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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量材（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a这里的“官”是指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职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根据才能大小来授予合适的官职，根据品德高下来确定适当的地位。“量才授官”即现在说的“量才授职”，它一直是古人公认的一条用人原则。“量才授职”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人事相宜”。所谓“人事相宜”，就是用人和治事相适应、相协调，职得其人，人称其职，人尽其才，事竟其功。
一、为官择人，人称其职
“为官择人”是实现人事相宜的重要手段。“为官择人”就是根据职务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称职的人，反对因人设官。唐太宗十分强调“为官择人”的重要性，他讲：“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b 他又说：“作为有德君主，任用官员必须做到为官择人，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起用。”c要做到“人事相宜”，就要“为官择人”，而不能“为人择官”。
“为官择人”说起来很轻松，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古今用人实践中经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人择官，因人设事。领导者往往看到某人或某群人有功劳了，或资格老、有苦劳了，甚至觉得与自己亲近、顺意、顺眼，就想提拔他们担任更高的职务，而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职务的要求，甚至额定职位已经满员，领导者还要想方设法新设一些职位以满足安排人的需要。
韓非子曾尖锐批评商鞅变法中的某些规定，他说：“商君的法令规定：‘斩一颗敌人的首级赐给一级爵位，愿意当官的可以当秩次为五十石（官员等次）的官；斩两颗敌人首级的赐爵二级，愿意当官的可以当秩次为百石的官。’这就将官和爵的升迁与斩首之功对应起来了。假如有法令规定‘斩获敌人首级的可以当医生、工匠’，那他们肯定盖不成房子、治不好病。因为做工匠的，靠的是手巧；做医生的，靠的是懂得药理；而让有斩首之功的人去做这些事，则和他们的才能不相符合。同样，当官理政的，靠的是智慧和才能；斩获敌人首级的，靠的是勇敢和力气；用靠勇力立功的人去担任依靠智慧和才能办事的官职，就如同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a
在这里，我们不评价商鞅变法的功与过，单就韩非子所指出的这条规定看，商鞅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典型的“以人择官”，而不是“以官择人”。即使按照现代人事行政学的观点来看，韩非子的批评也是完全正确的。杀敌立功，理应受到奖励；但官职不是奖品，不能用作奖励。如果要给予精神奖励，可以记功，给予表彰和荣誉等，如商鞅也采取过“有功者显荣”b的措施，可他又规定“欲为官者”可以为官，这就不对了。如果要给予物质奖励，可以奖给金钱、田地、布帛或其他实物；而官职是有任职要求的，不合乎任职要求，即使有天大功劳也不应任职，否则便违背了“人事相宜”的原则，会把政事搞得一团糟，结果不仅害了国家和百姓，也害了任职者自己。
据《隋书·柳彧传》，隋朝初年，隋文帝多任用武将担任各州的刺史，结果“类不称职”，即一般都不称职。柳彧担任治书侍御史，忠诚正直，敢于直言。他上表给文帝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代明君，他出身布衣，但深知人才各有长短。他与身边二十八员武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成之后，这二十八员开国武将没有一人担任行政职务。”在称赞了刘秀的正确做法之后，柳彧话锋一转：“刚才我看到诏书上任命上柱国（勋位第一等）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已年近八十，到了迟暮之年。以前他任过赵州刺史，由于职务上的事他不懂，政务都交给手下一伙小人处理，结果是贿赂公行，百姓怨声载道，编出骂他的歌谣到处传播。”最后，柳彧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俗话说：‘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这就是说人各有所能。和干子精于弓马武艺，这是他的长处；但管理百姓，履行职务，他就不懂了。陛下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日夜操劳。如果说是优待老臣，自可多多赏赐金钱布帛；如果任命他担任刺史，那国家损失就太大了。”a隋文帝听了直说好，便免去了和干子的职务。柳彧这段话有一个看点，就是人各有所长，“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以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公职，尤其是那些重要职务，要挑选合适的人来担任，不能作为奖品、礼品使用；否则任用非人，造成国乱民怨，损失重大。
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张用人所长，有时还考虑得更细，即根据职务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作风相合、性情相符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北宋真宗时，秦州是边远地区，曹玮在知州这个职位上时间已经很久了，多次请求替换。真宗问宰相王旦谁可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真宗于是任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朝廷众官议论纷纷，都说李及虽然谨慎、厚道，品行可靠（“谨厚有行”），但不是戍守边境之才，接替曹玮将“不胜其任”。王旦听到大家的议论也不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从边境传来了赞扬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说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这才说出了他推荐任用李及的考虑，他说：“曹玮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对他惧怕而顺服。对于边境事务，曹玮都已妥当处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别人去接替曹玮，必然为了表现自己聪明且敢于创新，对曹玮的章法多所变更，从而破坏曹玮多年治边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之所以举用李及，只是因为他稳重厚道，一定会严格遵守曹玮的规矩和处理方式而已。”a听者叹服不已。
这件事情说明王旦是一位高明的识人用人者，他不墨守成规（比如大家都认为守边疆必须用果敢勇猛之人），而是因时因地而异，做到人事相宜。曹玮当初担任知州时的秦州，与李及接任时的秦州大不相同，那时任命一个办事果敢、锐意改革的人是对的，曹玮经营七年，尽革其弊，诸事步入正轨，“已尽其宜”。如果接替他的人又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就会尽失其宜，百姓也受不了折腾。而李及的特点是“稳重厚道”，稳重则不会随意折腾，厚道就不会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贬低和推翻前任的成果。所以，李及能守其成。守成并不是守着不动，而是承认原来的基础，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其中也包括适时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和改革。看来，古人的经验并不是墨守某些教条式的用人章法，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治事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选，力求人事相宜。 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
用人如器，人无弃才；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同的人才重要程度完全一致。人才各有所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王安石在讲到“任人之道”时，非常概括地说：“人的才能有高低区别，人的品德有厚薄不同，所以给他们安排职务，就可能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只有懂得了这一道理，才算明白了对人的任用之道。这样，任用人的时候就要努力做到量才授职，人尽其才。王安石进一步说道：“让那些德厚而才高的人担任长官，让德薄才低的人担任属员。”a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明确地论述了量才授职的必要性，他说：“职务有大、小、繁、简的区别，才能有短、长、能、否的不同。人与职务相称，则政务就能做好；能力不适应职务，事情就办不好……如果任用能力弱的去干需要能力强的职务，将大职务授给小才之人，希望一个人去完成他不能完成的任务，强求一个人去干他干不了的事情，那么，即使設的官职再恰当，人才再加倍，也无济于事。”b
古人不但在道理上讲清了量才授职的必要性，而且还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用人经验。例如，有人品德方面比较突出，而才能相对差一些；而有人才能比较突出，品德却不牢靠。王安石说：“就人的一般情况而言，才能、品德各有不同，有的有才能，有的没才能，有的忠诚，有的不忠诚。知道他有才能，就应让他承担重要的任务；知道他忠诚，就应让他承担需要诚信的工作。”a
明成祖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永乐二年（1404）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第二天选拔官吏的事，明成祖将他教导了一番，话讲得简明扼要，其中说道：“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b这里的“治事”与“牧民”是相对的，“牧民”即管理百姓，指担任各级地方长官；“治事”不是泛指治理各类事务，而是指担任中央各部门有一定专业性、行业性的工作。让才华出众的人“治事”，比如翰林院一般都是选拔学识渊博的人在其中供职，兴修水利也需要懂治水的专业人才，等等。“牧民”当然也需要有一定才能，但对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来说，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厚生爱民，比要求他们才华出众更为重要。古人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我们细细琢磨一番。
用人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到用人得当，人事相宜，并非易事。如果只是简单地作一番考察，按照固定模式去套用、衡量一个人的德才情况，最多算是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或表面情况；要想做到人事相宜，还需要掌握此人的性情特点、思维方式、处事方法等。《吕氏春秋》讲了一个用人实例：春秋时，齐国的国相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马上想到了国相让谁接班的问题。当时有两个德才兼备的人可供选择：鲍叔牙和隰朋。管仲帮助齐桓公分析了鲍叔牙与隰朋的不同特点：第一，鲍叔牙对己、对人都要求严格；隰朋要求自己的标准高，而要求别人的标准低。第二，鲍叔牙不愿意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发现别人有过错，总忘不了；隰朋对人宽厚，能谅解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的过错采取分析态度，对有些过错视而不见。第三，隰朋对待事务，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反对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鲍叔牙做不到这样。管仲认为隰朋这些不同于鲍叔牙的品质，正是做一个高级领导者所必须的，因而推荐了隰朋。a
在用人实践中，即使认认真真地按照职位要求去选拔人才，也会有任用不当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办法就是及时调整。西晋时候有个叫庾峻的，曾任御史中丞、侍中等职，是当时官场上公认的“有才思”的人。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提出了“随才任官”等建议，其中说：“如果官员能力小，不能担任较高的职务，就可以降职到较低的岗位上，这也是‘使人以器’啊。”b“能上不能下”曾是困扰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大弊病，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长期存在“不犯错误就不能降职”的陈腐观念。而古代的有识之士将这种职务调整称为“使人以器”，认为将不胜任较高职务的人员及时调整到较低职务上，是应当的，是自然的。这真是了不起！
选人之前，首先明确和坚持“为官择人”的原则，反对“为人择官”；选人之中，坚持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选人之后，可以适时调整，做到人事相宜。这是古人给我们提供的一套完整有效的用人经验。
一、为官择人，人称其职
“为官择人”是实现人事相宜的重要手段。“为官择人”就是根据职务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称职的人，反对因人设官。唐太宗十分强调“为官择人”的重要性，他讲：“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b 他又说：“作为有德君主，任用官员必须做到为官择人，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起用。”c要做到“人事相宜”，就要“为官择人”，而不能“为人择官”。
“为官择人”说起来很轻松，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古今用人实践中经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人择官，因人设事。领导者往往看到某人或某群人有功劳了，或资格老、有苦劳了，甚至觉得与自己亲近、顺意、顺眼，就想提拔他们担任更高的职务，而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职务的要求，甚至额定职位已经满员，领导者还要想方设法新设一些职位以满足安排人的需要。
韓非子曾尖锐批评商鞅变法中的某些规定，他说：“商君的法令规定：‘斩一颗敌人的首级赐给一级爵位，愿意当官的可以当秩次为五十石（官员等次）的官；斩两颗敌人首级的赐爵二级，愿意当官的可以当秩次为百石的官。’这就将官和爵的升迁与斩首之功对应起来了。假如有法令规定‘斩获敌人首级的可以当医生、工匠’，那他们肯定盖不成房子、治不好病。因为做工匠的，靠的是手巧；做医生的，靠的是懂得药理；而让有斩首之功的人去做这些事，则和他们的才能不相符合。同样，当官理政的，靠的是智慧和才能；斩获敌人首级的，靠的是勇敢和力气；用靠勇力立功的人去担任依靠智慧和才能办事的官职，就如同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a
在这里，我们不评价商鞅变法的功与过，单就韩非子所指出的这条规定看，商鞅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典型的“以人择官”，而不是“以官择人”。即使按照现代人事行政学的观点来看，韩非子的批评也是完全正确的。杀敌立功，理应受到奖励；但官职不是奖品，不能用作奖励。如果要给予精神奖励，可以记功，给予表彰和荣誉等，如商鞅也采取过“有功者显荣”b的措施，可他又规定“欲为官者”可以为官，这就不对了。如果要给予物质奖励，可以奖给金钱、田地、布帛或其他实物；而官职是有任职要求的，不合乎任职要求，即使有天大功劳也不应任职，否则便违背了“人事相宜”的原则，会把政事搞得一团糟，结果不仅害了国家和百姓，也害了任职者自己。
据《隋书·柳彧传》，隋朝初年，隋文帝多任用武将担任各州的刺史，结果“类不称职”，即一般都不称职。柳彧担任治书侍御史，忠诚正直，敢于直言。他上表给文帝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代明君，他出身布衣，但深知人才各有长短。他与身边二十八员武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成之后，这二十八员开国武将没有一人担任行政职务。”在称赞了刘秀的正确做法之后，柳彧话锋一转：“刚才我看到诏书上任命上柱国（勋位第一等）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已年近八十，到了迟暮之年。以前他任过赵州刺史，由于职务上的事他不懂，政务都交给手下一伙小人处理，结果是贿赂公行，百姓怨声载道，编出骂他的歌谣到处传播。”最后，柳彧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俗话说：‘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这就是说人各有所能。和干子精于弓马武艺，这是他的长处；但管理百姓，履行职务，他就不懂了。陛下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日夜操劳。如果说是优待老臣，自可多多赏赐金钱布帛；如果任命他担任刺史，那国家损失就太大了。”a隋文帝听了直说好，便免去了和干子的职务。柳彧这段话有一个看点，就是人各有所长，“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以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公职，尤其是那些重要职务，要挑选合适的人来担任，不能作为奖品、礼品使用；否则任用非人，造成国乱民怨，损失重大。
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张用人所长，有时还考虑得更细，即根据职务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作风相合、性情相符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北宋真宗时，秦州是边远地区，曹玮在知州这个职位上时间已经很久了，多次请求替换。真宗问宰相王旦谁可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真宗于是任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朝廷众官议论纷纷，都说李及虽然谨慎、厚道，品行可靠（“谨厚有行”），但不是戍守边境之才，接替曹玮将“不胜其任”。王旦听到大家的议论也不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从边境传来了赞扬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说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这才说出了他推荐任用李及的考虑，他说：“曹玮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对他惧怕而顺服。对于边境事务，曹玮都已妥当处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别人去接替曹玮，必然为了表现自己聪明且敢于创新，对曹玮的章法多所变更，从而破坏曹玮多年治边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之所以举用李及，只是因为他稳重厚道，一定会严格遵守曹玮的规矩和处理方式而已。”a听者叹服不已。
这件事情说明王旦是一位高明的识人用人者，他不墨守成规（比如大家都认为守边疆必须用果敢勇猛之人），而是因时因地而异，做到人事相宜。曹玮当初担任知州时的秦州，与李及接任时的秦州大不相同，那时任命一个办事果敢、锐意改革的人是对的，曹玮经营七年，尽革其弊，诸事步入正轨，“已尽其宜”。如果接替他的人又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番，就会尽失其宜，百姓也受不了折腾。而李及的特点是“稳重厚道”，稳重则不会随意折腾，厚道就不会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贬低和推翻前任的成果。所以，李及能守其成。守成并不是守着不动，而是承认原来的基础，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其中也包括适时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和改革。看来，古人的经验并不是墨守某些教条式的用人章法，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治事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人选，力求人事相宜。 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
用人如器，人无弃才；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同的人才重要程度完全一致。人才各有所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王安石在讲到“任人之道”时，非常概括地说：“人的才能有高低区别，人的品德有厚薄不同，所以给他们安排职务，就可能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只有懂得了这一道理，才算明白了对人的任用之道。这样，任用人的时候就要努力做到量才授职，人尽其才。王安石进一步说道：“让那些德厚而才高的人担任长官，让德薄才低的人担任属员。”a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明确地论述了量才授职的必要性，他说：“职务有大、小、繁、简的区别，才能有短、长、能、否的不同。人与职务相称，则政务就能做好；能力不适应职务，事情就办不好……如果任用能力弱的去干需要能力强的职务，将大职务授给小才之人，希望一个人去完成他不能完成的任务，强求一个人去干他干不了的事情，那么，即使設的官职再恰当，人才再加倍，也无济于事。”b
古人不但在道理上讲清了量才授职的必要性，而且还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用人经验。例如，有人品德方面比较突出，而才能相对差一些；而有人才能比较突出，品德却不牢靠。王安石说：“就人的一般情况而言，才能、品德各有不同，有的有才能，有的没才能，有的忠诚，有的不忠诚。知道他有才能，就应让他承担重要的任务；知道他忠诚，就应让他承担需要诚信的工作。”a
明成祖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永乐二年（1404）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第二天选拔官吏的事，明成祖将他教导了一番，话讲得简明扼要，其中说道：“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b这里的“治事”与“牧民”是相对的，“牧民”即管理百姓，指担任各级地方长官；“治事”不是泛指治理各类事务，而是指担任中央各部门有一定专业性、行业性的工作。让才华出众的人“治事”，比如翰林院一般都是选拔学识渊博的人在其中供职，兴修水利也需要懂治水的专业人才，等等。“牧民”当然也需要有一定才能，但对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来说，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厚生爱民，比要求他们才华出众更为重要。古人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我们细细琢磨一番。
用人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到用人得当，人事相宜，并非易事。如果只是简单地作一番考察，按照固定模式去套用、衡量一个人的德才情况，最多算是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或表面情况；要想做到人事相宜，还需要掌握此人的性情特点、思维方式、处事方法等。《吕氏春秋》讲了一个用人实例：春秋时，齐国的国相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马上想到了国相让谁接班的问题。当时有两个德才兼备的人可供选择：鲍叔牙和隰朋。管仲帮助齐桓公分析了鲍叔牙与隰朋的不同特点：第一，鲍叔牙对己、对人都要求严格；隰朋要求自己的标准高，而要求别人的标准低。第二，鲍叔牙不愿意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发现别人有过错，总忘不了；隰朋对人宽厚，能谅解不如自己的人，对别人的过错采取分析态度，对有些过错视而不见。第三，隰朋对待事务，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反对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鲍叔牙做不到这样。管仲认为隰朋这些不同于鲍叔牙的品质，正是做一个高级领导者所必须的，因而推荐了隰朋。a
在用人实践中，即使认认真真地按照职位要求去选拔人才，也会有任用不当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办法就是及时调整。西晋时候有个叫庾峻的，曾任御史中丞、侍中等职，是当时官场上公认的“有才思”的人。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提出了“随才任官”等建议，其中说：“如果官员能力小，不能担任较高的职务，就可以降职到较低的岗位上，这也是‘使人以器’啊。”b“能上不能下”曾是困扰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大弊病，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长期存在“不犯错误就不能降职”的陈腐观念。而古代的有识之士将这种职务调整称为“使人以器”，认为将不胜任较高职务的人员及时调整到较低职务上，是应当的，是自然的。这真是了不起！
选人之前，首先明确和坚持“为官择人”的原则，反对“为人择官”；选人之中，坚持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选人之后，可以适时调整，做到人事相宜。这是古人给我们提供的一套完整有效的用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