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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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在教材选编、教学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根据自身特点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做有针对性的探索和研究的同时,不应先入为主地夸大这种特殊性。在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讲话精神号召下,“大学语文”教学目的应培养学生开阔眼界以促进民族团结,教学实践中应认清学生现实公平对待,教材选编则应正确认识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团结一致、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事实,并且要选择忠实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作品。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更能使學生认识到各民族拥有共同的命运,了解祖国的解放与建设是多民族共同参与和实现的。
  [关键词]大学语文;民族高校;教学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5-0036-05
  基金项目:2019年度西南民族大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民族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方法研究”(2019QN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左志南,男,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四川 成都 610041
  “大学语文”作为普通高校一门基础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来,在各大高校普遍设立,其目的旨在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传播人文知识等,“大学语文”教学在塑造当代青年性格、传播正确价值观念、培养中华文化自信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因其教学对象是各民族的同学,而承载了更多的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人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2020年8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高校教育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认同的重要一环,而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的教学是高校教育中培养中华民族价值认同、文化认同中最不容忽视的基础工作。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在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环节,出现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民族院校相较于普通高校,承担着“培养适当数量志愿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以便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与建设工作”[3]668-669的特殊目标,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体现出与一般院校的差异,不仅应在教材编订上,还应在教学内容设定与教学方法的探索上彰显与一般院校的不同。相较于普通高校,民族高校由于所承载的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人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责任,由于学生来源差异较大的情况,民族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确实有其特殊性,出现的问题也确实更为复杂。尽管如此,但笔者基于自我的教学经历,认为不可有见于异而不见乎同,不可先入为主、未经调查地构想某些本不存在的差异,不可盲目夸大民族学生之间的差异,应基于教学实践的总结与考察,对民族高校“大学语文”之教学目的与民族团结、民族现实与教学方法、民族文化与教材编订等诸问题作出学理性的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学界关于“大学语文”教学的研究成果众多,或关注于教学方法的探索,其中代表如胡书云《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教学策略分析》《信息化技术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等;或探讨“大学语文”在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方面的作用,如陈洪、李新《当代大学生审美观培养新思路》;或论述“大学语文”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如陈亚超《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语文”教学的路径探究及思考》、刘珂《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语文教学探究》等。但皆未触及新时期“大学语文”所承载的培养文化认同感的作用,未细致辨析新时期“大学语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意义,同时对于民族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的特殊性及意义亦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如何将“大学语文”教学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团结,如何针对各民族学生的差异而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法,如何在教材编订时清醒地认识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等问题,是民族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更好实现教学目的所不可回避、亟须厘清的问题。
  一、民族团结与“大学语文”教学目的
  民族高校之所以为民族高校,一是生源来自少数民族之比重较之普通高校为多,二是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乃其重要宗旨之一。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4]17换言之,中华民族是中国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后,经由“民族自觉”所出现的国族团体。各民族之所以能在国家危难之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团结一致,显然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日渐深刻的内在精神一致性。因此,虽然各民族之间存在风俗、服饰等外在差异,但其内在精神的一致与相通却远多于差异,这是民族团结的内在根基。
  一般高校的“大学语文”,其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而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则应在重视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设立教学目的,应在相关知识讲述过程中反映出各民族共同铸就现代中国的事实。同时,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由于面对少数民族同学较多,在教学中更应该对其严格要求,通过教学过程使其人文素养达到合格水平之上,不落后于非民族高校的学生水平。此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万里缩地,天涯比邻,当今世界越发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故而越是少数民族同学,越是应该培养其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的胸怀,对本民族外、乃至国外的优秀文化作品有所涉猎与了解。如此,不但开拓其视野,也在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了解的同时,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乃至其所在民族的独特。一方面增强其国家认同意识与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使其对中华民族乃至本民族的不足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培养其肩负并促进民族进步的历史责任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两会期间,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5]因此,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理应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品的讲述,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对世界优秀文化作品的介绍。前者有助于了解本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后者则可开阔学生的视野,在对比中增强其民族认同感。笔者认为这样才是在教学中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正确方式。“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绝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借口。
  二、民族现实与“大学语文”教学方法
  在“大学语文”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普遍的观点认为应该从少数民族同学的现实出发,照顾其民族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展开教学。更有学者撰文指出:“作为汉族教师首先应树立一种多元文化观念,及时补充各民族文化相关知识,在教学中注意引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介绍和赞语,从而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民族团结的氛围。例如,讲述《诗经·蒹葭》时,结合这首诗的民歌性质,在介绍上古诗歌的质朴、抒情诸特点时,可请来自广西壮族、贵州苗族、西藏藏族等各个少数民族同学畅所欲言,介绍本民族一些民歌,甚至请一些能歌善舞的同学当场表演;在讲解《美食家》这篇当代小说时,亦可请学生讲述本民族的风味小吃、特色食品。这样通过对各族特色文化的有意识地引入,一节原本枯燥单调的课就会转变成一个气氛活跃,增进民族团结的一个平台。”[6]35采用这种教学形式,固然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提升学生的兴趣,但无疑也弱化了课堂作为严肃知识传授场所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待少数民族同学应客观公正,既然他们能进入大学,则显然各方面的素养达到了大学生的入学合格水平,故而不论在教学中,还是在考核中,都应公平对待,而不是根据其民族身份区别对待,降低对少数民族同学的要求。如果降低对少数民族同学的要求,无疑是制造不合格的教育人才,既不利于学校教学的进步,也不能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人才。
  其次,我国民族的分布情况是大杂居、小聚居,广大少数民族同学多数并非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其教育背景、成长环境与汉族同学差异不大,所以区别对待的做法更是建立在对民族分布情况视而不见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先行设定了根本不存在的文化差异。这种主张缺乏对教学对象的客观、正确认识,付诸实践则必然会导致不良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教学单位内同学的具体情况制定细致的教学方法,如教学单位内确实有来自民族地区的、基础较差的少数民族同学,则应运用老师多引导、同学尽力帮扶的方式,使其达到合格水准。如无此类同学,则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教学、考核,而不是根据先入为主、先行设定的原则搞一刀切,盲目迁就学生,降低教学要求。
  再者,就学习的本质而言,学习是对不熟悉领域的探索,总是伴随着对自我的超越,这个过程注定会产生困难,会产生困扰自我的情绪,因而快乐绝不是学习的目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齐泽克与多伦多大学著名教授乔丹·彼得森进行了称之为“世纪之战”的牛津辩论,二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在一点上观点一致,即幸福快乐不应是人生的追求,而是在自我实现过程中附带产生的。笔者认为,快乐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在超越自我、丰富自我、提升自我中附带产生的。因此,“大学语文”的教学绝不应是区别对待的基础上迎合学生,而应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的本质,不论学生的民族和出身,客观公平地严格要求学生,从而培养出人文素养合格乃至出众的人才。
  三、民族文化与“大学语文”教材编订
  汉语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同学而言,熟练运用汉语乃是其将来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比如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即是汉语书写而成,西南民族大学著名彝族学者、诗人罗庆春教授的诗集亦是采用汉语书写。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故而,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学的内容应以汉语为主,培养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将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等同于汉族文学,亦不能将汉语为载体的文化片面等同于汉族文化。如前所述,汉族占我国总人口的90%以上,由此形成了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即为主体文化这一客观事实,但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并非完全封闭的,也并非以血统界定自我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原道》有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17宋代著名学者胡安国在其《春秋传》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9]146又云:“思善悔过,向慕中国,则进之而不拒。”[8]229他们的观点,一是以文化的认同与否来判定民族,二是以开阔的胸襟接受其他民族进入以汉语为载体之文化的构建中。古人尚且有如此认识,作为高校教师更不应该将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视为凝固不变的汉民族文化,而应认识到以汉语为载体的主体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努力构建而生成的,并且仍在持续发展。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指出:“人心相聚,根本的在于价值相通,认同相一。而文化认同则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會主义道路的认同就会巩固。”[10]因此加强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应培养共同的文化认同,而汉语则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为载体的民族教育显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应引导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对汉语文学作品有清醒的认识,不但树立他们学习汉语进而向其他民族、向世界介绍本民族文化的意识,亦使其认识到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化亦包含了各民族先贤的参与,是其应该努力学习的对象,将来亦有待于他们的积极参与而获得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将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落到实处。   在教材的选编上,已经出版使用的教材有200余种之多,其中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较为优秀的教材,各民族高校的大学语文教材大多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增删补订。有不少学者指出,民族高校应该考虑自我的现实,增加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品数量。这种主张无疑是合理的,也符合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现状。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关键的、且亟须厘清的概念。“民族”概念最早源自清末民初,古人并未有此概念,以罗志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1]35-60,兹不赘述。因此,不能以今人之标准衡量古人,不能因为萨都剌、纳兰性德等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即将其作品定义为少数民族文学,因为他们所采用的书写形式、书写语言、表达情感等皆与汉族作家无异。就其实质而言,萨都剌、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实乃传统文学之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学,应当是承载着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书写少数民族当下的日常生活、反映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的《格萨尔王》、仓央嘉措诗歌,当代阿来的《尘埃落定》等,这类文学作品才应归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至于增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应是增加这类作品的数量,而不应单纯根据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来判定。
  此外,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12]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选择近现代以来表现各民族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文学作品,而这也符合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事实,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发展起来,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反帝爱国激情。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和其他诗人的诗篇,鼓舞了各族人民抗日的勇气。有些作家则直接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如陈靖(苗族)、陆地(壮族)、苗延秀(侗族)等。生活在国统区的作家如老舍、包尔汉、端木蕻良等,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共同生活和理想追求。建国后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作品则记录了新疆美丽自然风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新生活的热望。
  因此《大学语文》教材的编订在选择作品环节,要正确认识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团结一致、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事实,并且要选择忠实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作品。这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更能使学生认识到各民族拥有共同的命运,了解祖国的解放与建设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民族高校在“大学语文”具体的教材编订环节,在注重代表性优秀作品选择的前提下,还需要着重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适当选择萨都剌、贯云石、纳兰性德等少数民族身份古代作家的作品,忠实反映优秀传统文化、文学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事实。其二,在适当选择少数民族经典文学作品外,还应注重选择近代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反映社会进步和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作品。其三应着重选择少数民族作家在反帝反封建、追求国家独立过程中创作的作品以及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作品,忠实表现新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共同建设的事实。其四,适当选择反映近现代以来汉族作家描写边疆地区民族解放,选择反映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生活变化的作品,忠实反映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携手与共建设新中国的史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13]而“大学语文”教学在涉及现当代文学的环节即直接涉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而且是增进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实际而具体工作,具有积极而重要意义,因此在教材编订方面应忠于各民族在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过程中凝聚为紧密整体的历史,应回应各民族拥有共同命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现实。
  2018年6月,由150所高校联合发出《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提出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指出本科教育应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因此,民族高校保证本科教育的整体质量是首要任务,“大学语文”教学也应该在遵循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探索特色方式。但目前各高校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科建设规律、教学目的与意义等方面认识各有不同,仍存在亟须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对于民族高校而言,“大学語文”课程的意义更为重要,而问题也更为多样,例如怎样做到基础知识夯实与人文素养培养的兼顾、如何精准定位以汉语为载体的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解决的方式,这也是“大学语文”取得良好教学效果所必须面对、必须克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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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20-12-20 责任编辑: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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