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
　　我终于被批准去云南插队落户了。这意味着将从此与亲爱的故乡、慈爱的双亲长久离别！但，我竟没有丝毫的悲哀与凄楚;相反，却有一种罪犯遇到特赦之后的侥幸感。
　　“工宣队”之所以对我这个“反动学生”高抬贵手，大概是倪震叔叔的战友民兵指挥部的王副指挥跟他们打招呼起了作用吧？
　　唉！整整三个多月，挨批挨斗，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体重减到不足一百斤。
　　梁伟民、周志强那两个小流氓真歹毒啊！就因为我这个红卫兵排长曾经整过他们的专案，他们竟对我来了这一手！唉！我的手也真痒，何必在课桌上练钢笔字写什么标语呢？这不，那两个坏小子掐头去尾，一家伙就把我给搞趴下了。这回要不是倪震叔叔路道粗，我怕连小命都要搭上了！教训，教训哪！
　　上海，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了。到云南去吧，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原始而又单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是很安全吗？
　　今后，只要自己不存害人之心，大概再也不用担心别人会来算计我了。哪一天启程呢？我巴不得就在明天。
　　四月二十四日
　　总算盼来了今天！
　　天不亮，我就起身了。呆坐在床沿上，我眷恋地环视着这曙色朦胧的小屋。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七个春秋，现在，与父母相依为命的人生第一幕已经结束了，我将要从这里起步，踏上新的征程。
　　未来在召唤，我相信，前程是美好的。
　　现在，我已经坐在南行的知青专列上了。
　　也许，老天爷也在替我们悲哀吧！乌云滚滚，布满苍穹;沉闷的雷声，像一位临终的老人，发出最后的叹息;豆粒大的雨点，没头没脑地洒下来。月台上黑鸦鸦地挤满了人：须发皆白的老人，泪眼涟涟的母亲;牵着姐姐的衣角，吮着手指头的小妹妹，等待着，等待着……
　　呜……
　　开车的汽笛怪吼起来！刹那间，仿佛有谁在暗中指挥似的，偌大的车站沸腾起来了！数不清的手臂伸出车窗，与外面伸进来的手臂紧紧勾连，灌进耳朵的是一片含混不清的声浪，分不清哪是哭声，哪是喊声。
　　在人们大悲大恸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哭。透过双层玻璃，我默默地凝望着哭红了眼睛的母亲。十七年的养育之恩没齿不忘，只有留待以后来报答了。
　　再见吧！我一点儿也不留恋使我蒙受了冤屈的故乡！在那遥远的边疆，寄托着我的理想和希望……
　　四月二十五日
　　列车现正行驶在江西境内，窗外掠过绵延起伏的山岗、葱翠碧绿的秧田、淙淙流淌的小河、稀稀疏疏的村落……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这趟列车是知青专列，我们坐的是硬铺，吃喝拉撒都在这长不过二十米（大约）、宽不过三四米的车厢里。从上海到昆明，行程是三天四夜。按说条件是够艰苦的，好在我们都很年轻，吃饱了往地板上一躺，倒头便睡，醒来看看窗外的风景，同学之间吹吹牛聊聊天，一天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今早起来，吃过早餐，往硬铺上一靠，想想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还不知前方是水是泥是凶是吉，不由在心里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云南？是啊，我为什么要去云南？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今后的命运将会怎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想着想着，翻开日记本，埋头写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去云南？
　　1968年12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一月革命”风暴的策源地上海更是事事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学校当然也不例外，宣传、动员一浪高过一浪，甚嚣尘上。
　　别的同学整天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忙着写大字报、贴决心书。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当时我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我一个人身上，同时发生了四件大事：“打倒徐敏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