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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卫·霍洛维茨是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运动结束后，他“改宗”新保守主义，成为对学生运动反戈一击的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分子。在“改宗”后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在阐述政治和学术主张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以1960年代学生运动为参照物观照现实世界，对美国新老左派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攻击。他曾激情参与的新左派学生运动成为他批判美国左派、维护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棱镜，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事业。
关键词 19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美国左派，新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19-08
大卫·霍洛维茨曾是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机关杂志《堡垒》的编辑，是新左派“元老级”人物，也是一位狂热的反战运动干将，曾公开呼吁采取暴力结束越南战争。但从1970年代开始他逐渐脱离左派阵营，在里根时代“改宗”①为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学生运动倒戈一击。他不仅完全否认自己的激进过去，还严厉谴责1960年代是一个“具有强大破坏性的自欺欺人的年代”。②霍洛维茨在自传中叙述了自己从60年代到90年代所经历的政治转变，对新左派在60年代的激进、暴力和不负责任，尤其是后期新左派成员的反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③他和另一位“政治改宗者”彼特·科利尔一起，反思当年随心所欲的享乐主义，破坏性的革命激情以及新左派与反主流文化运动造成的悲剧，认为60年代的青年人沉湎于派对、酗酒、吸毒，普遍要摆脱责任和道德的约束；他们攻击现存制度，试图摧毁权威中心；他们想要革命，却因毫无计划而陷入无政府主义。霍洛维茨和科利尔认为犯罪与病态成为60年代的时代特征。④
纵观霍洛维茨“改宗”新保守主义以后的政治和学术生涯，可以发现，他把批判60年代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乐此不疲地与美国新老左派展开了各种论战，大力宣扬新保守主义思想，极力贬损和抨击60年代学生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左派人士。1960年代的激进经历成为他批判美国左派、维护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参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事业。
霍洛维茨是坐落在好莱坞的保守主义智囊团“大众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负责人，专门宣传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和教育主张。同时，他是一份宣传极端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小报《非正统》的编辑。他自己创办了一个专门宣传新保守主义思想和批判美国左派的网站，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⑤他利用自己在左派阵营中学到的技巧和参加过60年代学生运动的经历，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撰写了许多与60年代激进运动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美国新老左派“狂轰滥炸式”的批判和攻击。①
自霍洛维茨转向保守主义阵营以来，抨击一切批判美国的左派人士、维护美国体制和价值体系、与一切反对美国的人作斗争似乎成了他最重要的事业。其政治学术生涯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将现在所关注的一切问题都同60年代激进运动联系起来，与他所认识和了解的60年代前行动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与60年代对当代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挂钩。无论是与之辩论的对手，还是美国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他都将其与60年代学生运动和反美主义联系在一起。19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成为他认知现实世界的一个棱镜和参照物。
他尤其对昔日战友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不仅批判他们在60年代的过度激进行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当代美国文化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也批评他们回归主流社会以后继续从事反战运动和“新美国市民运动”，谴责他们不思悔改，继续以前的虚无主义错误路线。其批判对象主要包括前“黑豹党”②骨干成员，从“学民社”分裂出来的极端激进的“气象员组织”③及其成员，还有回归主流社会以后发展势头良好的前行动主义者，如汤姆·海登④等。
他眼中的前行动主义者自始至終是“反美主义者”。汤姆·海登是他特别“青睐”的对象。在《反思》中，海登包庇“黑豹党”并试图为其罪行开脱；在《破坏性的一代》中，海登号召在美国城市中建立“解放区”、称赞“黑豹党”是“美国的越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美主义者”。⑤在《激进之子》中，“真正的海登是一个丢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一手操纵了芝加哥暴乱”，并煽动参加者“要保证如果流血的话，就要让整个城市血流成河”。⑥而回归主流社会以后的海登虽然试图通过程序化政治继续其激进改革，但在霍洛维茨看来，海登的这些举措与他在60年代从事的激进活动一样，是“反美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霍洛维茨认为海登的“反美主义”主要体现在他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参与性民主”观念中。他指出，海登等人最初创立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学民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组织，他们不想沿袭老左派亲苏联共产主义的老路。但从根本上说他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意识形态是要颠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彻底的平等正义的社会。这种激进平等主义就是海登等人在“学民社”创立之初提出的“参与性民主”。⑦
霍洛维茨认为“参与性民主”是社会主义“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标签，因为社会主义在美国名声不好，所以换了一个带有美国特色的标签。海登所倡导的“参与性民主”观念试图使通过代表制所获得的公共决策能力拓展到更深、更广的领域，即“把人从孤立中带出来，带入以分权形式出现的制定决策的社会中”。霍洛维茨认为，这些观念与共产主义学说的精髓没什么两样。工人委员会之于无政府主义者与“苏维埃”之于俄国人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以“参与性民主”表达了社会主义的实质。通过政治强制手段实现平等，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对正当程序和所有等级制进行摧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表现。左派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永远不会变化，那就是：国家应该像上帝那样，安排一个完美而有序的世界，或者至少与左派观念相一致的世界。正是海登等人在60年代初散布的“参与性民主”观念和反美主义思想，催生了美国文化中最具破坏性的元素——当代左派分子对美国制度与美国传统价值观毫无理由的憎恨和对公司制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般”的恐惧。这一破坏性元素激发了当代美国人对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反对，让他们错误地将其视为50年代冷战思维的复苏。也正是这一元素使美国发起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遭到左派分子的破坏。① 此外，霍洛维茨指出，前行动主义者回归主流社会以后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反美主义者”。他不厌其烦地揭露回归者的言论和他们在60年代的真实言论之间的矛盾性，指责他们其实自始至终是“反美主义者”。他多次撰文指出，海登等人回顾过去历史时故意遗忘和隐瞒事实真相，试图掩盖他们在60年代的“反美主义”真实意图，为自己进行辩护。②
在《这么多年以后仍在说谎》一文中，他指出，专攻1960年代和越南历史的史学家迈克尔·卡津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我们想要的无非是给和平一个机会”，但卡津所言纯属谎言，因为卡津在60年代真正想要的根本不是和平，而是希望越南革命者取得胜利。卡津本人也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激进的“学民社”革命者，而且他一直以此为荣。霍洛维茨进一步揭发，在1969年“学民社”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卡津曾带头高唱“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将会赢！”与大厅另一边的“进步主义劳工党”中“毛主义分子”的尖声大叫“毛、毛、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互为应和。他指出，卡津和他的新左派同伴们想要的就是打败美国，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取得胜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美主义”思想。虽然他们标榜自己只是觉得与社会存在“异化感”，但是，正如当时的新左派机关杂志《堡垒》上一个著名的封面所刊登的图片传达出的信息，一个十岁孩子手里举着越共旗帜，解释了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异化就是当你的祖国在作战时，你希望另一边赢得战争。”③
他指责“学民社”前主席、现著名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在《六十年代：希望的年代，愤怒的岁月》中也谎话连篇。例如，吉特林声称“绝大多数新左派激进分子最终都只能算是勉勉强强的革命者”，事实并非如此。吉特林还在书中提到，是那场可怕的（越南）战争以及像金和肯尼迪这样的领袖人物被暗杀，导致了像他一样的左派分子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拯救美国。霍洛维茨揭露说，事实上，吉特林和他的同伴们在金和肯尼迪尚未被暗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颠覆整个美国体制的运动，他们要推翻美国的一切——美国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④
他还指出，新左派组织在1965年就提出了摧毁现行体制的口号。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推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社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并且认定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霍洛维茨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前行动主义者仍然持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与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虽然他们也曾在不同时期对苏联、古巴和越南等国家及其领导人进行过批判，但新左派真正的敌人始终是自由民主制的美国。⑤
对于这些前行动主义者充满深情地回忆60年代激进运动，并对运动留下的遗产大加赞颂，他尤其不能容忍。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正派的美国人来说，60年代都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带有感情去回顾的时代。事实上，60年代留下的更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之物。60年代的先锋队员们倡导毒品和混乱的性行为，对于能够约束人内在兽性的权威、法律和道德准则弃之不顾。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美国社会上大量吸毒、犯罪行为和艾滋病的流行，这三者加起来所引起的青年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所极力反对的冷战期间发生的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更严重的是，60年代催生了种族政治学，即黑人权力、倾斜政策和身份政治，这种政治学使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因为金所倡导的是非暴力和种族融合，是一种适用于所有族裔的道德和思想准则，而这种新的种族政治学使整个美国社会正走向种族分离和国家分裂。⑥
对于这样一群在60年代极力主张反对美国的一切的前行动主义者，即使当他们回归主流社会以后试图通过程序化政治进行社会变革时，霍洛维茨认为也应提防。在《汤姆·海登、洛杉矶和我》一文中，他对像海登这样的前激進分子竞选洛杉矶市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选民很有必要考虑他过去的经历。他不厌其烦地回顾了海登在60年代的激进经历，并且指出，虽然他和海登一样，在60年代都很激进，都特别虔诚地相信“革命手段”，但他本人通过出版回忆录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意。而海登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但大多只是抽象地说民主制比极权主义好，却没有勇气面对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时至今日，他仍在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负责美国安全的权威部门进行攻击。像这样一个“对法律权威机构撒下了怀疑种子的人”竞选洛杉矶市长一职是不妥的。①
霍洛维茨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昔日战友的揭露和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与美国左派的决裂可谓完全彻底，没有回旋余地。
除了对像海登、吉特林和卡津这些回归后事业发展仍然顺利的前行动主义者进行揭露和批判外，霍洛维茨还剑指所有对美国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士，即他眼中的“左派”和“支持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②他在各类著述和文章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今天的左派像20年前一样敌视美国。他们相信美国的症结问题在于制度，必须推倒重来。”③这句话是他在80年代末对美国左派的总体评价，也同样适用于90年代民主党当政时期和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时期的美国左派。
霍洛维茨认为，④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受到当代美国左派分子的各种影响，变得日益左倾。他指出，在以自由派为主体的民主党内部，上自总统，下至民主党的普通成员，无不受到左派分子，尤其是60年代激进左派分子的影响。许多新左派前行动主义者成为民主党内部的主要幕僚和民主党政府中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所以，霍洛维茨对民主党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和克林顿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和攻击，剑锋甚至直指克林顿总统本人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他对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组成的美国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诸多政策提出质疑，主要涉及美国社会中有关种族、尤其是黑人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如涉及政府主要针对黑人而实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和向黑人倾斜的种族优待政策；包括左派激进分子，包括律师和知识分子对黑人犯罪的纵容和包庇；还有关于黑人中出现的新“种族主义分子”，即鼓吹黑人与白人分离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文章，霍洛维茨认为他们是当代美国的新种族主义分子，充满了对白人的仇恨和厌恶，而常常导致黑人对白人采取极端残暴的行为。 他还对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一些主流媒体进行攻击。他主要从个人经历出发，对自己在大学和大众传媒中所受到的冷遇进行了描述，指出美国的学术机构和大众媒体主要被左派分子把持，使像他这样的政治“改宗者”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他还对大学中存在的“政治正确性”和“学院左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与一些知名左派知识分子辩论，抨击他们的左派思想，指责他们的言行造成了民主党的左倾，使整个美国社会向左转，并导致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学术主张，如他向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份“学术权力法案”，建立了“学生争取学术自由”的网站，宣传保守主义思想、观念和立场。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霍洛维茨常常将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活动与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联系起来，将美国人民反对全球化的活动与60年代学生的反美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眼中，一切批评美国体制、对美国传统价值观提出质疑、或做出违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人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关联，都是“反美主义者”。
在《和平运动不是关于和平的运动》一文中，霍洛维茨对美国的和平抗议运动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和平运动不是关于和平的运动，而是一场左派反对美国的战争。他说：
当你的祖国遭到攻击，当攻击的目标是所有美国人，即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并且要将其置于死地时，“和平”运动就只能是一场分裂美国的运动，一场给美国的敌人提供援助，使憎恨美国的敌人感到高兴的运动。①
在他看来，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人的反战活动，与冷战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运动性质一样，都是一场左派反对美国的运动，而他们采取行动的基本立足点是“美国是最大的‘撒旦’”，即美国是恐怖主义者攻击美国的始作俑者，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国应该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不当行为负责。②
这一批判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他和科利尔合作的《解构左派》一书中有过具体论述。他们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认为：“在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扩张主义问题和有关多米尼加的问题上，反战运动成为美国政府什么也不能做的符咒。”③这一思想与当时保守派知识分子对反越战行动主义者的批判一致。如哈维·曼斯菲尔德曾指责反越战行动主义者“极尽所能摧毁了”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者的两党联立政策，造成了“越南综合症”，使美国害怕在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使美国外交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1991年都戴上了手铐，直到乔治·布什成功地领导美国进入波斯湾战争。④他们认为，60年代反战运动的主要遗产使得美国几十年来与共产主义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几近失败，这种局面仅在里根和布什连任总统时期才被扭转。
这一“符咒”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又“死灰复燃”，昔日反战行动主义者和当代美国左派在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再次充当了破坏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第五纵队”。霍洛维茨指出，美国左派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表现说明，“反战”左派关注的并不是战争本身，他们所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新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早在40年前就在“新左派”的伪装下开始了，且从此以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新共产主义左派反对美国促进自由的努力，支持（有时候是“批判性地”支持）美国的敌人，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什么。⑤
他进一步指出，当今遍及美国各地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毫无二致。美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眼中的革命事业都支持摧毁美国现行制度和既有秩序，都幻想建立一个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模式。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老左派，还是60年代的新左派，抑或是今天美国社会上各种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左派力量，都将美国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意欲将其彻底清除。霍洛维茨还总结了左派的主要纲领：破坏全球化进程；解构美国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伴之而来的民族忠诚感；破坏美国的边境；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制和军事防御体系；破坏美国的反恐战争；重写美国宪法来反映群体权利和福利国家鼓吹者的情感；操纵政治，破坏美国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实现其社会福利计划；操纵美国的教育，使其成为反美主义的工具。当美国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美国左派所采取的却是以上削弱美国的措施。⑥
于是，美国左派就和共产主义画上了等号。在他的定义中，“左派就是一种反美主义情结”。⑦虽然左派阵营中存在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但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撒旦”。所以，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只要是反对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反美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一样，是与美国为敌的人。⑧
在霍洛维茨看来，当今美国左派的力量和影响无处不在，在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在民主党的执政团体中、在遍及美国各地的激进传播媒介和文化机构中都可觅其踪影。在学术机构中，有成千上万诺姆·乔姆斯基、埃里克·方纳、霍华德·津恩、托德·吉特林甚至迈克尔·摩尔等所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徒们，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与他们有着同样信仰的人，他们都对美国和美国的目标表现出对抗性的不信任和敌视态度。在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政府中有许多60年代的新左派分子，如“毛主义”的支持者和反越南战争的左派分子担任了政府部门中的重要职位。①他认为，当今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化战争就是由这些左派分子挑起的。他们攻击美国的司法体制、学校制度以及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民权问题、堕胎问题、司法问题、健康、教育和福利问题无不是由这些左派权利、环境和教育联盟以及各种“自由派特别利益”群体所引发的。②总之，在霍洛维茨眼中，一切批判美国的人都是左派，都与美国国内外共产主义者属“一丘之貉”，都试图推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和西方文明，都是美国的“敌人”，都应坚决打击、摒弃和提防。
新文化史学者指出，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构成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我同马克斯·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③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霍洛维茨对自己曾激情参与的学生运动的独特记忆和认知，以及他对于新左派和当代美国左派超乎一般批评者的“无情”批判和异乎寻常的“进攻性”，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信仰、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有关，与他回归主流社会途中的经历以及受到的冷遇、压制和他认为的不公正待遇有关，也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④更与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霍洛维茨是政治“改宗”最彻底的新左派行动主义者。在《为什么我不再是一个左派分子》的文章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一个激进左派转变成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历程。他成长于50年代冷战时期一个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家庭，从小参加左派举行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是典型的“红尿布婴孩”。⑤他父母在30年代是激进的老左派人士，曾经狂热地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经常在他家附近来回穿梭，监视着来往的人。父母因不愿意回答“你现在是，或者说你以前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失去了高中教师的职位。他回忆了自己还是一个13岁中学生时的一次难忘的遭遇：在一个初中的礼堂里，一群“恶棍”将一根窗帘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并且开始喊叫：“绞死他，他是一个红鬼！”⑥这种经历与他60年代成为狂热的反战运动干将不无关系。
但1974年发生的一个事件改变了他对左派政治的看法。在为“黑豹党”服务的一个项目中，他们雇用的一个中年白人妇女被“黑豹党”成员残忍杀害了。但是，左派阵营的人士为了进步主义事业不受损害，对“黑豹党”成员的罪行不予追究。霍洛维茨将此事件与美国老左派对卡斯特罗和斯大林所犯错误进行包庇相提并论，指出这是左派阵营的一贯作风。因为卡斯特罗和斯大林代表了所谓进步主义观念，他们假借革命名义做了许多为人不齿的事情，而美国的老左派却保持沉默，甚至为其辩护。在对待“黑豹党”这种代表所谓进步主义观念的组织上，新左派激进分子与老左派“包庇”斯大林的错误如出一辙。在新左派分子看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警察的攻击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和任务。对于“黑豹党”成员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冷战时期老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罪行保持沉默和包庇毫无二致。他认为新老左派打着革命正义的旗号，维护的却是革命的非正义；以人类解放为名，新老左派创造的却是一个新的压迫世界。⑦
“左派组织对真相的压制”①使他从情感和理智上远离左派“进步主义”事业，不再对这个充满敌意的组织表示忠诚和信任。他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和‘黑豹党’也许在规模上不属于同一个舞台，但他们都是激进主义梦想的无情掠夺者。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我和我的同志们是为罪犯开脱、容易轻信的理想主义者”。②
在198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他和科利尔郑重其事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支持里根的左派分子》的文章，回顾了他们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从事的新左派激进活动。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对新左派政治信仰感到失望，最终决定离开左派阵营，转而支持里根。③
此后，他不仅成为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为里根革命摇旗呐喊，还从各个方面对60年代学生运动和60年代以后各种违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运动进行批判，笔耕不辍，写了许多批评美国左派的文章和书籍。他对左派的批判之深之广以及批判的尖锐程度可能是其他保守派人士难望其项背的。前《评论杂志》的编辑诺曼·波多霍雷茨谈到霍洛维茨的时候说：
他与“反思”的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人不同。他与虔诚地信奉左派思想的人的决裂更为彻底——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大卫·霍洛维茨之所以如此遭左派痛恨，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脱党者，还因为他在抨击以前的政治同盟军时，比我曾经称呼的那些与左派世界“脱离关系”的人更无情、更具进攻性。他把自己在左派阵营中学到的辩论术和组织技巧运用起来，加以利用，用其对付左派，因为他从骨髓里深知左派的软肋……④
政治“改宗者”如他一般如此旗帜鲜明、彻底划清界限、并把批判昔日伙伴和自己曾经参与的运动作为事业的人实属罕见。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比作他父母那一代人中的魏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谈到和他类似的经历和他遭到昔日伙伴的“妖魔化”，以及由此体验到的被人唾骂、仇恨、隔离和孤立的各种痛苦。⑤
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自己离开左派、“改宗”新保守主义以后，受到来自昔日战友对他的各种伤害，不仅包括对他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如诽谤、谩骂、诋毁、疏远和隔离，还使他这个擅长写作、酷爱写作的人的作品在“左派把持的大众传媒机构中”遭受冷遇和拒绝，而在他眼中如“政治小丑”般的阿比·霍夫曼的自传以及他的传记作品却极为抢手。他指责“左派控制了美国的文化，同时也控制了政治语言”。⑥
这些人生经历编织的“文化之网”构建了霍洛维茨对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独特记忆与认知。人类学家认为，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和现在关系的过程中，曲折而隐晦地反映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述和重组。由于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人们总是在利用文化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注解，也同样利用过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心理学家也指出，个体对过去的重建总是为自我服务。⑦纵观霍洛维茨对美国新老左派的批判，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将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和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同自己在60年代的激进经历、与他所认识和了解的60年代前行动主义者和60年代对当代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与之辩论的对手，还是美国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他都将其与60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美主义联系起来。这种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⑧所构建的过去历史与实际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打上了深深的个人主观性的印记。
他“改宗”后的许多著作，都以批判美国新老左派为主题。例如，《不文明的战争》（Uncivil Wars： the Controversy over Reparations for Slavery）記录了他与大学校园内不容异议之声的现象作斗争的经历，也叙述了他与具有麦卡锡主义特征的新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历程；《左派幻想曲》则追溯了从冷战到对恐怖主义宣战这段时期美国左派的历史；《非神圣联盟》（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考察了激进主义伊斯兰教和美国左派的联盟；《教授：美国101位最危险的学术界人士》（The Professors：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则披露了美国大学校园中“令人震惊的”和“不正当的”文化现象，即一些具有危险的左翼思想的学者和教授正在“毒害着”今天美国大学生的思想；《激进分子；破坏性情感画像》（Radicals： Portraits of a Destructive Passion）尖锐地指出美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希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美国，但事与愿违，他们关于社会的乌托邦构想反而导致人类受苦受难；而他从2013年开始结集出版的《美国左派黑皮书》系列丛书[The Black Book of the American Left （Vol.Ⅰ-Ⅸ）]，成为记录美国左派和右派政治斗争的编年史；2017年1月出版的《大议程——特朗普总统拯救美国的计划》（Big Agenda： President Trump’s Plan to Save America）连续十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具体描述了白宫启动终结民主党试图灭绝美国人极为珍视的价值观的战斗计划，为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保守主义革命摇旗呐喊。 还有几本书甚至被共和党政治家视为打败民主党的必读书目，如《不良信念的政治学》《如何打败民主党》《政治斗争的艺术》等，①尤其是《政治斗争的艺术》被白宫政治策略家卡尔·洛夫称为“在政治戰场上取胜的绝佳指南”，成为小布什参加总统竞选和谋划未来美国发展的重要参考书籍。②《破坏性的一代》甚至成为小布什制定新保守主义内政外交政策的参考书目之一。1991年，因对美国保守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获得美国前总统里根颁发的“传播自由”奖。
亲身参与60年代激进运动的经历不仅成为霍洛维茨观照现实世界的棱镜，还成为他“政治改宗”后一切政治和学术活动都必将涉及的话题。他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独特记忆和认知以及无情批判和攻击，是作为个体的霍洛维茨活在当下的一种现实需求和对过去经历的重建，是他作为“改宗者”对现实世界的回应，不仅成就了他作为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和美国体制坚定维护者的名声，也帮助他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透过霍洛维茨对于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和当代美国左派的认知，可以获悉，在当代美国政治光谱中，有像霍洛维茨这样的保守派人士，他们对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批判的、具有攻击性；他们极力维护的是私有制、个人自由以及有限政府所代表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一切批判、挑战和反对这个体制的人在他们眼中都是“反美主义者”，都是美国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是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和摒弃的。
霍洛维茨对60年代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认知方式和内容所折射的是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中关于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争论和斗争。而他所代表的是维护传统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也是美国社会中居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谢文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美国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湉湉】
Abstract： David Horowitz took part in the American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ctively in 1960s. Later， he conversed to believe in “Neo-conservatism” and became a warrant against American Leftists. In hi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areer， he always takes the 1960s’ student movement as his observing lens to see the real worl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What’s more， he always relates the destructive impacts of the radical movement in 1960s to criticize the American leftists mercilessly. It seems that his radical experience in 1960s has already become a len for him to criticize American Leftists and protect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To some extent，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at radical era becomes a stimulus to push forward his career.
Key Words： 1960s，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Leftists， Neo-conservatism
关键词 19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美国左派，新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4-0019-08
大卫·霍洛维茨曾是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机关杂志《堡垒》的编辑，是新左派“元老级”人物，也是一位狂热的反战运动干将，曾公开呼吁采取暴力结束越南战争。但从1970年代开始他逐渐脱离左派阵营，在里根时代“改宗”①为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学生运动倒戈一击。他不仅完全否认自己的激进过去，还严厉谴责1960年代是一个“具有强大破坏性的自欺欺人的年代”。②霍洛维茨在自传中叙述了自己从60年代到90年代所经历的政治转变，对新左派在60年代的激进、暴力和不负责任，尤其是后期新左派成员的反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③他和另一位“政治改宗者”彼特·科利尔一起，反思当年随心所欲的享乐主义，破坏性的革命激情以及新左派与反主流文化运动造成的悲剧，认为60年代的青年人沉湎于派对、酗酒、吸毒，普遍要摆脱责任和道德的约束；他们攻击现存制度，试图摧毁权威中心；他们想要革命，却因毫无计划而陷入无政府主义。霍洛维茨和科利尔认为犯罪与病态成为60年代的时代特征。④
纵观霍洛维茨“改宗”新保守主义以后的政治和学术生涯，可以发现，他把批判60年代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乐此不疲地与美国新老左派展开了各种论战，大力宣扬新保守主义思想，极力贬损和抨击60年代学生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左派人士。1960年代的激进经历成为他批判美国左派、维护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参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事业。
霍洛维茨是坐落在好莱坞的保守主义智囊团“大众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负责人，专门宣传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和教育主张。同时，他是一份宣传极端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小报《非正统》的编辑。他自己创办了一个专门宣传新保守主义思想和批判美国左派的网站，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⑤他利用自己在左派阵营中学到的技巧和参加过60年代学生运动的经历，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撰写了许多与60年代激进运动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美国新老左派“狂轰滥炸式”的批判和攻击。①
自霍洛维茨转向保守主义阵营以来，抨击一切批判美国的左派人士、维护美国体制和价值体系、与一切反对美国的人作斗争似乎成了他最重要的事业。其政治学术生涯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将现在所关注的一切问题都同60年代激进运动联系起来，与他所认识和了解的60年代前行动主义者联系在一起，与60年代对当代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挂钩。无论是与之辩论的对手，还是美国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他都将其与60年代学生运动和反美主义联系在一起。19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成为他认知现实世界的一个棱镜和参照物。
他尤其对昔日战友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抨击，不仅批判他们在60年代的过度激进行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当代美国文化产生了破坏性后果，也批评他们回归主流社会以后继续从事反战运动和“新美国市民运动”，谴责他们不思悔改，继续以前的虚无主义错误路线。其批判对象主要包括前“黑豹党”②骨干成员，从“学民社”分裂出来的极端激进的“气象员组织”③及其成员，还有回归主流社会以后发展势头良好的前行动主义者，如汤姆·海登④等。
他眼中的前行动主义者自始至終是“反美主义者”。汤姆·海登是他特别“青睐”的对象。在《反思》中，海登包庇“黑豹党”并试图为其罪行开脱；在《破坏性的一代》中，海登号召在美国城市中建立“解放区”、称赞“黑豹党”是“美国的越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美主义者”。⑤在《激进之子》中，“真正的海登是一个丢炸弹”的“恐怖分子”，他“一手操纵了芝加哥暴乱”，并煽动参加者“要保证如果流血的话，就要让整个城市血流成河”。⑥而回归主流社会以后的海登虽然试图通过程序化政治继续其激进改革，但在霍洛维茨看来，海登的这些举措与他在60年代从事的激进活动一样，是“反美主义”的另一种体现。
霍洛维茨认为海登的“反美主义”主要体现在他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参与性民主”观念中。他指出，海登等人最初创立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简称“学民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组织，他们不想沿袭老左派亲苏联共产主义的老路。但从根本上说他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意识形态是要颠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完全彻底的平等正义的社会。这种激进平等主义就是海登等人在“学民社”创立之初提出的“参与性民主”。⑦
霍洛维茨认为“参与性民主”是社会主义“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标签，因为社会主义在美国名声不好，所以换了一个带有美国特色的标签。海登所倡导的“参与性民主”观念试图使通过代表制所获得的公共决策能力拓展到更深、更广的领域，即“把人从孤立中带出来，带入以分权形式出现的制定决策的社会中”。霍洛维茨认为，这些观念与共产主义学说的精髓没什么两样。工人委员会之于无政府主义者与“苏维埃”之于俄国人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以“参与性民主”表达了社会主义的实质。通过政治强制手段实现平等，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对正当程序和所有等级制进行摧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表现。左派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永远不会变化，那就是：国家应该像上帝那样，安排一个完美而有序的世界，或者至少与左派观念相一致的世界。正是海登等人在60年代初散布的“参与性民主”观念和反美主义思想，催生了美国文化中最具破坏性的元素——当代左派分子对美国制度与美国传统价值观毫无理由的憎恨和对公司制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般”的恐惧。这一破坏性元素激发了当代美国人对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运动的反对，让他们错误地将其视为50年代冷战思维的复苏。也正是这一元素使美国发起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遭到左派分子的破坏。① 此外，霍洛维茨指出，前行动主义者回归主流社会以后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反美主义者”。他不厌其烦地揭露回归者的言论和他们在60年代的真实言论之间的矛盾性，指责他们其实自始至终是“反美主义者”。他多次撰文指出，海登等人回顾过去历史时故意遗忘和隐瞒事实真相，试图掩盖他们在60年代的“反美主义”真实意图，为自己进行辩护。②
在《这么多年以后仍在说谎》一文中，他指出，专攻1960年代和越南历史的史学家迈克尔·卡津在给学生讲课时曾说，“我们想要的无非是给和平一个机会”，但卡津所言纯属谎言，因为卡津在60年代真正想要的根本不是和平，而是希望越南革命者取得胜利。卡津本人也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激进的“学民社”革命者，而且他一直以此为荣。霍洛维茨进一步揭发，在1969年“学民社”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卡津曾带头高唱“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将会赢！”与大厅另一边的“进步主义劳工党”中“毛主义分子”的尖声大叫“毛、毛、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互为应和。他指出，卡津和他的新左派同伴们想要的就是打败美国，希望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取得胜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美主义”思想。虽然他们标榜自己只是觉得与社会存在“异化感”，但是，正如当时的新左派机关杂志《堡垒》上一个著名的封面所刊登的图片传达出的信息，一个十岁孩子手里举着越共旗帜，解释了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异化就是当你的祖国在作战时，你希望另一边赢得战争。”③
他指责“学民社”前主席、现著名社会学教授托德·吉特林在《六十年代：希望的年代，愤怒的岁月》中也谎话连篇。例如，吉特林声称“绝大多数新左派激进分子最终都只能算是勉勉强强的革命者”，事实并非如此。吉特林还在书中提到，是那场可怕的（越南）战争以及像金和肯尼迪这样的领袖人物被暗杀，导致了像他一样的左派分子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拯救美国。霍洛维茨揭露说，事实上，吉特林和他的同伴们在金和肯尼迪尚未被暗杀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颠覆整个美国体制的运动，他们要推翻美国的一切——美国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④
他还指出，新左派组织在1965年就提出了摧毁现行体制的口号。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推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社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并且认定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霍洛维茨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前行动主义者仍然持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与共产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虽然他们也曾在不同时期对苏联、古巴和越南等国家及其领导人进行过批判，但新左派真正的敌人始终是自由民主制的美国。⑤
对于这些前行动主义者充满深情地回忆60年代激进运动，并对运动留下的遗产大加赞颂，他尤其不能容忍。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正派的美国人来说，60年代都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带有感情去回顾的时代。事实上，60年代留下的更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之物。60年代的先锋队员们倡导毒品和混乱的性行为，对于能够约束人内在兽性的权威、法律和道德准则弃之不顾。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了美国社会上大量吸毒、犯罪行为和艾滋病的流行，这三者加起来所引起的青年人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运动所极力反对的冷战期间发生的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更严重的是，60年代催生了种族政治学，即黑人权力、倾斜政策和身份政治，这种政治学使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因为金所倡导的是非暴力和种族融合，是一种适用于所有族裔的道德和思想准则，而这种新的种族政治学使整个美国社会正走向种族分离和国家分裂。⑥
对于这样一群在60年代极力主张反对美国的一切的前行动主义者，即使当他们回归主流社会以后试图通过程序化政治进行社会变革时，霍洛维茨认为也应提防。在《汤姆·海登、洛杉矶和我》一文中，他对像海登这样的前激進分子竞选洛杉矶市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选民很有必要考虑他过去的经历。他不厌其烦地回顾了海登在60年代的激进经历，并且指出，虽然他和海登一样，在60年代都很激进，都特别虔诚地相信“革命手段”，但他本人通过出版回忆录等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意。而海登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但大多只是抽象地说民主制比极权主义好，却没有勇气面对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时至今日，他仍在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负责美国安全的权威部门进行攻击。像这样一个“对法律权威机构撒下了怀疑种子的人”竞选洛杉矶市长一职是不妥的。①
霍洛维茨对曾经并肩作战的昔日战友的揭露和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与美国左派的决裂可谓完全彻底，没有回旋余地。
除了对像海登、吉特林和卡津这些回归后事业发展仍然顺利的前行动主义者进行揭露和批判外，霍洛维茨还剑指所有对美国体制和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士，即他眼中的“左派”和“支持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②他在各类著述和文章中都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今天的左派像20年前一样敌视美国。他们相信美国的症结问题在于制度，必须推倒重来。”③这句话是他在80年代末对美国左派的总体评价，也同样适用于90年代民主党当政时期和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时期的美国左派。
霍洛维茨认为，④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受到当代美国左派分子的各种影响，变得日益左倾。他指出，在以自由派为主体的民主党内部，上自总统，下至民主党的普通成员，无不受到左派分子，尤其是60年代激进左派分子的影响。许多新左派前行动主义者成为民主党内部的主要幕僚和民主党政府中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所以，霍洛维茨对民主党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和克林顿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和攻击，剑锋甚至直指克林顿总统本人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他对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民主党组成的美国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诸多政策提出质疑，主要涉及美国社会中有关种族、尤其是黑人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如涉及政府主要针对黑人而实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和向黑人倾斜的种族优待政策；包括左派激进分子，包括律师和知识分子对黑人犯罪的纵容和包庇；还有关于黑人中出现的新“种族主义分子”，即鼓吹黑人与白人分离的分离主义分子的文章，霍洛维茨认为他们是当代美国的新种族主义分子，充满了对白人的仇恨和厌恶，而常常导致黑人对白人采取极端残暴的行为。 他还对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一些主流媒体进行攻击。他主要从个人经历出发，对自己在大学和大众传媒中所受到的冷遇进行了描述，指出美国的学术机构和大众媒体主要被左派分子把持，使像他这样的政治“改宗者”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他还对大学中存在的“政治正确性”和“学院左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与一些知名左派知识分子辩论，抨击他们的左派思想，指责他们的言行造成了民主党的左倾，使整个美国社会向左转，并导致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学术主张，如他向立法机关提交了一份“学术权力法案”，建立了“学生争取学术自由”的网站，宣传保守主义思想、观念和立场。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霍洛维茨常常将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活动与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联系起来，将美国人民反对全球化的活动与60年代学生的反美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眼中，一切批评美国体制、对美国传统价值观提出质疑、或做出违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人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关联，都是“反美主义者”。
在《和平运动不是关于和平的运动》一文中，霍洛维茨对美国的和平抗议运动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和平运动不是关于和平的运动，而是一场左派反对美国的战争。他说：
当你的祖国遭到攻击，当攻击的目标是所有美国人，即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并且要将其置于死地时，“和平”运动就只能是一场分裂美国的运动，一场给美国的敌人提供援助，使憎恨美国的敌人感到高兴的运动。①
在他看来，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人的反战活动，与冷战时期和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运动性质一样，都是一场左派反对美国的运动，而他们采取行动的基本立足点是“美国是最大的‘撒旦’”，即美国是恐怖主义者攻击美国的始作俑者，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国应该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不当行为负责。②
这一批判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他和科利尔合作的《解构左派》一书中有过具体论述。他们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认为：“在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扩张主义问题和有关多米尼加的问题上，反战运动成为美国政府什么也不能做的符咒。”③这一思想与当时保守派知识分子对反越战行动主义者的批判一致。如哈维·曼斯菲尔德曾指责反越战行动主义者“极尽所能摧毁了”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者的两党联立政策，造成了“越南综合症”，使美国害怕在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使美国外交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1991年都戴上了手铐，直到乔治·布什成功地领导美国进入波斯湾战争。④他们认为，60年代反战运动的主要遗产使得美国几十年来与共产主义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几近失败，这种局面仅在里根和布什连任总统时期才被扭转。
这一“符咒”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又“死灰复燃”，昔日反战行动主义者和当代美国左派在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再次充当了破坏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第五纵队”。霍洛维茨指出，美国左派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表现说明，“反战”左派关注的并不是战争本身，他们所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新共产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早在40年前就在“新左派”的伪装下开始了，且从此以后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新共产主义左派反对美国促进自由的努力，支持（有时候是“批判性地”支持）美国的敌人，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什么。⑤
他进一步指出，当今遍及美国各地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毫无二致。美国左派与共产主义者眼中的革命事业都支持摧毁美国现行制度和既有秩序，都幻想建立一个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模式。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老左派，还是60年代的新左派，抑或是今天美国社会上各种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左派力量，都将美国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意欲将其彻底清除。霍洛维茨还总结了左派的主要纲领：破坏全球化进程；解构美国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伴之而来的民族忠诚感；破坏美国的边境；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制和军事防御体系；破坏美国的反恐战争；重写美国宪法来反映群体权利和福利国家鼓吹者的情感；操纵政治，破坏美国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实现其社会福利计划；操纵美国的教育，使其成为反美主义的工具。当美国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美国左派所采取的却是以上削弱美国的措施。⑥
于是，美国左派就和共产主义画上了等号。在他的定义中，“左派就是一种反美主义情结”。⑦虽然左派阵营中存在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但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毁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撒旦”。所以，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只要是反对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反美主义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一样，是与美国为敌的人。⑧
在霍洛维茨看来，当今美国左派的力量和影响无处不在，在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在民主党的执政团体中、在遍及美国各地的激进传播媒介和文化机构中都可觅其踪影。在学术机构中，有成千上万诺姆·乔姆斯基、埃里克·方纳、霍华德·津恩、托德·吉特林甚至迈克尔·摩尔等所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徒们，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与他们有着同样信仰的人，他们都对美国和美国的目标表现出对抗性的不信任和敌视态度。在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政府中有许多60年代的新左派分子，如“毛主义”的支持者和反越南战争的左派分子担任了政府部门中的重要职位。①他认为，当今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化战争就是由这些左派分子挑起的。他们攻击美国的司法体制、学校制度以及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民权问题、堕胎问题、司法问题、健康、教育和福利问题无不是由这些左派权利、环境和教育联盟以及各种“自由派特别利益”群体所引发的。②总之，在霍洛维茨眼中，一切批判美国的人都是左派，都与美国国内外共产主义者属“一丘之貉”，都试图推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和西方文明，都是美国的“敌人”，都应坚决打击、摒弃和提防。
新文化史学者指出，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构成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我同马克斯·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③ 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霍洛维茨对自己曾激情参与的学生运动的独特记忆和认知，以及他对于新左派和当代美国左派超乎一般批评者的“无情”批判和异乎寻常的“进攻性”，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信仰、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有关，与他回归主流社会途中的经历以及受到的冷遇、压制和他认为的不公正待遇有关，也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④更与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霍洛维茨是政治“改宗”最彻底的新左派行动主义者。在《为什么我不再是一个左派分子》的文章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一个激进左派转变成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历程。他成长于50年代冷战时期一个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家庭，从小参加左派举行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是典型的“红尿布婴孩”。⑤他父母在30年代是激进的老左派人士，曾经狂热地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经常在他家附近来回穿梭，监视着来往的人。父母因不愿意回答“你现在是，或者说你以前是……”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失去了高中教师的职位。他回忆了自己还是一个13岁中学生时的一次难忘的遭遇：在一个初中的礼堂里，一群“恶棍”将一根窗帘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并且开始喊叫：“绞死他，他是一个红鬼！”⑥这种经历与他60年代成为狂热的反战运动干将不无关系。
但1974年发生的一个事件改变了他对左派政治的看法。在为“黑豹党”服务的一个项目中，他们雇用的一个中年白人妇女被“黑豹党”成员残忍杀害了。但是，左派阵营的人士为了进步主义事业不受损害，对“黑豹党”成员的罪行不予追究。霍洛维茨将此事件与美国老左派对卡斯特罗和斯大林所犯错误进行包庇相提并论，指出这是左派阵营的一贯作风。因为卡斯特罗和斯大林代表了所谓进步主义观念，他们假借革命名义做了许多为人不齿的事情，而美国的老左派却保持沉默，甚至为其辩护。在对待“黑豹党”这种代表所谓进步主义观念的组织上，新左派激进分子与老左派“包庇”斯大林的错误如出一辙。在新左派分子看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警察的攻击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和任务。对于“黑豹党”成员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冷战时期老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罪行保持沉默和包庇毫无二致。他认为新老左派打着革命正义的旗号，维护的却是革命的非正义；以人类解放为名，新老左派创造的却是一个新的压迫世界。⑦
“左派组织对真相的压制”①使他从情感和理智上远离左派“进步主义”事业，不再对这个充满敌意的组织表示忠诚和信任。他指出，“斯大林主义者和‘黑豹党’也许在规模上不属于同一个舞台，但他们都是激进主义梦想的无情掠夺者。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我和我的同志们是为罪犯开脱、容易轻信的理想主义者”。②
在198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他和科利尔郑重其事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支持里根的左派分子》的文章，回顾了他们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从事的新左派激进活动。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对新左派政治信仰感到失望，最终决定离开左派阵营，转而支持里根。③
此后，他不仅成为坚定的新保守主义者，为里根革命摇旗呐喊，还从各个方面对60年代学生运动和60年代以后各种违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运动进行批判，笔耕不辍，写了许多批评美国左派的文章和书籍。他对左派的批判之深之广以及批判的尖锐程度可能是其他保守派人士难望其项背的。前《评论杂志》的编辑诺曼·波多霍雷茨谈到霍洛维茨的时候说：
他与“反思”的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人不同。他与虔诚地信奉左派思想的人的决裂更为彻底——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大卫·霍洛维茨之所以如此遭左派痛恨，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脱党者，还因为他在抨击以前的政治同盟军时，比我曾经称呼的那些与左派世界“脱离关系”的人更无情、更具进攻性。他把自己在左派阵营中学到的辩论术和组织技巧运用起来，加以利用，用其对付左派，因为他从骨髓里深知左派的软肋……④
政治“改宗者”如他一般如此旗帜鲜明、彻底划清界限、并把批判昔日伙伴和自己曾经参与的运动作为事业的人实属罕见。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比作他父母那一代人中的魏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谈到和他类似的经历和他遭到昔日伙伴的“妖魔化”，以及由此体验到的被人唾骂、仇恨、隔离和孤立的各种痛苦。⑤
他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自己离开左派、“改宗”新保守主义以后，受到来自昔日战友对他的各种伤害，不仅包括对他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如诽谤、谩骂、诋毁、疏远和隔离，还使他这个擅长写作、酷爱写作的人的作品在“左派把持的大众传媒机构中”遭受冷遇和拒绝，而在他眼中如“政治小丑”般的阿比·霍夫曼的自传以及他的传记作品却极为抢手。他指责“左派控制了美国的文化，同时也控制了政治语言”。⑥
这些人生经历编织的“文化之网”构建了霍洛维茨对于新左派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独特记忆与认知。人类学家认为，记忆总是存在于人们处理过去和现在关系的过程中，曲折而隐晦地反映现实的需要，被想象、虚构、叙述和重组。由于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人们总是在利用文化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注解，也同样利用过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心理学家也指出，个体对过去的重建总是为自我服务。⑦纵观霍洛维茨对美国新老左派的批判，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将现在所关注的问题和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同自己在60年代的激进经历、与他所认识和了解的60年代前行动主义者和60年代对当代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与之辩论的对手，还是美国社会上持不同政见者，他都将其与60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美主义联系起来。这种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⑧所构建的过去历史与实际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打上了深深的个人主观性的印记。
他“改宗”后的许多著作，都以批判美国新老左派为主题。例如，《不文明的战争》（Uncivil Wars： the Controversy over Reparations for Slavery）記录了他与大学校园内不容异议之声的现象作斗争的经历，也叙述了他与具有麦卡锡主义特征的新种族主义作斗争的历程；《左派幻想曲》则追溯了从冷战到对恐怖主义宣战这段时期美国左派的历史；《非神圣联盟》（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考察了激进主义伊斯兰教和美国左派的联盟；《教授：美国101位最危险的学术界人士》（The Professors：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则披露了美国大学校园中“令人震惊的”和“不正当的”文化现象，即一些具有危险的左翼思想的学者和教授正在“毒害着”今天美国大学生的思想；《激进分子；破坏性情感画像》（Radicals： Portraits of a Destructive Passion）尖锐地指出美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希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美国，但事与愿违，他们关于社会的乌托邦构想反而导致人类受苦受难；而他从2013年开始结集出版的《美国左派黑皮书》系列丛书[The Black Book of the American Left （Vol.Ⅰ-Ⅸ）]，成为记录美国左派和右派政治斗争的编年史；2017年1月出版的《大议程——特朗普总统拯救美国的计划》（Big Agenda： President Trump’s Plan to Save America）连续十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具体描述了白宫启动终结民主党试图灭绝美国人极为珍视的价值观的战斗计划，为唐纳德·特朗普进行保守主义革命摇旗呐喊。 还有几本书甚至被共和党政治家视为打败民主党的必读书目，如《不良信念的政治学》《如何打败民主党》《政治斗争的艺术》等，①尤其是《政治斗争的艺术》被白宫政治策略家卡尔·洛夫称为“在政治戰场上取胜的绝佳指南”，成为小布什参加总统竞选和谋划未来美国发展的重要参考书籍。②《破坏性的一代》甚至成为小布什制定新保守主义内政外交政策的参考书目之一。1991年，因对美国保守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获得美国前总统里根颁发的“传播自由”奖。
亲身参与60年代激进运动的经历不仅成为霍洛维茨观照现实世界的棱镜，还成为他“政治改宗”后一切政治和学术活动都必将涉及的话题。他对新左派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独特记忆和认知以及无情批判和攻击，是作为个体的霍洛维茨活在当下的一种现实需求和对过去经历的重建，是他作为“改宗者”对现实世界的回应，不仅成就了他作为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和美国体制坚定维护者的名声，也帮助他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透过霍洛维茨对于美国60年代学生运动和当代美国左派的认知，可以获悉，在当代美国政治光谱中，有像霍洛维茨这样的保守派人士，他们对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态度是批判的、具有攻击性；他们极力维护的是私有制、个人自由以及有限政府所代表的美国自由民主体制。一切批判、挑战和反对这个体制的人在他们眼中都是“反美主义者”，都是美国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是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和摒弃的。
霍洛维茨对60年代学生运动和美国左派的认知方式和内容所折射的是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中关于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的争论和斗争。而他所代表的是维护传统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保守主义观点，这也是美国社会中居主导性地位的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谢文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美国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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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vid Horowitz took part in the American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ctively in 1960s. Later， he conversed to believe in “Neo-conservatism” and became a warrant against American Leftists. In hi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areer， he always takes the 1960s’ student movement as his observing lens to see the real worl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What’s more， he always relates the destructive impacts of the radical movement in 1960s to criticize the American leftists mercilessly. It seems that his radical experience in 1960s has already become a len for him to criticize American Leftists and protect American democratic system. To some extent，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at radical era becomes a stimulus to push forward his career.
Key Words： 1960s， New Left Student Movement， American Leftists， Neo-conserva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