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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我的父亲孔另境去世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回望他的一生，常常想起他在家里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鲁迅先生是我一生最感佩的人！”这并不在于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而是从他切实的体会出发的感言，浸润在他心底和肺腑之间。事情可从鲁迅先生营救父亲孔另境出狱说起。
鲁迅先生营救孔另境出狱
鲁迅先生救助过的青年人不少，营救我父亲孔另境于1932年脱离北方的牢狱之灾，是成功的实例。对此，鲁迅本人看得很平常，出手相助的“北国二友”也少有提及，这更加重了父亲对他们的敬意。关于营救的内情，父亲曾有短文记述。直至1976年间新发现了几封鲁迅致许寿裳的当年信函，才将此事曲折内情抖落出来，原来父亲生前也不详尽当年鲁迅先生为营救他出狱所谋划的一切。
此事还得从父亲如何在天津被捕入狱说起。
1922年的孔另境因参加学潮，被嘉兴二中开除回到家乡乌镇。他的姐夫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新筹建的上海大学任教。他帮助内弟说服了岳祖父让他同来上海。经过考试孔另境入上大中文系就读，也常旁听哲学系的课。在这个大熔炉里，孔另境1925年初加入了共产党，经过五卅运动，革命觉悟更为提高。1926年春，当沈雁冰在广州做实际革命工作时，孔另境也到了广州任职，后又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宁汉合流，他被“欢送”出境。孔另境受指派到杭州参加暴动，盲动路线致使组织被破坏，他回上海时，组织要求每人寻找公开之职业以掩护。1929年春父亲应潘训（潘漠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转到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这时虽无组织关系，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许多苏联寄来的宣传品都寄到学校，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父亲因共产党嫌疑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去。
父亲被捕后，他的同事李霁野奔走请托担任天津市党务领导工作的同乡熟人，此人父亲平日也认识，李先生说：“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去托人。”原想请这位同乡朋友说句话，证明孔并无政党关系后可以开释，因为搜查出来的罪证，是父亲也没有看到过的两册书籍。不料此人为父亲作了相反的证明，于是父亲被押送到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军法处。行营主任是张学良。李霁野气愤之下从此不和此人往来，并托了在北平的知友台静农就近照顾。台静农也为父亲奔走，托人，并时作经济上的接济。父亲见出狱无望且案情在升级，乃信告在上海的姐姐孔德沚。
父亲14岁丧母，长他7岁的已婚姐姐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么件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向鲁迅先生求助。父亲在文章中说：“鲁迅先生从前在北京教育部做过事，不免还有些熟人，于是他老先生破例替我写封信给曾做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明我被捕的原因是并不确实的，请他设法在少帅面前说说明白。”其实，营救的内情还要复杂得多。
首先，鲁迅先生了解情况后，在1932年8月17日给在南京就职的老友许寿裳写信。为什么给许写信，由他转信北京方面？鲁迅解释说：“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其次，称孔另境为自己的“旧学生”，以示亲近，又说“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缧绁，殊莫名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第三，向许寿裳询问汤尔和住址，并说：“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鲁迅把此事托请汤尔和办，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汤在北京和张学良说得上话。而鲁迅、许寿裳和汤尔和是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事过。后来，虽然汤官运亨通，这点情面估计是会给的。所以，鲁迅对许说“函中并列弟名亦可”。
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的事仍旧未能办成，怕出意外，又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李霁野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是否收到过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孔德沚在上海也非常着急。鲁迅先生信中说：“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绍介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李霁野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未名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小朋友。许寿裳先生是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霁野绍介汤尔和，还绍介蔡元培先生。李得信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持了许先生的介绍信见到蔡元培。
李霁野在许寿裳先生遇难后作《许季茀先生纪念》一文中回忆说：“这几年中因嫌被捕入狱的人颇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牵连了。大家都是谈虎色变，季茀先生却是热心帮忙的。他提到蔡孑民先生，说他虽然常受警告和威胁，却依然肯说话，于是便写了绍介信，交给我去找蔡先生。”又说，他见到蔡先生仅这一次，蔡先生立刻就写信绍介他去找可以为力的人，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对于两位先生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救人的义气，我心里永远钦佩感谢。”
不久，这请托产生了效力，李霁野接到父亲从狱中来信，说可用两人就能保释。李霁野和台静农联名作保，父亲被关押一百天而获释。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
父亲在狱中并不清楚外面营救的过程，以为“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两君”，当他出狱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鲁迅先生曾帮了我很大的忙的，我愕然，也使我更加心感”。
记得1982年春夏，我随母亲专程到天津拜访李霁野先生夫妇。李伯伯回忆起这个营救的故事，谈话间时而哈哈大笑。他的音容笑貌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至今很怀念他。最后他说，“他关在里面，我们出面救他；我们有难，他救我们。那时就是这样简单。”也说，“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年冬天，父亲回到上海姐姐的家，他说，“第一桩心事我一定要去结织这个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 “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记着打听来的先生寓所的路径，走到一个建筑物门前，这建筑已很陈旧，也无门警，也无电梯；我也顾不得人家警告的什么什么，一直就冲上三楼，怀着仿佛要爆裂出来的满腔热情，拚命揿那电铃，一忽儿里面一阵响声，出来开门的正是鲁迅先生自己……”
这是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回忆那时上门道谢时的情景。我考查了一下，这个地点在北四川路194号三楼四室，那时名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北川公寓。 鲁迅惊讶地说：“想不到你竟出来了！”还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无论如何不承认有营救他的力量在内。隔了两个月光景，父亲又到鲁迅寓所去，他们正在搬家，鲁迅介绍认识了他的夫人许广平和孩子。父亲说，这次我们谈到了五个青年作家的被捕事件，鲁迅开玩笑似的说：
“你总算幸运的，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
“那也不至于吧，我的情形不同。”
“不相干，他们还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说，你倘藏着我的一封信，这就够了，因为据说我是拿卢布过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能这样简单么？”
“自然简单，中国人的推理原是很妙的。”
这段对话记于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一个月后，父亲为铭记他的恩德，记下这段回忆，它真实，感人，也很珍贵。父亲的这次牢狱之灾惊动了那么多人，也使父亲结识了那么多人，尤其鲁迅先生待青年人至诚的心，父亲感佩一生。
相邻而居的日子里
父亲最早见到鲁迅先生在景云里，因了孔另境住在鲁迅对门的茅盾家里，为茅盾做信差。 后来，自从上门道谢鲁迅得力营救以后，父亲经常跑鲁迅的家，两个月后看到他们准备从拉摩斯公寓搬家到大陆新村……
说到大陆新村，鲁迅刚搬到大陆新村才三天，茅盾上门祝贺乔迁之喜，谈话间，鲁迅知道茅盾正有搬家的念头，于是推荐茅盾一家也搬过来住。茅盾参观了鲁迅的住处，又问了房租。这样，茅盾搬进相隔一条弄堂的前门对着后门。为什么要选择隔开一条弄堂？茅盾曾解释：“同鲁迅住得近，遇事商量方便。于是回去同夫人德沚商量决定搬去。我租的是3弄9号，因为如果住2弄9号，则鲁迅住的房子后门就和2弄9号的前门相对，而到鲁迅那里的人未必知道我的住处，隔一条弄，便没有这些顾虑了。”茅盾处事小心，从安全出发。他的房票上用了化名沈明甫。
茅盾与鲁迅为邻有两个时间段。
一在景云里，鲁迅家的前门对着茅盾家的后门。因为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茅盾受通缉在家闭门写《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我父亲曾替茅盾到对门送过信，也在这段时间里，茅盾写了篇《鲁迅论》，刊在《小说月报》（1927年11月）上。文章全面论述了鲁迅的创作，是评论鲁迅的第一篇重要文章。
第二段即是左联时期，在大陆新村，鲁迅和茅盾为邻，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共同携手推进左翼文艺运动，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和旗手。生动的事例很多，包括在《申报·自由谈》上相互配合，连续发表战斗性杂文；包括为伊罗生编《草鞋脚》共同商量推荐篇目，介绍年青作者，撰写评论等等。这些手稿文献史料的发现，生动地展示他们合作共事的佳话。茅盾曾坦言：“我和鲁迅在写文章上的互相配合，在观点上的互相支持是比较紧密的，这有一个‘地利’之便；那就是我们都住在大陆新村，中间只隔了一排楼房，差不多天天可以见面，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都交换过意见。”
因为姐姐、姐夫与鲁迅先生为邻居，父亲了解鲁迅情况和上门的机会就更多了。在《鲁迅日记》里记载着父亲上门的情况有十八处：包括去鲁迅府上，或有新书出版，给他寄《斧声集》、《中国小说史料》等书。他写信给鲁迅，或鲁迅写信寄孔若君（孔另境字若君）等。在鲁迅日记中，还记录过：“午后孔另境来并赠胜山菊花一瓶，越酒一罍。”1936年4月24日还记录：“晚孔若君，李霁野同来。”等等。从只字片语中，我们似乎听到他们之间的谈笑声……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茅盾到鲁迅家去，看到木匠师傅送来书橱.这是鲁迅设计定做的双开玻璃门书橱，很实用，做得比较深，可以放两排书，共五格，中间一格比较高，可以放大开本的画册之类.两扇玻璃门上有两道对称的“眉毛”，下面有两只同样深的抽屉。门上和抽屉上的把手是小的铜挂件，蛮精致。茅盾看了喜欢，也请木匠师傅照样定做一只的。后来，茅盾离开上海，把书橱送给了我父亲。抗战时期，我父亲离开上海投奔新四军时，变卖了全部家当，就这只书橱没有舍得处理掉，寄放在其岳父母家中。1945年后，这书橱回归到父亲身边，一直置放在四川北路老家，书橱里存放着珍贵书籍和文物，如鲁迅葬仪时的专题照相本。这样，我们家里有一只与鲁迅故居陈列室里同样、同时做的非常珍贵的书橱。
自从父亲与鲁迅先生一家有了更多的交往之后，住在虹口区成了他的首选，终了一生也在四川北路临街面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27个年头。年轻时，父亲在四川北路现在第四人民医院对面的麦拿里住过。当时创造社出版部设在41号。后来搬迁到离大陆新村不远的溧阳路麦加里，同里居住的还有宋云彬、夏丏尊等，更不用说，沈雁冰一家也迁居到虹口的大陆新村。
鲁迅对我父亲事业的支持，包括为他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过序，为此，生活书店很快出版了。这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文献。鲁迅给父亲写过的信，原件保存在鲁迅纪念馆里。鲁迅还亲自为茅盾主编、孔另境助编的《中国的一日》挑选木刻画作插画，父亲对当时上门请鲁迅选择的情况，都有文章谈到过。
在麦加里，父亲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在《申报·自由谈》、《立报·言林》、《现代》等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杂文和散文，后结集出版了多部著作，渐渐地进入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也是在麦加里，他得到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桌子上正摊放着由鲁迅编校的《海上述林》。于是，他放下书本，马上骑车奔向鲁迅的寓所，直上三楼，向遗体告别时，他流泪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流泪。父亲曾说，他父母亲去世时心里难过，也没有流泪。这天他流泪了。后来四天的葬仪中，他悲怆地担当鲁迅葬礼的“干事”之职，并不断写出悼念文章：《巨星的殒落》、《我的记忆》等，并在报刊上连载《读鲁迅文答记》二十篇，认为研读鲁迅作品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我写的那本《痛别鲁迅》用了不少父亲当年保存下来的现场照片，里面有不少父亲忙碌的身形。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经常会情不自禁向我们小辈说起过去的事，讲得最多的是有恩于他的鲁迅先生：他说鲁迅不是非常严肃，一脸板板六十四的样子，而是常讲些含有讽刺意味的笑话，讲得我们只会笑，他自己也笑，“他开始笑了以后，是那么天真，那么放纵，有时笑到合不拢嘴，仿佛无法停止似的。因为气喘，笑多了还呛了咳嗽，许广平过来拍他的背。”还说，和他接触以来，一直感到他很不健康，尤其对烟酒又特别嗜好，“烟是一枝接着一枝地吸，几乎他的手指间从未断过烟巻，烟的质地又是十分恶劣，第一次见他吸一种假橡皮头的，后来一直是‘红金龙’之类。”“酒很考究。”父亲说，“有一次见许广平亲自为他用玫瑰花浸着什么酒，在他家吃饭，饮了几杯绍兴酒，那酒味的醇厚，是我在上海任何朋友家里都没有饮到过的。”
至于平常的一些小事情，他也会联想到鲁迅。如家里新买一只藤躺椅，他就介绍鲁迅晚年经常坐在这种躺椅上和他谈话；买了“积铁成象”的玩具，就讲以前海婴也玩过。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鲁迅先生，父亲叙述时，语气深沉，好似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鲁迅先生营救孔另境出狱
鲁迅先生救助过的青年人不少，营救我父亲孔另境于1932年脱离北方的牢狱之灾，是成功的实例。对此，鲁迅本人看得很平常，出手相助的“北国二友”也少有提及，这更加重了父亲对他们的敬意。关于营救的内情，父亲曾有短文记述。直至1976年间新发现了几封鲁迅致许寿裳的当年信函，才将此事曲折内情抖落出来，原来父亲生前也不详尽当年鲁迅先生为营救他出狱所谋划的一切。
此事还得从父亲如何在天津被捕入狱说起。
1922年的孔另境因参加学潮，被嘉兴二中开除回到家乡乌镇。他的姐夫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新筹建的上海大学任教。他帮助内弟说服了岳祖父让他同来上海。经过考试孔另境入上大中文系就读，也常旁听哲学系的课。在这个大熔炉里，孔另境1925年初加入了共产党，经过五卅运动，革命觉悟更为提高。1926年春，当沈雁冰在广州做实际革命工作时，孔另境也到了广州任职，后又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宁汉合流，他被“欢送”出境。孔另境受指派到杭州参加暴动，盲动路线致使组织被破坏，他回上海时，组织要求每人寻找公开之职业以掩护。1929年春父亲应潘训（潘漠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转到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这时虽无组织关系，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许多苏联寄来的宣传品都寄到学校，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父亲因共产党嫌疑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去。
父亲被捕后，他的同事李霁野奔走请托担任天津市党务领导工作的同乡熟人，此人父亲平日也认识，李先生说：“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去托人。”原想请这位同乡朋友说句话，证明孔并无政党关系后可以开释，因为搜查出来的罪证，是父亲也没有看到过的两册书籍。不料此人为父亲作了相反的证明，于是父亲被押送到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军法处。行营主任是张学良。李霁野气愤之下从此不和此人往来，并托了在北平的知友台静农就近照顾。台静农也为父亲奔走，托人，并时作经济上的接济。父亲见出狱无望且案情在升级，乃信告在上海的姐姐孔德沚。
父亲14岁丧母，长他7岁的已婚姐姐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么件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向鲁迅先生求助。父亲在文章中说：“鲁迅先生从前在北京教育部做过事，不免还有些熟人，于是他老先生破例替我写封信给曾做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明我被捕的原因是并不确实的，请他设法在少帅面前说说明白。”其实，营救的内情还要复杂得多。
首先，鲁迅先生了解情况后，在1932年8月17日给在南京就职的老友许寿裳写信。为什么给许写信，由他转信北京方面？鲁迅解释说：“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其次，称孔另境为自己的“旧学生”，以示亲近，又说“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缧绁，殊莫名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第三，向许寿裳询问汤尔和住址，并说：“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鲁迅把此事托请汤尔和办，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汤在北京和张学良说得上话。而鲁迅、许寿裳和汤尔和是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事过。后来，虽然汤官运亨通，这点情面估计是会给的。所以，鲁迅对许说“函中并列弟名亦可”。
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的事仍旧未能办成，怕出意外，又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李霁野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是否收到过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孔德沚在上海也非常着急。鲁迅先生信中说：“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绍介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李霁野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未名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小朋友。许寿裳先生是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霁野绍介汤尔和，还绍介蔡元培先生。李得信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持了许先生的介绍信见到蔡元培。
李霁野在许寿裳先生遇难后作《许季茀先生纪念》一文中回忆说：“这几年中因嫌被捕入狱的人颇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牵连了。大家都是谈虎色变，季茀先生却是热心帮忙的。他提到蔡孑民先生，说他虽然常受警告和威胁，却依然肯说话，于是便写了绍介信，交给我去找蔡先生。”又说，他见到蔡先生仅这一次，蔡先生立刻就写信绍介他去找可以为力的人，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对于两位先生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救人的义气，我心里永远钦佩感谢。”
不久，这请托产生了效力，李霁野接到父亲从狱中来信，说可用两人就能保释。李霁野和台静农联名作保，父亲被关押一百天而获释。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
父亲在狱中并不清楚外面营救的过程，以为“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两君”，当他出狱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鲁迅先生曾帮了我很大的忙的，我愕然，也使我更加心感”。
记得1982年春夏，我随母亲专程到天津拜访李霁野先生夫妇。李伯伯回忆起这个营救的故事，谈话间时而哈哈大笑。他的音容笑貌深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至今很怀念他。最后他说，“他关在里面，我们出面救他；我们有难，他救我们。那时就是这样简单。”也说，“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年冬天，父亲回到上海姐姐的家，他说，“第一桩心事我一定要去结织这个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 “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记着打听来的先生寓所的路径，走到一个建筑物门前，这建筑已很陈旧，也无门警，也无电梯；我也顾不得人家警告的什么什么，一直就冲上三楼，怀着仿佛要爆裂出来的满腔热情，拚命揿那电铃，一忽儿里面一阵响声，出来开门的正是鲁迅先生自己……”
这是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回忆那时上门道谢时的情景。我考查了一下，这个地点在北四川路194号三楼四室，那时名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北川公寓。 鲁迅惊讶地说：“想不到你竟出来了！”还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无论如何不承认有营救他的力量在内。隔了两个月光景，父亲又到鲁迅寓所去，他们正在搬家，鲁迅介绍认识了他的夫人许广平和孩子。父亲说，这次我们谈到了五个青年作家的被捕事件，鲁迅开玩笑似的说：
“你总算幸运的，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
“那也不至于吧，我的情形不同。”
“不相干，他们还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说，你倘藏着我的一封信，这就够了，因为据说我是拿卢布过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能这样简单么？”
“自然简单，中国人的推理原是很妙的。”
这段对话记于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一个月后，父亲为铭记他的恩德，记下这段回忆，它真实，感人，也很珍贵。父亲的这次牢狱之灾惊动了那么多人，也使父亲结识了那么多人，尤其鲁迅先生待青年人至诚的心，父亲感佩一生。
相邻而居的日子里
父亲最早见到鲁迅先生在景云里，因了孔另境住在鲁迅对门的茅盾家里，为茅盾做信差。 后来，自从上门道谢鲁迅得力营救以后，父亲经常跑鲁迅的家，两个月后看到他们准备从拉摩斯公寓搬家到大陆新村……
说到大陆新村，鲁迅刚搬到大陆新村才三天，茅盾上门祝贺乔迁之喜，谈话间，鲁迅知道茅盾正有搬家的念头，于是推荐茅盾一家也搬过来住。茅盾参观了鲁迅的住处，又问了房租。这样，茅盾搬进相隔一条弄堂的前门对着后门。为什么要选择隔开一条弄堂？茅盾曾解释：“同鲁迅住得近，遇事商量方便。于是回去同夫人德沚商量决定搬去。我租的是3弄9号，因为如果住2弄9号，则鲁迅住的房子后门就和2弄9号的前门相对，而到鲁迅那里的人未必知道我的住处，隔一条弄，便没有这些顾虑了。”茅盾处事小心，从安全出发。他的房票上用了化名沈明甫。
茅盾与鲁迅为邻有两个时间段。
一在景云里，鲁迅家的前门对着茅盾家的后门。因为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茅盾受通缉在家闭门写《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我父亲曾替茅盾到对门送过信，也在这段时间里，茅盾写了篇《鲁迅论》，刊在《小说月报》（1927年11月）上。文章全面论述了鲁迅的创作，是评论鲁迅的第一篇重要文章。
第二段即是左联时期，在大陆新村，鲁迅和茅盾为邻，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共同携手推进左翼文艺运动，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和旗手。生动的事例很多，包括在《申报·自由谈》上相互配合，连续发表战斗性杂文；包括为伊罗生编《草鞋脚》共同商量推荐篇目，介绍年青作者，撰写评论等等。这些手稿文献史料的发现，生动地展示他们合作共事的佳话。茅盾曾坦言：“我和鲁迅在写文章上的互相配合，在观点上的互相支持是比较紧密的，这有一个‘地利’之便；那就是我们都住在大陆新村，中间只隔了一排楼房，差不多天天可以见面，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们都交换过意见。”
因为姐姐、姐夫与鲁迅先生为邻居，父亲了解鲁迅情况和上门的机会就更多了。在《鲁迅日记》里记载着父亲上门的情况有十八处：包括去鲁迅府上，或有新书出版，给他寄《斧声集》、《中国小说史料》等书。他写信给鲁迅，或鲁迅写信寄孔若君（孔另境字若君）等。在鲁迅日记中，还记录过：“午后孔另境来并赠胜山菊花一瓶，越酒一罍。”1936年4月24日还记录：“晚孔若君，李霁野同来。”等等。从只字片语中，我们似乎听到他们之间的谈笑声……
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茅盾到鲁迅家去，看到木匠师傅送来书橱.这是鲁迅设计定做的双开玻璃门书橱，很实用，做得比较深，可以放两排书，共五格，中间一格比较高，可以放大开本的画册之类.两扇玻璃门上有两道对称的“眉毛”，下面有两只同样深的抽屉。门上和抽屉上的把手是小的铜挂件，蛮精致。茅盾看了喜欢，也请木匠师傅照样定做一只的。后来，茅盾离开上海，把书橱送给了我父亲。抗战时期，我父亲离开上海投奔新四军时，变卖了全部家当，就这只书橱没有舍得处理掉，寄放在其岳父母家中。1945年后，这书橱回归到父亲身边，一直置放在四川北路老家，书橱里存放着珍贵书籍和文物，如鲁迅葬仪时的专题照相本。这样，我们家里有一只与鲁迅故居陈列室里同样、同时做的非常珍贵的书橱。
自从父亲与鲁迅先生一家有了更多的交往之后，住在虹口区成了他的首选，终了一生也在四川北路临街面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27个年头。年轻时，父亲在四川北路现在第四人民医院对面的麦拿里住过。当时创造社出版部设在41号。后来搬迁到离大陆新村不远的溧阳路麦加里，同里居住的还有宋云彬、夏丏尊等，更不用说，沈雁冰一家也迁居到虹口的大陆新村。
鲁迅对我父亲事业的支持，包括为他编辑的《现代作家书简》作过序，为此，生活书店很快出版了。这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文献。鲁迅给父亲写过的信，原件保存在鲁迅纪念馆里。鲁迅还亲自为茅盾主编、孔另境助编的《中国的一日》挑选木刻画作插画，父亲对当时上门请鲁迅选择的情况，都有文章谈到过。
在麦加里，父亲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在《申报·自由谈》、《立报·言林》、《现代》等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杂文和散文，后结集出版了多部著作，渐渐地进入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也是在麦加里，他得到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桌子上正摊放着由鲁迅编校的《海上述林》。于是，他放下书本，马上骑车奔向鲁迅的寓所，直上三楼，向遗体告别时，他流泪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流泪。父亲曾说，他父母亲去世时心里难过，也没有流泪。这天他流泪了。后来四天的葬仪中，他悲怆地担当鲁迅葬礼的“干事”之职，并不断写出悼念文章：《巨星的殒落》、《我的记忆》等，并在报刊上连载《读鲁迅文答记》二十篇，认为研读鲁迅作品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我写的那本《痛别鲁迅》用了不少父亲当年保存下来的现场照片，里面有不少父亲忙碌的身形。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经常会情不自禁向我们小辈说起过去的事，讲得最多的是有恩于他的鲁迅先生：他说鲁迅不是非常严肃，一脸板板六十四的样子，而是常讲些含有讽刺意味的笑话，讲得我们只会笑，他自己也笑，“他开始笑了以后，是那么天真，那么放纵，有时笑到合不拢嘴，仿佛无法停止似的。因为气喘，笑多了还呛了咳嗽，许广平过来拍他的背。”还说，和他接触以来，一直感到他很不健康，尤其对烟酒又特别嗜好，“烟是一枝接着一枝地吸，几乎他的手指间从未断过烟巻，烟的质地又是十分恶劣，第一次见他吸一种假橡皮头的，后来一直是‘红金龙’之类。”“酒很考究。”父亲说，“有一次见许广平亲自为他用玫瑰花浸着什么酒，在他家吃饭，饮了几杯绍兴酒，那酒味的醇厚，是我在上海任何朋友家里都没有饮到过的。”
至于平常的一些小事情，他也会联想到鲁迅。如家里新买一只藤躺椅，他就介绍鲁迅晚年经常坐在这种躺椅上和他谈话；买了“积铁成象”的玩具，就讲以前海婴也玩过。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鲁迅先生，父亲叙述时，语气深沉，好似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