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蔡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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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我有读过。” 11月20日,记者在冬日的北京见到蔡康永时,是他当天下午的第二个采访。听到工作人員的介绍,他下意识地表示“知道”,并回以礼貌的微笑。
  眼前的蔡康永与荧屏中的样子没什么不同,宽松的牛仔裤与衬衫、标志性的发型,讲起话来,是同样温和的语气;更多的时候,他会垂下眼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问题,在每一个回答结束后再和善地看向我,等待下一个发问。
  许多人最初认识蔡康永,是从他与小S的《康熙来了》开始的。在“绽放型”主持人小S身边,蔡康永内敛、儒雅,是时刻把控节目节奏、悉心照顾每位嘉宾情绪的人;更多人再次与“蔡康永”这个名字照面,则是在书店显眼的畅销书位置,看到《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蔡康永的情商课》两个系列的书籍。
  “会说话”“高情商”,是蔡康永身上的标签。但很意外地,这一次,他在《说话之道》的增订版中提醒“你也可以不说话,做一个冷漠的人”。把热情和精力留给值得的人,难道不好吗?

做自己讨厌的人


  从“主持人蔡康永”变成“作家蔡康永”,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事。“小时候非常讨厌两个东西,一个是畅销书,一个是工具书。我觉得写书应该就是怀抱着只为自己的目的而写,然后无功用”,所以,儿时的蔡康永每每走进书店,都会故意避开放畅销书的那一面墙。
  如果迫不得已跟“怎样在办公室生存”“什么股票最赚钱”“怎么和婆婆相处”这些书照面的时候,他就会偷偷把自己觉得好的、放在角落被忽略的书拿过来覆盖在这些畅销书上面,期待别的读者可以看它们一眼。
  写作《说话之道》对蔡康永来说,是在做“小时候最讨厌的事”—写一本“有用”的书,成为一个“畅销书作者”。但在生活与工作中,他又确实碰到了很多不会说话的人,觉得“替他们可惜”:那些明明好好说话就可以把握的机会,都因为错误的反馈而失去。而“不会说话”的表象之下,是不懂得揣测别人对他的心思、不懂得衡量“说话”背后的机遇,“说穿了就是不懂人和人相处的方式”。
  以“说话”为生、以高情商著称的蔡康永,想到写一些自己的说话经验、拥有的技巧来帮助读者。而“既然是工具书,就要有效率”,在《说话之道》中,蔡康永举了很多主持节目的例子,诙谐有趣的文笔让读者更容易在笑声中对“说话”的技巧有所理解。
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打造的精品,那些颇具开拓意义的物理书、地理书,是他心目中真正被忽略的、值得拥有一席之地的好书。

  这本书不仅“畅销”,而且“长销”。“说话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恐怕都没什么改进,大家都还是很需要这个东西。”蔡康永笑说。
  儿时的想法依然影响着他。即使如今,蔡康永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讨厌的那种作者”,依然会在心里计较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书在书店里面被摆在很好的位置的时候,就会计算:占了10个格子,那就是占掉了另外9个本来应该被看见的好书作者的位子。”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打造的精品,那些颇具开拓意义的物理书、地理书,是他心目中真正被忽略的、值得拥有一席之地的好书。
  但他也在读者对《说话之道》的反馈中发现,成为一个小时候自己讨厌的人,也没有那么糟糕。“起码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写工具书、能够把它给写好,有读者又可以因此得到好处”,那么即使因缘际会成了“畅销的工具书作者”,即使读者很快忘记“蔡康永是谁”,“我也很开心,可以服务到跟我工作经验不同的人”。

因地制宜的“实话”


  当说话可以掌握技巧、情商能够言传身教,言语和交往中的诚实与真心又该如何计算?
  蔡康永也曾经感到困惑过。最初,蔡康永在美国学习电影的时候,理解到电影的生产是一个需要放大梦想、鼓吹大家认同这个梦想、齐心协力完成一个任务的过程。当他开始着手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每个导演朋友都会跟他讲,“你要去索取,你不要缩小自己,你要有气场,你要坚信每个人都该为你的电影奉献,因为这是一个值得他们奉献的事情,你找他们帮忙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展现他们的才华跟能力,来做一个重要的东西。”蔡康永碰到的每个导演,都在群体中表现出“你很幸运你才有这个机会被用到”的模样。
  电影导演是领导者,但主持人的要求,却又完全不一样。主持人需要极度地缩小自己,让每个来到节目中的人都觉得他才是世界的中心,这里有无穷的舞台可以展现他自己的故事,而主持人只是一个引导者。
  在两种职业身份的转换中,蔡康永一度觉得“调试得很吃力,也没那么勇敢”,但是如果脱离职业背景,放在生活当中,这两种理念又似乎完全并行不悖。“你在生活中就应该要鼓动别人相信你做的事是值得他也参与的事,可是同时也应该在恰当的时刻,永远让别人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这两个都是很棒的,该有的生活态度。”
  哪一种才是真实?“画大饼”和“捧场”算不算实话?
  “谎言无所不在,我只能说,你唯一需要诚实的就是你自己。”写作说话、情商相关的书籍,让蔡康永开始认知到“我们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可爱又荒谬的困境,就是我们相信世界是有道理的,可是世界实在是没道理”,太多的偶然因素指向某个意料之外的结局,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只要这样就能得到爱情、只要那样就会拥抱圆满。
  “没道理的世界”里,真实是被人们建构的,又往往成了一种冠冕堂皇的累赘。“比如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他有3分喜欢她,7分想跟她上床,你说要那个最诚实的‘真心’,那他直接说‘我要跟你上床’,这就不行了。所以再蠢的男生也知道,他要先讲一些别的,‘你好美你的眼睛是我没见过……’,搞半天花前月下、沙滩漫步,最后得到上床。女生也知道,可是女生就是要先得到那些东西,花前月下、玫瑰花和诺言,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不真心,这也足够真心了。”

  真心、诚实都是好的吗?“我觉得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东西,是人类为自己定出的自寻烦恼的要求。”那些我们以为的实话,“其实无非是那个人在那个时刻必须说的话而已。”比如,妈妈有个秘密,选择到你20岁的时候再告诉你,那个“因时制宜”的、只能20岁才听得到的实话,也证明了“实话不会永远是好的”。
  动态存在、被建构着的真实,像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牵绊着人们的情绪。而所谓“情商”,在蔡康永看来,就是一个不断化解这些“自寻烦恼”的过程。“情商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在万般无奈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但它并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麻烦的美好源泉,“情商”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别再困住自己。
  “我们说话,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吗?”

算了?算了


  能够讲出“世界没道理”“文明是游戏”的蔡康永,显然在惯常的儒雅、博學与温和之外,带着一丝旁观者的冷淡,仿佛再怎么热闹的事情,他都只是在旁观。
太多的偶然因素指向某个意料之外的结局,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只要这样就能得到爱情、只要那样就会拥抱圆满。

  主持时,遇上嘉宾在节目中回忆往日痛哭流涕,一些别的主持人,比如张小燕,就会眼圈泛红,陪着伤心,而蔡康永则温和有礼地等待着他们泪水止息,再继续追问下一个问题;他不太关心别人的事情,那些在微博上动辄以“康永老师,我最近……”开头的私信,都会一律跳过,“写书已经用完了我的耐心,我没有打算再用个人的生活时间去服务你,我也很重视我自己的需求”。
  这种礼貌的疏离感,或许来源于自小家中的氛围。儿时,看尽浮华的父亲常对蔡康永说的是“你已经错过了所有的好事情”。
  寻常人家的孩童可以常常生活在惊喜之中:某样食物很好吃、某种东西很好玩,面对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的一切都可以拥有大呼小叫的权利。
  但对蔡康永来说,“惊喜”不那么容易。父亲带他去看京剧,孙悟空从3张桌子上翻跟头下来,不等他称奇,父亲会说“上海人都从5张桌子上翻下来”;演员转了30个“飞叶子”,父亲会说“以前盖叫天可以转60个”;吃一个黄鱼,不待蔡康永觉得新奇美味,父亲会讲“西湖的黄鱼才不是这个味道,这个是腥的”……
  父亲念念不忘的这些美好,是蔡康永无法触摸、永远错过的那个“过去”。眼前想要拍手的一切,都是“不够好”的。而父亲觉得的那些“好”,又常常因为时光已逝显出衰颓与残酷。有一次,蔡康永和父亲在蛋糕店里遇到一位穿着旗袍、弓着背的老婆婆。打过招呼之后,父亲告诉蔡康永,这是“青岛第一美女”。
  “美人”难以肖想,“迟暮”却无比鲜活地呈现在面前。在10岁的年纪,就亲眼印证“青春一下就过去,美人不许见白头”,难免是扫兴的,让人在未来觉得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好在意、能在意的。纵横在娱乐圈中,即便遇见多少风光的皮囊、热闹的面孔,也难免联想到“青岛第一美女”的暮年带来的震撼,明白到头来终究逃不过两鬓苍茫、踽踽独行。蔡康永对生命的旁观感,也带了几分宿命的味道。
2018年6月14日,北京,蔡康永和小S合体主持某综艺节目

  但只有那么一次,疏离如他也动了真情,是在舞蹈家罗曼菲的葬礼上。这位独特的舞蹈家,要求蔡康永主持她的告别仪式,并且要求所有参加仪式的朋友都要开心地送她去参加“另一个世界的party”,要穿花衣服、放开心的音乐、跳她喜欢的舞。
  刚开始很开心,直到屏幕开始播放起罗曼菲这一生的舞蹈作品,把谢幕的片段全部都剪接在一起,“(看着她)每一下跳完舞跟大家鞠躬的时候,我真的热泪盈眶到完全无法停止,哭到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
  罗曼菲早早便说,“人生就是一场party,我参加完这场party,早一点离开,这有什么好哭”,但在蔡康永心里,他终于发现,告别是比开始更难的事。“如果你相信人的死是一个你应该先安排好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好好地安排你的每一个告别。”
当马东说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蔡康永当即补充,“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

  这些年来,无论是彻底告别《康熙来了》还是暂别某个节目的录制、某件事情的结束,归家的路上,他总会想“佩服自己做到了,也有好好告别”。如此,开始和告别也都可以如烟云过眼,不再挂怀。
  在《奇葩说》的节目里,当马东说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蔡康永当即补充,“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我问他,这些年过去,有过什么现在觉得可以用“算了”来说起的遗憾吗?
  “我对拍电影就是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已经不是电影的时代,我在学电影的时候电影是‘所有的王’,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现在,我已经把我自己从这个想法中解放出来,如果我还要讲故事,那么拍剧会比拍电影更好。”
  这一次,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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