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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野圭吾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分别是日本与英国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笔者通过分析《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现两部作品在故事设定、作品主题、叙事技巧等方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东野圭吾曾在诸多作品中提及阿加莎·克里斯蒂，可见阿加莎对其推理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其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体现出阿加莎创作的特点。
关键词：《假面山庄》 《东方快车谋杀案》 本土化 叙事视角
一、相似的故事设定
（一）封闭的作案环境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都有一个封闭的作案环境。在《假面山庄》中，所有人都被困在深山里的别墅中；而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所有人被困在大雪中的列车上。这是传统侦探小说的模式：“案件应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社区，以便排除谋杀犯来自外界的可能。”为了方便侦探的推理活动，侦探小说的背景一般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比如别墅、孤岛、列车、轮船等。这种环境具有封闭性、隐秘性，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悬疑色彩。这种封闭的活动空间能够把人物迅速聚集在可控的范围内，凝聚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能够想象出犯罪空间，有利于辨别矛盾对象。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住进头等车厢”“暴风雪来临”等情节都具有偶然性，是阿加莎为了创造这种封闭的环境，让案情得以继续的刻意安排，于是环境的生成就缺失了人物的主动性。然而，《假面山庄》中的人物具有更强的主动性。两个逃亡中的银行劫匪突然出现，八名男女被迫聚集，以及人物的身份、作案地点、作案时间，甚至是剧情节点的转变，都十分精准地掌握在小说人物的手中，使得故事的结构十分严谨。
（二）对嫌疑人的描写
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主要包括四种角色：受害者、罪犯、侦探以及普通人。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侦探波洛与十二个嫌疑人对立，每个嫌疑人在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写。阿加莎展现了高超的人物群像刻画功力，家庭教师玛丽·德贝纳姆、印度的英国上校阿巴思诺特、矮胖老人布克、俄国老公主德拉戈米等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极为个性化。《假面山庄》中的嫌疑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在相应环节逐一得到揭示，并且，九个嫌疑人中，每个人的嫌疑程度不等，甚至还有明显的“清白”身份，例如警察与劫匪。随着剧情的发展，嫌疑最后聚焦在其中三个人身上。这样的安排看似使剧情发展更加清晰，其实不然，嫌疑人的范围越小，越能加深读者的误会，加强反转带来的冲击，增强作品的戏剧性与颠覆性。
二、相似的作品主题——复仇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具有相似的复仇主题，都是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复仇。在《假面山庄》中，因朋美的死而聚集起来的朋美父母、秘书、好朋友、表妹父女等人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证明了高之的杀意，让高之永远活在愧疚之中，实现了复仇。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十二个人共同登上东方快车，对雷切特实施了谋杀，一人一刀完成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首先，同样是复仇者，但东野圭吾和阿加莎给予他们的身份却不同。阿加莎使復仇者成为凶手，而东野圭吾使复仇者成为侦探。在《假面山庄》中，每个人都是侦探，他们凭借精湛的演技，利用“药盒里究竟有没有药”这个问题的多阶探讨，一步步引导高之，让他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由于身份不同，两本书的复仇结果也不同。阿加莎使每位凶手实实在在地杀了人，充满悲壮与绝望色彩的复仇让法与情产生了冲突。复仇者触犯了法律，但波洛却放过了他们。通过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矛盾，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反思性。然而，在东野圭吾笔下，每个复仇者都成为侦探，利用群体的智慧从道德高度对高之进行审判。确认了高之的杀意之后，复仇者也没有越过法律的界限，不存在情与法的冲突。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也从《假面山庄》开始，逐渐走向了社会小说的方向。
其次，《假面山庄》缺少了《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复仇的庄严肃穆和审判感。它将所有人对朋美的爱表现出来，但对高之的憎恨与审判力度不足。让《东方快车谋杀案》具有如此崇高庄严之感的原因是宗教的审判，十二个人对雷切特的复仇不仅仅是结束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对雷切特的罪恶进行惩罚，对人性的恶进行批判，从而使嫌疑人内心的秩序得到平衡，获得新生。这一切的庄严与审判都来源于十二这个数字，如希腊法律中的十二人陪审团、希腊神话中的十二门神、基督教中耶稣的十二门徒、佛教的十二因缘论。“十二”包含着法律冷酷的威严，是神的庄严，是宗教审判、定罪对人性罪恶的严罚。嫌疑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对雷切特进行裁决，显示出崇高的庄严感与坚定的信仰。但这种强烈的审判在《假面山庄》中并未出现，复仇者明明憎恨高之，却只是证明了他的杀意就心满意足，高之的恶并未得到裁决。这样的结局虽然保全了复仇者，但也使作品缺失了崇高感。最终，作品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恶”这一问题，使得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性不足。
三、相似的叙事技巧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都采用了全知视角，通过信息的遮蔽，利用不可靠的叙述制造悬念。《东方快车谋杀案》运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传统叙事模式，以波洛为镜头，对案情进行捕捉，带领观众走上作者的预设之路。阿加莎不断暗示读者，凶手只有一个，让读者接受每个嫌疑人的“不可靠叙述”，最后将小说最大的反转设置在观众相信“证词”的基础上。《假面山庄》则为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以高之的视角，观察其他嫌疑人的语言与反应，用高之的心理活动展现所谓的“推理”。东野圭吾使读者先入为主地认为高之是侦探，以他为“真”，最后再将读者所有的“真”进行颠覆，实现剧情的反转。根据热奈特对聚焦视角模式的分类，全知视角即零聚焦。“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叙事者在全知视角中，拥有最大限度的叙事自由。这种自由使其总是有选择地从特定的观察视角来展现故事情节，进行信息遮蔽和制造悬念。“在全知模式中，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常常统一于叙事者。全知叙事者通常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全知视角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信息遮蔽和情况误导，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和可信度，这就为后文设置悬念、剧情反转进行了前期铺垫。两本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叙事者，保持着一种视角，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信息的遮蔽，散布“不可靠的言论”，佯装成上帝的普查视角，最后让读者产生“误会”，从而制造悬念。 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两本书对悬念的设置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东方快车谋杀案》利用嫌疑人的证词和现场调查线索的冲突，将“凶手有几个”这一难题不断积累堆叠，最后形成巨大的迷雾。在作案现场，波洛判断至少有一男一女两个凶手，然而嫌疑人的证词出奇的一致，把焦点转移到“红袍女性”身上。在阿加莎笔下，每个人都是凶手，他们在文中提出的重要线索是假的。每个人的出现都增强了这一疑问，悬念不断膨胀，成为一个巨大的气球，最后气球爆炸，揭示出真相，达到震慑读者、满足读者期待的目的。《假面山庄》围绕着“朋美究竟有没有吃药”这个问题进行了两次反转，每一次反转就有一个新的侦探出现。首先是阿川桂子提出对朋美死因的质疑，接着父亲提出“朋美没有吃药”，而后秘书上场揭示“雪惠的死与朋美有关”，最后父亲揭晓“朋美吃了药”，高之现出杀意。《假面山庄》中的每个人都是侦探，如同日本绳结中的线，按特定的次序出现，每化解一个冲突，解开一个悬念，就多展开一根线，引出另一个悬念，随后编入主线，最后互相缠绕，编出精致的图案。
四、结语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故事设定、作品主题、叙述技巧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基础上，东野圭吾又对《东方快车谋杀案》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将封闭的作案环境同人物的主动性结合；对嫌疑人的作用进行程度划分，使他们各司其职；在復仇主题上，避免复仇者触犯法律，同时削减宗教审判的色彩，以“爱”为主题；在全知视角下进行悬念设置，利用“产生冲突——解决冲突”的小模块推进剧情，增加剧情反转的次数。从以上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对阿加莎的致敬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东野圭吾.假面山庄[M].陈文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 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M].郑桥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3] 王巧俐，朱振武.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创立[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2）.
[4]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况威. 霍桑小说叙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2.
[6] 李文璐，王玮婧，蔡军艳，晋小涵.阿加莎·克里斯蒂叙述中的悬念[J].名作欣赏，2016（35）.
作 者： 高鹤文，绍兴文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假面山庄》 《东方快车谋杀案》 本土化 叙事视角
一、相似的故事设定
（一）封闭的作案环境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都有一个封闭的作案环境。在《假面山庄》中，所有人都被困在深山里的别墅中；而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所有人被困在大雪中的列车上。这是传统侦探小说的模式：“案件应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社区，以便排除谋杀犯来自外界的可能。”为了方便侦探的推理活动，侦探小说的背景一般局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比如别墅、孤岛、列车、轮船等。这种环境具有封闭性、隐秘性，增强了作品的神秘、悬疑色彩。这种封闭的活动空间能够把人物迅速聚集在可控的范围内，凝聚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能够想象出犯罪空间，有利于辨别矛盾对象。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波洛住进头等车厢”“暴风雪来临”等情节都具有偶然性，是阿加莎为了创造这种封闭的环境，让案情得以继续的刻意安排，于是环境的生成就缺失了人物的主动性。然而，《假面山庄》中的人物具有更强的主动性。两个逃亡中的银行劫匪突然出现，八名男女被迫聚集，以及人物的身份、作案地点、作案时间，甚至是剧情节点的转变，都十分精准地掌握在小说人物的手中，使得故事的结构十分严谨。
（二）对嫌疑人的描写
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主要包括四种角色：受害者、罪犯、侦探以及普通人。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侦探波洛与十二个嫌疑人对立，每个嫌疑人在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写。阿加莎展现了高超的人物群像刻画功力，家庭教师玛丽·德贝纳姆、印度的英国上校阿巴思诺特、矮胖老人布克、俄国老公主德拉戈米等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极为个性化。《假面山庄》中的嫌疑人，随着剧情的发展，在相应环节逐一得到揭示，并且，九个嫌疑人中，每个人的嫌疑程度不等，甚至还有明显的“清白”身份，例如警察与劫匪。随着剧情的发展，嫌疑最后聚焦在其中三个人身上。这样的安排看似使剧情发展更加清晰，其实不然，嫌疑人的范围越小，越能加深读者的误会，加强反转带来的冲击，增强作品的戏剧性与颠覆性。
二、相似的作品主题——复仇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具有相似的复仇主题，都是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复仇。在《假面山庄》中，因朋美的死而聚集起来的朋美父母、秘书、好朋友、表妹父女等人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证明了高之的杀意，让高之永远活在愧疚之中，实现了复仇。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十二个人共同登上东方快车，对雷切特实施了谋杀，一人一刀完成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首先，同样是复仇者，但东野圭吾和阿加莎给予他们的身份却不同。阿加莎使復仇者成为凶手，而东野圭吾使复仇者成为侦探。在《假面山庄》中，每个人都是侦探，他们凭借精湛的演技，利用“药盒里究竟有没有药”这个问题的多阶探讨，一步步引导高之，让他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由于身份不同，两本书的复仇结果也不同。阿加莎使每位凶手实实在在地杀了人，充满悲壮与绝望色彩的复仇让法与情产生了冲突。复仇者触犯了法律，但波洛却放过了他们。通过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矛盾，作品具有了鲜明的反思性。然而，在东野圭吾笔下，每个复仇者都成为侦探，利用群体的智慧从道德高度对高之进行审判。确认了高之的杀意之后，复仇者也没有越过法律的界限，不存在情与法的冲突。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也从《假面山庄》开始，逐渐走向了社会小说的方向。
其次，《假面山庄》缺少了《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复仇的庄严肃穆和审判感。它将所有人对朋美的爱表现出来，但对高之的憎恨与审判力度不足。让《东方快车谋杀案》具有如此崇高庄严之感的原因是宗教的审判，十二个人对雷切特的复仇不仅仅是结束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对雷切特的罪恶进行惩罚，对人性的恶进行批判，从而使嫌疑人内心的秩序得到平衡，获得新生。这一切的庄严与审判都来源于十二这个数字，如希腊法律中的十二人陪审团、希腊神话中的十二门神、基督教中耶稣的十二门徒、佛教的十二因缘论。“十二”包含着法律冷酷的威严，是神的庄严，是宗教审判、定罪对人性罪恶的严罚。嫌疑人站在上帝的角度，对雷切特进行裁决，显示出崇高的庄严感与坚定的信仰。但这种强烈的审判在《假面山庄》中并未出现，复仇者明明憎恨高之，却只是证明了他的杀意就心满意足，高之的恶并未得到裁决。这样的结局虽然保全了复仇者，但也使作品缺失了崇高感。最终，作品还是没有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恶”这一问题，使得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性不足。
三、相似的叙事技巧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都采用了全知视角，通过信息的遮蔽，利用不可靠的叙述制造悬念。《东方快车谋杀案》运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传统叙事模式，以波洛为镜头，对案情进行捕捉，带领观众走上作者的预设之路。阿加莎不断暗示读者，凶手只有一个，让读者接受每个嫌疑人的“不可靠叙述”，最后将小说最大的反转设置在观众相信“证词”的基础上。《假面山庄》则为第一人称的全知视角，以高之的视角，观察其他嫌疑人的语言与反应，用高之的心理活动展现所谓的“推理”。东野圭吾使读者先入为主地认为高之是侦探，以他为“真”，最后再将读者所有的“真”进行颠覆，实现剧情的反转。根据热奈特对聚焦视角模式的分类，全知视角即零聚焦。“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叙事者在全知视角中，拥有最大限度的叙事自由。这种自由使其总是有选择地从特定的观察视角来展现故事情节，进行信息遮蔽和制造悬念。“在全知模式中，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常常统一于叙事者。全知叙事者通常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全知视角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信息遮蔽和情况误导，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和可信度，这就为后文设置悬念、剧情反转进行了前期铺垫。两本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叙事者，保持着一种视角，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进行信息的遮蔽，散布“不可靠的言论”，佯装成上帝的普查视角，最后让读者产生“误会”，从而制造悬念。 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两本书对悬念的设置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东方快车谋杀案》利用嫌疑人的证词和现场调查线索的冲突，将“凶手有几个”这一难题不断积累堆叠，最后形成巨大的迷雾。在作案现场，波洛判断至少有一男一女两个凶手，然而嫌疑人的证词出奇的一致，把焦点转移到“红袍女性”身上。在阿加莎笔下，每个人都是凶手，他们在文中提出的重要线索是假的。每个人的出现都增强了这一疑问，悬念不断膨胀，成为一个巨大的气球，最后气球爆炸，揭示出真相，达到震慑读者、满足读者期待的目的。《假面山庄》围绕着“朋美究竟有没有吃药”这个问题进行了两次反转，每一次反转就有一个新的侦探出现。首先是阿川桂子提出对朋美死因的质疑，接着父亲提出“朋美没有吃药”，而后秘书上场揭示“雪惠的死与朋美有关”，最后父亲揭晓“朋美吃了药”，高之现出杀意。《假面山庄》中的每个人都是侦探，如同日本绳结中的线，按特定的次序出现，每化解一个冲突，解开一个悬念，就多展开一根线，引出另一个悬念，随后编入主线，最后互相缠绕，编出精致的图案。
四、结语
《假面山庄》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在故事设定、作品主题、叙述技巧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基础上，东野圭吾又对《东方快车谋杀案》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将封闭的作案环境同人物的主动性结合；对嫌疑人的作用进行程度划分，使他们各司其职；在復仇主题上，避免复仇者触犯法律，同时削减宗教审判的色彩，以“爱”为主题；在全知视角下进行悬念设置，利用“产生冲突——解决冲突”的小模块推进剧情，增加剧情反转的次数。从以上诸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东野圭吾对阿加莎的致敬与超越。
参考文献：
[1] 东野圭吾.假面山庄[M].陈文娟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 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M].郑桥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3] 王巧俐，朱振武.西方侦探小说模式的创立[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2）.
[4]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况威. 霍桑小说叙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2.
[6] 李文璐，王玮婧，蔡军艳，晋小涵.阿加莎·克里斯蒂叙述中的悬念[J].名作欣赏，2016（35）.
作 者： 高鹤文，绍兴文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