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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引入到动态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中，构造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下的两阶段多任务模型，分析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动态多任务激励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任务为两阶段时，无论代理人有无在职消费行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随着时间均呈上升趋势，这就表明当委托人在设计契约时，如果委托人期望代理人在第一阶段的努力水平不低于第二阶段的努力水平，就需要适当提高第一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二是代理人在职消费自利行为并不一定会提高自身的努力程度，需要依据在职消费行为对绩效的影响情形来具体分析；三是在两阶段内，代理人存在在职消费时，委托人可适当降低业绩薪酬系数.
关键词 动态；多任务；在职消费；委托代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0.5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rincipalagent model， and by introducing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s into the multitask and dynamic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we set up dynamic incentives based on the agent’s onduty. We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s’ behavior on the dynamic incentive. The analytical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ntract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and if the principal would not dismiss the agen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tage， no matter whether the agent has onduty consumption or not， the agent’s effort level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over time. That is to say， if the principal expects the effort level of the agent in the second stage is not less than that in the first stage， he needs to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stage when he designs the contract. And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his own effort， but we should analyze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exerted on performance from onduty consumption. In addition， when agent has onduty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principle could appropriately decreas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pay.
Key words dynamic； multitask； onduty consumption； principalagent model
1 引 言
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点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分离，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自利倾向的代理人并不总是将委托人的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那么委托人须通过设计激励契约诱导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采取符合委托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居于主流的委托代理认为，基于委托人与代理人间信息不对称的这一情形，委托人为能激励代理人更加地努力工作，应当依据工作绩效付给代理人薪酬[1].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是单任务的，若委托人不可以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代理人薪酬必须依赖于代理人工作绩效，只有这样设计契约，才能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2].
Holmstrom和Roberts（1998）指出目前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倾向于单一任务角度，而企业管理经营活动是多任务组成的复杂网络，且多种任务一般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于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较多，Holmstrom和Milgrom（1991）在其1987年构建的线性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单期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3].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代理人具有多项任务时，简单的线性委托代理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4].后来的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5]：Garcia（2003）在考虑到隐藏行动的同时考虑隐藏信息；Bai和Xu（2001）将每一任务的激励系数从单一扩展到了多个；Dikolli和Kulp（2002）分析了业绩指标间的交互关系对最优契约设计的影响；Sinclair和Desgagne（1999）探讨了其他在代理人具有多任务情形下实施高强度激励的可行性方法；Dewatripont等（1999）将与显性契约相对应的隐性契约引入到委托代理模型中并加以分析.以上多任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任务的不足，但却大多无关于代理人任务的动态性.现实中，代理人的任务是一种动态多任务的活动，动态性体现在代理人的工作任务往往是多阶段多任务的，而Indjejikian与Nanda在1999年构建了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模型[6].刘惠萍（2005）[7]、温新刚等（2012）[8]在动态激励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声誉效应对激励契约的影响. 但以上拓展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考虑代理人的一些自利行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影响，比如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契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文献已经论述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与激励契约的关系.李焰等（2010）利用2003～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职消费和企业员工工资都显著正相关；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职消费具有激励作用，不过在职消费的激励作用随着员工工资的增加而显著降低[9].何山等（2013）在线性契约委托框架中引入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发现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提高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与自身的努力水平[10].在职消费是企业高管人员侵蚀公司剩余资源的一种方式，也是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随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也日渐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并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在职消费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来分析，但关于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研究往往难以获取可靠地有效分析数据.传统的公司理论表明，为减少委托代理冲突，委托人倾向于给代理人支付更多的薪酬[11].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最优契约理论，如果设计出基于动态多任务模型的薪酬契约将有助于缓解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所导致的代理问题.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代理人的动态多任务性，基于Indjejikian和Nanda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引入到多阶段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代理人薪酬依赖于其工作绩效的现实情况，探讨在职消费这种自利行为对代理人最优努力程度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不同于传统动态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本文扩展了代理人行为假设，考虑了代理人存在在职消费自利行为的情形.这样的研究视角不仅与企业家管理实践一致，而且推进了非理性或心理因素在委托代理研究领域的应用；二是论文结合多任务、多阶段以及代理人的在职消费特征进行了激励契约的设计，弥补了传统的单阶段、单任务委托代代理模型研究；三是在职消费行为与代理人努力行为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缓解了当前关于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实证多、数据获取难、理论模型缺乏的研究现状.
2 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下的激励契约
2.1 模型假设
设定主要基于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框架[6]，并参考刘新民等（2014）[12，13]介绍的委托代理理论及Marino和Zabo jinik（2008）[14]的部分假定，代理人会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具有侵占公司资源提高自身效用的动机，且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会增加公司任务成本.
假设1 存在一个两阶段多任务的最优委托代理模型，且第一阶段结束后，委托人会根据代理人在第一阶段的业绩，重新设计激励契约，代理人在任务执行的两个阶段内均存在在职消费行为；
3 模型分析
3.1 时间的影响
时间价值对决策人影响的研究已广泛存在其他研究领域[15，16].因此，有必要厘清委托代理模型中，时间价值对委托人努力行为的影响.在委托代理设计中，时间价值表现为契约的多阶段问题.根据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的求解结果，得到了动态多任务模型下代理人在两阶段的最优努力程度：
4 结 论
本文在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模型框架基础上，引入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构造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下的多阶段多任务模型，给出了各阶段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业绩薪酬系数，进而分析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动态多任务激励契约的影响.分析模型结果发现，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有益于增加自身收入，但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其自身的努力程度，这需要依据在职消费行为对各任务绩效的影响情形进行分析.且当任务为多阶段时，如果期间委托人不存在解聘倾向，不管代理人有无在职消费自利行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随着时间均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第一阶段的薪酬函数要依赖于代理人在第二阶段内的业绩有关系，这就表明若委托人期望代理人在第一阶段的努力水平不低于第二阶段的努力水平，就需要适当提高第一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而两阶段内的业绩薪酬系数随着在职消费成本系数、在职消费行为所带来的货币等价效用系数、在职消费行为对业绩的影响系数、在职消费次数的增大而减小，可见代理人存在在职消费行为时，可适当降低业绩薪酬系数.此外，委托人在设计契约时，第一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要高于第二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在分析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动态多任务激励契约的影响时，首先需要考察分析在职消费行为对绩效存在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A A ALCHIAN， H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02， 5（6）：83-90.
[2] B HOLMSTROM.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1）：74-91.
[3] B HOLMSTROM， P MILGROM. 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J]. Econometrica， 1987， 55（2）：303-328.
[4] B HOLMSTROM， P MILGROM.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1（7）：24-52. [5] 吕鹏，陈小悦.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与应用[J].经济学动态，2004（8）：74-77.
[6] R INDJEJIKIAN， D NANDA. Dynamic incentives and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 27（2）：177-201.
[7] 刘惠萍，张世英.基于声誉理论的我国经理人动态激励模型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5，13（4）：78-86.
[8] 温新刚，刘新民，丁黎黎，秦岚.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研究[J].运筹与管理，2012，12（3）：212-219.
[9] 李焰，秦义虎，黄继承.在职消费、员工工资与企业绩效[J].财贸经济，2010（7）： 60-68.
[10]何山，徐光伟，陈泽明.代理人自利行为下的最优激励契约[J].管理工程学报，2013，27（3）：139-155.
[11]L BEBCHUK， J FRIED. Pay without performa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刘新民，吴士健，王垒.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更替：机理与实证研究[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6-33.
[13]王垒，刘新民，丁黎黎.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自利行为对激励契约的影响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5（9）：41-48.
[14]A M MARINO， J ZABOJNIK. Workrelated perks， agency problems， and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39（2）：565-585.
[15]康旺霖，王垒，雷沁.基于信息熵—TOPSIS方法的绿色采购绩效评价研究[J].物流科技，2014（11）：4-7.
[16]丁黎黎，姜亚楠，王垒.边缘路线信息丰裕度对消费者在线购买决策的影响[J].财经论丛，2014，185（9）：68-74.
关键词 动态；多任务；在职消费；委托代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0.5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principalagent model， and by introducing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s into the multitask and dynamic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we set up dynamic incentives based on the agent’s onduty. We analyzed the influences of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s’ behavior on the dynamic incentive. The analytical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ntract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and if the principal would not dismiss the agen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stage， no matter whether the agent has onduty consumption or not， the agent’s effort level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over time. That is to say， if the principal expects the effort level of the agent in the second stage is not less than that in the first stage， he needs to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stage when he designs the contract. And onduty consumption of ag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his own effort， but we should analyze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exerted on performance from onduty consumption. In addition， when agent has onduty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principle could appropriately decreas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pay.
Key words dynamic； multitask； onduty consumption； principalagent model
1 引 言
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点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分离，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自利倾向的代理人并不总是将委托人的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那么委托人须通过设计激励契约诱导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采取符合委托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居于主流的委托代理认为，基于委托人与代理人间信息不对称的这一情形，委托人为能激励代理人更加地努力工作，应当依据工作绩效付给代理人薪酬[1].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是单任务的，若委托人不可以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代理人薪酬必须依赖于代理人工作绩效，只有这样设计契约，才能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2].
Holmstrom和Roberts（1998）指出目前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倾向于单一任务角度，而企业管理经营活动是多任务组成的复杂网络，且多种任务一般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于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较多，Holmstrom和Milgrom（1991）在其1987年构建的线性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单期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3].该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代理人具有多项任务时，简单的线性委托代理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4].后来的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5]：Garcia（2003）在考虑到隐藏行动的同时考虑隐藏信息；Bai和Xu（2001）将每一任务的激励系数从单一扩展到了多个；Dikolli和Kulp（2002）分析了业绩指标间的交互关系对最优契约设计的影响；Sinclair和Desgagne（1999）探讨了其他在代理人具有多任务情形下实施高强度激励的可行性方法；Dewatripont等（1999）将与显性契约相对应的隐性契约引入到委托代理模型中并加以分析.以上多任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任务的不足，但却大多无关于代理人任务的动态性.现实中，代理人的任务是一种动态多任务的活动，动态性体现在代理人的工作任务往往是多阶段多任务的，而Indjejikian与Nanda在1999年构建了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模型[6].刘惠萍（2005）[7]、温新刚等（2012）[8]在动态激励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声誉效应对激励契约的影响. 但以上拓展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考虑代理人的一些自利行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影响，比如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契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文献已经论述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与激励契约的关系.李焰等（2010）利用2003～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职消费和企业员工工资都显著正相关；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职消费具有激励作用，不过在职消费的激励作用随着员工工资的增加而显著降低[9].何山等（2013）在线性契约委托框架中引入代理人的自利行为，发现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提高了最优激励契约业绩薪酬系数与自身的努力水平[10].在职消费是企业高管人员侵蚀公司剩余资源的一种方式，也是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随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也日渐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并引起了广大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在职消费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来分析，但关于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研究往往难以获取可靠地有效分析数据.传统的公司理论表明，为减少委托代理冲突，委托人倾向于给代理人支付更多的薪酬[11].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最优契约理论，如果设计出基于动态多任务模型的薪酬契约将有助于缓解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所导致的代理问题.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代理人的动态多任务性，基于Indjejikian和Nanda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引入到多阶段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考虑代理人薪酬依赖于其工作绩效的现实情况，探讨在职消费这种自利行为对代理人最优努力程度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不同于传统动态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本文扩展了代理人行为假设，考虑了代理人存在在职消费自利行为的情形.这样的研究视角不仅与企业家管理实践一致，而且推进了非理性或心理因素在委托代理研究领域的应用；二是论文结合多任务、多阶段以及代理人的在职消费特征进行了激励契约的设计，弥补了传统的单阶段、单任务委托代代理模型研究；三是在职消费行为与代理人努力行为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缓解了当前关于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实证多、数据获取难、理论模型缺乏的研究现状.
2 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下的激励契约
2.1 模型假设
设定主要基于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框架[6]，并参考刘新民等（2014）[12，13]介绍的委托代理理论及Marino和Zabo jinik（2008）[14]的部分假定，代理人会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具有侵占公司资源提高自身效用的动机，且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会增加公司任务成本.
假设1 存在一个两阶段多任务的最优委托代理模型，且第一阶段结束后，委托人会根据代理人在第一阶段的业绩，重新设计激励契约，代理人在任务执行的两个阶段内均存在在职消费行为；
3 模型分析
3.1 时间的影响
时间价值对决策人影响的研究已广泛存在其他研究领域[15，16].因此，有必要厘清委托代理模型中，时间价值对委托人努力行为的影响.在委托代理设计中，时间价值表现为契约的多阶段问题.根据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的求解结果，得到了动态多任务模型下代理人在两阶段的最优努力程度：
4 结 论
本文在Indjejikian与Nanda的动态多任务契约委托代理模型框架基础上，引入代理人的在职消费行为，构造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下的多阶段多任务模型，给出了各阶段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业绩薪酬系数，进而分析了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动态多任务激励契约的影响.分析模型结果发现，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有益于增加自身收入，但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其自身的努力程度，这需要依据在职消费行为对各任务绩效的影响情形进行分析.且当任务为多阶段时，如果期间委托人不存在解聘倾向，不管代理人有无在职消费自利行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随着时间均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与第一阶段的薪酬函数要依赖于代理人在第二阶段内的业绩有关系，这就表明若委托人期望代理人在第一阶段的努力水平不低于第二阶段的努力水平，就需要适当提高第一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而两阶段内的业绩薪酬系数随着在职消费成本系数、在职消费行为所带来的货币等价效用系数、在职消费行为对业绩的影响系数、在职消费次数的增大而减小，可见代理人存在在职消费行为时，可适当降低业绩薪酬系数.此外，委托人在设计契约时，第一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要高于第二阶段的业绩薪酬系数.在分析代理人在职消费行为对动态多任务激励契约的影响时，首先需要考察分析在职消费行为对绩效存在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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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新民，吴士健，王垒.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更替：机理与实证研究[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26-33.
[13]王垒，刘新民，丁黎黎.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自利行为对激励契约的影响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5（9）：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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