饮水解渴工程,要不然,这里还不知牛年马月才能喝上清凉甘冽的井水。
  山西不光需要水,也需要绿,对绿的“渴”同样让人难耐。在山西工作期间,我第一关心的是水,第二关注的则是绿。没有水不能活人,没有绿,生活质量也上不去。当山西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取得了应有的成就时,记者都会如饥似渴地采写报道,为山西叫好,为山西鼓劲。
  珍珠要有个核,才能成珠,而且珠的成分也取决于那个核。在山西,水和绿就是核,事关民生大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而且解“渴”是首要的任务,在那里真的比送粮送钱还重要。久旱逢甘霖好,但在山西很少遇到此等好事。初到山西工作时,我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水比油贵,解渴是件天大的事。山西十年九旱,加上采煤漏水、水质污染等原因,山西成了全国农村饮水最困难的省份之一,直到1999年,全省缺水人口仍有近600万,其中最严重缺水人口240万。看到这组数字,记者的嗓子里都觉得要冒出火来,渴望解决农村饮水,成了心头一大隐痛。
  去山西之前,我就看过电影《老井》,而真切感受到缺水的艰难,还是在山西的亲临其境。那时到了山西东部太行山区里,走进山窝窝里几户人家,听他们讲述最多的是屋顶集雨的事,那里地面没有河水,地下没有泉水,人老几辈子都靠下雨时集点水。在那里,屋顶是平平的,院子里也是平平的,为的是一年难得几次老天下点雨时,能够让泥糊糊般的雨水顺着屋顶流到院子里,再顺着水沟流进地下储水窑里,一家人就靠储水窑里的水生活,谁家的储水窑多,谁家儿子上门提亲都会比别家多。
  在《老井》电影里,一开始就有个镜头,是孙旺泉和赵巧英一起挑水回家,他们跑了很远去找水,然后担着水走过了一道道山,一条条沟,走在那弯弯曲曲的石头路上,身影儿拉了很长很长,两人对着大山喊上两嗓子,大山里就有着久久的回声。在山西,我了解到,全省有50多万劳力像他们这样长期奔波于拉水运水的路上,最远的拉水距离达30多公里。可以说,缺水使山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必须让农民早日摆脱水困,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切认识到缺水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在2000年初召开的山西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省里投资3.6亿元,市(地)配套3.6亿元,用3年时间解决240万农村严重缺水人口的饮水困难。
  我于2001年3月从安徽到《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任职,那时山西的解“渴”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年,觉得山西这件事儿做得好,为百姓解渴大得人心。当我跑了一些地方后,就想到尽快采写的稿件应该是解“渴”,要让读者看看山西饮水解渴工程进展如何,看看老百姓喝没喝上甘甜的水,心头还有没有过去那样的“渴”。我在想,党和政府要办老百姓最渴望办的事,记者就需要回答读者最渴望了解的新闻,饮水问题不解决,说什么大话都会如隔靴搔痒。
  于是,我和山西记者站安洋同在一起开始跑解渴稿件,很快将《山西:多渠道解决农村饮水难题》一稿,推上2002年4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安洋是山西人,曾经采写过太行山区行路难的稿件,那篇叫作《路》的通讯报道,写的是地处太行山王莽岭锡崖沟村渴望有路的心酸。那里世世代代靠着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联系,人病了要抬着出去找医生,实在太陡的地方,只好把人绑在身上往山外爬,猪牛羊也要抬着出去卖,不知多少人摔死在大山里。1962年起锡崖沟人开始挖山修路,整整30年,硬是在百丈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15公里长的山路来,人称“挂壁公路”。后来,我专门去过锡崖沟,看着那大山肚子里掏出的坎坷山路,真正是心都拎到了嗓子眼。路通了,锡崖沟里办起旅游,村民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摊,向游人兜售山里土特产,我随手拍了张新闻图片,以《沟里人家财路通》为题,刊登在200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上。
  再看解“渴”中的山西人,也正是有着锡崖沟人挖山不止的精神,硬是要挖穿坚硬的山岩石,找出汩汩清泉水。我们了解到,《老井》电影的拍摄地就在太行山深凹里左权县拐儿镇石玉村,那里30年间曾打下151口井,都因水源枯竭成为干窟窿。1987年,《老井》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8年第8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奖;第1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男演员奖;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国际电影批评家联盟特别奖、东京知事奖;1987年还获得美国第7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以及第11届沙尔索国际电影节一等奖等。电影《老井》的连连获奖,使石玉村由此出了名,从此改成“老井村”,而“老井”也从此成了山西严重缺水的代名词。
  拍摄《老井》18年后,吴天明导演获得中国电影界终身导演奖,而且将10万元奖金无偿捐给了老井村。在捐赠会上,他回顾了那段难忘的拍摄历程,动情地说:“18年前,我为电影《老井》选景,老井村遍地枯井让我惊呆了,每隔五六米就有一眼。那些黑窟窿就像老百姓的眼睛,盼着老天爷给水喝。我将这些灵感注入电影《老井》,可以说没有“老井村”就没有《老井》的成功。将毕生成就换来的奖金,回报给赋予我灵感的土地和人民,这是一件光荣的事。”
  吴天明20世纪80年代拍过电影《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真正让他出名的是《老井》的成功,是老井村那过于沉重的严酷现实给了他激情和灵感。1985年,他和主演张艺谋一起,来到左权县拐儿镇石玉村拍摄《老井》,当时这里8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缺水缺碘,造成粗肚子、大骨节病很多。电影要渲染缺水的艰难,石玉村就有很多现实场景,不要导演多费心思就能达到。为了写作这篇山西解“渴”头条背后的故事,我又看了遍《老井》,再次被那种艰难困苦所打动。电影中赵巧英渴望过上城市生活,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全村人举着杆杆找信号,找来找去找不着,就像祖祖辈辈找不到水那样苦,巧英深深地怨艾道:“老祖宗瞎了眼,把村子安在这。”   而一旦“安在这”,就没人再想走出去。没水找水,井打了一眼又一眼,眼眼都是枯井,到了孙旺泉和巧英这一代,有了文化,更想改变命运,喝上自己找到的水。旺泉与巧英两小无猜,一往情深,就因为穷,旺泉不得不“嫁”给寡妇喜凤,换来钱给弟弟买媳妇。而巧英不甘心呆在干渴的家乡,却又苦苦恋着旺泉,走了又回来,和旺泉一起勘测找水。在他们周围,到处是走不出去的大山,打不出水的枯井,唯一渴不死的是爱情。在又一次事故中,巧英受了伤,打井也因资金不足而停下,电影在这里达到高潮,孙旺泉的爷爷——当年为了祈雨冒死暴打龙王的孙万水老人,让孙子搬来自已的棺材捐上打井。他站在村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累断腰,渴死牛,有女不嫁老井沟。一茬茬后生们,打光棍,打伙计,弟兄合用女人。脸红哩,羞哩,给祖宗丢人哩!咱村孙、段、李、赵几大宗,死在打井上的海啦!舍命不舍财?孬种!”巧英让人抬来了她的嫁妆和黑白电视机,那电视机是电影开始时从城里买来了的,山高一直看不成,这回儿倒可以捐出来拿去卖钱。她人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还要给打井出点力。于是村民纷纷义捐,鸡蛋、核桃、缝纫机……电影到此推出“老井村打井史碑记”特写镜头,与此相叠影的是村民义捐的种种物品,清晰的碑记令人震撼:清雍正、道光、宣统、民国,再到共和国,一次次打井碑记上写着“坠崖、井坍、被炸,人亡、井干”字样。电影定格在“1983年1月9日,老井村西坟坡第一口机械深井成功,每小时出水50吨”。我再次泪眼模糊,为山西,为左权,更为老井村。
  电影上的“老井村”是1983年打出了有水的井,而现实生活中的左权县拐儿镇石玉村真正打出有水的井还是在2001年。在报道山西解“渴”工程时,我们在那篇头条消息的导语里,欣喜地写道——本报太原4月7日电:地处太行山深凹里的山西省左权县石玉村,30年间曾打下151眼井,都因为水源枯竭成为枯井,村民望井兴叹,当地成了电影《老井》的拍摄地,“老井”从此成了严重缺水的代名词。然而今年(2002年)一开春,“老井”村不光有了水,常年干渴的土地也成了水浇地。我走进“老井”村,只见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李小流老人摸着水龙头对记者说:“有了水,人活了、地活了、沟沟洼洼都活了,党和政府为咱办了件大实事啊!”这只是山西省实施的饮水解渴工程的一个小片段。两年来,山西已有7000多个自然村、182万农村人口告别了水荒。
  事有凑巧,消息写到山西左权县,写到石玉村,写到“老井”拍摄地。也许读者诸君因为电影《老井》知道其拍摄地在山西左权县,但恐怕还不太清楚左权县名是如何得来的?左权县原名辽县,因县之南有辽阳山,故名。1942年5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山西人民为纪念将军,遂更县名为左权。左权为黄浦军校一期生,留学过前苏联,参加过长征,指挥过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抗战中赴华北抗日战线,取得了百团大战等一个又一个大胜利。在反扫荡中他指挥部队掩护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转移,被日军炮弹炸中。2016年热播的《彭德怀元帅》中对此也有详实描写。左权将军牺牲时年仅37岁,但他已身经百战,又富有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周恩来称其是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日军在战场上找到掩埋将军的地方,残暴地挖出暴尸,更加激怒了抗日军队官兵。中央在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举行追悼会,彭德怀撰写并手书《左权同志碑铭》,朱德称其:“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毛泽东称其:“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周恩来则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如今在将军抛洒热血的地方依然喝不上水,这让山西党和政府都倍感汗颜,他们为此作出的承诺其意义更加非同一般,记者报道好,宣传好山西的解渴工程,更感责任在肩。
  在消息中,我们还重点交待了山西是如何为民解“渴”的:即根据决策,山西对水源有保证、人口相对集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实施大中型工程供水;对居住分散、人口较少、交通不便的山庄窝棚,用分片建池、旱井蓄水、屋顶集雨等办法解决。省、市(地)、县组织了5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勘探,科学规划,精选了一批专业施工队伍竞标承包。结果,专业技术人员(当然也包括像孙旺泉那样经过培训的土专家),在“老井”村这样的地方也准确地找到水源,利用机械辐射打井法打出了“搬倒井”,引来了汩汩甘泉。我们又用一组又一组数字为之证明,被广大农民由衷称赞为“德政工程”的饮水解困,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结尾处,还特别写道:今年是山西省农村饮水解困工程的关键一年,一大批工程正按计划开工。到年底,山西还将解决190万人口饮水困难,其中包括氟病和砷病高发区的水质改造工程。
  解“渴”是山西人民的渴盼,是我们的渴待,也是党中央机关报编辑的厚望。当山西多渠道解决农村饮水难题取得了一定成绩后,编辑部也为报道加上非常解“渴”的“编辑点评”,对山西解“渴”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点评说: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山西多旱,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全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从人民群众最渴望得到解决的难题着手,下决心首先解决人畜饮水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心,把决心落到实处要做许多工作,山西各地从实际出发,采取工程供水、旱井蓄水、水窑储水等多种措施。从“老井”村也打出了清泉这一实例上,从百万人口告别水荒的捷报中,我们看到了山西发展的希望。编辑饱含热情的点评,让记者的报道感到解“渴”,作为党中央机关报记者,我们也将对左权县、对山西省解“渴”的头条报道,奉献给伟大的左权将军,以此告慰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求解放的在天之灵。
  为农村饮水困难解“渴”是山西的“德政工程”。为市民添绿,也是太原为民解“渴”的另一壮举,不过这个“渴”,是对绿的渴盼。可以说,至今为止,缺水少绿仍是我对山西一种最深记忆。当然,也许这样说并不公平。历史上的山西表里山河,风光秀美,是中国古代最为富庶、最宜人居的地方。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歌词唱道:“汾河水哗啦啦响,人说山西好地方。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遍地是庄稼,满山是牛羊。”也就只短短几十年,山西变了,太行山、吕梁山光了,秃了;汾河水枯了,脏了。2001年我到山西工作时,一个人常在太原汾河边上漫步,看到的是正在整治的烂河滩,闻到的是腥臭不堪的污水味,再向太原古城里望去,更是整个儿灰蒙蒙一片。太原盼绿,山西要绿,即便不能再生态还原、绿满山西,哪怕人工造点绿,也好如曹操“望梅止渴”般,来点儿望绿止“渴”。   太原开始做了。1998年起,太原着手对穿城而过、如今枯干脏臭的汾河进行治理,一期工程投资5亿多元,在河两岸建设宽百米、长6公里的绿色长廊,废弃的主河道采取人工复式河槽,东西两侧分流,西侧为浑水渠,排泄上游洪水和水库灌溉输水,东侧为清水渠,用四道橡胶坝分三级蓄水,两岸围绕“人·城市·生态·文化”主题,以水为墨,以绿为粉,建设起一个个构思新颖、寓意深刻的生态景点,绘就一幅新的汾河画卷。首期工程完工开放后,我常常徜徉于此,沉醉于那绿意深厚、文化浓郁的生态环境之中。当人造滨河公园开始申报“中国环境最佳范例奖”时,我立即着手采写了《太原着力建设生态城市》稿件,于2001年11月2日上了《人民日报》头条。
  太原造绿,为的是力解市民绿色之“渴”。消息的导语完全是我切身感受:
  “如今,太原市民最开心的事是环境的改善。去年至今,太原市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注重生态建设,昔日的单调和灰色正在悄然褪去,代之而来的是绿色和清爽。”在交待了太原重工业城市带来环境污染的背景之后,消息着重写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决心和举措。为了加快城市绿化速度,全民植树上百万棵,种植草坪200多万平方米,新增园林绿地600多公顷。新拓宽的15条大街小巷和新建的3处街心广场中,绿树、草坪相映成趣。
  消息还形象地描述了过去每逢冬季,太原市总是笼罩在滚滚的浓烟之中,为了彻底根除这一顽症,太原在市政建设中加大了城市集中供热力度,同时消灭市内大量小锅炉,拔掉铺天盖地的大小烟囱,使烟雾粉尘等排放物的年排放量减少近10万吨。同时,太原全市8000辆出租车全部更新为环保车型,尾气排放达到了欧洲排放标准。
  在消息中,汾河公园建设是最为亮丽的一笔。为此,太原动员全社会,上下一起努力,使杂草丛生、浊气熏人的汾河造福于民。我细细地描述到:已经竣工一年的汾河公园里,130万平方米的水面碧波荡漾,两岸130万平方米的草坪绿茵如毯,13000株乔灌木郁郁葱葱,白天是碧波绿色的世界,夜晚是五光十色的灯海。汾河的有效治理,不仅给太原人新添了风光宜人的休闲乐园,而且净化了城市空气。也就是说,通过人工造绿,缓解了市民对绿的渴盼,让太原人享受到了令人愉悦的绿色生活,当然也成了我工作之余最喜欢去的地方。在“渴”绿方面,我和太原人的心是相通的。
  对绿的渴盼不仅是太原,全山西人民都是如此,缺少什么就会渴求什么。在山西的亲身感受,更让人明白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建设绿色生态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后来我还采写过大寨播绿的故事,那是在虎头山上邂逅当年铁姑娘队长郭凤莲所见到的一个镜头。那天,我和郭凤莲在山坡上边走边聊,突然她大声喊叫护林员过来,问他为什么把路边上的一根树枝砍掉了?护林员嗫嚅着说,那树枝搭在路上了,怕行人不好走路。郭凤莲生气地说,搭下来就盘到树上去嘛,再砍树枝就撤了你!转过身来她对我说,大寨种树难,当年周恩来总理告诫大寨人,要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可是农业学大寨时,这里却硬要大修梯田,还要搞成海绵田,让虎头山、狼窝掌里长庄稼。结果越种生态越坏,越种越穷。现在国家号召退耕还林,大寨开始在海绵田上大种经济林,发展旅游业,给虎头山、狼窝掌播下片片新绿。
  经郭凤莲一说,触动了我采写新闻的灵感,我注意到,时在春三月里,黄土高原上仍是春寒料峭,而太行山里的山西大寨却是一片春意盎然。人们紧张地忙碌着,或拉水上山,或挖掘土坑,栽下一株株树苗,给虎头山、狼窝掌播下片片新绿。一阵号子声在虎头山脚下响起,十几个人抬着一棵歪脖松艰难地走上山来,把它轻轻地放进早已挖好的大树坑里。来到狼窝掌,又是一片新气象。顶着花头巾、穿着皮夹克的姑娘、小伙干得很卖力,贾新文、贾春生跑前跑后地拿树苗,史爱珍、贾小妮一桶一桶地忙着浇水。郭凤莲告诉记者,大寨正在海绵田上做好绿文章,已经种下400多亩干果林,今年将加快绿化步伐,昨天又从省园林设计院苗木公司订下1.5万株桧柏、国槐、沙地柏,还有美国红提葡萄、仁用杏,一次投资19万元。我被大寨人对绿的钟情所深深打动,当即把在大寨所见所闻写成现场短新闻,以《大寨播绿忙》为题发回报社,很快在200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四版要闻版上刊发。
  怀着解“渴”的热切心情,我在山西采写过一篇又一篇过得硬、叫得响的新闻报道,我执着地认为,党报记者就是要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为人民解“渴”,为人民祈福,为人民呼唤健康美丽和谐新生活。在阅读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时,我看到这样一段话:“牡蛎要创造一颗完美的珍珠,需要一些物料,需要一颗砂粒或一块小东西,以便围绕它形成珍珠。没有一个坚硬的核心,就可能长出一团不成形的东西。如果艺术家的形式和色彩感结晶成完美的作品,他也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一项明确的任务,使他能够集中才智去承担起来。”其实,记者也需要一个坚硬的核心,一项明确的任务,那就是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两者同一个核,同一个目标,有了这一坚硬的核,记者就能把聪明才智集中起来,让感情和辛劳结晶成报道作品,采写出更多让党满意、为人民解“渴”的好新闻。
  责任编辑 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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