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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称为“应试教育”，非常准确。把考试过关、得高分作为教育目的，教学内容取舍和权重以考不考、占多少分值为标准，评价学校、教师、学生以考分高低和升学为标准，研究、评判教法学法以能否考得高分作标准。读书十二年，成败看三天(高考)；学生除了考分什么都不知，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教育扼杀了人的个性、好奇心、求知欲、自信心、创造力，戕害了人的身体、灵性、生机、活力。这样只求一利而贻百害的教育恐怕是天底下最差的教育，为什么全社会像中了魔法、上了毒瘾似的趋之若鹜、沉迷其中而不知自救自拔呢?
是我们的教育价值观有问题!
在教育史上，形形色色的教育价值取向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以人为核心的个人发展本位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入的发展，把促进个性发展、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个体价值作为教育目的；二是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需要本位论，认为教育应当把培养符合一定社会准则的人，使教育者社会化，把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作为目的。前者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者是我们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以降“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唐太宗)的科举制度设计，抑或民间“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追求，一脉相承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27年8月制定的《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赵启强《中国教育调查》)体现的也是这种价值观，细读我们现在的教育法规、方针、政策对教育目的的表述，不管陈述了多少“发展”，核心是“为……服务”、“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致使表述形式不同，实质并没有很大区别。而在西方，人们认为，舍弃了“为人”的目的，使人的尊严、人的感受、人的个性、人的幸福、人的价值都服从于“人的作用”，服从于社会需要，是对教育的异化。罗素曾经论述说：“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校和教师要凭借学生为学校增加竞争优势；父母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西方近代以来实行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收获人的发展的同时收获了社会的同步进步，而我们以社会为本的教育，既丢失了“人”又远没有解决好社会问题，很是耐人寻味。
常听说我们跟西方的价值观不同，但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会不同。中外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要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类动机与需要的满足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的层次有高低不同，依次向上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其中一、二层是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三、四层是社会需要，最高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生状态下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思考和行动的主因和动力。贾府的焦大为什么不爱林妹妹?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存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只会看上健康壮硕、能吃苦耐劳的粗丫头，绝看不上“花枝乱颤”“弱不禁风”的“病西施”。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自我实现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健全社会的职能在于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原来西方的教育价值观直指普世的终极价值，而我们无论是无可奈何还是强烈导向的选择都带有狭隘的功利主义特征。
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千百万人的疯狂追求，必有其合理的理由。
中国人长期处于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个体有很多人最低层次需要得不到保证。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而资源分配的支配权则是倒金字塔式的，越往上层支配权越大。城乡差别、官民差别、行业差别、地域差别、贫富差别正在令人沮丧地扩大。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成员住房、医疗、就业、养老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老百姓追求子女的升学就业，不能升入大学或名校就意味着不能“跳农门”，不能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务农，地位低且难得温饱；打工，出苦力且薪酬薄；小城镇平民，无钱无业无保障!，升学，改变命运，这就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烈度导致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舍命(小煤窑的矿工)卖血也要供孩子择校、上大学。《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分别报道，2005年8月21日，重庆南川水口村，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的母亲，“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2006年3月16日，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重庆街头一名55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没回家，累死在三轮车座上，“一天所挣的百元零钞还在口袋里”。
当孩子终于考上而家里却供不起又求告无门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含羞自尽。2006年6月19日，山西榆社县西马乡村民陈东生的儿子考了600分，父亲因“连孩子的学费都没办法凑”而愧疚自杀。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河北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死的威胁比不上不能上学的威胁，中国老百姓对“应试教育”的需求就这么强烈!别跟我说什么国家的利益、长远利益，咱平头百姓顾不了那么多；别踉我说什么个性、情感、价值观，社交、潜能、创造力；考上以后再说，考不上一切白搭!
有一句口号说“教育改变命运”，它的实际含义是“升学改变命运”，如果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说升学也无法改变命运，那么可以预料，昔日比白金还珍贵于倍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就会像垃圾股票一样被人抛弃。2006年，重庆一山区县级市有470多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2009年重庆地区弃考达万余人，就是信号。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据说连宇宙 都是按“人适原理”演化的。国家不过是一个人格化的机器、是受几个人或一群人操纵的机器，也应该适用“需要层次论”。老百姓追求的是家庭的、短期的利益，国家则追求着民族的、集体的利益(西方的教育价值取向追求的是人的根本利益)。三百年的封闭落伍，一百年的内忧外患，五十年的艰难探索，既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赶超意识，又使我们滋生了无可名状的焦虑和自卑感；有什么比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更重要呢?我们的社会制度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有什么比国家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得到认同更重要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什么比大量灌输科技知识、大批培养科技人才和建设者更重要呢?我们办大学搞“21l”、“985”工程，投入巨资搞竞技体育、金牌项目，都是这个思路。老百姓“生存需要”和国家“社会需要”的强烈诉求就是这样叠加在一起，乘以13亿人口和强大国家机器的放大效应，加上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这就是“应试教育”庞大而牢固的社会基础。
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力。在普法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普鲁士将军毛奇说：“普法战争的胜败早在十年前的小学教室课桌上决定了。”“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赵启强《中国教育调查》)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缺少“原始创新”，中国制造没有“核心技术”，经济发展遭遇能源、环境、人才等“瓶颈”，不具备“可持续”后劲，社会矛盾纠缠不清，我们这才痛感公民素质、人文精神、创新人格、人的主件，陸等等的重要性；这才看到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是国民的精神雄起，我们这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教育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就断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说中国“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思想、文化”。的确如此，不出口科学技术，不出口思想、价值观，不出口制度、文化的国家永远成不了大国。
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超越自己的生存状态去追求自我实现的终极价值是很困难，但也不是做不到的。社会进步常常由少数精英先知先觉，然后是不遗余力地呐喊宣传，接着发动大规模变革或改良，最后用制度文化凝聚进步要素，引导规范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法国先有伏尔泰、卢梭等，接着有《人权宣言》，然后有《拿破仑法典》；美国先有亚当斯、杰斐逊等，接着有《独立宣言》，然后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发生发展的。社会变革如此，教育改革也无二致。教育改革有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五大层面。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教育改革的“木桶”，根据短板理论或“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一块板决定了“桶”的容积。但观念是最关键的那块“板”。误了农时误一年，误了教育误一代，我们的教育改革已经蹉跎了20多年了!现在必须一边自我反思一边亡羊补牢：我们担任启蒙责任的教育家在哪里?我们有计划、有目的地让他们向公众宣传过他们的理论、主张吗?他们对政府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力?体制、课程、策略和方法、评价标准和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础，我们有多少相应的行动措施和制度跟进?有多少地方和学校跳出了应试教育的魔圈在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呢?有多少教师在强力支持和没有应试压力的情况下实验探索呢?
没有这些，素质教育就是好看不好吃的“画饼”，好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它的边缘化甚至夭折就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 关燕云)
是我们的教育价值观有问题!
在教育史上，形形色色的教育价值取向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以人为核心的个人发展本位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入的发展，把促进个性发展、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个体价值作为教育目的；二是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需要本位论，认为教育应当把培养符合一定社会准则的人，使教育者社会化，把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作为目的。前者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者是我们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以降“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唐太宗)的科举制度设计，抑或民间“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追求，一脉相承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27年8月制定的《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赵启强《中国教育调查》)体现的也是这种价值观，细读我们现在的教育法规、方针、政策对教育目的的表述，不管陈述了多少“发展”，核心是“为……服务”、“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致使表述形式不同，实质并没有很大区别。而在西方，人们认为，舍弃了“为人”的目的，使人的尊严、人的感受、人的个性、人的幸福、人的价值都服从于“人的作用”，服从于社会需要，是对教育的异化。罗素曾经论述说：“在干涉儿童教育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力量站在儿童自身幸福的立场上。国家想把儿童培养成驯服公民；教会想用儿童增加教士的势力；学校和教师要凭借学生为学校增加竞争优势；父母只想让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西方近代以来实行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收获人的发展的同时收获了社会的同步进步，而我们以社会为本的教育，既丢失了“人”又远没有解决好社会问题，很是耐人寻味。
常听说我们跟西方的价值观不同，但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会不同。中外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既有历史也有现实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要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类动机与需要的满足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的层次有高低不同，依次向上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实现。其中一、二层是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三、四层是社会需要，最高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生状态下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思考和行动的主因和动力。贾府的焦大为什么不爱林妹妹?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存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只会看上健康壮硕、能吃苦耐劳的粗丫头，绝看不上“花枝乱颤”“弱不禁风”的“病西施”。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自我实现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征，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健全社会的职能在于促进普遍的自我实现。原来西方的教育价值观直指普世的终极价值，而我们无论是无可奈何还是强烈导向的选择都带有狭隘的功利主义特征。
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千百万人的疯狂追求，必有其合理的理由。
中国人长期处于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个体有很多人最低层次需要得不到保证。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而资源分配的支配权则是倒金字塔式的，越往上层支配权越大。城乡差别、官民差别、行业差别、地域差别、贫富差别正在令人沮丧地扩大。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成员住房、医疗、就业、养老这些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老百姓追求子女的升学就业，不能升入大学或名校就意味着不能“跳农门”，不能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务农，地位低且难得温饱；打工，出苦力且薪酬薄；小城镇平民，无钱无业无保障!，升学，改变命运，这就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烈度导致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舍命(小煤窑的矿工)卖血也要供孩子择校、上大学。《重庆晚报》和《重庆晨报》分别报道，2005年8月21日，重庆南川水口村，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的母亲，“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2006年3月16日，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重庆街头一名55岁的人力三轮车夫辛苦蹬车，晚上没回家，累死在三轮车座上，“一天所挣的百元零钞还在口袋里”。
当孩子终于考上而家里却供不起又求告无门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含羞自尽。2006年6月19日，山西榆社县西马乡村民陈东生的儿子考了600分，父亲因“连孩子的学费都没办法凑”而愧疚自杀。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河北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死的威胁比不上不能上学的威胁，中国老百姓对“应试教育”的需求就这么强烈!别跟我说什么国家的利益、长远利益，咱平头百姓顾不了那么多；别踉我说什么个性、情感、价值观，社交、潜能、创造力；考上以后再说，考不上一切白搭!
有一句口号说“教育改变命运”，它的实际含义是“升学改变命运”，如果有一大批大学毕业生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说升学也无法改变命运，那么可以预料，昔日比白金还珍贵于倍的一纸“录取通知书”，就会像垃圾股票一样被人抛弃。2006年，重庆一山区县级市有470多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2009年重庆地区弃考达万余人，就是信号。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据说连宇宙 都是按“人适原理”演化的。国家不过是一个人格化的机器、是受几个人或一群人操纵的机器，也应该适用“需要层次论”。老百姓追求的是家庭的、短期的利益，国家则追求着民族的、集体的利益(西方的教育价值取向追求的是人的根本利益)。三百年的封闭落伍，一百年的内忧外患，五十年的艰难探索，既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赶超意识，又使我们滋生了无可名状的焦虑和自卑感；有什么比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更重要呢?我们的社会制度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有什么比国家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得到认同更重要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什么比大量灌输科技知识、大批培养科技人才和建设者更重要呢?我们办大学搞“21l”、“985”工程，投入巨资搞竞技体育、金牌项目，都是这个思路。老百姓“生存需要”和国家“社会需要”的强烈诉求就是这样叠加在一起，乘以13亿人口和强大国家机器的放大效应，加上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这就是“应试教育”庞大而牢固的社会基础。
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力。在普法战争中赢得胜利的普鲁士将军毛奇说：“普法战争的胜败早在十年前的小学教室课桌上决定了。”“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赵启强《中国教育调查》)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缺少“原始创新”，中国制造没有“核心技术”，经济发展遭遇能源、环境、人才等“瓶颈”，不具备“可持续”后劲，社会矛盾纠缠不清，我们这才痛感公民素质、人文精神、创新人格、人的主件，陸等等的重要性；这才看到大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是国民的精神雄起，我们这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教育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就断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说中国“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思想、文化”。的确如此，不出口科学技术，不出口思想、价值观，不出口制度、文化的国家永远成不了大国。
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超越自己的生存状态去追求自我实现的终极价值是很困难，但也不是做不到的。社会进步常常由少数精英先知先觉，然后是不遗余力地呐喊宣传，接着发动大规模变革或改良，最后用制度文化凝聚进步要素，引导规范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法国先有伏尔泰、卢梭等，接着有《人权宣言》，然后有《拿破仑法典》；美国先有亚当斯、杰斐逊等，接着有《独立宣言》，然后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发生发展的。社会变革如此，教育改革也无二致。教育改革有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五大层面。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教育改革的“木桶”，根据短板理论或“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一块板决定了“桶”的容积。但观念是最关键的那块“板”。误了农时误一年，误了教育误一代，我们的教育改革已经蹉跎了20多年了!现在必须一边自我反思一边亡羊补牢：我们担任启蒙责任的教育家在哪里?我们有计划、有目的地让他们向公众宣传过他们的理论、主张吗?他们对政府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力?体制、课程、策略和方法、评价标准和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础，我们有多少相应的行动措施和制度跟进?有多少地方和学校跳出了应试教育的魔圈在进行综合改革试验呢?有多少教师在强力支持和没有应试压力的情况下实验探索呢?
没有这些，素质教育就是好看不好吃的“画饼”，好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它的边缘化甚至夭折就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