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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一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这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一个无法忽略的建筑时代是上世纪50年代。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甲子，它留给人们的却不仅仅是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思考。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百万庄住宅区，是这个“建筑时代”的代表。
小说《血色浪漫》里，有这样一段对百万庄住宅区的描写，“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干部。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刘建国就曾经是申区的一名“老兵”，他的父亲刘贵福是八一式步枪的主要设计者，曾担任过长治总厂的厂长，如今他还和那时的军工后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微信群的名字就叫‘太行军工群’。”刘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不曾谈起自己是否也有过小说中那样“辉煌”的青年时代，但回忆起文革时的岁月，刘建国表示自己曾经“抄起洗衣用的大棒子守在申区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地对着那些想要赶走阿姨的人。”阿姨是刘建国家的保姆，“她照料着我们家和我，她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地方去。”父亲去世后，刘建国一家就从申区搬到了丑区，“阿姨从未离开过”。
申区是百万庄住宅区划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八个区以地支前八支命名。有人说，这是出于风水上的考量，以镇住这里曾是坟场的阴气。风水两个字，不连在一起，各自单说，也或可对百万庄的地位和重要性做一番注脚。
先说风。百万庄住宅区讲求“通而不畅”，由三层住宅楼群围合而成，依四周的街道区划，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住宅区域。回纹形式的楼宇建设，又使得小区内形成了彼此独立又互相连接的小单元。在这些小的单元结构中，道路和视野不会形成阻碍，阳光与风可以流畅自如。有数据统计，在炎热的夏天，百万庄住宅区的气温平均要比外界低2度左右。
“前些年，附近盖起了一栋高楼，将小区附近的气流改变，子区和未区开始出现少有的大风，这在老百万庄是很少遇到的。”一篇关于百万庄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百万庄是一块宝地，宝地上的问题大多由外界的干扰引起，比如百万庄的居民认为所谓的楼房地基下陷问题根本不存在，积水是由于“附近新修的马路，路面越修越高”导致的。
再说水。百万庄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二里沟。这里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水沟，主要用作排雨。大沟附近还曾有过一个汉白玉的大龟，驮着一块石碑。“这是赑屃，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尊赑屃现在存放于北京五塔寺。
在50年代的中国，百万庄先于小区的概念而存在，同时又将“邻里”和“街坊”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中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同时又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到来时，大开大合的苏式风格涌入北京城，共产主义情怀在建筑群落之间蔓延，为从前的胡同文化和邻里情怀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张开济，是那个“建筑时代”的总工程师。有人说，半个北京城都出自他的手。和百万庄住宅区同时动工的是四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事实上，百万庄住宅区就是“四部一会”的家属院。对于这些成绩，晚年的张开济却颇有些遗憾地评价道，这是“我一生事业里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遗憾在于，在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意见远比不上政治风云的分量。“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这是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那一年，百万庄住宅区开始动工。
对于继承了父亲职业的建筑师张永和来讲，如今，尽管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这种单纯体现在建筑师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建筑理念一以贯之。同样是修建职工宿舍，1951年的曹杨新村有着不同的风貌。曹杨新村是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总工程师汪定曾说。
受欧美流行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影响，汪定曾沿河修建了一座被英国人评为“花园城市”的工人新村。在修建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强调对称、围合空间。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则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的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重要实体，甚至有外国媒体报道说“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
然而，在修建百万庄住宅区时，同汪定曾一样，张开济却并没有盲目地依循“潮流”的趋势，尽管这些努力有的成为了现实，有的泯然于时代。
张开济认为，北京城的基调是灰色的。“旧北京城内大片四合院的屋顶和墙面都是灰色的。以往这些建筑群几乎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灰绿交错的底色，更好地烘托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庙宇等古建筑，使得它们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维护古都风貌，张开济认为有必要维护它原来比较中性的底色。因此，在建造“四部一会”和百万庄住宅区时他有意选择了蓝机砖砌筑的灰色墙面，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京附近砖厂的生产能力有限，百万庄住宅区最后不得不采用了红砖。 1950年代的中国，在不加选择地接受苏联风格建筑的情况下，各地诞生了许多面目相近的住宅建筑群落。作家铁凝在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这样描述主人公所在的城市，“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然而，这样的面貌并没有出现在百万庄小区，正是因为张开济在设计时，有意做出了取舍，同时引入了“邻里单元”的概念。邻里单元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及建筑师佩里于1929年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针对纽约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事故严重的现实，提出的居住区规划理论概念。在苏联，曾一度被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城市规划理论，遭到批评。但随后，苏联提出的“小区”概念，则与“邻里单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自古便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但此邻里非彼邻里，前者描绘的是田园牧歌时代的居住关系，后者则是城市化背景中的生存法则。佩里概念中的“邻里”，旨在“在社区中，重新发现那些随着城市尺度增大和交通的快速化而消失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在百万庄小区，有着充分的体现。
围合而形成的中心区是绿地和小学校，既确保了安全，又保障了生活和便利，“站在自家楼上就能看见远处玩耍的孩子”。曾经的百万庄居民通常都有不锁单元门的习惯，“第一代精英往往夫妻双双到各地工业建设第一线参与或指导工作，所以家里的孩子们就经常被寄托到邻居或同事家代管学习和生活。即使大人们不出差，由于经常加班工作，回家也很晚，孩子们也经常在邻居或其他同事家吃饭和学习。”在老一代百万庄人的记忆里，严肃的政治气氛与和谐的民居文化密不可分。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这项方针对于从来没有设置过围墙的百万庄小区而言似乎有些无效。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曾经这样评价“大街坊”一类的建筑理念——“剥光了摩天楼，将它们孤立起来，用一个高架快速路网将它们连在一起。汽车在这塔楼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用以抵抗并消灭了曼哈顿的拥挤文化。可他的理论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都市：被疏散的拥挤。”
这种“被疏散的拥挤”让城市缺少了一些生机，也让邻里之间缺少了几分“人情味”。1978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认可了《马丘比丘宪章》，其中写道：“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或许，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社区的百万庄，其价值在今天才刚刚开始得以显现。
绿树红瓦掩映下的百万庄小区大多采用三层楼的框架结构。在满足采光、通风、卫生等方面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北方气候因素，因此老式楼房的窗子都比较小，保暖效果更好，同时也起到节能作用。
新中国建国初，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百万庄小区就首先推出了供一家三口居住的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建筑内部不仅统一装修，还统一配好家具、厨具、电灯和窗帘。
图/资料图片
百万庄小区刚刚建成时的照片，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如今都已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在这里，和这些小树苗一起长大的一代人，也保留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记忆。
诗人北岛在回忆中写道：“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图/资料图片
“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一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这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一个无法忽略的建筑时代是上世纪50年代。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甲子，它留给人们的却不仅仅是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思考。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百万庄住宅区，是这个“建筑时代”的代表。
小说《血色浪漫》里，有这样一段对百万庄住宅区的描写，“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干部。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刘建国就曾经是申区的一名“老兵”，他的父亲刘贵福是八一式步枪的主要设计者，曾担任过长治总厂的厂长，如今他还和那时的军工后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微信群的名字就叫‘太行军工群’。”刘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不曾谈起自己是否也有过小说中那样“辉煌”的青年时代，但回忆起文革时的岁月，刘建国表示自己曾经“抄起洗衣用的大棒子守在申区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地对着那些想要赶走阿姨的人。”阿姨是刘建国家的保姆，“她照料着我们家和我，她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地方去。”父亲去世后，刘建国一家就从申区搬到了丑区，“阿姨从未离开过”。
申区是百万庄住宅区划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八个区以地支前八支命名。有人说，这是出于风水上的考量，以镇住这里曾是坟场的阴气。风水两个字，不连在一起，各自单说，也或可对百万庄的地位和重要性做一番注脚。 先说风。百万庄住宅区讲求“通而不畅”，由三层住宅楼群围合而成，依四周的街道区划，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住宅区域。回纹形式的楼宇建设，又使得小区内形成了彼此独立又互相连接的小单元。在这些小的单元结构中，道路和视野不会形成阻碍，阳光与风可以流畅自如。有数据统计，在炎热的夏天，百万庄住宅区的气温平均要比外界低2度左右。
“前些年，附近盖起了一栋高楼，将小区附近的气流改变，子区和未区开始出现少有的大风，这在老百万庄是很少遇到的。”一篇关于百万庄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百万庄是一块宝地，宝地上的问题大多由外界的干扰引起，比如百万庄的居民认为所谓的楼房地基下陷问题根本不存在，积水是由于“附近新修的马路，路面越修越高”导致的。
再说水。百万庄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二里沟。这里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水沟，主要用作排雨。大沟附近还曾有过一个汉白玉的大龟，驮着一块石碑。“这是赑屃，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尊赑屃现在存放于北京五塔寺。
在50年代的中国，百万庄先于小区的概念而存在，同时又将“邻里”和“街坊”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中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同时又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到来时，大开大合的苏式风格涌入北京城，共产主义情怀在建筑群落之间蔓延，为从前的胡同文化和邻里情怀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张开济，是那个“建筑时代”的总工程师。有人说，半个北京城都出自他的手。和百万庄住宅区同时动工的是四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事实上，百万庄住宅区就是“四部一会”的家属院。对于这些成绩，晚年的张开济却颇有些遗憾地评价道，这是“我一生事业里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遗憾在于，在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意见远比不上政治风云的分量。“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这是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那一年，百万庄住宅区开始动工。
对于继承了父亲职业的建筑师张永和来讲，如今，尽管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这种单纯体现在建筑师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建筑理念一以贯之。同样是修建职工宿舍，1951年的曹杨新村有着不同的风貌。曹杨新村是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总工程师汪定曾说。
受欧美流行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影响，汪定曾沿河修建了一座被英国人评为“花园城市”的工人新村。在修建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强调对称、围合空间。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则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的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重要实体，甚至有外国媒体报道说“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
然而，在修建百万庄住宅区时，同汪定曾一样，张开济却并没有盲目地依循“潮流”的趋势，尽管这些努力有的成为了现实，有的泯然于时代。
张开济认为，北京城的基调是灰色的。“旧北京城内大片四合院的屋顶和墙面都是灰色的。以往这些建筑群几乎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灰绿交错的底色，更好地烘托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庙宇等古建筑，使得它们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维护古都风貌，张开济认为有必要维护它原来比较中性的底色。因此，在建造“四部一会”和百万庄住宅区时他有意选择了蓝机砖砌筑的灰色墙面，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京附近砖厂的生产能力有限，百万庄住宅区最后不得不采用了红砖。
1950年代的中国，在不加选择地接受苏联风格建筑的情况下，各地诞生了许多面目相近的住宅建筑群落。作家铁凝在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这样描述主人公所在的城市，“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然而，这样的面貌并没有出现在百万庄小区，正是因为张开济在设计时，有意做出了取舍，同时引入了“邻里单元”的概念。邻里单元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及建筑师佩里于1929年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针对纽约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事故严重的现实，提出的居住区规划理论概念。在苏联，曾一度被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城市规划理论，遭到批评。但随后，苏联提出的“小区”概念，则与“邻里单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自古便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但此邻里非彼邻里，前者描绘的是田园牧歌时代的居住关系，后者则是城市化背景中的生存法则。佩里概念中的“邻里”，旨在“在社区中，重新发现那些随着城市尺度增大和交通的快速化而消失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在百万庄小区，有着充分的体现。
围合而形成的中心区是绿地和小学校，既确保了安全，又保障了生活和便利，“站在自家楼上就能看见远处玩耍的孩子”。曾经的百万庄居民通常都有不锁单元门的习惯，“第一代精英往往夫妻双双到各地工业建设第一线参与或指导工作，所以家里的孩子们就经常被寄托到邻居或同事家代管学习和生活。即使大人们不出差，由于经常加班工作，回家也很晚，孩子们也经常在邻居或其他同事家吃饭和学习。”在老一代百万庄人的记忆里，严肃的政治气氛与和谐的民居文化密不可分。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这项方针对于从来没有设置过围墙的百万庄小区而言似乎有些无效。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曾经这样评价“大街坊”一类的建筑理念——“剥光了摩天楼，将它们孤立起来，用一个高架快速路网将它们连在一起。汽车在这塔楼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用以抵抗并消灭了曼哈顿的拥挤文化。可他的理论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都市：被疏散的拥挤。”
这种“被疏散的拥挤”让城市缺少了一些生机，也让邻里之间缺少了几分“人情味”。1978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认可了《马丘比丘宪章》，其中写道：“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或许，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社区的百万庄，其价值在今天才刚刚开始得以显现。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百万庄住宅区，是这个“建筑时代”的代表。
小说《血色浪漫》里，有这样一段对百万庄住宅区的描写，“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干部。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刘建国就曾经是申区的一名“老兵”，他的父亲刘贵福是八一式步枪的主要设计者，曾担任过长治总厂的厂长，如今他还和那时的军工后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微信群的名字就叫‘太行军工群’。”刘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不曾谈起自己是否也有过小说中那样“辉煌”的青年时代，但回忆起文革时的岁月，刘建国表示自己曾经“抄起洗衣用的大棒子守在申区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地对着那些想要赶走阿姨的人。”阿姨是刘建国家的保姆，“她照料着我们家和我，她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地方去。”父亲去世后，刘建国一家就从申区搬到了丑区，“阿姨从未离开过”。
申区是百万庄住宅区划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八个区以地支前八支命名。有人说，这是出于风水上的考量，以镇住这里曾是坟场的阴气。风水两个字，不连在一起，各自单说，也或可对百万庄的地位和重要性做一番注脚。
先说风。百万庄住宅区讲求“通而不畅”，由三层住宅楼群围合而成，依四周的街道区划，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住宅区域。回纹形式的楼宇建设，又使得小区内形成了彼此独立又互相连接的小单元。在这些小的单元结构中，道路和视野不会形成阻碍，阳光与风可以流畅自如。有数据统计，在炎热的夏天，百万庄住宅区的气温平均要比外界低2度左右。
“前些年，附近盖起了一栋高楼，将小区附近的气流改变，子区和未区开始出现少有的大风，这在老百万庄是很少遇到的。”一篇关于百万庄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百万庄是一块宝地，宝地上的问题大多由外界的干扰引起，比如百万庄的居民认为所谓的楼房地基下陷问题根本不存在，积水是由于“附近新修的马路，路面越修越高”导致的。
再说水。百万庄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二里沟。这里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水沟，主要用作排雨。大沟附近还曾有过一个汉白玉的大龟，驮着一块石碑。“这是赑屃，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尊赑屃现在存放于北京五塔寺。
在50年代的中国，百万庄先于小区的概念而存在，同时又将“邻里”和“街坊”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中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同时又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到来时，大开大合的苏式风格涌入北京城，共产主义情怀在建筑群落之间蔓延，为从前的胡同文化和邻里情怀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张开济，是那个“建筑时代”的总工程师。有人说，半个北京城都出自他的手。和百万庄住宅区同时动工的是四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事实上，百万庄住宅区就是“四部一会”的家属院。对于这些成绩，晚年的张开济却颇有些遗憾地评价道，这是“我一生事业里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遗憾在于，在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意见远比不上政治风云的分量。“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这是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那一年，百万庄住宅区开始动工。
对于继承了父亲职业的建筑师张永和来讲，如今，尽管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这种单纯体现在建筑师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建筑理念一以贯之。同样是修建职工宿舍，1951年的曹杨新村有着不同的风貌。曹杨新村是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总工程师汪定曾说。
受欧美流行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影响，汪定曾沿河修建了一座被英国人评为“花园城市”的工人新村。在修建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强调对称、围合空间。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则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的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重要实体，甚至有外国媒体报道说“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
然而，在修建百万庄住宅区时，同汪定曾一样，张开济却并没有盲目地依循“潮流”的趋势，尽管这些努力有的成为了现实，有的泯然于时代。
张开济认为，北京城的基调是灰色的。“旧北京城内大片四合院的屋顶和墙面都是灰色的。以往这些建筑群几乎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灰绿交错的底色，更好地烘托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庙宇等古建筑，使得它们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维护古都风貌，张开济认为有必要维护它原来比较中性的底色。因此，在建造“四部一会”和百万庄住宅区时他有意选择了蓝机砖砌筑的灰色墙面，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京附近砖厂的生产能力有限，百万庄住宅区最后不得不采用了红砖。 1950年代的中国，在不加选择地接受苏联风格建筑的情况下，各地诞生了许多面目相近的住宅建筑群落。作家铁凝在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这样描述主人公所在的城市，“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然而，这样的面貌并没有出现在百万庄小区，正是因为张开济在设计时，有意做出了取舍，同时引入了“邻里单元”的概念。邻里单元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及建筑师佩里于1929年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针对纽约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事故严重的现实，提出的居住区规划理论概念。在苏联，曾一度被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城市规划理论，遭到批评。但随后，苏联提出的“小区”概念，则与“邻里单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自古便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但此邻里非彼邻里，前者描绘的是田园牧歌时代的居住关系，后者则是城市化背景中的生存法则。佩里概念中的“邻里”，旨在“在社区中，重新发现那些随着城市尺度增大和交通的快速化而消失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在百万庄小区，有着充分的体现。
围合而形成的中心区是绿地和小学校，既确保了安全，又保障了生活和便利，“站在自家楼上就能看见远处玩耍的孩子”。曾经的百万庄居民通常都有不锁单元门的习惯，“第一代精英往往夫妻双双到各地工业建设第一线参与或指导工作，所以家里的孩子们就经常被寄托到邻居或同事家代管学习和生活。即使大人们不出差，由于经常加班工作，回家也很晚，孩子们也经常在邻居或其他同事家吃饭和学习。”在老一代百万庄人的记忆里，严肃的政治气氛与和谐的民居文化密不可分。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这项方针对于从来没有设置过围墙的百万庄小区而言似乎有些无效。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曾经这样评价“大街坊”一类的建筑理念——“剥光了摩天楼，将它们孤立起来，用一个高架快速路网将它们连在一起。汽车在这塔楼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用以抵抗并消灭了曼哈顿的拥挤文化。可他的理论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都市：被疏散的拥挤。”
这种“被疏散的拥挤”让城市缺少了一些生机，也让邻里之间缺少了几分“人情味”。1978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认可了《马丘比丘宪章》，其中写道：“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或许，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社区的百万庄，其价值在今天才刚刚开始得以显现。
绿树红瓦掩映下的百万庄小区大多采用三层楼的框架结构。在满足采光、通风、卫生等方面的要求外，还要考虑北方气候因素，因此老式楼房的窗子都比较小，保暖效果更好，同时也起到节能作用。
新中国建国初，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百万庄小区就首先推出了供一家三口居住的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建筑内部不仅统一装修，还统一配好家具、厨具、电灯和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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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庄小区刚刚建成时的照片，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如今都已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在这里，和这些小树苗一起长大的一代人，也保留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记忆。
诗人北岛在回忆中写道：“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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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一样，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时代’。”这是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曾经说过的话。在中国，一个无法忽略的建筑时代是上世纪50年代。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甲子，它留给人们的却不仅仅是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的思考。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百万庄住宅区，是这个“建筑时代”的代表。
小说《血色浪漫》里，有这样一段对百万庄住宅区的描写，“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干部。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刘建国就曾经是申区的一名“老兵”，他的父亲刘贵福是八一式步枪的主要设计者，曾担任过长治总厂的厂长，如今他还和那时的军工后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微信群的名字就叫‘太行军工群’。”刘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虽然不曾谈起自己是否也有过小说中那样“辉煌”的青年时代，但回忆起文革时的岁月，刘建国表示自己曾经“抄起洗衣用的大棒子守在申区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地对着那些想要赶走阿姨的人。”阿姨是刘建国家的保姆，“她照料着我们家和我，她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地方去。”父亲去世后，刘建国一家就从申区搬到了丑区，“阿姨从未离开过”。
申区是百万庄住宅区划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八个区以地支前八支命名。有人说，这是出于风水上的考量，以镇住这里曾是坟场的阴气。风水两个字，不连在一起，各自单说，也或可对百万庄的地位和重要性做一番注脚。 先说风。百万庄住宅区讲求“通而不畅”，由三层住宅楼群围合而成，依四周的街道区划，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住宅区域。回纹形式的楼宇建设，又使得小区内形成了彼此独立又互相连接的小单元。在这些小的单元结构中，道路和视野不会形成阻碍，阳光与风可以流畅自如。有数据统计，在炎热的夏天，百万庄住宅区的气温平均要比外界低2度左右。
“前些年，附近盖起了一栋高楼，将小区附近的气流改变，子区和未区开始出现少有的大风，这在老百万庄是很少遇到的。”一篇关于百万庄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百万庄是一块宝地，宝地上的问题大多由外界的干扰引起，比如百万庄的居民认为所谓的楼房地基下陷问题根本不存在，积水是由于“附近新修的马路，路面越修越高”导致的。
再说水。百万庄附近有一个公交站名叫做二里沟。这里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水沟，主要用作排雨。大沟附近还曾有过一个汉白玉的大龟，驮着一块石碑。“这是赑屃，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尊赑屃现在存放于北京五塔寺。
在50年代的中国，百万庄先于小区的概念而存在，同时又将“邻里”和“街坊”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汪曾祺曾在《胡同文化》中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同时又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什么都和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的1950年代”到来时，大开大合的苏式风格涌入北京城，共产主义情怀在建筑群落之间蔓延，为从前的胡同文化和邻里情怀赋予了别样的含义。
张开济，是那个“建筑时代”的总工程师。有人说，半个北京城都出自他的手。和百万庄住宅区同时动工的是四部一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事实上，百万庄住宅区就是“四部一会”的家属院。对于这些成绩，晚年的张开济却颇有些遗憾地评价道，这是“我一生事业里的一个莫大的遗憾”。
遗憾在于，在那个年代，建筑师的意见远比不上政治风云的分量。“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这是梁思成195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那一年，百万庄住宅区开始动工。
对于继承了父亲职业的建筑师张永和来讲，如今，尽管建筑师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但那个年代做建筑还是拥有一种今天不可能拥有的特殊优势：相对单纯。
这种单纯体现在建筑师能够尽最大可能将建筑理念一以贯之。同样是修建职工宿舍，1951年的曹杨新村有着不同的风貌。曹杨新村是上海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兴建的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那时的我还是认为苏联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并非适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总工程师汪定曾说。
受欧美流行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影响，汪定曾沿河修建了一座被英国人评为“花园城市”的工人新村。在修建同时，“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强调对称、围合空间。认为工业生产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消费则是可耻的，所以城市都应该转化为生产中心，而不是变成颓废的消费中心。1950年代，向苏联看齐的中国也提出了“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口号。在这样一个指令化的经济体制下，单位就成为了集生产、分配于一体的重要实体，甚至有外国媒体报道说“没有单位，你什么都不是”。
然而，在修建百万庄住宅区时，同汪定曾一样，张开济却并没有盲目地依循“潮流”的趋势，尽管这些努力有的成为了现实，有的泯然于时代。
张开济认为，北京城的基调是灰色的。“旧北京城内大片四合院的屋顶和墙面都是灰色的。以往这些建筑群几乎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之下，灰绿交错的底色，更好地烘托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庙宇等古建筑，使得它们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维护古都风貌，张开济认为有必要维护它原来比较中性的底色。因此，在建造“四部一会”和百万庄住宅区时他有意选择了蓝机砖砌筑的灰色墙面，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北京附近砖厂的生产能力有限，百万庄住宅区最后不得不采用了红砖。
1950年代的中国，在不加选择地接受苏联风格建筑的情况下，各地诞生了许多面目相近的住宅建筑群落。作家铁凝在小说《安德烈的晚上》这样描述主人公所在的城市，“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然而，这样的面貌并没有出现在百万庄小区，正是因为张开济在设计时，有意做出了取舍，同时引入了“邻里单元”的概念。邻里单元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及建筑师佩里于1929年在编制纽约区域规划方案时，针对纽约等大城市人口密集、拥挤、居住环境恶劣和交通事故严重的现实，提出的居住区规划理论概念。在苏联，曾一度被称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城市规划理论，遭到批评。但随后，苏联提出的“小区”概念，则与“邻里单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自古便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说法，但此邻里非彼邻里，前者描绘的是田园牧歌时代的居住关系，后者则是城市化背景中的生存法则。佩里概念中的“邻里”，旨在“在社区中，重新发现那些随着城市尺度增大和交通的快速化而消失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在百万庄小区，有着充分的体现。
围合而形成的中心区是绿地和小学校，既确保了安全，又保障了生活和便利，“站在自家楼上就能看见远处玩耍的孩子”。曾经的百万庄居民通常都有不锁单元门的习惯，“第一代精英往往夫妻双双到各地工业建设第一线参与或指导工作，所以家里的孩子们就经常被寄托到邻居或同事家代管学习和生活。即使大人们不出差，由于经常加班工作，回家也很晚，孩子们也经常在邻居或其他同事家吃饭和学习。”在老一代百万庄人的记忆里，严肃的政治气氛与和谐的民居文化密不可分。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这项方针对于从来没有设置过围墙的百万庄小区而言似乎有些无效。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曾经这样评价“大街坊”一类的建筑理念——“剥光了摩天楼，将它们孤立起来，用一个高架快速路网将它们连在一起。汽车在这塔楼之间自由地来回穿梭，用以抵抗并消灭了曼哈顿的拥挤文化。可他的理论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都市：被疏散的拥挤。”
这种“被疏散的拥挤”让城市缺少了一些生机，也让邻里之间缺少了几分“人情味”。1978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认可了《马丘比丘宪章》，其中写道：“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或许，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社区的百万庄，其价值在今天才刚刚开始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