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真相被披露，道德便再次遭受了嘲讽，为当下社会道德“塌陷”提供新的佐料。
　　事例一，云南巧家“5·10”爆炸案真相大白，赵登用是被人利用，仅仅是个“肉弹”。巧家爆炸案发生伊始，便被当地政府强力导向与拆迁无关和赵登用“反社会”两个方面。巧家县公安局长曾经用职务和前程担保，“这个案件是赵登用所为”。中国人讲究“拍着良心说话”，只是当下的环境让人格担保变得孱弱，不如以前程作抵押更让人信服。人们在看，真相大白后，担保要不要兑现？
　　事例二，湖南永州市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在延宕6年后，近日出现了另一让人惊异的结局—受害者的母亲唐慧被劳教一年半。原因在于，该案受害者的母亲唐慧由于不满永州市公安局对罪犯“立功认定”申请，连续向多部门投诉，多次在公安、法院、人大等地点“哭闹”、“跪地喊冤”、“连续滞留”、“撞墙相威胁”，“严重扰乱了单位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这里的悖论在于，唐慧为女儿讨回公道的过程也是不得不所谓“闹访、缠访、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的过程，比如以跳楼相逼，才得以启动刑事程序。司法正义的弱化，政治道德的虚化，导致的就是极端的反应，否则没有效果。劳教无非是将一个没得选择的人再次打翻在地，只是发生在一个如此苦命的母亲身上，其中的“冷酷”更让人义愤填膺罢了。在舆论关注下，唐慧已被释放，但伤痛难平。
　　在两个案例中，人们可以看到行政道德虚化的倾向。一场爆炸案，势必一开始就考验相关机构的公信力。现在来看，正是“与拆迁无关”的强烈的人为主观设定，扭曲了专业部门的思维和行为。专业部门为了自证不那么专业的判断的正当性，局长就把自己的乌纱帽赌上了—难道赌上的乌纱帽分量越重，公信力越强？
　　唐慧被劳教，更是行政道德虚化的直接证据。相关方面应当没有料到事情曝光后会引起舆论如此大的反弹，在决定对唐慧实行劳教的时候，也并没有过多的行政道德上的考虑。理由很简单，在案情“暗箱”尚未完全打开（否则湖南省政法委也不会专门成立调查组了）的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只能是功利性的或者进一步“去道德”的—将当事人最后的救济之路都堵死，让当事人彻底失去任何选择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权力行使行为的价值色彩消失殆尽，而更像是一架可怕的机器。
　　一般而言，有自由意志即有选择，才谈得上道德。行政道德也是如此，虽然科层制更讲究层层负责和执行的义务。遗憾的是，无论是巧家爆炸案，还是唐慧被劳教事件，到现在都没有体制内的“自由意志”的一次爆发。这无疑是相当可悲的。
　　最近广东中山市公务员考试改分案，该市纪委书记有一段这样的反思：“中山市人力资源考试院科员、考务股股长李毅坚，如果当时把它顶住了，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当时他也提出不要做，领导说，没问题的，他照做。”
　　问题是，现在能有多少人“顶得住”呢？长久的官本位文化泯灭了权力体系内独立精神的生发。这种文化在今天并未绝迹。平日看不出来，一旦有事，其体现的道德的虚化和可怕，实在是让人感到“步步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