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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废都》里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贾平凹是站在男性的视角或者说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对女性形象进行任意地歪曲和蔑视，恰恰相反，作者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审视《废都》里的男男女女的。
关键词：贾平凹 《废都》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曾经备受争议的贾平凹的《废都》，与《浮躁》、《秦腔》组成《贾平凹三部》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后，关于贾平凹的争议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在此之前，1993年《废都》的出世和《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和非难。撇开个人偏见和世俗功利，客观地来说，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确实有不可忽视的地方，不论是从其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种种争议并非本文所指，笔者只是想说贾平凹的《废都》并非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只看到“性”而看不见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性”是肮脏的、神秘的、被遮蔽的、不能随便被言说的，即使改革开放之后，有关“性”的话题仍然是羞羞答答的。认为“性”的问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越是不让人们随便言说的话题，人们就越感兴趣、越想知道和窥视。1993年《废都》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盗版蜂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这里不排除出版商的蛊惑和推波助澜。但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对女性的关注是一贯的，并且是特异的。这一点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已经说明：“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
在很多人看来，女人在文学的叙述中或世俗的眼里就是性欲的对象，《废都》中有关女人的叙述恰好迎合了这种世俗。这种迎合遭致了女权主义者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他们认为贾平凹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去任意涂写女性世界和女人，并且带有极其浓厚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持这类见解的多为女权主义者，或者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拥护者。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废都》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是对女性的污蔑和歪曲，甚至是一种对女性不尊重的表现。持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的蔓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益强大和倍受青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确实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开启了新的领域，并且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和大男子主义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从客观上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两性世界。但本文想说的是，如果一味地从性别的单向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可能会出现另一方被压抑的可能而有失公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拥护者多是从文学作品中寻觅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贬损或妖魔化，指责男性作家或男性主人公无平等意识及性别歧视，而看不到两性的差异和性别特征。按照这种逻辑，长此以往，男性同样会觉得存在性别歧视，男性也会感到被压抑和弱势。故此，笔者觉得应该从人自身的角度和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两性的存在也许会更接近两性存在的本身。这样可能才不会出现像现在的这种局面：永远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二元对立，而不能和谐互利。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提倡男女平等时，其潜台词是对男性的指责，觉得女性需要更多的关照和保护。殊不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男性是否也需要得到相应的关照呢？当然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想否认女性确实在很多的地方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处境。换言之，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们都应把其当做人来看待，这样才会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才会更有利于两性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二
要剖析《废都》中的女性文化，唐宛儿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很多人看来，唐宛儿就是一个潘金莲式的人物，是一个好逸恶劳、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作者把女人欲望化的产物，是男权社会主导下的“女人是祸水”的现代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编者说：
“另外，对唐宛儿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陈腐的女性观。唐宛儿原本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从乡下私奔出来，固然有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一面，但更有对都市生活的艳羡和想改变生活处境的一面。她与庄之蝶之所以一拍即合，不排除依附于名人的强烈功利心态。作者肆意地将许多士大夫的、男权主义的观念加到她身上，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失去了艺术的统一性。”
一个女人被丈夫虐待，对都市生活充满了艳羡和想改变生活处境，这难道有错吗？允许男性虐待女性，四海为家，就不允许女性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这究竟是大男子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公平吗？其实唐宛儿只不过是一个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者说始终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可是她的这种追求连她自己也并未完全知情，所以她的这些追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本能的，不自觉的。只不过她的这种追求在传统男权社会里显得有点不合“规范”，从而让世俗的人们诟病而已。如果我们指责唐宛儿这种追求是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把女人欲望化的话，那么庄之蝶是不是也是贾平凹把男人欲望化的产物？唐宛儿跟几个男人有性的接触，同样庄之蝶也跟几个女人有性的接触呀。抛开性别的视角和传统世俗的眼光，从人的视域来看，我们会觉得唐宛儿和庄之蝶在男女关系上没什么不同。既然男人可以有几个性伴侣，那么女人又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在女权主义看来，如果女人在文学作品中有几个性伴侣，或者说当妓女的话，又认为是性别歧视和歪曲女性。这就是一个悖论，口口声声说要男女平等，一旦平等了，又觉得是对女性的歪曲和不尊重。
唐宛儿其实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她应该说一直没有生活出自己的“本真”，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中而不能自拔。唐宛儿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尤其是没有同性的朋友，这使其没有宣泄的通道和途径，所以她才会在追求本能上没有节制。这种没有节制的本能追求只是暂时缓解了她不自觉的“交往”焦虑，但其实带来的后果是更加让她自己与世俗分道扬镳和孤立无援。她跟三个男人的悲欢离合，在世俗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和第一男人生了小孩后跟周敏私奔，这不必套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会被人们认为是妖精和淫妇，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周敏之后，她又与庄之蝶相好则更是让世人鄙夷和无法容忍。从唐宛儿与几个男人的交往来看，她不是一个势利的女人，这在她与庄之蝶的交往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她完全可以向庄之蝶索要钱财和名誉，但她没有。如果说她的这种正常的爱，我们指责为不合时宜，那么我们又应怎样来理解红尘中的其他情爱呢？行文至此，我们发现，贾平凹其实是以一种理解的姿态在叙述着唐宛儿的人生悲欢离合。
三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牛月清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不错，论长相和操持家务，牛月清无可挑剔，尤其是相对她的丈夫庄之蝶来说，更显其优越和忠于家庭。但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或者说所谓的“贤妻良母”就一定是好妻子吗？本文认为对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的评价，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的。婚姻就像鞋子一样，舒不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人世间的婚姻要远比外表看起来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和绚丽多彩。郎才女貌不一定白头偕老，貌不出众的平凡男女也许能生死相依。牛月清对家庭和庄之蝶的眷顾是无微不至的，但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的丈夫庄之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男人，除了关怀照顾之外，夫妻间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心灵的沟通。在这里，笔者并不是在为庄之蝶辩护，也不是大男子主义地提倡“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而是想说，其实夫妻之间除了物资上的相互鼓励和互助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交往。小说中的牛月清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她的事业（一直在外面工作），并不是全职太太。当然一段婚姻和家庭的维系需要男女双方面的努力和悉心经营，而牛月清和庄之蝶这段婚姻的崩溃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牛月清，庄之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笔者认为在讨论两性之间的话题时，首先必须站在“人”、“人性”的角度去构筑一个平等而相对公平的对话平台，而不是一味地从性别的角度去互相诘难。虽说站在性别之外来审视自己有点困难和理想化，但正是因为困难和理想化，所以更值得我们努力追寻，而不是轻易放弃。有研究者认为牛月清是贾平凹塑造出来的符合大男子主义标准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作者故意塑造出来的适合男权社会口味的女性却并未得到善终。在笔者看来，如果说贾平凹是在贬抑女性，还不如说他是在棒喝“臭男人”，或者说是为像牛月清这样的女性辩护。因为从表层看这么好的一个女性都没有得到男人的珍惜和爱护，这难道不是男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吗？
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典型的女仆形象，柳月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众所周知，《家》里的鸣凤投井自杀，《雷雨》里的四凤也是触电而死。她们的处境跟柳月非常相似，都是未婚女仆，都处于底层，都长得漂亮，都与男性雇主有着情感的纠葛，但结局却是天壤之别。而柳月不但没有死，并且还活得有滋有味。柳月来到西京城后就不想离开西京，但她也非常清楚她没有西京户口，要想留在西京就得首先解决户口问题。于是她不停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城里当保姆仍坚持读书；第一次与庄之蝶见面，得知他是著名作家便千方百计地去接近他，并机智地索要了一个“福”字。她后来到庄之蝶家后的为人处世，也不是一般乡下来的保姆能比的。如果说庄之蝶夫妇把她介绍给市长跛脚的儿子大正是对她的不尊重和包办的话，倒不如说是她自己追逐的结果。从柳月婚后的生活状态来看，她生活得春风得意：她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家，而是有自己的工作和朋友，同时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如果说柳月的人生际遇是贾平凹站在男性的角度去审视底层女性奋斗历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能站在女性自己的角度去给柳月指明一条康庄大道呢？如果我们站在女性的立场也不能为柳月指明一条更好的生活选择，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随便指责贾平凹的这种安排？在笔者看来，柳月的追求既不触犯法律，又不缺德，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从“人”的角度去审视一个乡下女子的人生选择呢？其实如果我们能放下一些固定的视角，认真品读文本，就会发现柳月的自信和奋斗精神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废都》里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是作者贾平凹站在男性的视角或者说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对女性形象进行任意地歪曲和蔑视，恰恰相反，作者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审视小说里的男男女女的。在这里，笔者想借用林树明先生在《论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鼓吹男女二元对立，偏离人性，贵族化倾向严重。有论者指出，当前国内的女性主义批评，仅强调‘性’，强调两性的对立，违背了人性的发展及两‘性’间自然、和谐、优美、理想的人性状态。在最近的网站上，有人甚而宣称，中国的女性主义是‘贵族化’的女性主义，其由于很少遭到打压而缺乏人性关爱，并未给底层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打工妹等带来实际的好处。”
这一点是否能给诘难贾平凹、认为他在《废都》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对女性的歪曲和不尊重的研究者一点启示呢？
注：本文系凯里学院校级课题《男权 女权 身体——贾平凹作品中女性文化再解读》，编号：S1005。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2] 傅湘莉：《戴着镣铐跳舞的夏娃——解读贾平凹〈废都〉中的女性形象》，《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林树明：《论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孙见喜：《贾平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7]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8]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代江平，男，1979—，贵州岑巩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化，工作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贾平凹 《废都》 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
曾经备受争议的贾平凹的《废都》，与《浮躁》、《秦腔》组成《贾平凹三部》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后，关于贾平凹的争议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在此之前，1993年《废都》的出世和《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和非难。撇开个人偏见和世俗功利，客观地来说，贾平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确实有不可忽视的地方，不论是从其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种种争议并非本文所指，笔者只是想说贾平凹的《废都》并非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只看到“性”而看不见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性”是肮脏的、神秘的、被遮蔽的、不能随便被言说的，即使改革开放之后，有关“性”的话题仍然是羞羞答答的。认为“性”的问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越是不让人们随便言说的话题，人们就越感兴趣、越想知道和窥视。1993年《废都》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盗版蜂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这里不排除出版商的蛊惑和推波助澜。但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对女性的关注是一贯的，并且是特异的。这一点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已经说明：“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
在很多人看来，女人在文学的叙述中或世俗的眼里就是性欲的对象，《废都》中有关女人的叙述恰好迎合了这种世俗。这种迎合遭致了女权主义者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他们认为贾平凹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去任意涂写女性世界和女人，并且带有极其浓厚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持这类见解的多为女权主义者，或者说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拥护者。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废都》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是对女性的污蔑和歪曲，甚至是一种对女性不尊重的表现。持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的蔓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日益强大和倍受青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确实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开启了新的领域，并且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和大男子主义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从客观上说，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两性世界。但本文想说的是，如果一味地从性别的单向视角去解读文学作品，可能会出现另一方被压抑的可能而有失公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拥护者多是从文学作品中寻觅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抑、贬损或妖魔化，指责男性作家或男性主人公无平等意识及性别歧视，而看不到两性的差异和性别特征。按照这种逻辑，长此以往，男性同样会觉得存在性别歧视，男性也会感到被压抑和弱势。故此，笔者觉得应该从人自身的角度和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两性的存在也许会更接近两性存在的本身。这样可能才不会出现像现在的这种局面：永远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二元对立，而不能和谐互利。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提倡男女平等时，其潜台词是对男性的指责，觉得女性需要更多的关照和保护。殊不知，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男性是否也需要得到相应的关照呢？当然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想否认女性确实在很多的地方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处境。换言之，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们都应把其当做人来看待，这样才会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才会更有利于两性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二
要剖析《废都》中的女性文化，唐宛儿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很多人看来，唐宛儿就是一个潘金莲式的人物，是一个好逸恶劳、水性杨花的“荡妇”，是作者把女人欲望化的产物，是男权社会主导下的“女人是祸水”的现代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编者说：
“另外，对唐宛儿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者陈腐的女性观。唐宛儿原本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她从乡下私奔出来，固然有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一面，但更有对都市生活的艳羡和想改变生活处境的一面。她与庄之蝶之所以一拍即合，不排除依附于名人的强烈功利心态。作者肆意地将许多士大夫的、男权主义的观念加到她身上，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失去了艺术的统一性。”
一个女人被丈夫虐待，对都市生活充满了艳羡和想改变生活处境，这难道有错吗？允许男性虐待女性，四海为家，就不允许女性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这究竟是大男子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公平吗？其实唐宛儿只不过是一个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者说始终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人，可是她的这种追求连她自己也并未完全知情，所以她的这些追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本能的，不自觉的。只不过她的这种追求在传统男权社会里显得有点不合“规范”，从而让世俗的人们诟病而已。如果我们指责唐宛儿这种追求是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把女人欲望化的话，那么庄之蝶是不是也是贾平凹把男人欲望化的产物？唐宛儿跟几个男人有性的接触，同样庄之蝶也跟几个女人有性的接触呀。抛开性别的视角和传统世俗的眼光，从人的视域来看，我们会觉得唐宛儿和庄之蝶在男女关系上没什么不同。既然男人可以有几个性伴侣，那么女人又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在女权主义看来，如果女人在文学作品中有几个性伴侣，或者说当妓女的话，又认为是性别歧视和歪曲女性。这就是一个悖论，口口声声说要男女平等，一旦平等了，又觉得是对女性的歪曲和不尊重。
唐宛儿其实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物。她应该说一直没有生活出自己的“本真”，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中而不能自拔。唐宛儿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尤其是没有同性的朋友，这使其没有宣泄的通道和途径，所以她才会在追求本能上没有节制。这种没有节制的本能追求只是暂时缓解了她不自觉的“交往”焦虑，但其实带来的后果是更加让她自己与世俗分道扬镳和孤立无援。她跟三个男人的悲欢离合，在世俗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和第一男人生了小孩后跟周敏私奔，这不必套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会被人们认为是妖精和淫妇，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周敏之后，她又与庄之蝶相好则更是让世人鄙夷和无法容忍。从唐宛儿与几个男人的交往来看，她不是一个势利的女人，这在她与庄之蝶的交往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她完全可以向庄之蝶索要钱财和名誉，但她没有。如果说她的这种正常的爱，我们指责为不合时宜，那么我们又应怎样来理解红尘中的其他情爱呢？行文至此，我们发现，贾平凹其实是以一种理解的姿态在叙述着唐宛儿的人生悲欢离合。
三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牛月清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不错，论长相和操持家务，牛月清无可挑剔，尤其是相对她的丈夫庄之蝶来说，更显其优越和忠于家庭。但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或者说所谓的“贤妻良母”就一定是好妻子吗？本文认为对一个好妻子或好丈夫的评价，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的。婚姻就像鞋子一样，舒不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人世间的婚姻要远比外表看起来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和绚丽多彩。郎才女貌不一定白头偕老，貌不出众的平凡男女也许能生死相依。牛月清对家庭和庄之蝶的眷顾是无微不至的，但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的丈夫庄之蝶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男人，除了关怀照顾之外，夫妻间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心灵的沟通。在这里，笔者并不是在为庄之蝶辩护，也不是大男子主义地提倡“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而是想说，其实夫妻之间除了物资上的相互鼓励和互助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交往。小说中的牛月清除了家庭之外还有她的事业（一直在外面工作），并不是全职太太。当然一段婚姻和家庭的维系需要男女双方面的努力和悉心经营，而牛月清和庄之蝶这段婚姻的崩溃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牛月清，庄之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笔者认为在讨论两性之间的话题时，首先必须站在“人”、“人性”的角度去构筑一个平等而相对公平的对话平台，而不是一味地从性别的角度去互相诘难。虽说站在性别之外来审视自己有点困难和理想化，但正是因为困难和理想化，所以更值得我们努力追寻，而不是轻易放弃。有研究者认为牛月清是贾平凹塑造出来的符合大男子主义标准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作者故意塑造出来的适合男权社会口味的女性却并未得到善终。在笔者看来，如果说贾平凹是在贬抑女性，还不如说他是在棒喝“臭男人”，或者说是为像牛月清这样的女性辩护。因为从表层看这么好的一个女性都没有得到男人的珍惜和爱护，这难道不是男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吗？
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典型的女仆形象，柳月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众所周知，《家》里的鸣凤投井自杀，《雷雨》里的四凤也是触电而死。她们的处境跟柳月非常相似，都是未婚女仆，都处于底层，都长得漂亮，都与男性雇主有着情感的纠葛，但结局却是天壤之别。而柳月不但没有死，并且还活得有滋有味。柳月来到西京城后就不想离开西京，但她也非常清楚她没有西京户口，要想留在西京就得首先解决户口问题。于是她不停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城里当保姆仍坚持读书；第一次与庄之蝶见面，得知他是著名作家便千方百计地去接近他，并机智地索要了一个“福”字。她后来到庄之蝶家后的为人处世，也不是一般乡下来的保姆能比的。如果说庄之蝶夫妇把她介绍给市长跛脚的儿子大正是对她的不尊重和包办的话，倒不如说是她自己追逐的结果。从柳月婚后的生活状态来看，她生活得春风得意：她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家，而是有自己的工作和朋友，同时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如果说柳月的人生际遇是贾平凹站在男性的角度去审视底层女性奋斗历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能站在女性自己的角度去给柳月指明一条康庄大道呢？如果我们站在女性的立场也不能为柳月指明一条更好的生活选择，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随便指责贾平凹的这种安排？在笔者看来，柳月的追求既不触犯法律，又不缺德，那么我们为何不能从“人”的角度去审视一个乡下女子的人生选择呢？其实如果我们能放下一些固定的视角，认真品读文本，就会发现柳月的自信和奋斗精神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所述，《废都》里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是作者贾平凹站在男性的视角或者说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对女性形象进行任意地歪曲和蔑视，恰恰相反，作者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审视小说里的男男女女的。在这里，笔者想借用林树明先生在《论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鼓吹男女二元对立，偏离人性，贵族化倾向严重。有论者指出，当前国内的女性主义批评，仅强调‘性’，强调两性的对立，违背了人性的发展及两‘性’间自然、和谐、优美、理想的人性状态。在最近的网站上，有人甚而宣称，中国的女性主义是‘贵族化’的女性主义，其由于很少遭到打压而缺乏人性关爱，并未给底层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打工妹等带来实际的好处。”
这一点是否能给诘难贾平凹、认为他在《废都》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对女性的歪曲和不尊重的研究者一点启示呢？
注：本文系凯里学院校级课题《男权 女权 身体——贾平凹作品中女性文化再解读》，编号：S1005。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2] 傅湘莉：《戴着镣铐跳舞的夏娃——解读贾平凹〈废都〉中的女性形象》，《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林树明：《论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孙见喜：《贾平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赖大仁：《魂归何处：贾平凹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7]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8]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代江平，男，1979—，贵州岑巩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化，工作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