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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诗人奥登的诗歌与中国“九叶诗人”的诗风多有相似,这在杜运燮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国内学者普遍把此归因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而笔者认为两人诗风相似的原因不全在此,而是与存在主义的风行以及两人所处历史背景的相似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奥登 杜运燮 相似性 存在主义 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英国诗人W·H·奥登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的英国又一伟大诗人。有评论家说艾略特统治了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诗坛,而奥登是30年代英国诗坛的主宰者。奥登在他的时代里,以超凡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人。如英国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凯希尔·路易斯和斯蒂夫·斯本德,尽管诗风各不相同,但可以说都是在奥登的旗帜下写作,无怪乎英国30年代被称为“奥登一代”。此外,深受奥登影响的还有美国的洛德尔·杰拉尔和安瑟内·赫特。如果《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的编者了解中国文学,他必定还会再加上几个中国诗人的名字。1938年,奥登与衣修午德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合作写成《战地行》。其中组诗《战时》为奥登所做,并对中国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集中表现在中国“九叶诗人”的诗风上。
中国“九叶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集结成《九叶集》,因而被称为“九叶派”。他们的诗歌是“40年代中国的现实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一致的看法……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认为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的心理世界;在艺术风格上,他们结合欧美现代派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段和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些艺术手法,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时常能见到奥登诗风的影子。唐在他的《杜运燮论》中说:
“中国诗人受他(奥登)的影响最深的该是杜运燮。他机智、活泼的反讽、嘲笑的手法就来自奥登。”
国内有许多学者论述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大都把其归因于奥登到过中国,而他的朋友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诗歌时又非常推崇奥登,并且“九叶诗人”中的四位——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都在40年代早期和中期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或哲学系。可以说,奥登的诗歌在历史上对“九叶诗人”有直接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九叶诗人”的现代性,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应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哲学思潮和社会环境的相似性。本文主要探寻奥登与杜运燮诗风相似性的哲学和历史根源。
二 存在主义风行中西
奥登和杜运燮都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存在主义风行欧洲。它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体现在西方的哲学著述、文艺作品中,并广泛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和“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思想。“生存意识”强调关注自身,包括被“本质主义”忽视的情绪。“处境意识”即是意识到生存。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由此,存在主义者引发了一系列惊人观点:赋予人生存意义的上帝并不存在,人的存在本无意义;世界的存在是荒诞无意义的;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人没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
奥登成长生活在存在主义繁荣时代,受其影响自然而然。而杜运燮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则要追溯到它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存在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处于20世纪 “东学西渐”时期的中国的影响是必然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尼采。“1902年,即尼采去世的第三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8期上发表文章《计划论革命者颉德的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麦卡斯”)与尼采(“尼至埃”),称他们的思想是德国‘现今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之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以及西南联大的师生,如卞之琳、冯至等,都不同程度地向中国介绍过存在主义。其中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最引人注目……他受……尼采的影响极深,在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他认为尼采是对旧有文明掊击而扫荡的先锋”,他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及《病》等作品“俱可以尼采的思想来解读之”,“那种对人性的批判与对新人性的探索精神,正是符合尼采思想精华的”。杜运燮生前“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想方设法找来鲁迅的著作阅读。杜运燮先生说,由于他痴迷鲁迅的著作,同学们戏称他为:‘鲁三’。因为在闽语中,‘迅’字的读音和‘四’字的读音相近。‘鲁迅的书我受用一生’”。此外,杜运燮曾于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更是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奥登的许多诗歌都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如《战时》。这首诗是奥登在中国流传最早、影响最广的诗歌之一。可以把它的主题理解为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总的评述。“奥登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史是失败的历史。骁勇善战的骑士“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神明的诗人“歌声不再来”,“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而失败的种种都是因为人类缺乏正确选择的能力。因此诗的后一部分以中日战争为证,展示了人类错误选择带来的恶果:战场上的士兵“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携带恐惧像怀着一个钱包”。奥登同时也肯定了人类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鼓动”,因为“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这首诗可看作存在主义的诗化表现。
杜运燮的一些诗歌也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痕迹,《追物价的人》是较为典型的一首。这首诗描写的是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的情形。一边是“红人”、“要人,阔人”,另一边是已被丢掉的“温暖的家”、“心爱的书”;一边是“汽车”、“飞机”,另一边是“菜色的妻子儿女”、“重重补丁的破衣”。物价随心所欲上涨,致使百姓苦不堪言;然而那些控制物价的“要人,阔人”却丝毫不顾百姓的生活,表现出十足的冷漠。物价上涨不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而成了一些人意志的表现。这些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他们的自由并没有惠及人类,相反,却殃及人类。杜诗中的存在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三 历史背景多有相似
除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奥登和杜运燮诗风的相似性还可归因于他们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相似。奥登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杜运燮诗歌创作的一个顶峰是20世纪40年代。30年代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自由党衰落,工党崛起,政府频频改组,政局混乱。1929年纽约股市狂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英国经济衰退,物资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直到1935年左右才开始复苏;一战的阴云尚未散去,二战又隐隐吹响了号角,面对纳粹的黩武政策,英国政府幻想和平,希望用绥靖政策安抚希特勒。而4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风起云涌,人民寻求解放的热情高涨。与此同时,广大百姓灾难深重,生活困苦不堪。
相似的时代历史背景和政治的风云变幻对奥登和杜运燮的诗歌创作有很深影响:
一方面诗作取材多涉及政治。例如奥登的《战时》、《无名的市民》等,记述了诗人对战争的看法,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中没有灵魂的现代人的麻木状态;杜运燮的《雾》、《缅因公路》、《草鞋兵》等,体现了诗人用诗来履行社会责任,赞扬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人,热切盼望新时代的到来。以《雾》为例,诗人用雾暗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表现了杜运燮对反革命势力的仇恨和蔑视,及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另一方面,在政治唱主角的时代,语言的功能向实用的口号转移,导致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逐渐脱离,并出现了以激情宣泄和空洞呐喊代替艺术创作的现象。因此,奥登和“九叶诗人”都面临激活诗歌语言的问题。而他们都在西方玄学派和现代主义诗歌里找到了一系列艺术手法,恰能使诗歌语言摆脱语言的危机,重获生命力。他们经常使用奇喻、科学化的语言等手法,增强语言的新奇感和张力。
西方批评家指出:“30年代的读者受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诸如‘暴力’、‘悲哀’、‘恐怖’和‘战争’等词汇的意义在读者的头脑中变得空洞起来,奥登必须对这些被滥用的词汇进行重新定义。”对奥登来说,要使诗歌语言重新恢复生机就必须在诗歌中嵌入让人为之一振的词语:首先,他经常采用奇喻,即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构成比喻。西方评论家甚至“把这种比喻称为‘奥登式的比喻’”。奥登在他的《战时》诗组中把“战争”比作“纪念碑”,把“恐怖”比作“钱包”,使老生常谈的话语一下子变得新奇起来。《战时》中说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像逗号一样增添意义”。原本“士兵”与“逗号”是毫不相干的,很难找到相似点;然而奥登把两者放在一起,首先给人一惊,然后诱导读者强行给两者建立联系,再结合语境推出这个比喻的用意所在:逗点虽小,却能给文字增添意义;死去的士兵虽然普通,却可以给后人留下教育意义。其次,他的语言常带有现代科学的特征。奥登在《西班牙》中写道:“昨天是装置发电机和涡轮机,/是在殖民地的沙漠上铺设铁轨”,“也许,未来在明天:对疲劳的研究/包装机运转的操作,对原子辐射中的/八原子群的逐步探索。”。其中“发电机”、“涡轮机”、“铁轨”、“包装机”、“原子”和“辐射”之类的词在传统诗歌中是绝难见到的,奥登大胆地把它们用在诗作中,正是对诗歌语言弹性的一大发展。
40年代的杜运燮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他与奥登的诗歌手法一拍即合,也在诗作中广泛使用奇喻和科技名词。《草鞋兵》和《月》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不意他扑来,但仍只好竹杖一样摸索”,“念李白的诗句,咀嚼者/‘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他把“苦难的中国人民”比作摸索的竹杖,把“故乡”比作“橡皮糖”,新奇之至。《滇缅公路》和《善诉苦者》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一个浪头,一个齿轮都是清楚的教训”,“后来又受弗洛伊德的洗礼/……/又看过好莱坞‘心理分析’的/影片,偷偷研究过犬儒主义”。“齿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犬儒主义”都是典型的科技名词,与奥登的诗艺如出一辙。
四 结论
奥登的影响对杜运燮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可谓外因;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是奥登诗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可谓内因。相反,如果没有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奥登的现代主义诗歌或许不会被杜运燮等中国诗人如此透彻地理解、借鉴、发挥到极致。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杜运燮等九位诗人的手中蓬勃发展,并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Jay Parini and Brett C.Millier,eds,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Columbia:Columbia Press,2005.
[2] 袁可嘉等:《九叶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3] 唐:《杜运燮论》,《诗探索》,1998年第3期。
[4] 王岳川:《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刘世杰:《我认为需要杂交》,《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24日。
[6] 赵文书:《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7] 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2期。
[9] Richard Hoggard,Auden:An Introductory Ess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作者简介:张磊,男,1983—,河南郏县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诗歌,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关键词:奥登 杜运燮 相似性 存在主义 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英国诗人W·H·奥登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的英国又一伟大诗人。有评论家说艾略特统治了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诗坛,而奥登是30年代英国诗坛的主宰者。奥登在他的时代里,以超凡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人。如英国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凯希尔·路易斯和斯蒂夫·斯本德,尽管诗风各不相同,但可以说都是在奥登的旗帜下写作,无怪乎英国30年代被称为“奥登一代”。此外,深受奥登影响的还有美国的洛德尔·杰拉尔和安瑟内·赫特。如果《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的编者了解中国文学,他必定还会再加上几个中国诗人的名字。1938年,奥登与衣修午德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合作写成《战地行》。其中组诗《战时》为奥登所做,并对中国诗歌产生了重大影响,集中表现在中国“九叶诗人”的诗风上。
中国“九叶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集结成《九叶集》,因而被称为“九叶派”。他们的诗歌是“40年代中国的现实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他们“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一致的看法……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认为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包括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的心理世界;在艺术风格上,他们结合欧美现代派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段和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些艺术手法,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时常能见到奥登诗风的影子。唐在他的《杜运燮论》中说:
“中国诗人受他(奥登)的影响最深的该是杜运燮。他机智、活泼的反讽、嘲笑的手法就来自奥登。”
国内有许多学者论述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大都把其归因于奥登到过中国,而他的朋友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诗歌时又非常推崇奥登,并且“九叶诗人”中的四位——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都在40年代早期和中期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或哲学系。可以说,奥登的诗歌在历史上对“九叶诗人”有直接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九叶诗人”的现代性,奥登和“九叶诗人”诗歌的相似性应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哲学思潮和社会环境的相似性。本文主要探寻奥登与杜运燮诗风相似性的哲学和历史根源。
二 存在主义风行中西
奥登和杜运燮都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期直至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存在主义风行欧洲。它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体现在西方的哲学著述、文艺作品中,并广泛影响了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其中“处境意识”和“生存意识”是最鲜明的思想。“生存意识”强调关注自身,包括被“本质主义”忽视的情绪。“处境意识”即是意识到生存。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鲜明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由此,存在主义者引发了一系列惊人观点:赋予人生存意义的上帝并不存在,人的存在本无意义;世界的存在是荒诞无意义的;人有选择的自由,而人没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
奥登成长生活在存在主义繁荣时代,受其影响自然而然。而杜运燮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则要追溯到它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存在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对于处于20世纪 “东学西渐”时期的中国的影响是必然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尼采。“1902年,即尼采去世的第三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8期上发表文章《计划论革命者颉德的学说》,文中提到马克思(“麦卡斯”)与尼采(“尼至埃”),称他们的思想是德国‘现今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之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以及西南联大的师生,如卞之琳、冯至等,都不同程度地向中国介绍过存在主义。其中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最引人注目……他受……尼采的影响极深,在1907年写就的《文化偏至论》中,他认为尼采是对旧有文明掊击而扫荡的先锋”,他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及《病》等作品“俱可以尼采的思想来解读之”,“那种对人性的批判与对新人性的探索精神,正是符合尼采思想精华的”。杜运燮生前“最崇拜的作家是鲁迅,想方设法找来鲁迅的著作阅读。杜运燮先生说,由于他痴迷鲁迅的著作,同学们戏称他为:‘鲁三’。因为在闽语中,‘迅’字的读音和‘四’字的读音相近。‘鲁迅的书我受用一生’”。此外,杜运燮曾于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更是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奥登的许多诗歌都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如《战时》。这首诗是奥登在中国流传最早、影响最广的诗歌之一。可以把它的主题理解为对整个人类文明史总的评述。“奥登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史是失败的历史。骁勇善战的骑士“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神明的诗人“歌声不再来”,“他拥抱他的悲哀像一块田地”。而失败的种种都是因为人类缺乏正确选择的能力。因此诗的后一部分以中日战争为证,展示了人类错误选择带来的恶果:战场上的士兵“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携带恐惧像怀着一个钱包”。奥登同时也肯定了人类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鼓动”,因为“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这首诗可看作存在主义的诗化表现。
杜运燮的一些诗歌也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痕迹,《追物价的人》是较为典型的一首。这首诗描写的是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的情形。一边是“红人”、“要人,阔人”,另一边是已被丢掉的“温暖的家”、“心爱的书”;一边是“汽车”、“飞机”,另一边是“菜色的妻子儿女”、“重重补丁的破衣”。物价随心所欲上涨,致使百姓苦不堪言;然而那些控制物价的“要人,阔人”却丝毫不顾百姓的生活,表现出十足的冷漠。物价上涨不再是自然规律的结果,而成了一些人意志的表现。这些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他们的自由并没有惠及人类,相反,却殃及人类。杜诗中的存在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三 历史背景多有相似
除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奥登和杜运燮诗风的相似性还可归因于他们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相似。奥登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杜运燮诗歌创作的一个顶峰是20世纪40年代。30年代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自由党衰落,工党崛起,政府频频改组,政局混乱。1929年纽约股市狂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了英国经济衰退,物资匮乏,失业率居高不下,直到1935年左右才开始复苏;一战的阴云尚未散去,二战又隐隐吹响了号角,面对纳粹的黩武政策,英国政府幻想和平,希望用绥靖政策安抚希特勒。而4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风起云涌,人民寻求解放的热情高涨。与此同时,广大百姓灾难深重,生活困苦不堪。
相似的时代历史背景和政治的风云变幻对奥登和杜运燮的诗歌创作有很深影响:
一方面诗作取材多涉及政治。例如奥登的《战时》、《无名的市民》等,记述了诗人对战争的看法,讽刺了当时英国社会中没有灵魂的现代人的麻木状态;杜运燮的《雾》、《缅因公路》、《草鞋兵》等,体现了诗人用诗来履行社会责任,赞扬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人,热切盼望新时代的到来。以《雾》为例,诗人用雾暗指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表现了杜运燮对反革命势力的仇恨和蔑视,及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另一方面,在政治唱主角的时代,语言的功能向实用的口号转移,导致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逐渐脱离,并出现了以激情宣泄和空洞呐喊代替艺术创作的现象。因此,奥登和“九叶诗人”都面临激活诗歌语言的问题。而他们都在西方玄学派和现代主义诗歌里找到了一系列艺术手法,恰能使诗歌语言摆脱语言的危机,重获生命力。他们经常使用奇喻、科学化的语言等手法,增强语言的新奇感和张力。
西方批评家指出:“30年代的读者受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诸如‘暴力’、‘悲哀’、‘恐怖’和‘战争’等词汇的意义在读者的头脑中变得空洞起来,奥登必须对这些被滥用的词汇进行重新定义。”对奥登来说,要使诗歌语言重新恢复生机就必须在诗歌中嵌入让人为之一振的词语:首先,他经常采用奇喻,即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构成比喻。西方评论家甚至“把这种比喻称为‘奥登式的比喻’”。奥登在他的《战时》诗组中把“战争”比作“纪念碑”,把“恐怖”比作“钱包”,使老生常谈的话语一下子变得新奇起来。《战时》中说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像逗号一样增添意义”。原本“士兵”与“逗号”是毫不相干的,很难找到相似点;然而奥登把两者放在一起,首先给人一惊,然后诱导读者强行给两者建立联系,再结合语境推出这个比喻的用意所在:逗点虽小,却能给文字增添意义;死去的士兵虽然普通,却可以给后人留下教育意义。其次,他的语言常带有现代科学的特征。奥登在《西班牙》中写道:“昨天是装置发电机和涡轮机,/是在殖民地的沙漠上铺设铁轨”,“也许,未来在明天:对疲劳的研究/包装机运转的操作,对原子辐射中的/八原子群的逐步探索。”。其中“发电机”、“涡轮机”、“铁轨”、“包装机”、“原子”和“辐射”之类的词在传统诗歌中是绝难见到的,奥登大胆地把它们用在诗作中,正是对诗歌语言弹性的一大发展。
40年代的杜运燮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他与奥登的诗歌手法一拍即合,也在诗作中广泛使用奇喻和科技名词。《草鞋兵》和《月》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不意他扑来,但仍只好竹杖一样摸索”,“念李白的诗句,咀嚼者/‘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他把“苦难的中国人民”比作摸索的竹杖,把“故乡”比作“橡皮糖”,新奇之至。《滇缅公路》和《善诉苦者》中分别有这样的诗句:“一个浪头,一个齿轮都是清楚的教训”,“后来又受弗洛伊德的洗礼/……/又看过好莱坞‘心理分析’的/影片,偷偷研究过犬儒主义”。“齿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犬儒主义”都是典型的科技名词,与奥登的诗艺如出一辙。
四 结论
奥登的影响对杜运燮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引导和提示作用,可谓外因;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是奥登诗风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可谓内因。相反,如果没有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奥登的现代主义诗歌或许不会被杜运燮等中国诗人如此透彻地理解、借鉴、发挥到极致。正是这内外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在杜运燮等九位诗人的手中蓬勃发展,并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Jay Parini and Brett C.Millier,eds,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Columbia:Columbia Press,2005.
[2] 袁可嘉等:《九叶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3] 唐:《杜运燮论》,《诗探索》,1998年第3期。
[4] 王岳川:《存在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刘世杰:《我认为需要杂交》,《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24日。
[6] 赵文书:《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7] 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赵文书:《奥登与九叶诗人》,《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2期。
[9] Richard Hoggard,Auden:An Introductory Essa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作者简介:张磊,男,1983—,河南郏县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诗歌,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