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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昭君出塞发生于西汉元帝时，“昭君和番”作为文学母题在汉代即已产生，此后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咏昭君的诗歌数量众多且各具特色。明代咏昭君的诗歌有上百首，主题鲜明且蕴含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反映士人的畏祸心理；关注人的个体生存及欲望；表现宦官专权、文人不得志的心声。
关键词：明代 咏昭君诗 主题 时代特色
昭君出塞的故事发生于西汉元帝时期，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在晋代逐步定型，而“昭君和番”作为文学母题在汉代即已产生。这一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因此历代描写王昭君的诗歌层出不穷且各具特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从纵向着手对历代咏昭君诗进行系统梳理，也有人从横向出发探究某一朝代咏昭君诗的特点。而明代咏昭君诗现存174首，在与历代咏昭君诗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主题鲜明且蕴含时代特色，但学界对其研究还略显单薄。a因此，笔者将从这些诗歌出发，在对其所蕴含的主题倾向进行系统梳理归纳的基础上，着力探究其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及明代士人心态，希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反映士人的畏祸心理
明代自开国以来，士人们面临的政治环境就比较严酷。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特设“锦衣卫”这一机构，专门用于搜集军政情报。同时令其掌管刑狱，并赋予其巡查缉捕的权利。锦衣卫的领袖直接听命于皇帝，对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直接逮捕以及不公开的审讯而不用通过官府衙门的审批，权利不可谓不大。“由于其直接受皇帝指派，因而往往对于被监察的对象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还直接来源于厂卫本身的职责，并不像都察院等其他监察机构一样，有一套长期以来相对固定、相对开明的制度规则；因而实现了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效果。”正因为他们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却并未受到一定的约束，从而使得多数朝臣对其存在一种畏惧心理。而这一机构的存在几乎沿袭了整个明代。因此，在这种高压机构的笼罩下，“畏祸”成为明代士人心理层面的普遍特征。他們虽心存不满，却不敢直言。这在诗歌作品中，就相应地表现出一种隐晦性的特征。
在明代的咏昭君诗中，诗人们在探究造成昭君命运悲剧的原因之时，往往将其归咎于毛延寿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敢将矛头直指汉元帝。这与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畏祸心理息息相关。例如在徐寿的《王昭君》一诗中就突出了这种特点：“马上琵琶塞上风，分明吹入玉关中。妾身本是乡村女，不解金钱买画工。”这首诗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首先通过对“琵琶”“风”等景物的描绘，刻画了一幅昭君坐在马上弹奏琵琶，琵琶声和着风声传入关内的场景。后两句则直抒胸臆，通过对自己身为乡村女不懂得用重金收买画工这一事件的描述，从侧面突出了画工令人不齿的行径。虽未直言其害，但其中蕴含的批判意味更为浓重。同样的，像“可怜睇盼隔重霄，竟使画图欺白日。金珠不操静女手，丹青更甚谗夫口”，则直接指责了毛延寿因为没有收到贿赂而不肯画好昭君的恶行，这种恶行更甚于对人格的毁谤，不仅使得昭君明珠蒙尘，也使皇帝受到了蒙蔽。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毛延寿成为迫使昭君出塞远嫁的直接原因，但历史上真正有无毛延寿此人还有待确定，这样的写法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批判皇帝的昏庸无能却又不敢开口，只得把毛延寿作为一个皇帝的代名词，借此抒发心中所感。
与此同时，与唐太宗李世民等贤明的君主不同，明代皇帝少有能够礼贤下士的。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和明孝宗朱佑樘这两位在位时间均不久的皇帝可以担此称号，其余诸位皇帝对待朝中文人皆如下人奴婢，动辄凌辱打骂，更有甚者一言不合便直接抄家灭族，手段狠厉残酷。而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君主专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皇权亦缺少了制衡与监督，因此皇帝便逐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这使得他们更加独断专行甚至滥用权力。在洪武九年，以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的叶伯巨b，针对朝廷用人问题曾上书说：“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可以看出，明代在选拔官员以及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在选取官员之时，往往直接采取强迫网罗的手段，只要被朝廷认定为有用之才，皆会被“网罗捃摭”。同时，由于被网罗的人才遍布大江南北，而只有把他们带回中央，皇帝才能任用，所以在将这些人才带回京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但可想而知，这并非一段愉快的路程，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皆面临着如同重刑囚犯一般的待遇，一路上遭受凌辱虐待，使得他们感受不到些许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除此之外，朝廷在用人方面也十分荒谬。他们选取官员往往不重视个人才能的发挥，而是“除官多以貌选”，即根据样貌来决定官职的归属，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学无所用”，他们的地位自然也就会愈发尴尬。而正是因为这种“所学无所用”的任官制度，使得很大一部分官员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极不熟悉，因此在办公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错。而皇帝也往往会敏锐地抓住这些错处，轻则将其贬为屯田小官或者工匠杂役，重则直接诛杀，因此处于此种境遇下的官员皆如履薄冰、人心惶惶。类似的种种作为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越发低下，由于其人格尊严不能得到相应的尊重，因此便逐渐养成了一种畏祸心理，而这种心理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时代特色。如范兆祥在《昭君怨》中就写道：“独跨雕鞍出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金钿换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诗人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希望用金钱换取宝剑，送给君王来斩杀毛延寿。这首诗虽然表面上写了昭君想要斩杀画工的愿望，但实则将矛头暗自指向了轻易便受画工蒙蔽的君王。如张时彻在《昭君怨》一诗中也写道：“人生不用如花貌，只把黄金买画师。”以及韩洽的《昭君》等均是这一类反映明代士人畏祸心理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
二、关注人的个体生存及欲望
在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以及皇权的压迫下，无论是就政治层面而言还是社会层面而言，士人阶层都面临着普遍受挫的境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畏祸心理。因此，传统的中国文人关心家国政治的观念在明代士人身上得到了改变。他们不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与此同时，他们对国家政事也普遍存在着一种淡漠的态度，从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的关注。这种转变也使得人们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这在明代咏昭君诗中即表现出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的主题倾向。 在马景约的《明妃曲》中就有对这种主题的直观表现：“家国知何在，风沙满目愁。惟余天上月，还似汉宫秋！”抬眼遥望远方的家国，却看不到一点痕迹，只有满天风沙的景象灌进眼中，令人愁肠满腹。在这寂寥萧索的夜晚，只有天上的月亮，同之前在汉宫中秋日里见到的一样。只身到了塞外，眼前所见竟连物是人非也算不上了，突出了人生无常之感。许宏纲在《明妃二绝戏胡上舍便面》中也有类似的描绘：“日暮单于放猎归，胡笳吹彻塞云飞。关情忽忆年来事，寒到长门共赐衣。”这首诗以一幅单于外出打猎归来之景开篇，映入眼帘的还有天上翻滚着的塞外的云彩，以及耳中充斥的胡笳之声，首先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背井离乡的陌生之感。而在看到这幅景象后，主人公又突然想到了从前在汉宫时的日子，回想起了当年冬日之时君王在长门宫赏赐分发棉衣的场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的物是人非、岁月已逝之感陡生。同时，像黄仲昭在《明妃词》中曰“风起龙堆满面沙，举头何处望中华”；彭汝让《明妃怨》中曰“堪叹容颜已憔悴，当年图画恰相同”；以及贾三近的《明妃村》中亦有“试问蛾眉山上月，当年曾见汉宫人”等句子，皆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了岁月流逝的主题。这也体现了人们通过昭君出塞这一事件，不仅仅体会到了以昭君视角凸显出来的物是人非之感，更是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境遇，即体会到了岁月易逝、人生无常之感。既然不能利用传统的知识改变命运，那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人们“活在当下、享受生活”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这是明代鲜明的时代特色之表现。
除却一系列由政治因素导致的士人们对个体生存的关注外，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开放。在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空前加快，传统的农业也向着规模化、专业化和区域化发展迈进，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商品丰饶、工商业的流通速度加快再加上城市的崛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明代正德、嘉靖、万历以后，士人对国家政治的失望、社会关怀的受阻，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涨，导致了士人阶层对人的俗世日常生活的价值发现和重新定位，物质欲望和日常生活需求从逼仄卑微的空间中解放出来，投身生活、将生活视为人生的主体和目的被赋予正当性。”这种由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士人思想开放的时代特色在明代咏昭君诗中就体现为擅于表现岁月易逝的主题。如史谨在《题明妃出塞图》中就写道：“琵琶声断雪纷纷，三月龙沙不见春。回首汉宫云一片，承恩今日是何人？”这首诗前两句通过对“琵琶”“雪”“龙沙”等意象的描绘，突出了塞外自然环境的恶劣，后两句又通过对汉宫今时今日情景的想象，体现了物是人非、岁月易逝的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人对个体生存以及自身欲望的关注。同时，像李东阳的《明妃怨》、沈士颖的《昭君墓》、李攀龙的《和聂仪部明妃曲（四首）》、李蓘的《明妃词》和《昭君怨》以及雷思霈的《汉宫引》等诗中，都有通过对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等内容的描写，从而突出对个体生存和欲望关注等具有时代特色的主题。
三、表现宦官专权、文人不得志的心声
明代文人地位下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皇权加剧所导致的畏祸心理，还有一种是由于宦官的崛起使得文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力日渐不足。在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们的管束还是比较严格的，他明确规定宦官们不能干预政事，也不能写字读书。但是随着宦官职权范围的逐渐扩大，最迟到了洪武中期，就有了对宦官们进行读书识字的描述。据记载，南京的守备内官罗氏，在其十一岁时，便被“选入内庭，简在宸，攻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年二十擢大使，宝藏承运库事，详于出纳，纤悉无遗”。可见罗氏在被选入皇宫之后，无论对于诗书还是历史文献等方方面面都有所学习，而且非常刻苦，能够做到日日精进。同时，对于道家的名著经典以及佛教的释书箴言亦皆有涉猎，此等对群书的博览程度和读书的刻苦程度，甚至可与文人士大夫相媲美。所以，在其年仅二十岁时，便被提拔为大使，专门管理国库的宝藏收入与出纳方面的一应事宜，事无巨细，他都能一一兼顾，可见其才能之高。但是这也使得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宦官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以至于供职于朝廷的文人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也令其处境越来越尴尬。
而到了永乐时期，这种情况愈发严重。明成祖朱棣不仅对宦官进行大量的任用和提拔，而且开始有目的地挑选一些有文化的宦官入侍东宫。在建文四年的时候，就有过擢选年仅十二岁的杨云进入内庭学习的记载：“功习书史，学日有进。以其余力于道经梵典，亦皆博览。”可见杨云的情况与当年的罗氏类似，年纪轻轻便被选入内宫中进行读书识字等方面的培训学习，并且对于诗书古籍以至于道教和佛教的经典也皆有所攻读博览，同时他本人也十分精进好学，成绩进步明显。在此之后，对于宦官被选拔进入内廷学习的记载便逐渐增多。一大批年纪较轻的少年儿童都被选入皇宫的内廷进行培训学习，从而变成阉人。比如在正统年间颇受英宗宠爱的司礼监太监范弘，他“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在被选入内廷之后，由于他自身比较机灵便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得到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而他自己也能够抓住机会，十分擅长工笔写作，便得到了进入东宫侍奉英宗的机会。所以到了英宗执政的时期，“凡经筵讲义及制诰、实录等事，皆以命弘”，可见他十分得到赏识和器重。而同时代的宦官阮浪也是一个能够博览通读各类经书古籍，而且能够懂得用礼法约束自身之人。可见，此时越来越多的宦官都能够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具有非凡的才干，所以日渐受到皇帝的宠爱，以至于其职权范围不断扩大。这自然会对文人的地位有所威胁，同时文人们在朝堂上的作用也在不断被顶替和削弱。因此，一部分致力于做官出仕的文人便在一系列咏昭君诗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寄托，而这些以寄托为主题的诗歌中就蕴含着批判宦官专权的时代特色。
比如何乔新在《王昭君》一诗中写道：“昭君在掖庭，皎皎冰玉姿。绝色恒自负，不肯赂画师。君王不识面，远嫁与胡儿。爱恶元有命，不在妍与媸。名花萎荒秽，小草植轩墀。古来尽如此，悲叹亦奚为！”这首诗的前三句写了王昭君因为自负貌美而不肯贿赂画师，以至于得不到皇帝的召见，所以便被远嫁给匈奴人。后三句则借王昭君的故事寄托自己的感情，作者认为喜爱和厌恶本在天命，并不在美丑，名贵美好的花朵被杂草埋没，而不起眼的小草则被种在精美的花园中，作者以名花自比，认为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被埋没，但是这种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唏嘘感叹也没有什么作用。诗人以王昭君自比，表现了自身高洁的品性以及不愿与宦官们同流合污的愿望，同时也寄托了自身高远的志向。而虞伯龙在《明妃曲》中也较为委婉地写道：“生小入建章，垂死埋沙漠。不怨主恩轻，还悲妾命薄。”年纪轻轻就进入汉宫，得不到君王赏识，后来只身出塞，死去也只能埋在沙漠，不能抱怨君王的恩惠稀薄，只能感叹自身的命运多舛、福分单薄。整首诗虽然没有选取景物意象进行铺排渲染，但字字泣血，感情诚挚，第一人称的表述也使得诗中的悲凉意味更加凸出。虽然作者写道“不怨主恩轻”，只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才不得志，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善解人意的语气，才更能凸显自身的壮志难酬之感，同时也在暗中指责了宦官对朝政的把持以及对皇帝的蛊惑。同样，像李濂的《王昭君》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世途皆用贿，错倚面如花。”表现了诗人不愿趋炎附势，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得到赏识却又达不到目的的喟叹。又如唐龙在《明妃篇并引》中也写道：“方正倒置天地塞，蔽人之贤将奈何。”他以天地秩序的错乱隐喻朝廷纲纪的错乱，抒发了自己想要矫正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慨。再比如何景明在《明妃引》中亦写道：“古来抱节本难遇，况复蛾眉人所妒！君不见长门宫，不用黄金买词赋，纵有朱颜君不顾。”坚守自己的气节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遭到别人的陷害嫉妒，诗人以王昭君和陈阿娇两位得不到君王宠幸之人自比，着重突出了其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之感。除此之外，還有李攀龙的《王昭君吟》、杜文焕的《明妃词》、屠大山的《昭君怨》以及陈子龙的《明妃篇》等诗中都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抒发，都与当时宦官的专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从这174首明代咏昭君诗出发，可以看出这些诗歌所表现的主题中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诗歌大多从昭君出塞这一事件或者昭君的自身形象出发，从一部分把毛延寿作为君王代名词的以批判性质为主题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在明代士人身上存在着普遍的畏祸心理。同时，由于明代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宦官对朝政的把持，士人或借咏昭君诗表达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直接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正视自己的欲望和个体生存。因此，在以批判毛延寿、表达自身怀才不遇以及人生无常等为主题的明代咏昭君诗中，表现出以士人的畏祸心理、关注个体生存以及宦官专权等现象为代表的时代特色。但明代昭君诗的数量庞大，其研究范围和领域必然十分深广，文章有不足之处，望日后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正。
a 学界对明代以王昭君为主题的作品的研究中，涉及小说方面的有刘娜的《〈双凤奇缘〉研究》、范军的《历史小说〈王昭君〉散论──兼谈古今王昭君题材》等，关于戏剧方面的有贺芬的《略论历代戏剧中的王昭君形象》、石艳梅的《〈群音类选〉所收孤本剧曲〈王昭君和番〉考释》等，有关王昭君形象演变方面的有过元琛的《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张文德的《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以及孙益梅的《王昭君形象演变体现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等。但显然皆未涉及对明代咏昭君诗的研究。
b 叶伯巨，明浙江宁海人，字居升。洪武时以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通经学，有见识。洪武九年（1376年）上书，称天下可患者三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太祖盛怒，谓其离间骨肉，下刑部狱，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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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季雯静，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明代 咏昭君诗 主题 时代特色
昭君出塞的故事发生于西汉元帝时期，后经过不断的发展在晋代逐步定型，而“昭君和番”作为文学母题在汉代即已产生。这一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因此历代描写王昭君的诗歌层出不穷且各具特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人从纵向着手对历代咏昭君诗进行系统梳理，也有人从横向出发探究某一朝代咏昭君诗的特点。而明代咏昭君诗现存174首，在与历代咏昭君诗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主题鲜明且蕴含时代特色，但学界对其研究还略显单薄。a因此，笔者将从这些诗歌出发，在对其所蕴含的主题倾向进行系统梳理归纳的基础上，着力探究其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及明代士人心态，希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反映士人的畏祸心理
明代自开国以来，士人们面临的政治环境就比较严酷。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特设“锦衣卫”这一机构，专门用于搜集军政情报。同时令其掌管刑狱，并赋予其巡查缉捕的权利。锦衣卫的领袖直接听命于皇帝，对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直接逮捕以及不公开的审讯而不用通过官府衙门的审批，权利不可谓不大。“由于其直接受皇帝指派，因而往往对于被监察的对象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还直接来源于厂卫本身的职责，并不像都察院等其他监察机构一样，有一套长期以来相对固定、相对开明的制度规则；因而实现了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效果。”正因为他们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却并未受到一定的约束，从而使得多数朝臣对其存在一种畏惧心理。而这一机构的存在几乎沿袭了整个明代。因此，在这种高压机构的笼罩下，“畏祸”成为明代士人心理层面的普遍特征。他們虽心存不满，却不敢直言。这在诗歌作品中，就相应地表现出一种隐晦性的特征。
在明代的咏昭君诗中，诗人们在探究造成昭君命运悲剧的原因之时，往往将其归咎于毛延寿个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敢将矛头直指汉元帝。这与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畏祸心理息息相关。例如在徐寿的《王昭君》一诗中就突出了这种特点：“马上琵琶塞上风，分明吹入玉关中。妾身本是乡村女，不解金钱买画工。”这首诗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首先通过对“琵琶”“风”等景物的描绘，刻画了一幅昭君坐在马上弹奏琵琶，琵琶声和着风声传入关内的场景。后两句则直抒胸臆，通过对自己身为乡村女不懂得用重金收买画工这一事件的描述，从侧面突出了画工令人不齿的行径。虽未直言其害，但其中蕴含的批判意味更为浓重。同样的，像“可怜睇盼隔重霄，竟使画图欺白日。金珠不操静女手，丹青更甚谗夫口”，则直接指责了毛延寿因为没有收到贿赂而不肯画好昭君的恶行，这种恶行更甚于对人格的毁谤，不仅使得昭君明珠蒙尘，也使皇帝受到了蒙蔽。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毛延寿成为迫使昭君出塞远嫁的直接原因，但历史上真正有无毛延寿此人还有待确定，这样的写法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批判皇帝的昏庸无能却又不敢开口，只得把毛延寿作为一个皇帝的代名词，借此抒发心中所感。
与此同时，与唐太宗李世民等贤明的君主不同，明代皇帝少有能够礼贤下士的。只有建文帝朱允炆和明孝宗朱佑樘这两位在位时间均不久的皇帝可以担此称号，其余诸位皇帝对待朝中文人皆如下人奴婢，动辄凌辱打骂，更有甚者一言不合便直接抄家灭族，手段狠厉残酷。而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君主专制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皇权亦缺少了制衡与监督，因此皇帝便逐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这使得他们更加独断专行甚至滥用权力。在洪武九年，以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的叶伯巨b，针对朝廷用人问题曾上书说：“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可以看出，明代在选拔官员以及用人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在选取官员之时，往往直接采取强迫网罗的手段，只要被朝廷认定为有用之才，皆会被“网罗捃摭”。同时，由于被网罗的人才遍布大江南北，而只有把他们带回中央，皇帝才能任用，所以在将这些人才带回京城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但可想而知，这并非一段愉快的路程，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皆面临着如同重刑囚犯一般的待遇，一路上遭受凌辱虐待，使得他们感受不到些许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除此之外，朝廷在用人方面也十分荒谬。他们选取官员往往不重视个人才能的发挥，而是“除官多以貌选”，即根据样貌来决定官职的归属，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学无所用”，他们的地位自然也就会愈发尴尬。而正是因为这种“所学无所用”的任官制度，使得很大一部分官员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极不熟悉，因此在办公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错。而皇帝也往往会敏锐地抓住这些错处，轻则将其贬为屯田小官或者工匠杂役，重则直接诛杀，因此处于此种境遇下的官员皆如履薄冰、人心惶惶。类似的种种作为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越发低下，由于其人格尊严不能得到相应的尊重，因此便逐渐养成了一种畏祸心理，而这种心理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时代特色。如范兆祥在《昭君怨》中就写道：“独跨雕鞍出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金钿换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诗人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希望用金钱换取宝剑，送给君王来斩杀毛延寿。这首诗虽然表面上写了昭君想要斩杀画工的愿望，但实则将矛头暗自指向了轻易便受画工蒙蔽的君王。如张时彻在《昭君怨》一诗中也写道：“人生不用如花貌，只把黄金买画师。”以及韩洽的《昭君》等均是这一类反映明代士人畏祸心理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
二、关注人的个体生存及欲望
在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以及皇权的压迫下，无论是就政治层面而言还是社会层面而言，士人阶层都面临着普遍受挫的境遇，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畏祸心理。因此，传统的中国文人关心家国政治的观念在明代士人身上得到了改变。他们不再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与此同时，他们对国家政事也普遍存在着一种淡漠的态度，从而转向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的关注。这种转变也使得人们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和欲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这在明代咏昭君诗中即表现出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的主题倾向。 在马景约的《明妃曲》中就有对这种主题的直观表现：“家国知何在，风沙满目愁。惟余天上月，还似汉宫秋！”抬眼遥望远方的家国，却看不到一点痕迹，只有满天风沙的景象灌进眼中，令人愁肠满腹。在这寂寥萧索的夜晚，只有天上的月亮，同之前在汉宫中秋日里见到的一样。只身到了塞外，眼前所见竟连物是人非也算不上了，突出了人生无常之感。许宏纲在《明妃二绝戏胡上舍便面》中也有类似的描绘：“日暮单于放猎归，胡笳吹彻塞云飞。关情忽忆年来事，寒到长门共赐衣。”这首诗以一幅单于外出打猎归来之景开篇，映入眼帘的还有天上翻滚着的塞外的云彩，以及耳中充斥的胡笳之声，首先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背井离乡的陌生之感。而在看到这幅景象后，主人公又突然想到了从前在汉宫时的日子，回想起了当年冬日之时君王在长门宫赏赐分发棉衣的场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诗中的物是人非、岁月已逝之感陡生。同时，像黄仲昭在《明妃词》中曰“风起龙堆满面沙，举头何处望中华”；彭汝让《明妃怨》中曰“堪叹容颜已憔悴，当年图画恰相同”；以及贾三近的《明妃村》中亦有“试问蛾眉山上月，当年曾见汉宫人”等句子，皆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突出了岁月流逝的主题。这也体现了人们通过昭君出塞这一事件，不仅仅体会到了以昭君视角凸显出来的物是人非之感，更是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境遇，即体会到了岁月易逝、人生无常之感。既然不能利用传统的知识改变命运，那对日常生活以及个体生存的关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人们“活在当下、享受生活”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这是明代鲜明的时代特色之表现。
除却一系列由政治因素导致的士人们对个体生存的关注外，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开放。在嘉靖、万历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空前加快，传统的农业也向着规模化、专业化和区域化发展迈进，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商品丰饶、工商业的流通速度加快再加上城市的崛起，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明代正德、嘉靖、万历以后，士人对国家政治的失望、社会关怀的受阻，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高涨，导致了士人阶层对人的俗世日常生活的价值发现和重新定位，物质欲望和日常生活需求从逼仄卑微的空间中解放出来，投身生活、将生活视为人生的主体和目的被赋予正当性。”这种由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士人思想开放的时代特色在明代咏昭君诗中就体现为擅于表现岁月易逝的主题。如史谨在《题明妃出塞图》中就写道：“琵琶声断雪纷纷，三月龙沙不见春。回首汉宫云一片，承恩今日是何人？”这首诗前两句通过对“琵琶”“雪”“龙沙”等意象的描绘，突出了塞外自然环境的恶劣，后两句又通过对汉宫今时今日情景的想象，体现了物是人非、岁月易逝的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人对个体生存以及自身欲望的关注。同时，像李东阳的《明妃怨》、沈士颖的《昭君墓》、李攀龙的《和聂仪部明妃曲（四首）》、李蓘的《明妃词》和《昭君怨》以及雷思霈的《汉宫引》等诗中，都有通过对岁月易逝、人生无常等内容的描写，从而突出对个体生存和欲望关注等具有时代特色的主题。
三、表现宦官专权、文人不得志的心声
明代文人地位下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皇权加剧所导致的畏祸心理，还有一种是由于宦官的崛起使得文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力日渐不足。在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们的管束还是比较严格的，他明确规定宦官们不能干预政事，也不能写字读书。但是随着宦官职权范围的逐渐扩大，最迟到了洪武中期，就有了对宦官们进行读书识字的描述。据记载，南京的守备内官罗氏，在其十一岁时，便被“选入内庭，简在宸，攻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年二十擢大使，宝藏承运库事，详于出纳，纤悉无遗”。可见罗氏在被选入皇宫之后，无论对于诗书还是历史文献等方方面面都有所学习，而且非常刻苦，能够做到日日精进。同时，对于道家的名著经典以及佛教的释书箴言亦皆有涉猎，此等对群书的博览程度和读书的刻苦程度，甚至可与文人士大夫相媲美。所以，在其年仅二十岁时，便被提拔为大使，专门管理国库的宝藏收入与出纳方面的一应事宜，事无巨细，他都能一一兼顾，可见其才能之高。但是这也使得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宦官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以至于供职于朝廷的文人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也令其处境越来越尴尬。
而到了永乐时期，这种情况愈发严重。明成祖朱棣不仅对宦官进行大量的任用和提拔，而且开始有目的地挑选一些有文化的宦官入侍东宫。在建文四年的时候，就有过擢选年仅十二岁的杨云进入内庭学习的记载：“功习书史，学日有进。以其余力于道经梵典，亦皆博览。”可见杨云的情况与当年的罗氏类似，年纪轻轻便被选入内宫中进行读书识字等方面的培训学习，并且对于诗书古籍以至于道教和佛教的经典也皆有所攻读博览，同时他本人也十分精进好学，成绩进步明显。在此之后，对于宦官被选拔进入内廷学习的记载便逐渐增多。一大批年纪较轻的少年儿童都被选入皇宫的内廷进行培训学习，从而变成阉人。比如在正统年间颇受英宗宠爱的司礼监太监范弘，他“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在被选入内廷之后，由于他自身比较机灵便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得到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而他自己也能够抓住机会，十分擅长工笔写作，便得到了进入东宫侍奉英宗的机会。所以到了英宗执政的时期，“凡经筵讲义及制诰、实录等事，皆以命弘”，可见他十分得到赏识和器重。而同时代的宦官阮浪也是一个能够博览通读各类经书古籍，而且能够懂得用礼法约束自身之人。可见，此时越来越多的宦官都能够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具有非凡的才干，所以日渐受到皇帝的宠爱，以至于其职权范围不断扩大。这自然会对文人的地位有所威胁，同时文人们在朝堂上的作用也在不断被顶替和削弱。因此，一部分致力于做官出仕的文人便在一系列咏昭君诗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寄托，而这些以寄托为主题的诗歌中就蕴含着批判宦官专权的时代特色。
比如何乔新在《王昭君》一诗中写道：“昭君在掖庭，皎皎冰玉姿。绝色恒自负，不肯赂画师。君王不识面，远嫁与胡儿。爱恶元有命，不在妍与媸。名花萎荒秽，小草植轩墀。古来尽如此，悲叹亦奚为！”这首诗的前三句写了王昭君因为自负貌美而不肯贿赂画师，以至于得不到皇帝的召见，所以便被远嫁给匈奴人。后三句则借王昭君的故事寄托自己的感情，作者认为喜爱和厌恶本在天命，并不在美丑，名贵美好的花朵被杂草埋没，而不起眼的小草则被种在精美的花园中，作者以名花自比，认为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因此被埋没，但是这种事情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唏嘘感叹也没有什么作用。诗人以王昭君自比，表现了自身高洁的品性以及不愿与宦官们同流合污的愿望，同时也寄托了自身高远的志向。而虞伯龙在《明妃曲》中也较为委婉地写道：“生小入建章，垂死埋沙漠。不怨主恩轻，还悲妾命薄。”年纪轻轻就进入汉宫，得不到君王赏识，后来只身出塞，死去也只能埋在沙漠，不能抱怨君王的恩惠稀薄，只能感叹自身的命运多舛、福分单薄。整首诗虽然没有选取景物意象进行铺排渲染，但字字泣血，感情诚挚，第一人称的表述也使得诗中的悲凉意味更加凸出。虽然作者写道“不怨主恩轻”，只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才不得志，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善解人意的语气，才更能凸显自身的壮志难酬之感，同时也在暗中指责了宦官对朝政的把持以及对皇帝的蛊惑。同样，像李濂的《王昭君》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世途皆用贿，错倚面如花。”表现了诗人不愿趋炎附势，只想凭自己的能力得到赏识却又达不到目的的喟叹。又如唐龙在《明妃篇并引》中也写道：“方正倒置天地塞，蔽人之贤将奈何。”他以天地秩序的错乱隐喻朝廷纲纪的错乱，抒发了自己想要矫正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慨。再比如何景明在《明妃引》中亦写道：“古来抱节本难遇，况复蛾眉人所妒！君不见长门宫，不用黄金买词赋，纵有朱颜君不顾。”坚守自己的气节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还遭到别人的陷害嫉妒，诗人以王昭君和陈阿娇两位得不到君王宠幸之人自比，着重突出了其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之感。除此之外，還有李攀龙的《王昭君吟》、杜文焕的《明妃词》、屠大山的《昭君怨》以及陈子龙的《明妃篇》等诗中都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抒发，都与当时宦官的专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从这174首明代咏昭君诗出发，可以看出这些诗歌所表现的主题中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诗歌大多从昭君出塞这一事件或者昭君的自身形象出发，从一部分把毛延寿作为君王代名词的以批判性质为主题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在明代士人身上存在着普遍的畏祸心理。同时，由于明代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和宦官对朝政的把持，士人或借咏昭君诗表达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直接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正视自己的欲望和个体生存。因此，在以批判毛延寿、表达自身怀才不遇以及人生无常等为主题的明代咏昭君诗中，表现出以士人的畏祸心理、关注个体生存以及宦官专权等现象为代表的时代特色。但明代昭君诗的数量庞大，其研究范围和领域必然十分深广，文章有不足之处，望日后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正。
a 学界对明代以王昭君为主题的作品的研究中，涉及小说方面的有刘娜的《〈双凤奇缘〉研究》、范军的《历史小说〈王昭君〉散论──兼谈古今王昭君题材》等，关于戏剧方面的有贺芬的《略论历代戏剧中的王昭君形象》、石艳梅的《〈群音类选〉所收孤本剧曲〈王昭君和番〉考释》等，有关王昭君形象演变方面的有过元琛的《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张文德的《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以及孙益梅的《王昭君形象演变体现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等。但显然皆未涉及对明代咏昭君诗的研究。
b 叶伯巨，明浙江宁海人，字居升。洪武时以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通经学，有见识。洪武九年（1376年）上书，称天下可患者三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太祖盛怒，谓其离间骨肉，下刑部狱，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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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季雯静，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