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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著述甚丰、独具特色的理论批评家。他于25岁时创作了《鲁迅批判》，从而使其鲁迅研究自成一家，并成为鲁迅研究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关键词：李长之 《鲁迅批判》 鲁迅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李长之为人立世独立不羁，不迎俗随好，在学术上重自由独立的性格。无论生前死后，他都没有被人戴上某系某派的帽子。毋庸讳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宗派意思曾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制造了太多的悲剧。对此，李长之曾不无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那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这样的人生与学术态度，使其以天马行空般的姿态来往于中国现代文坛，而其批评文字，也因此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的独特色彩。
李长之的鲁迅研究，如上文所述，分布于他人生中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李长之还显得相当稚嫩，其关于鲁迅的文字更多的是一个普通青年阅读鲁迅作品后的感受与体会，可是那种热辣辣的独特的味道，在《〈阿Q正传〉之新评价》一文中已露出苗头；在集其鲁迅研究之大成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充分展现了一个敏锐而博学的青年学者的独特风采，他的文化教养、政治立场、人生态度等使他有别于当时甚至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派或个人的鲁迅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至于他在四五十年代的鲁迅研究，虽然个性化的色彩渐渐消退，但他的博学多识依然使他的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他的某些文章可以被看作30年代鲁迅研究意图的一种完善和补充，互相呼应，互为一统。李长之真正形成了自成一家的鲁迅研究，而对其特色的重新辨析和认识，可以使鲁迅研究史更加丰富灿烂，更加多姿多彩。
一 共鸣性的批评立场
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李长之曾说：
“再加我虽然没能百分之百地站在鲁迅先生所代表的这一面，然而我既有片面的崇拜，也就有部分的思想共鸣，这部分思想上的共鸣，在方向上却大致是不错的。”
这一段话，应该说比较真实地代表了李长之在整个鲁迅研究上所取得的批评立场，也是他的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特色，即由崇拜鲁迅而激发出情感上的亲近感，达到共鸣，并以此为契机去解剖鲁迅深邃的精神与人格世界，从而刻画出鲁迅的人格形象。
李长之的鲁迅研究极度重视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作品的情感性特征，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文学审美趣味，更内在的则是这种共鸣式的批评立场使然。正是这样的批评立场使李长之对于他所理解的鲁迅的情感世界作了最深入最有体系的探索，而他对这些情感特征又是采取一种欣赏和共鸣的态度的。“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至于对鲁迅作品的情感性特征，李长之更是随处掩藏不住他的偏好：“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甚至在他认为“较为客观的，也就是写实的气氛大些”的《孔乙己》中，依然是“那刻画的清晰的印象，对于在嘲讽和哄笑离得受了损伤的人物之同情，使这作品蒙上了不朽的色彩”。正是与鲁迅人格和作品中的孤独、寂寞、悲哀、同情等情感因素的共鸣，李长之从人生体验与艺术欣赏出发，对文学家的鲁迅作了独到的研究，而避开了对鲁迅深广的思想和鲁迅在整个社会民族的进步与解放中的地位的探讨，这是他的局限，但也是他的特色。
二 传记式的批评企图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观点，受德国批评家汉保尔特（Wihelm von Humboldt）的影响很大，他曾说：“自从读了汉保尔特《论席勒及其精神发展之过程》，提醒我对一个作品当抓住它的本质，并且须看出它的进展过程来了”。在他的一篇研究茅盾的文章《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中，他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发现到茅盾的创作时可以分期了，技巧和内容的优劣是可以消长了，从茅盾创作之一般的缺陷和擅长是渐渐可以把握茅盾的特性了”。而关于他的鲁迅研究，他则明确地说：“当然仍是继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他的鲁迅研究也因而特别注意抓住鲁迅的精神本质，在发展的流变过程中揭示鲁迅是如何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达到他精神的顶点，具有浓厚的传记特色。
作为一位富有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修养的职业批评家，李长之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文学的美学的应用，便是文学批评”，而文学史则重在文学的流变。他的大量的文学批评专著，却又表现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结合研究的特点，他研究任何一个作家，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注意本质和进展，在时间的流程中去描述作家精神风格进展的轨迹，进而印证其本质，在文学史上给作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使其文学批评显得丰盈厚实，“追求一种永久的价值”。他的李白、韩愈、司马迁、陶渊明研究是这样，他的鲁迅研究也是这样，即企图在鲁迅生活及精神的进展中对鲁迅的文学世界及情感世界做详细的描述性的考察，并以自己的眼光勾画出鲁迅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新文学发展17年的背景下确定鲁迅天才的文学家的地位。
这样的批评企图表现在他完整而严谨的鲁迅研究体系之中。在他之前，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有70多篇，数量之多超过对其他任何作家的评论，但大都是印象式、即兴式和片段式的，李长之以惊人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意识完成了鲁迅的影响及鲁迅对环境的个性选择，考察了鲁迅生活及精神进展的阶段，考察了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在作品中的折射，考察了鲁迅小说的艺术，考察了鲁迅杂文是怎样走向成熟并与其精深发展相对应的，考察了作为“诗人和战士”的鲁迅形象是始终贯穿于各个部分的。这样的研究体系，很明显是为了全方位地展示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情感世界，其传记性的企图也就显现出来了，即在他当时和《鲁迅批判》同时开始的对鲁迅的著译工作的总浏览，以及后来的关于鲁迅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著作的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他的传记企图的一部分，即想要通过对鲁迅的全面的文学成就的展示来帮助人们认识鲁迅的伟大地位。
正因为如此，李长之对所作的“传记”，没有从主观概念出发，也没有什么框框套套，而是以自己对鲁迅作品的实际体味为血肉，以自己的批评观念为骨架，处处都有独树一帜的鲜活的见解。这样的“传记”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使其在鲁迅研究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和价值。
三 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
整体批评意识是李长之的一种自觉的批评观念。这里的整体批评主要是指注重从作品走入作家的精神世界以意逆志，而又知人论世，结合作家生存的环境因素，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中完成对作家的整体评论。这是没有展开细致的论述，而李长之批评的整体意识，正可以用批评的文化意识来代替，即在人类文化的框架下，将文学研究看作文化研究的分支，大而至于“人类的根性之核心”，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小而至于作家的遗传、心理、社会活动、感情情况等“一个作家的整个”，以整体批评意识来映照作家在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的批评才能全面而避免偏激，才能“扶发出他们的真面目和真价值”，才不会出现“我们有的是天才，但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尴尬状况。
李长之是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来认识鲁迅的。他在论述鲁迅和环境的神秘关系时，举了康德、歌德、高尔基等人为例，说明鲁迅是和他们同列的，在鲁迅作品的情感内涵上，李长之指出了“人类所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对于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于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讽笑和攻击”，正是他所认为的“人类的根性之核心”。不仅如此，在批评的基本方法上，李长之也明确表示承袭了汉保尔特在《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中的“注意本质和进展”的方法。这都表现出李长之的开放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他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确认鲁迅的世界性文化巨人的地位。
“不错，文学是人类的，然而起码，它却必须是民族的”，李长之这样阐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他的鲁迅研究，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富有民族特色。“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整个，依然不能了解一个作家”，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在对整个国民性的解剖中，李长之说明了鲁迅的“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的战士地位，而在艺术上，“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桥位运用……，在显示着的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在他所激赏的鲁迅的八篇小说里，他认为“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不动声色，而去一笔一笔为农民作最忠实、最逼真的画像者是鲁迅。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民族特色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具有明确的整体批评意识，李长之是不可能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的。
时代精神是李长之整体批评中极重要的一环，他在论述孟子、陶潜、屈原、李白、司马迁等时都曾大力钩沉古籍，对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精神有详细的体认，考察时代精神对作家生成的影响及作家作品中时代精神的折射。对古人如此，对比他长30年的鲁迅所处的时代，李长之尚有切身的体会，更是极度重视鲁迅和时代的关系了。“他负荷着的是时代使命，他表现着的是时代精神”，这是李长之对鲁迅“奋战的生活”的总结。他考察了维新、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九一八”等大大小小的这个时代中的事件对鲁迅精神进展的影响，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以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为文艺的对象的，鲁迅纵或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的人们之一。……他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了，他已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了”。正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切了解，他对鲁迅作品的意义的认识也显得相当深刻：
“鲁迅文艺创作之初，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反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墨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来农村崩溃，都市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
世界文化、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作家整体构成了李长之所说的“文化价值的整个性”，正是这样的明晰而具体的对文学批评的见解，使李长之提出了“文学研究，在今日是成为科学了，因为需要广大的正确的智识了，不止要才能”这样的观点。他的鲁迅研究，也正是他这样的批评观念的一次实践。整体批评意识使李长之第一次摆脱了片段式和即兴式的普遍的鲁迅研究情况，以完整而又富于逻辑性的研究使鲁迅研究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从而成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最大成就的一项课程。虽然李长之所提出的整体批评被后人不断地超越，但其荜路蓝缕之功，仍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作为一位“古今中外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他的视野”的涉猎范围极大的学者，鲁迅只是李长之众多研究中所公认的一位巨人，而且李长之也只是众多鲁迅研究者中的一员。但无论如何，李长之的鲁迅研究还是有着鲜明的特色，有着后人无法重复的体认。共鸣性的批评立场使李长之对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作品中的抒情成分有着与众不同的体验和探索：他的传记式的批评企图着力描绘鲁迅的人格形象，凸显出鲁迅“诗人和战士”的本质形象；而他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则使其鲁迅研究开始具有明确的科学规范，并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在这其中，共鸣性的批评立场使其对鲁迅所作的传记式批评更着重鲁迅的人格与感情，而李长之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则让这种批评更富于严密的科学性，从而区别于传统文论中的印象式模糊判断。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期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鲁迅研究》，1981年第12期。
[3] 李志孝、安涛：《“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李长之文学批评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 祝宇红：《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阚燕，女，1974—，四川荣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单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李长之 《鲁迅批判》 鲁迅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李长之为人立世独立不羁，不迎俗随好，在学术上重自由独立的性格。无论生前死后，他都没有被人戴上某系某派的帽子。毋庸讳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宗派意思曾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制造了太多的悲剧。对此，李长之曾不无偏激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那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这样的人生与学术态度，使其以天马行空般的姿态来往于中国现代文坛，而其批评文字，也因此充满了强烈的个人的独特色彩。
李长之的鲁迅研究，如上文所述，分布于他人生中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李长之还显得相当稚嫩，其关于鲁迅的文字更多的是一个普通青年阅读鲁迅作品后的感受与体会，可是那种热辣辣的独特的味道，在《〈阿Q正传〉之新评价》一文中已露出苗头；在集其鲁迅研究之大成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充分展现了一个敏锐而博学的青年学者的独特风采，他的文化教养、政治立场、人生态度等使他有别于当时甚至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任何一派或个人的鲁迅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至于他在四五十年代的鲁迅研究，虽然个性化的色彩渐渐消退，但他的博学多识依然使他的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他的某些文章可以被看作30年代鲁迅研究意图的一种完善和补充，互相呼应，互为一统。李长之真正形成了自成一家的鲁迅研究，而对其特色的重新辨析和认识，可以使鲁迅研究史更加丰富灿烂，更加多姿多彩。
一 共鸣性的批评立场
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李长之曾说：
“再加我虽然没能百分之百地站在鲁迅先生所代表的这一面，然而我既有片面的崇拜，也就有部分的思想共鸣，这部分思想上的共鸣，在方向上却大致是不错的。”
这一段话，应该说比较真实地代表了李长之在整个鲁迅研究上所取得的批评立场，也是他的鲁迅研究一个重要特色，即由崇拜鲁迅而激发出情感上的亲近感，达到共鸣，并以此为契机去解剖鲁迅深邃的精神与人格世界，从而刻画出鲁迅的人格形象。
李长之的鲁迅研究极度重视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作品的情感性特征，一部分原因是他的文学审美趣味，更内在的则是这种共鸣式的批评立场使然。正是这样的批评立场使李长之对于他所理解的鲁迅的情感世界作了最深入最有体系的探索，而他对这些情感特征又是采取一种欣赏和共鸣的态度的。“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至于对鲁迅作品的情感性特征，李长之更是随处掩藏不住他的偏好：“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甚至在他认为“较为客观的，也就是写实的气氛大些”的《孔乙己》中，依然是“那刻画的清晰的印象，对于在嘲讽和哄笑离得受了损伤的人物之同情，使这作品蒙上了不朽的色彩”。正是与鲁迅人格和作品中的孤独、寂寞、悲哀、同情等情感因素的共鸣，李长之从人生体验与艺术欣赏出发，对文学家的鲁迅作了独到的研究，而避开了对鲁迅深广的思想和鲁迅在整个社会民族的进步与解放中的地位的探讨，这是他的局限，但也是他的特色。
二 传记式的批评企图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观点，受德国批评家汉保尔特（Wihelm von Humboldt）的影响很大，他曾说：“自从读了汉保尔特《论席勒及其精神发展之过程》，提醒我对一个作品当抓住它的本质，并且须看出它的进展过程来了”。在他的一篇研究茅盾的文章《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中，他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发现到茅盾的创作时可以分期了，技巧和内容的优劣是可以消长了，从茅盾创作之一般的缺陷和擅长是渐渐可以把握茅盾的特性了”。而关于他的鲁迅研究，他则明确地说：“当然仍是继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他的鲁迅研究也因而特别注意抓住鲁迅的精神本质，在发展的流变过程中揭示鲁迅是如何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达到他精神的顶点，具有浓厚的传记特色。
作为一位富有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修养的职业批评家，李长之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文学的美学的应用，便是文学批评”，而文学史则重在文学的流变。他的大量的文学批评专著，却又表现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结合研究的特点，他研究任何一个作家，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注意本质和进展，在时间的流程中去描述作家精神风格进展的轨迹，进而印证其本质，在文学史上给作家安排一个恰当的位置，使其文学批评显得丰盈厚实，“追求一种永久的价值”。他的李白、韩愈、司马迁、陶渊明研究是这样，他的鲁迅研究也是这样，即企图在鲁迅生活及精神的进展中对鲁迅的文学世界及情感世界做详细的描述性的考察，并以自己的眼光勾画出鲁迅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新文学发展17年的背景下确定鲁迅天才的文学家的地位。
这样的批评企图表现在他完整而严谨的鲁迅研究体系之中。在他之前，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有70多篇，数量之多超过对其他任何作家的评论，但大都是印象式、即兴式和片段式的，李长之以惊人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意识完成了鲁迅的影响及鲁迅对环境的个性选择，考察了鲁迅生活及精神进展的阶段，考察了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在作品中的折射，考察了鲁迅小说的艺术，考察了鲁迅杂文是怎样走向成熟并与其精深发展相对应的，考察了作为“诗人和战士”的鲁迅形象是始终贯穿于各个部分的。这样的研究体系，很明显是为了全方位地展示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情感世界，其传记性的企图也就显现出来了，即在他当时和《鲁迅批判》同时开始的对鲁迅的著译工作的总浏览，以及后来的关于鲁迅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著作的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未始不可以看作是他的传记企图的一部分，即想要通过对鲁迅的全面的文学成就的展示来帮助人们认识鲁迅的伟大地位。
正因为如此，李长之对所作的“传记”，没有从主观概念出发，也没有什么框框套套，而是以自己对鲁迅作品的实际体味为血肉，以自己的批评观念为骨架，处处都有独树一帜的鲜活的见解。这样的“传记”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使其在鲁迅研究史上有其独特地位和价值。
三 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
整体批评意识是李长之的一种自觉的批评观念。这里的整体批评主要是指注重从作品走入作家的精神世界以意逆志，而又知人论世，结合作家生存的环境因素，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中完成对作家的整体评论。这是没有展开细致的论述，而李长之批评的整体意识，正可以用批评的文化意识来代替，即在人类文化的框架下，将文学研究看作文化研究的分支，大而至于“人类的根性之核心”，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小而至于作家的遗传、心理、社会活动、感情情况等“一个作家的整个”，以整体批评意识来映照作家在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的批评才能全面而避免偏激，才能“扶发出他们的真面目和真价值”，才不会出现“我们有的是天才，但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尴尬状况。
李长之是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来认识鲁迅的。他在论述鲁迅和环境的神秘关系时，举了康德、歌德、高尔基等人为例，说明鲁迅是和他们同列的，在鲁迅作品的情感内涵上，李长之指出了“人类所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对于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于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讽笑和攻击”，正是他所认为的“人类的根性之核心”。不仅如此，在批评的基本方法上，李长之也明确表示承袭了汉保尔特在《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中的“注意本质和进展”的方法。这都表现出李长之的开放的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他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确认鲁迅的世界性文化巨人的地位。
“不错，文学是人类的，然而起码，它却必须是民族的”，李长之这样阐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他的鲁迅研究，也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富有民族特色。“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整个，依然不能了解一个作家”，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在对整个国民性的解剖中，李长之说明了鲁迅的“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的战士地位，而在艺术上，“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真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桥位运用……，在显示着的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在他所激赏的鲁迅的八篇小说里，他认为“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不动声色，而去一笔一笔为农民作最忠实、最逼真的画像者是鲁迅。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民族特色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具有明确的整体批评意识，李长之是不可能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的。
时代精神是李长之整体批评中极重要的一环，他在论述孟子、陶潜、屈原、李白、司马迁等时都曾大力钩沉古籍，对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精神有详细的体认，考察时代精神对作家生成的影响及作家作品中时代精神的折射。对古人如此，对比他长30年的鲁迅所处的时代，李长之尚有切身的体会，更是极度重视鲁迅和时代的关系了。“他负荷着的是时代使命，他表现着的是时代精神”，这是李长之对鲁迅“奋战的生活”的总结。他考察了维新、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九一八”等大大小小的这个时代中的事件对鲁迅精神进展的影响，而在鲁迅的作品中，“以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为文艺的对象的，鲁迅纵或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的人们之一。……他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了，他已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了”。正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切了解，他对鲁迅作品的意义的认识也显得相当深刻：
“鲁迅文艺创作之初，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反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墨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来农村崩溃，都市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
世界文化、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作家整体构成了李长之所说的“文化价值的整个性”，正是这样的明晰而具体的对文学批评的见解，使李长之提出了“文学研究，在今日是成为科学了，因为需要广大的正确的智识了，不止要才能”这样的观点。他的鲁迅研究，也正是他这样的批评观念的一次实践。整体批评意识使李长之第一次摆脱了片段式和即兴式的普遍的鲁迅研究情况，以完整而又富于逻辑性的研究使鲁迅研究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从而成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最大成就的一项课程。虽然李长之所提出的整体批评被后人不断地超越，但其荜路蓝缕之功，仍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作为一位“古今中外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了他的视野”的涉猎范围极大的学者，鲁迅只是李长之众多研究中所公认的一位巨人，而且李长之也只是众多鲁迅研究者中的一员。但无论如何，李长之的鲁迅研究还是有着鲜明的特色，有着后人无法重复的体认。共鸣性的批评立场使李长之对鲁迅的情感世界及其作品中的抒情成分有着与众不同的体验和探索：他的传记式的批评企图着力描绘鲁迅的人格形象，凸显出鲁迅“诗人和战士”的本质形象；而他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则使其鲁迅研究开始具有明确的科学规范，并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在这其中，共鸣性的批评立场使其对鲁迅所作的传记式批评更着重鲁迅的人格与感情，而李长之强烈的整体批评意识则让这种批评更富于严密的科学性，从而区别于传统文论中的印象式模糊判断。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期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鲁迅研究》，1981年第12期。
[3] 李志孝、安涛：《“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李长之文学批评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 祝宇红：《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阚燕，女，1974—，四川荣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高等职业教育，工作单位：成都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