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作风建设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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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作风建设百年实践,是一个不断总结、运用、创造经验的历史进程.历经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足够丰富、成熟的作风建设经验.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坚持总结经验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坚持作风建设同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与紧紧依靠群众相结合;坚持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坚持抓作风与反腐败、反浪费相结合;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坚持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这些重要经验是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结论.走好新征程,我们既需要把这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坚持下去,又要结合新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加以创造性运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其他文献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为加速共同富裕、增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全力推进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的伟大创举,它使得每个人都享受着从未出生、出生、养育、教育、就业到丧葬的终身服务,保证了每个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然而,在研究这项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学术界陷入了“理论贫困”,各类研究纷纷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寻理论依据,但它们对中国现实的解释与指导效用却极其有限.一方面,我们在感叹“理论贫困”;另一方面,我们“灯下黑”的研究模式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视不够.
从诞生之日起,人类就生活在人为与自然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一直在积攒,原始社会延续最长,积攒得最慢;农业文明积攒得较快,但张力仍远离极限;工业文明在较短时间内就把这种张力推近极限.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缓解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以谋求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可从三个方面诊断工业文明之不可持续的弊病:一是大量使用矿石燃料,造成污染;二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物质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横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而使物质主义发展观成为世界性信仰;三是主流世界观和价值观宣称人类可以征服自然.这一切决定了工业文明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贫困治理转入解决相对贫困阶段.瞄准共同富裕,构建减贫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需要立足居民收入、财产收益与公共服务等三个基点,注重制度红利和能力提升对相对贫困群体收入增长的潜在贡献.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对既有财政扶贫政策进行“有进有退”式甄别,短期重点在“稳”,稳定收入增长趋势;中期重点在“调”,调整贫困群体收入重心,增加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重点在“增”,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城乡二元结构对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学位
人类文明因环境、资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的压力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危机,其根源则在于文明的底基是人之自然性的不断释放,以至于最终突破了地球的承载极限.因此,按照文明之U型总模式的进路,人类接下来的文明之旅必须“往回返”,其拐点即为第二开端.如同第一开端基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一样,第二开端也需要自己的哲学范式,而生态哲学则是新开端的第一哲学.建设第二开端的哲学必须重视和开发精神及其自由的文明价值,培养和塑造第二开端的人与文化.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基于双边互利共赢的农业贸易和产业对接与合作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贸易总量呈现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面对国际经济下行趋势和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现实,扫清农产品贸易发展障碍,制定农产品贸易升级策略,持续深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合作,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
从“灾害管理”到“灾害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一种全新理念的转变.我国灾害治理经历了绅商被动、政府管控、国际合作、多元参与等四个阶段,灾害治理组织主要有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突生型等四种制度化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存在“应急集权”纵向与“多元协同”横向体制合作困境;就“应急机制”而言,存在“常态”与“非常态”机制并存研究不足问题;就“法制建设”而言,一般是事后补救性改革,缺乏事先前瞻性与预防性建设.虽然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社会建构主义等常态理论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常态理论研究进展有
“大科学”时代到来之后,科学研究工作受外界因素影响增大,科研成果的客观性受到怀疑,与科学相关的公共政策也遭遇了合理性危机.为了监督科技精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工业国兴起了倡导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和政策讨论的公众科学运动,但该运动存在公众难以构建假说、公众科研水平低下、公众难以保持客观公正态度等三重困境.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后,日本政府的福岛核危机应对措施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诟病,公众科学在此之后开始蓬勃发展,但仍然不免遭遇公众科学的常见困境.公众科学因为专业性不足而得不到职业科学家的认可,其研究的
学位
环境治理涉及不同类型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治理工具能否被合理、合法地选择关系到环境治理绩效的成败,而环境治理绩效又是环境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因此,在推进环境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必要检视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所面临的困境,并通过良好的方案设计以实现工具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效整合.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理论、规范、实践共同表明,其存在协同不能和效果不佳之难题,面临科学性、正当性等方面困境,难以兼顾合法性与最佳性.对此,应以协同治理为视角进行分析,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系统性、动态性及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