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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善（又名杜颢）（1933-），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著名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 年5 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 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 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预计2017 年出版，敬请期待。本刊从2017年第1期开始选载部分，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参考。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
黄金荣张啸林都不在帮
大哥的儿子杜顺安以前写了一篇文章，说蒋介石在成名之前，曾经拜我父亲入帮，拜师的帖子是写给我父亲的，后来这个帖子不翼而飞。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蒋介石是拜黄金荣为师，不是我父亲。我见过黄金荣，早期黄金荣的影响很大，是老大，后来不行了。所以，蒋介石多数情况是拜黄金荣的，从辈分年龄上讲，黄金荣是要比父亲高的。我说的辈分年龄，不是指的帮会里的辈分，是指黄金荣的年龄比我父亲长，出道也早。
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当时的很多事情都是与法租界有关系的，当时的法租界，张翼枢和黄金荣，都是很有名气的。法租界的很多事情，张翼枢很清楚，他做过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经理、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黄金荣是“包打听”，就是密探一类的。这两个人我都见过，我和张翼枢很熟的，张翼枢有点文人书生的样子，黄金荣吗，一看就知道不是文人样子。黄金荣和顾嘉棠、叶焯山都是一样的，非常注重“义”这个字。现在张翼枢的女儿在美国旧金山，从她那里还可以了解到她父亲、黄金荣和法租界的事情。她的后代可能也不曉得这些事。
再说了，蒋是拜的黄金荣，但黄金荣又不在帮！所以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头头，是当时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不像我父亲是十六铺码头水果店里的小伙计、穷光蛋。那个时候从小混混开始的，多数有可能在帮。所以说，蒋介石入帮，就是为了利用帮会，守不守帮规无所谓，反正是利用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了。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黄金荣不在帮，但是他一直开香堂、收学生，桂生姐就一直反对他这样做，这是帮里的规矩，违反帮规，要杀头的。还有，张啸林、桂生姐也都不在帮。在上海的三大亨中，只有我父亲是真正在帮的！
章士钊说不要让蒋进上海，他是在利用帮会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快要进入上海的时候，章士钊找我父亲，跟我父亲说不要让蒋介石进入上海，因为章士钊倾向于共产党。就这件事情，陆京士很不高兴，因为陆京士是国民党，倾向于蒋介石进入上海。当然，后来我父亲没有听从章士钊的意见，他站在了蒋介石一方，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早期的很多人都是在帮的，比方讲，孙中山早年加入洪帮，黄兴也是洪帮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那在青帮辈分是很高的，蒋介石对他都很恭敬的。蒋介石加入青帮，主要是利用青帮，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守青帮的规矩。按照青帮的规矩，是不能够随便杀人的。洪帮也一样，不能随便杀人的。蒋介石枪毙了多少人啊！就是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进帮。
戴笠杀张啸林是与我父亲商量过的
我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拜过把兄弟。我父亲是最讲兄弟义气的，但戴笠做事情很绝的，这是戴笠做事的风格。他要暗杀张啸林，与我父亲打过招呼的。但是商量这种事情是最麻烦的，你点头还是不点头呢？你点头，义气方面打折扣了，你不点头，说你不爱国。一个忠，一个义。所以，当时我父亲干脆不发表意见。之前，我父亲是多次劝说张啸林，叫他走、去莫干山度假。可是他不听，他不走，他要做浙江省省长，最后，被他的部下侍卫长林怀部刺杀了，这是戴笠命令上海的军统干的。
张啸林出事情的时候，我正在家里，隔壁打电话过来说，张老板出事情了，因为我是张啸林的干儿子，我就赶紧过去了，看到张啸林的尸体倒在地上，旁边流了很多血。他的儿子张法尧不在，我父亲那时在重庆也不在上海。他的这些后事由他的徒子徒孙帮助料理的，那个时候，还是按照老法在公馆里摆灵堂，棺材停在家里，停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葬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其实，张啸林很笨，他如果跟我父亲一道去重庆，就没有这个下场了！
张啸林被他的侍卫长杀了以后，张家就剩孤儿寡母，儿子张法尧在国外。张啸林的太太，就是我的干妈，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很漂亮。后来张夫人就一个人生活，一方面她自己也有些积蓄，另外，我父亲也接济他们。他们只有张法尧一个儿子，那个时候的习俗是子孙满堂，才是最风光的事。张啸林在外面并不是花天酒地的，他就讨了一房太太，就一个儿子。他欢喜抽大烟，是他的嗜好。他一门心思就是想当官，想当浙江省的省长。这是一个人的缺点，一个人有了利，就想要名；有了名，就又想有利，这是连在一起的。
这一点，我父亲比他聪明。我父亲不太在乎名和利，他更重气节。他的利多得很，实际上，我父亲不在乎钱的，他有多少钱，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我父亲曾说过：“有钱不是看银行存折有多少钱，而是看你怎么样用钱。”他对名也无所谓，他的很多头衔是别人硬塞给他的，有的是为了用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他最在意的是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的头衔。
再说张啸林死后，张家后来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张法尧在法国学习，不在上海。张法尧是公子哥儿、学法律的，回国后，还找到我父亲帮忙找工作，我父亲也的确帮助他找了熟人。有的书里说，我父亲去找蒋介石说情，为张法尧安排前程，这是没有的事儿。张啸林后来成为汪伪政权的汉奸，被军统处死，在这样的民族是非问题上，我父亲还是很明白的，所以，不可能为一个汉奸的儿子去找蒋介石，事实上，蒋介石也不可能见一个汉奸的儿子，这是常识。 其实，我父亲是找的郑毓秀帮忙。郑毓秀那时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做过律师，当过法租界第二特别法院院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她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按照陈定山在《春申续文》“郑毓秀炸良弼”一文里介绍，郑毓秀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带兵镇压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党人岌岌可危，郑毓秀与李石曾（国民党元老）、唐家桢（郑毓秀的姐夫）一起策划了炸弹炸死清朝主战派良弼，打击了清政府主战派的气焰，革命党人得以喘息，最终逼迫清政府下诏退位。但是，当时的人们只知道唐家桢炸死良弼，不知道李石曾和郑毓秀也参加了爆炸案。陈定山是根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口述写下了这篇文章，吴稚晖对郑毓秀的赞誉是“巾帼丈夫吾当以郑毓秀为巨擘”，按照陈定山的说法是“李石曾先生主行动，唐家桢主军事，郑毓秀主联络运输”。炸弹就是郑毓秀在天津制造的，并运送到北京交给唐家桢。后来，郑毓秀担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陈定山还说到我父亲与郑毓秀关系很好。郑毓秀当时很有名气，有很多传说，说她像女飞侠一样的。确实，郑毓秀很有男人气质，但不是女飞侠，也不像孔二小姐一样穿男装，只是性格气质像男性，按照陈定山的话是“实热忱爽恺，有古侠士之风焉”，我估计在这一点上，郑毓秀可能与我父亲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父亲就介绍张法尧去找这个“巾帼英雄”郑毓秀帮忙，具体怎么帮的，就不晓得了。后来，张法尧也没有什么表现，他很早就生病走掉了，相当早，应该是在解放前。从此，张家就彻底败落了，主要是家里没有人了，张啸林也没有二房什么的，只有张法尧一个儿子。
三大亨在抗战时的不同表现，民族气节表现最好的是我父亲
日本人攻打上海的淞沪战役后不久，上海就沦陷了。黄金荣、张啸林和我父亲，对待这些问题，各自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结果。黄金荣继续留在上海，但没有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合作；张啸林干脆就当了汉奸，成为汪伪政权的帮凶；而我父亲，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战，在这三个人当中，民族气节方面表现得最好。
黄金荣呢，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气节，因为他始终待在上海，一方面是年龄比较大了，不愿意离开上海、四处流浪。另一方面，他觉得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过，什么人都见过，还怕谁呢？对他来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没什么可怕的。当然，他呆在上海这么多年，日本人和伪政权通过各种方式威逼利诱、软磨硬泡的，他最终都没有为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服务，在当时还算保了晚节。
那么张啸林怎么样呢？张啸林这个人一心想当官儿，梦寐以求地去当个浙江省的省长，不惜当了汉奸。当军统的戴笠要暗杀他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多次劝他，不要为汪伪政权服务，但是他不听，一定要想当个什么浙江省的省长，所以，最后死在了军统人员的枪口下。
三大亨中只有我父亲喜好赈灾，帮助苦难的人。黄金荣小气得很，他才不会去赈灾的。我没有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黄金荣、张啸林他们主动做过赈灾的事情。当然不包括我父亲邀请张啸林登台演出募捐的事情，那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而且张啸林也欢喜京戏。张啸林是军人出身，是个粗人，枪打得很好；但他喜欢京戏，喜欢登台演出。他在唱窦尔敦时要开脸，就是金少山给他“勾”的。金少山到他家里去跟他要钱，他就骂呀！臭骂一顿，骂完了，就给钱。金少山说，我每次去就是等着骂，不骂就糟糕了。我还没听说过有人说我父亲是个粗人，我父亲欢喜人家叫他杜先生。没有人叫张啸林张先生，他欢喜人们叫他张大帅。黄金荣呢，欢喜人们叫他黄老板。
在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风风雨雨之中，黄金荣、张啸林和我父亲，在所谓的这三大亨之中，核心是我父亲，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战之前，他还没有发展起来，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把我的三哥杜维屏抓起来的事，其实就是做给我父亲看的，虽然最后我三哥被放了出来，但实际上蒋经国和我父亲已经产生了矛盾。当然，对于我父亲来说，这段历史不是主流，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所以我父亲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几年里。在这些年里，他为抗日救国，组织和参与了很多的抗日活动，积极为抗日募捐，当然也包括协助军统和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合作，铲除汉奸，比方讲，刺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等。我父亲还协助国民政府将上海地区和内地的物资进行交换，也就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物资交换。这些物资交换，在抗战艰难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这些事情是由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他的重要谋士之一徐采丞，我们都叫徐伯伯，主要负责办理的。徐采丞是有名的日本通，他实际上是我父亲专门留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他跟当时上海的驻军和日本的高层有很多往来的，他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具体实施物资交流计划和救助沦陷区重要人士的计划。
按照徐铸老的说法，1947年，在我父亲六十大寿时，作《杜月笙六十大事记》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先生与戴雨农（戴笠）将军，多年苦心组训了抗日地下部队。”章士钊用古奥的文言文为我父亲撰写了“寿言”说：“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测，于是相持共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操之至贤，导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谁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这恐怕是对我父亲在抗日期间，积极组织协调各种力量，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救国，组织国统区与沦陷区的物资交换，章行老给予的最高评价了。据徐锦文在《京剧冬皇孟小冬》一书里讲到，这篇章行老亲笔撰写的“祝壽文”，是当时民国政要、社会名流，如右老（于右任）、孙科、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100人联名，送给我父亲六十大寿的寿文。
作为目前唯一健在的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先生的传奇家世和成长背景引人瞩目，其古钱币研究与收藏亦是卓有成就。由其口述、董存发先生撰稿的《杜维善口述历史》一书已列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预计2017 年出版，敬请期待。本刊从2017年第1期开始选载部分，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参考。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
黄金荣张啸林都不在帮
大哥的儿子杜顺安以前写了一篇文章，说蒋介石在成名之前，曾经拜我父亲入帮，拜师的帖子是写给我父亲的，后来这个帖子不翼而飞。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蒋介石是拜黄金荣为师，不是我父亲。我见过黄金荣，早期黄金荣的影响很大，是老大，后来不行了。所以，蒋介石多数情况是拜黄金荣的，从辈分年龄上讲，黄金荣是要比父亲高的。我说的辈分年龄，不是指的帮会里的辈分，是指黄金荣的年龄比我父亲长，出道也早。
还有一点，就是上海当时的很多事情都是与法租界有关系的，当时的法租界，张翼枢和黄金荣，都是很有名气的。法租界的很多事情，张翼枢很清楚，他做过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经理、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黄金荣是“包打听”，就是密探一类的。这两个人我都见过，我和张翼枢很熟的，张翼枢有点文人书生的样子，黄金荣吗，一看就知道不是文人样子。黄金荣和顾嘉棠、叶焯山都是一样的，非常注重“义”这个字。现在张翼枢的女儿在美国旧金山，从她那里还可以了解到她父亲、黄金荣和法租界的事情。她的后代可能也不曉得这些事。
再说了，蒋是拜的黄金荣，但黄金荣又不在帮！所以说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头头，是当时很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不像我父亲是十六铺码头水果店里的小伙计、穷光蛋。那个时候从小混混开始的，多数有可能在帮。所以说，蒋介石入帮，就是为了利用帮会，守不守帮规无所谓，反正是利用帮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了。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黄金荣不在帮，但是他一直开香堂、收学生，桂生姐就一直反对他这样做，这是帮里的规矩，违反帮规，要杀头的。还有，张啸林、桂生姐也都不在帮。在上海的三大亨中，只有我父亲是真正在帮的！
章士钊说不要让蒋进上海，他是在利用帮会
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快要进入上海的时候，章士钊找我父亲，跟我父亲说不要让蒋介石进入上海，因为章士钊倾向于共产党。就这件事情，陆京士很不高兴，因为陆京士是国民党，倾向于蒋介石进入上海。当然，后来我父亲没有听从章士钊的意见，他站在了蒋介石一方，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早期的很多人都是在帮的，比方讲，孙中山早年加入洪帮，黄兴也是洪帮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那在青帮辈分是很高的，蒋介石对他都很恭敬的。蒋介石加入青帮，主要是利用青帮，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守青帮的规矩。按照青帮的规矩，是不能够随便杀人的。洪帮也一样，不能随便杀人的。蒋介石枪毙了多少人啊！就是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进帮。
戴笠杀张啸林是与我父亲商量过的
我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拜过把兄弟。我父亲是最讲兄弟义气的，但戴笠做事情很绝的，这是戴笠做事的风格。他要暗杀张啸林，与我父亲打过招呼的。但是商量这种事情是最麻烦的，你点头还是不点头呢？你点头，义气方面打折扣了，你不点头，说你不爱国。一个忠，一个义。所以，当时我父亲干脆不发表意见。之前，我父亲是多次劝说张啸林，叫他走、去莫干山度假。可是他不听，他不走，他要做浙江省省长，最后，被他的部下侍卫长林怀部刺杀了，这是戴笠命令上海的军统干的。
张啸林出事情的时候，我正在家里，隔壁打电话过来说，张老板出事情了，因为我是张啸林的干儿子，我就赶紧过去了，看到张啸林的尸体倒在地上，旁边流了很多血。他的儿子张法尧不在，我父亲那时在重庆也不在上海。他的这些后事由他的徒子徒孙帮助料理的，那个时候，还是按照老法在公馆里摆灵堂，棺材停在家里，停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葬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其实，张啸林很笨，他如果跟我父亲一道去重庆，就没有这个下场了！
张啸林被他的侍卫长杀了以后，张家就剩孤儿寡母，儿子张法尧在国外。张啸林的太太，就是我的干妈，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很漂亮。后来张夫人就一个人生活，一方面她自己也有些积蓄，另外，我父亲也接济他们。他们只有张法尧一个儿子，那个时候的习俗是子孙满堂，才是最风光的事。张啸林在外面并不是花天酒地的，他就讨了一房太太，就一个儿子。他欢喜抽大烟，是他的嗜好。他一门心思就是想当官，想当浙江省的省长。这是一个人的缺点，一个人有了利，就想要名；有了名，就又想有利，这是连在一起的。
这一点，我父亲比他聪明。我父亲不太在乎名和利，他更重气节。他的利多得很，实际上，我父亲不在乎钱的，他有多少钱，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我父亲曾说过：“有钱不是看银行存折有多少钱，而是看你怎么样用钱。”他对名也无所谓，他的很多头衔是别人硬塞给他的，有的是为了用他的名声和影响力，他最在意的是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的头衔。
再说张啸林死后，张家后来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张法尧在法国学习，不在上海。张法尧是公子哥儿、学法律的，回国后，还找到我父亲帮忙找工作，我父亲也的确帮助他找了熟人。有的书里说，我父亲去找蒋介石说情，为张法尧安排前程，这是没有的事儿。张啸林后来成为汪伪政权的汉奸，被军统处死，在这样的民族是非问题上，我父亲还是很明白的，所以，不可能为一个汉奸的儿子去找蒋介石，事实上，蒋介石也不可能见一个汉奸的儿子，这是常识。 其实，我父亲是找的郑毓秀帮忙。郑毓秀那时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做过律师，当过法租界第二特别法院院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她跟我父亲是好朋友，按照陈定山在《春申续文》“郑毓秀炸良弼”一文里介绍，郑毓秀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派袁世凯带兵镇压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党人岌岌可危，郑毓秀与李石曾（国民党元老）、唐家桢（郑毓秀的姐夫）一起策划了炸弹炸死清朝主战派良弼，打击了清政府主战派的气焰，革命党人得以喘息，最终逼迫清政府下诏退位。但是，当时的人们只知道唐家桢炸死良弼，不知道李石曾和郑毓秀也参加了爆炸案。陈定山是根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口述写下了这篇文章，吴稚晖对郑毓秀的赞誉是“巾帼丈夫吾当以郑毓秀为巨擘”，按照陈定山的说法是“李石曾先生主行动，唐家桢主军事，郑毓秀主联络运输”。炸弹就是郑毓秀在天津制造的，并运送到北京交给唐家桢。后来，郑毓秀担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陈定山还说到我父亲与郑毓秀关系很好。郑毓秀当时很有名气，有很多传说，说她像女飞侠一样的。确实，郑毓秀很有男人气质，但不是女飞侠，也不像孔二小姐一样穿男装，只是性格气质像男性，按照陈定山的话是“实热忱爽恺，有古侠士之风焉”，我估计在这一点上，郑毓秀可能与我父亲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父亲就介绍张法尧去找这个“巾帼英雄”郑毓秀帮忙，具体怎么帮的，就不晓得了。后来，张法尧也没有什么表现，他很早就生病走掉了，相当早，应该是在解放前。从此，张家就彻底败落了，主要是家里没有人了，张啸林也没有二房什么的，只有张法尧一个儿子。
三大亨在抗战时的不同表现，民族气节表现最好的是我父亲
日本人攻打上海的淞沪战役后不久，上海就沦陷了。黄金荣、张啸林和我父亲，对待这些问题，各自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结果。黄金荣继续留在上海，但没有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合作；张啸林干脆就当了汉奸，成为汪伪政权的帮凶；而我父亲，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战，在这三个人当中，民族气节方面表现得最好。
黄金荣呢，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气节，因为他始终待在上海，一方面是年龄比较大了，不愿意离开上海、四处流浪。另一方面，他觉得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过，什么人都见过，还怕谁呢？对他来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没什么可怕的。当然，他呆在上海这么多年，日本人和伪政权通过各种方式威逼利诱、软磨硬泡的，他最终都没有为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服务，在当时还算保了晚节。
那么张啸林怎么样呢？张啸林这个人一心想当官儿，梦寐以求地去当个浙江省的省长，不惜当了汉奸。当军统的戴笠要暗杀他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多次劝他，不要为汪伪政权服务，但是他不听，一定要想当个什么浙江省的省长，所以，最后死在了军统人员的枪口下。
三大亨中只有我父亲喜好赈灾，帮助苦难的人。黄金荣小气得很，他才不会去赈灾的。我没有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黄金荣、张啸林他们主动做过赈灾的事情。当然不包括我父亲邀请张啸林登台演出募捐的事情，那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而且张啸林也欢喜京戏。张啸林是军人出身，是个粗人，枪打得很好；但他喜欢京戏，喜欢登台演出。他在唱窦尔敦时要开脸，就是金少山给他“勾”的。金少山到他家里去跟他要钱，他就骂呀！臭骂一顿，骂完了，就给钱。金少山说，我每次去就是等着骂，不骂就糟糕了。我还没听说过有人说我父亲是个粗人，我父亲欢喜人家叫他杜先生。没有人叫张啸林张先生，他欢喜人们叫他张大帅。黄金荣呢，欢喜人们叫他黄老板。
在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风风雨雨之中，黄金荣、张啸林和我父亲，在所谓的这三大亨之中，核心是我父亲，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战之前，他还没有发展起来，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逐渐失去了影响力，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把我的三哥杜维屏抓起来的事，其实就是做给我父亲看的，虽然最后我三哥被放了出来，但实际上蒋经国和我父亲已经产生了矛盾。当然，对于我父亲来说，这段历史不是主流，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所以我父亲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抗战前后的十几年里。在这些年里，他为抗日救国，组织和参与了很多的抗日活动，积极为抗日募捐，当然也包括协助军统和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合作，铲除汉奸，比方讲，刺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等。我父亲还协助国民政府将上海地区和内地的物资进行交换，也就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物资交换。这些物资交换，在抗战艰难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这些事情是由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他的重要谋士之一徐采丞，我们都叫徐伯伯，主要负责办理的。徐采丞是有名的日本通，他实际上是我父亲专门留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他跟当时上海的驻军和日本的高层有很多往来的，他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具体实施物资交流计划和救助沦陷区重要人士的计划。
按照徐铸老的说法，1947年，在我父亲六十大寿时，作《杜月笙六十大事记》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先生与戴雨农（戴笠）将军，多年苦心组训了抗日地下部队。”章士钊用古奥的文言文为我父亲撰写了“寿言”说：“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测，于是相持共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操之至贤，导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谁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这恐怕是对我父亲在抗日期间，积极组织协调各种力量，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救国，组织国统区与沦陷区的物资交换，章行老给予的最高评价了。据徐锦文在《京剧冬皇孟小冬》一书里讲到，这篇章行老亲笔撰写的“祝壽文”，是当时民国政要、社会名流，如右老（于右任）、孙科、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100人联名，送给我父亲六十大寿的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