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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大集体时代。那时候，农民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晚上还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学习政治、聆听报告、揭发批判、观看演出什么的。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聚会就得有一处合适的场所，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要找出一个能容纳所有村民的建筑谈何容易，只有少数大队有祠堂、庵庙可现成利用。于是，建一座大会堂就成了当时农村的“中心任务”。
建造大会堂，是如今古稀、耄耋这一辈人脑海中一抹红色的记忆。在那个干部振臂一呼、响应者云集的年代里，建一座大会堂也不算太难。当年的生产大队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但好在有许多建材物资不用花钱。尤其是余姚南部山区，石块、山沙、竹木等等可以就地取材，连砖头也可以发动群众挖掘那些无主的古坟旧墓，每个劳动力框定任务，各显神通，按时交货。那些就地无法取到的材料，如瓦片、石灰、水泥、钢梁等，花点集体资金也能顺利解决。至于人手劳力更不是问题，发动全村所有男女劳力共建大会堂，就像一起下地干农活一样，都是日常工作;懂点技术的工匠，如木匠、泥水、簟匠、石匠师傅等等，在本大队里也能组织起一班人马。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愚公移山”和“大寨精神”，操作施工没有任何机械帮衬，全凭一双手、两只肩膀，外加少数独轮车、双轮车加盟。有人说：“干部带头一声令，全体社员齐上阵;滴血流汗有我份，劳动报酬记工分。”
建成后的大会堂呈“鹤立鸡群”之势，引人瞩目。因为那个时候村头庄尾根本没有高大像样的楼房，满眼挤挨着高低参差、蛮石垒砌的旧屋和一部分的泥墙草舍。然而大会堂却是高耸挺拔，青砖黑瓦（考究的盖红色洋瓦），钢梁交叉，墙壁高大挺直，水泥勾缝。从现存的大会堂看，集体经济宽裕点的，造的大会堂就气派，有用条石垒成的，气势恢弘;集体经济紧巴巴的，造的大会堂就将就一些，只是传统的土木结构，几十年栉风沐雨下来，已经破败不堪。公社级的大会堂与大队级的也大有区别，前者聚人多，活动多，故规模宏大，气势显赫;后者则小而简。不过，不管是讲究还是将就，这些大会堂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在村里最中心地段;正门开在山墙头，大门口正上方都镶有一颗凸出的、引人醒目的红五角星，紅五角星下方一般都写上“××人民大会堂”或是“人民会堂”字样;大会堂的墙壁上往往都写有醒目的标语口号，什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时尚用语。大会堂的正门下一般都设有不等的步阶，迈上步阶进入正门后，分左右两边进入内堂，内堂空空旷旷的，那时不置座椅，也不浇注水泥地面，有会议或是演戏什么的，社员们自带椅凳入场。
内堂正上方都有一个高高的主席台，既可以坐领导，也可当戏台用。主席台正中央是一张木制的讲台，开会时上面放一只麦克风话筒，讲台对上的横梁上可挂红布横额，内容根据会议中心而定;两侧白墙壁上往往贴一副与活动相关的楹联，以营造气氛。稍好一点的公社级、县级大会堂还置有好几道不同颜色的幕布，可以拉拢或撩开，还有彩色灯光。
那时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上面派来的工作队、宣传队、指导组经常不断，所以社员群众经常被召集到大会堂里开大会，什么“双夏”动员、批斗大会、政治学习、贯彻文件等等，名堂繁多、没完没了。于是，大会堂也派上了大用场。到时，群众都自带板凳竹椅，留出点弯曲的走道，一排排面向主席台坐着。台下妇女缝补编织，戴针箍纳鞋底;男的手捧茶杯，吞吐香烟，细语闲聊，交头接耳等等，简直不亚于当今青年玩手机的“低头族”阵势。台上干部也十分放肆地喝茶吸烟，大队支书口对着可以弯来曲去的长颈话筒一字一句，“这个、那个”的声音通过悬挂在主席台上高处的大喇叭传送出来。从喇叭出来的声音含糊不清，让人感觉到他的嘴里始终塞着块饭团。
开大会闲闷无聊，台下常有社员摇头晃脑打瞌睡。聪明的支书或上面来的工作同志有时也会别出新招，读完一段稿子后即兴从台下叫来一个能说会唱的社员，来一段《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帮人提神醒脑。这时像风刮过树林一样，台下的沉闷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都会亲切地嬉笑闹逗那个起身走向主席台的社员。无论唱得好坏，都会得到台下密雨般的掌声。每当严肃的会议召开，如“双夏”动员会、批判会等，为刹歪风邪气，支书总会宣布村里几个“黒五类”分子的名字，叫他们即刻上台，接受批斗。被叫的人也早已成了习惯，一个个都循规蹈矩从人群中起身站立，轻手敛脚默默走向主席台，自觉地低眉垂脸，高矮胖瘦排成一列，接受台上干部或者群众积极分子言辞激烈、情绪昂扬、指手画脚的狠批猛斗。这时台上站立的“黑五类”们一个个低头缩颈，犹如做贼心虚的顽童，接受理所当然的批判。
大会堂最热闹的时候是放电影，这当然要等到气候入秋转凉，人们都添衣加衫，晒谷场和学校操场上阴风飕飕、落叶满地之时。于是那块镶着黑边的厚帆布白幕就贴在大会堂主席台后面宽大的山墙上。幕布有大有小，小的像块大手帕，适用于8.75毫米胶片的;大的也只有16毫米，至于35毫米、乃至宽银幕那是后来的事。晚上一有电影消息，大人传小孩，小孩传大人，村里庄外，奔走相告，比过节日还热闹。太阳还老高时，平时空荡的大会堂里早已横排竖放着高矮肥瘦的椅凳了。天黑了，大会堂里人声鼎沸，人流马灯，手电筒络绎不绝。嗑瓜子的、剥花生的、抽烟的、嬉戏打闹的、唠嗑闲聊的、放屁的，还有开襟露奶给婴儿喂奶的……
大会堂正中央被人围簇着的八仙桌上，放映机的灯光照得大会堂如同白昼，刺眼扎目，亮得那些善于向妇女伸手“吃豆腐”的男角儿，这时恐怕也难已下手。一会儿，放映机两个轮盘一前一后拉转起来，一束喇叭似的强光长长地照射在银幕上，声音出来了，人影也出来了，熄灭的电灯让台下一片漆黑，人们也随之沉静下来，只听到轮盘“嘶嘶”的转响和喇叭中发出的声音。纠缠的故事发生了，战斗的场面出现了，正反人物也先后亮相屏幕了……台下的人们都仰着脖子入神痴迷。大会堂的门窗严严实实地关着，把体温臭热和故事情节糅合在里面。
记得当时余姚县电影队下乡放映最多的是第三、第九放映队。那些放映员们根据山区农民少文化的特点，在紧要关头作些必要的讲解：如：“特务马小飞在沈阳城里没有落脚的地方，像只无头苍蝇……”、“南霸天像个漏气的皮球，咕的一声，瘫倒在地上……”、“在革命的急转弯里，老书记辨不清方向，自行车驮着他落了水……”放映员寥寥数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即刻使观众们茅塞顿开，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不是吗？事隔四十多年后，笔者还记忆犹新着哩！ 电影散场了，推开大门，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人们喊儿叫女、搀老扶幼走出门去，缓行在高低弯曲的村道上，消失于山峦夜色中。一会儿人散堂静，身单影只的放映员拆卸机器，收拾电线，收取大幕……有时片源充足，连着放几夜的也有，那么这些行头暂且保留，等到最后一晚再作拆卸。
紧接着，有了电视，个别大队花钱买来大电视机，安放在主席台的木框子里，并由专人操作、保管。这一来，社员们的文艺生活更加丰富了，每天晚上准时去大会堂“报到”，了解信息，观看节目。虽然电视屏幕常呈雪花状、马赛克样，但大家观看的兴致不为此而减退。
几年后，文艺舞台百花齐放，各类戏班子也陆续进大会堂演出。绍剧、越剧、姚剧等等纷至沓来，歌舞说唱也有了。社员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那种高兴劲儿比观看电影要强多了，尤其是一帮中老年朋友，简直成了戏迷粉丝。戏文一做就是几天几夜，大家邀亲告友，热情好客。从此，大会堂里经常热闹喜庆。
然而，大会堂也有不少空闲的日子，常有麻雀们在门窗钢梁间翻飞喧闹、追逐打斗，热闹的声音撞到大会堂高大的面墙上弹出回声。天长日久麻雀索性就在房顶檐口处做窝筑巢，安家落户。它们既躲雨又避风，快活舒适。但有时也会遭来不幸，村里的顽童常趁着天黑，打着手电筒爬到房梁屋檐处，手伸进暖和的、满是软草鸡毛的窝里，掏出大把大把满是雀斑点的鸟蛋，惊走了老麻雀，掳走了它们的孩子。
有时空着的大会堂也会被附近的生产队或是个人占用，当作现成的副业工场，劈篾、编竹壳热水瓶、拷竹床椅子、打草绳、孵秧子、做箩筐等等。不过，一旦要开会、演出什么的，必须早早地清场腾位。
曾经红极一时的、众多的乡村大会堂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而没落，大多的闲置着或成为堆放东西的仓库，有的甚至早被拆除，地基另作他用。只有少部分质量较好的大会堂，成为避灾点或是厂房什么的，继续发挥着余热。
乡村大会堂，这个见证了红火年代的建筑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乡村小店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乡村小店遍布各地。尤其是四明山地区，更是见多。群山环村，出入不便，老百姓要上集镇购点物品，得翻山越岭，步行数十里，来回一整天，很是不便。因此，为方便群众购些零打碎敲的生活必需品，供销社在各村（当时称大队）设立“代销店”，也叫“下伸商店”， 意为供销社下伸到山乡农村的小店。而农民朋友直率幽默地称它为“下身商店”。有了这样的小店，老百姓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在这不起眼的小店中买到，确实给群众带来许多的便利。说它小店，一点不假，租用农户人家路口要道或村子中心处的十几平方米小屋即可，如果没有农户闲房，就借用生产队的仓库房或是祠堂庙宇等，稍作粉饰整理就算是店堂间了。若有两小间的，算是阔绰富余了。其实，乡村小店就是一个日杂百货店：油、盐、烟、糖、酒、茶及各式果脯、花生、红枣之类，颇为丰富，亦兼有火柴、电池、肥皂、铅笔、练习本等日常用品及学生文具等等。
当时的乡村小店，它既没有讲究的装潢，也没有像样的门面招牌，若能用红漆什么的写上“小店”或“代销店”字样的，算是不错了。简单的柜台大多是用普通木板拼制而成的，长两三米，宽约半米，上面放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小商品。若有玻璃镶嵌的透明柜台，那简直是“豪华”到家、让人刮目相看了。店面虽小，货源还算是充足的，都是些群众所需的紧要物品，绝没有闲置着的。那些大的、沉的物品，如酒甏、酱油甏、食盐袋之类的一律放于地面之上;小巧轻便的都齐刷刷安放于靠墙壁的搁廊上，分上下几层，醒目引人，提拿方便。小店里除了吃的、用的，还有农民劳作时穿戴的斗笠、山袜、水壶、阳帽和一些柴刀、镰刀、锄头之类的小农具等等。小孩的玩具也不少，什么手枪、陀螺、橡皮筋、跳棋、玻璃弹子等都有。男孩最喜欢玩具手枪，人人都有一、两支，别在腰间，神气威武。因此小店里的“火药纸丸”成了男儿童的抢手货，尤其是在春节里，供不应求。不过，好些紧缺商品都要凭票购买的。
小店的营业员都是区供销社派来的，为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大多是男性。每隔一两年换一换，在本区范围内流动调配。在物资“票证统率”的年代里，“下伸商店”的营业员是十分“吃香”（受人羡慕）的，简直超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待遇。虽说是按票拨货，可也有相当的余地，他们掌控着或多或少的“票外货”，是可以自己享用或是做人情的。于是，村里的老百姓想开点“后门”，必须与其搞好关系，平时送他一点土特产尝尝，拉近关系，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酒荒”年中的嗜酒者们，显得尤为机灵。几位献殷勤有方者，听营业员爱好下棋，投其所好，常在柜台上，“楚河汉界”中交往;有人见营业员喜欢看书，就想方设法弄点书籍借与他阅，在字里行间增进友情;也有少数颇有心计的妇女吃饭请客、以色诱人，在眉来眼去中交流，个别的还留下了活生生的情种……
乡村小店的营业员，他们的工作必须针对农村实际，吃住在店堂间里，这样既方便服务，又能防小偷。工作时间实行“全天候”。一天中最忙的是早、中、晚三个高峰段，其余时间农民上山出畈干活，显得闲淡无事。那么，营业员可以抽空去供销社仓库配点零星小商品，有时也难得上附近农家串串门，与年长者闲聊闲聊。记得当时有位姓褚的营业员，我称呼他老褚伯，常带着烧酒到我家吃母亲烤的马铃薯。他备烧酒，我们负责烤马铃薯。俗话说：“马铃薯过烧酒，强盗来勿肯走。”是呀，既过酒瘾，又填肚子，这多好哇。
“春插”与“双夏”时节，小店最忙，生意红火，也着实方便了小村的群众。再加上农忙时节，供销社凭着“一切为农服务”的宗旨，千方百计从外地调拨一些物资支援农业、农民。物资增加了，营业员也相应地忙了。营业员没有按时上下班這种形式，晚上休息必须在群众熄灯安静之后方可关门。哪位村民要是遇上急事，夜半三更敲门购物者也有之，这时的营业员在声声好言声里，虽有不愿也只得开门服务。当然双方也有不讲理者，谩骂动粗，甚至闹到供销社领导那里去的，不过，这只是少数。那时的乡村，贫穷落后，百姓口袋里很少有钱，遇上亲友来访，免不了去下伸小店里赊欠买物，因此，营业员的小本子里记着密密麻麻的欠账，还真不少哩！不过，到了月底，必须一一清还，因为每月一次的财务“盘店”是常规。到时，供销社的三、两个经理和财会人员带着算盘、账本，化上半天时间，一定要弄个货钱两清，若有挪用、外欠和贪污，那是毫不留情的。 快过年了，供销社有一些年货如水产品、肉类和食糖等也会按人头数下拨到各代销店。这时，光凭一两个营业员就不行了，只得请生产队的会计或出纳出来帮忙，把有限的过年物资及时分送到农户手中。过年的唯一礼品——拜岁包头是少不了的，里面的糕点茶食、红枣黑枣等等这时也会免票敞开供应。这段时间，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夸张之说，连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从早到晚用铜盘秤称着，包装着。你看他们的操作还有点专业，先用一大张四方的粗劣草纸平摊于柜台的板面上，再用铜盘秤称好相應的分量，倒入草纸正中央，然后小心翼翼地翻折起草纸的三只角，竖起来顿一顿，使其里面的食品落实到位，接着把上方的余下一角翻下来压住，平放于柜台上，再腾出另一只手拿一张红底黑字的“招头纸”覆盖于包头正面，最后用一根极细的络麻丝绑扎住，就算完工。瞧那大红的“招头纸”上，清晰地印着“南北果品”、“南货糕点”及XX供销社等字样，在当时可谓是一种时尚高级的装饰了。至于那几个年轻的店员就不行了，操作起来笨手笨脚，等着的人心急，就开始埋怨起来。从此，这些拜岁包头走出店门，登上拜岁的征程，带着喜庆，带着礼仪，循环于亲友之间。
乡村小店是村子的集中点，农闲时店门口常聚集一些闲人，男女老少都有，大摆龙门阵。张家长，李家短，大到指点江山，畅谈国家大事，小至谈论某某被人家戴了绿帽子，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蒙在鼓里。还有某某昨晚偷狗杀狗吃被人捉住了等等。一些好舌者们抽着劣质香烟，吐着烟圈，说得唾沫横飞，有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手。农忙时节，生产队长也在小店门口发号施令，安排工作，分派劳动任务，这里成了临时的会议场所。小店往往地处中心路口，外面来了马戏团、电影队、大力士、货郎担、补缸补甏、捏泥人、敞纱筛钉碗等杂七杂八的人，小店是第一站，是信息最灵通的地方。
村里的小店又是乡村跟外界联络之处。镇上的邮递员往往把报纸、信件往小店一扔，就算完事，有没有挂号一律不管。有时店主去集镇供销社进货，也会顺手将报纸、信件悉数取回，就放在小店的柜台上，等村民买东西或前来拿取。那时，村民信件很少，一有就必定重要。有些不识字的农民，还得请营业员念信或者代笔写信。
根据购买力，小店必须定时进货。当时的山村交通阻塞，道路不平，早先是供销社安排人员凭肩挑上门送货的，那些扁担、跺柱、绳索之类是最基本的工具，供销社专门雇用的“挑脚工”，把一担担杂货从集镇挑到村里小店，放置好，再把空甏空箱挑回去，若有破损，还要按价赔偿。过些年后，路况有了好转，就用独轮车、双轮车拉货进店，寒冬腊用，拉货的赤膊上阵，还热气直冒。最后来有了“突突突”的拖拉机入村送货，还有四轮货车加盟，几种新的声音在山村上空回响……
城里的小孩到乡村来，听大人们说的总是到“小店”去买什么什么的，觉得很奇怪，问其为什么不到大商店里去买呢？是呀，那年头，村里只有唯一的小店，而且是供销社独家经营的产物。这种星星点点的乡村小店，那是时代的音符，散落在四明大地乃至全省、全国的版图上，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也挥之不去。
篱笆墙
早些年的农村乡间，随处可见一道道的篱笆墙。在院子，在路边，在屋旁……它们不单单是为了拦鸡阻羊保护庄稼，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在其间。农民眼里，泥墙呢，太厚，太重，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轻松;砖墙呢，太贵，太冷，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所以，只有篱笆墙最合适，平易近人，有一种亲切感。它，就地取材，简单易做，可以是竹的，可以是木的，也可以用荆棘编排而成。无论哪一种，都是青青细细柔柔长长，像是过不完的青葱岁月;它蜿蜒着，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又像一道天然屏风，拴住乡村的暖，拴住农户人家的质朴，拴住四处奔波千里之外游子的心。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串长长的豆角、丝瓜架。父亲从山上砍来几梱小木棍，整整齐齐插一圈，再用剖开竹爿拦腰夹住，扎上铁丝或竹篾，一道像样的木质篱笆就呈现在面前。当然，不用小木棍，用竹梢、杂竹也行。篱笆编成了，在春天里，母亲带我顺着篱笆墙根，点上几颗扁豆或南瓜、丝瓜之类的种子。然后耐心等待，单等春风吹，单等夏雨下，长长的篱笆上缀满了花。有紫红如梅的扁豆花，有黄色的南瓜、丝瓜花，还有自生自长赶来凑热闹的蓝色牵牛花，一朵朵形似喇叭……就这么地打扮了一下，给农家小院牵来了一篱笆的美丽与生机，也引来了许多的虫客：蜜蜂嗡嗡飞，蝴蝶对对舞，蜻蜓静静立，田鸡呱呱叫，偶尔有蟋蟀、纺织娘躲在花篱深处，弹奏起柔柔的丝弦……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棵棵紧密相连的枸桔或是槿柳。有着针针尖尖的枸桔树，不挡风，不遮雨，却可以忠实守护好它的小院;而被世人惯称为只能夹笆的槿柳，理所当然是忠于职守了，它既能守护，又能开花美景。秋天，院子里的石榴、枣树挂满了果儿，那红的青的，大的小的，就是好看诱人。于是，几个嘴馋顽童，商商量量，围着这带刺篱笆转了又转，就是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这些，枸桔、槿柳都看得真真切切，只是不想说。到了石榴、枣儿卸果时，主人家自会提了满满几篮子，往左邻右舍地送去，到了那几个捣蛋鬼家，反而送的特别多。当顽童们咀嚼上甜津津、脆生生的果子时，真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首诗一幅画。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一声鸡啼催醒了黎明。一刹那，乡村沐浴在红色的云霞里。山雀、黄莺等鸟在篱笆上唱起了情曲，婉转而多情。我一觉醒来，绕着篱笆看了又看，的确像在读一首诗，又像在欣赏一幅画。每一片叶子都是清澈亮丽的，每一朵花儿都散发着芳香;就连昨晚刚刚酿就的露珠儿，一旦亲近上绿绿的篱笆，很久很久舍不得离去。露珠儿从高处滑落，落在低处的叶面上，最后滴落在篱笆下矮矮的草丛里，被几只早起的昆虫抢了去。
青青的篱笆把我包裹在幸福的记忆里。我知道，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但又是质朴的。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气息，每一个村庄总有那么几丛绿色的篱笆墙展示在人们眼前。在春天，它能推开料峭的春寒，跟墙头的五爪藤较着劲，和田畈里的庄稼打着赌;在秋天，篱笆上青青红红的果实，站在高处，飘在空中，惹人喜欢。 一丛篱笆，也许就是一道女人的风景线。透过篱笆，能看到鸡在啄食，鸭在嬉戏。忽而，篱笆深处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蔼的女人手提竹篮向菜畦走去，弯下腰去割菜、拔萝卜、摘茄……只一袋烟工夫，就装了一小篮，拎着往回走。忽而，篱笆外李家婶子与她打起了招呼。于是，隔着篱笆，拨开一条小缝，聊上了。东家长，西家短，没完没了，嗓门也时高时低。篱笆内外，音量彼此彼此，难分胜负。要是有个陌生客路过，女主人也会迎上去，唠叨几句：渴吗？累吗？要歇歇脚？洗把脸？咱农民人家屋里乱糟糟的，不过这水是上等的……是呀，甜津津，凉丝丝，你千万不要介意。隔着篱笆递出来的那只带柄竹勺或是那只粗糙的青瓷大碗，里面盛着的可是上好的山泉，沁人心脾的。篱笆内外，陌生也变得如此温馨。这也许就是女人的味道，女人的风采。
篱笆必定配有柴门，竹编的、木制的都有，便于进出。与柴门相守的人、大多是女人。她们无数次地把院里的瓜呀，菜呀，加工成你最喜欢吃的;她们用单薄的柴门，破旧的老屋，绿色的篱笆围住自己艰辛而平平淡淡的一生。儿女在长大，在长高，把目光投向篱笆外遥远的地方，走了。而此时的女人依着柴门，隔着篱笆，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一丛篱笆，也许就是一只看家狗的分界线。篱笆之内，是狗的管辖地;篱笆之外，可管可不管，這也许是狗自己定下的。不过，在篱笆最恰当的位置，总有狗的几个瞭望口，有时它把头伸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瞎叫几声，显示一下本狗的能耐与威风，何尝不可？这就应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句诗了。要是有个陌生人靠近篱笆，甚至向它的管辖地走来，它会狂吠不止，窜出去又奔进来，如此反复，还竖着鬃毛，样子实在可怕，胆小者望而却步。只有待到主人允许，训斥它几句，狗才停止狂吠，摇几下尾巴，表示向客人致歉。篱笆深处，偶尔有只野猫或黄鼠狼探一下头，目标当然是鸡和兔等。狗立即闻出异味，四处察看，警觉地叫几声，那杂种们赶紧缩回头，逃之夭夭。
狗很乖，从不偷吃家里的食物，包括喂鸡饲鸭之食，还会把母鸡下在篱笆墙跟、草蓬之处的蛋，用它宽大的嘴巴衔着进来，轻轻地放在你的面前，摇几下尾巴，得到几句赞扬，或者奖励点好吃的，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狗喜欢家里人，更喜欢家中的儿童，因为与它的接触多。每当儿童放学回来，立即拥过去，劲摇尾巴，两只前爪搭挂在你胸口，一上一下地，真是久别重逢，亲热得要命，把衣服的胸襟部分弄得全是爪印，而小主人从不责怪与它，只是使劲撸顺着它的头毛而已。
绿色的篱笆，慈祥的女人，忠于职守的狗，那些远去的思绪，久久地相守在我的心里……
水 碓
早些年，四明山区的农户利用得天独厚的溪水资源和地理条件，使用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种最简单的动力机械——水碓。水碓房依着山溪的流向和坡度，上上下下，沿溪而建。“嘭哒、嘭哒……”那富有节奏的声音在山谷里昼夜回荡，伴随着人们一起劳作，一起催入甜蜜的梦乡。
水碓房的地势必须低于水流，它们的屋梁、屋柱都是用木头、毛竹搭建而成，稻草盖顶，中间隆起，四檐较低，像是西北地区的蒙古包。这种设计既避风雨保暖，又防因震动而使瓦片脱落，一举多得。水碓利用上游水的冲击力，带动一个庞大的木轮旋转，木轮中轴两侧装有两根用檀木制成的、十分坚硬的横板。横板有节奏地撞击两个“砣碓”，一上一下开始“工作”。根据需要，快慢调节均有控制水流量的大小来完成的。人们利用它来舂米、捣粉和做年糕等等。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叫我猜过一个谜语：“两兄弟，拜天地，一个磕倒，一个爬起。”说的就是水碓了。
说起水碓，人们就会自然地想起年糕，构成了“水碓年糕”这个词。“水碓”早已销声匿迹，被人们淡忘了，而“水碓年糕”那柔糯、细腻、滑唇的滋味仍久久地留在咱们的记忆深处。现在的“机制年糕”，无论多好，都是无可比拟和超越的。
从农历十一月开始，农户舂米、浸米，劈柴爿为做年糕而作准备。因为宰年猪、购年货、做年糕这些带有浓浓“年味”的老传统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山里人过年的气氛比城里人总来得浓，来得早。那些做年糕的师傅们也早早地忙开了：有的请泥工砌灶，有的修理整换水碓“零件”，有的清理水沟渠道，还有的添置做年糕的器具用品……据父辈们说，蒸煮年糕的那口“老虎灶”特别讲究，既要省柴火，又要快捷灵光，必须请有经验的“高档”泥工师傅，才能完成这一重要“工程”，一般手艺是不行的。那时，我还年小，听说要做年糕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其实，小伙伴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奔走相告，比村里放战斗片电影还高兴哩。一大早，父亲把浸透了的年糕米，用两只大箩筐挑到溪坑埠头，用勺舀起小溪流水，把米冲得干干净净，绝无酸臭味为止，再挑到水碓房。我也帮衬着，挑些柴爿、稻草、油盐之类的做年糕的必用品，正儿八经地当作一件大喜事。
水碓房里热火朝天，一派忙碌景象。两位“砣碓兄弟”一起一落，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拜天地”。做年糕的师傅们都有明确的分工，忙而不乱，又互相合作。舂米碾粉的先舂后筛，粉末儿在筛下翻飞，堆成了“小山”。“上篜”的老师傅在粉里掺些水，揉搓成小“圆子”，把“圆子”放入篜底层，再在上面放上糕粉，和点盐，拌匀后放到两口大锅里蒸。蒸熟后叫“年糕花”，它特好吃，咸咪咪、香喷喷，老人们最爱吃这种东西。蒸熟的“糕花”必须快速倒入石臼里，由“砣碓”一下一下，沉沉地捣，反复地捣。这时，早有人低坐在石臼旁的坑里，顺着“砣碓”的上下起落，十分麻利地转动糕团，使糕团捣得又粘又柔。捣透的糕团迅速放到长板桌面上，有一位师傅均匀地掐下一个一个的“年糕团”，再由十余名师傅七手八脚地揉搓成长短相等的条型年糕。就这样地，一篜接一篜，一户连一户地进行着，而且是在紧张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这时，水碓房里的哗哗的水流声，嘭嘭的砣碓声，劈啪作响的柴火声，揉搓年糕的吱吱声，还有人语声，欢笑声……热浪翻滚，一片欢腾，比生活在空调下还舒服。而最忙碌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嚷嚷着叫师傅们做“元宝”，做“鸳鸯”……那些“飞禽走兽”在师傅们的巧手下，显得栩栩如生。孩子们把“元宝”用长线串起来，扎在小竹棒上，边玩边唱着父辈们流传下来的歌谣：“元宝丢丢，田买九千九;元宝掼掼，田买九千万……”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可谓“无糕不过年”。多则四五百斤，少则两三百斤。把做好的热年糕，分十几条给邻居们尝尝鲜，这是常有的事，家家都这样，你来我往，已成为习惯。这些年糕在竹匾里晾干后，过些日子再放入大水缸里，挑来“冬水”浸着，以防干裂变质。妇女们还把少数年糕切成片，日后放“年糕胖”，又香又脆的，老人和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原载于2019年《姚江》春季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处于大集体时代。那时候，农民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晚上还经常参加群众大会、学习政治、聆听报告、揭发批判、观看演出什么的。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聚会就得有一处合适的场所，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要找出一个能容纳所有村民的建筑谈何容易，只有少数大队有祠堂、庵庙可现成利用。于是，建一座大会堂就成了当时农村的“中心任务”。
建造大会堂，是如今古稀、耄耋这一辈人脑海中一抹红色的记忆。在那个干部振臂一呼、响应者云集的年代里，建一座大会堂也不算太难。当年的生产大队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但好在有许多建材物资不用花钱。尤其是余姚南部山区，石块、山沙、竹木等等可以就地取材，连砖头也可以发动群众挖掘那些无主的古坟旧墓，每个劳动力框定任务，各显神通，按时交货。那些就地无法取到的材料，如瓦片、石灰、水泥、钢梁等，花点集体资金也能顺利解决。至于人手劳力更不是问题，发动全村所有男女劳力共建大会堂，就像一起下地干农活一样，都是日常工作;懂点技术的工匠，如木匠、泥水、簟匠、石匠师傅等等，在本大队里也能组织起一班人马。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愚公移山”和“大寨精神”，操作施工没有任何机械帮衬，全凭一双手、两只肩膀，外加少数独轮车、双轮车加盟。有人说：“干部带头一声令，全体社员齐上阵;滴血流汗有我份，劳动报酬记工分。”
建成后的大会堂呈“鹤立鸡群”之势，引人瞩目。因为那个时候村头庄尾根本没有高大像样的楼房，满眼挤挨着高低参差、蛮石垒砌的旧屋和一部分的泥墙草舍。然而大会堂却是高耸挺拔，青砖黑瓦（考究的盖红色洋瓦），钢梁交叉，墙壁高大挺直，水泥勾缝。从现存的大会堂看，集体经济宽裕点的，造的大会堂就气派，有用条石垒成的，气势恢弘;集体经济紧巴巴的，造的大会堂就将就一些，只是传统的土木结构，几十年栉风沐雨下来，已经破败不堪。公社级的大会堂与大队级的也大有区别，前者聚人多，活动多，故规模宏大，气势显赫;后者则小而简。不过，不管是讲究还是将就，这些大会堂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在村里最中心地段;正门开在山墙头，大门口正上方都镶有一颗凸出的、引人醒目的红五角星，紅五角星下方一般都写上“××人民大会堂”或是“人民会堂”字样;大会堂的墙壁上往往都写有醒目的标语口号，什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时尚用语。大会堂的正门下一般都设有不等的步阶，迈上步阶进入正门后，分左右两边进入内堂，内堂空空旷旷的，那时不置座椅，也不浇注水泥地面，有会议或是演戏什么的，社员们自带椅凳入场。
内堂正上方都有一个高高的主席台，既可以坐领导，也可当戏台用。主席台正中央是一张木制的讲台，开会时上面放一只麦克风话筒，讲台对上的横梁上可挂红布横额，内容根据会议中心而定;两侧白墙壁上往往贴一副与活动相关的楹联，以营造气氛。稍好一点的公社级、县级大会堂还置有好几道不同颜色的幕布，可以拉拢或撩开，还有彩色灯光。
那时的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上面派来的工作队、宣传队、指导组经常不断，所以社员群众经常被召集到大会堂里开大会，什么“双夏”动员、批斗大会、政治学习、贯彻文件等等，名堂繁多、没完没了。于是，大会堂也派上了大用场。到时，群众都自带板凳竹椅，留出点弯曲的走道，一排排面向主席台坐着。台下妇女缝补编织，戴针箍纳鞋底;男的手捧茶杯，吞吐香烟，细语闲聊，交头接耳等等，简直不亚于当今青年玩手机的“低头族”阵势。台上干部也十分放肆地喝茶吸烟，大队支书口对着可以弯来曲去的长颈话筒一字一句，“这个、那个”的声音通过悬挂在主席台上高处的大喇叭传送出来。从喇叭出来的声音含糊不清，让人感觉到他的嘴里始终塞着块饭团。
开大会闲闷无聊，台下常有社员摇头晃脑打瞌睡。聪明的支书或上面来的工作同志有时也会别出新招，读完一段稿子后即兴从台下叫来一个能说会唱的社员，来一段《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帮人提神醒脑。这时像风刮过树林一样，台下的沉闷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都会亲切地嬉笑闹逗那个起身走向主席台的社员。无论唱得好坏，都会得到台下密雨般的掌声。每当严肃的会议召开，如“双夏”动员会、批判会等，为刹歪风邪气，支书总会宣布村里几个“黒五类”分子的名字，叫他们即刻上台，接受批斗。被叫的人也早已成了习惯，一个个都循规蹈矩从人群中起身站立，轻手敛脚默默走向主席台，自觉地低眉垂脸，高矮胖瘦排成一列，接受台上干部或者群众积极分子言辞激烈、情绪昂扬、指手画脚的狠批猛斗。这时台上站立的“黑五类”们一个个低头缩颈，犹如做贼心虚的顽童，接受理所当然的批判。
大会堂最热闹的时候是放电影，这当然要等到气候入秋转凉，人们都添衣加衫，晒谷场和学校操场上阴风飕飕、落叶满地之时。于是那块镶着黑边的厚帆布白幕就贴在大会堂主席台后面宽大的山墙上。幕布有大有小，小的像块大手帕，适用于8.75毫米胶片的;大的也只有16毫米，至于35毫米、乃至宽银幕那是后来的事。晚上一有电影消息，大人传小孩，小孩传大人，村里庄外，奔走相告，比过节日还热闹。太阳还老高时，平时空荡的大会堂里早已横排竖放着高矮肥瘦的椅凳了。天黑了，大会堂里人声鼎沸，人流马灯，手电筒络绎不绝。嗑瓜子的、剥花生的、抽烟的、嬉戏打闹的、唠嗑闲聊的、放屁的，还有开襟露奶给婴儿喂奶的……
大会堂正中央被人围簇着的八仙桌上，放映机的灯光照得大会堂如同白昼，刺眼扎目，亮得那些善于向妇女伸手“吃豆腐”的男角儿，这时恐怕也难已下手。一会儿，放映机两个轮盘一前一后拉转起来，一束喇叭似的强光长长地照射在银幕上，声音出来了，人影也出来了，熄灭的电灯让台下一片漆黑，人们也随之沉静下来，只听到轮盘“嘶嘶”的转响和喇叭中发出的声音。纠缠的故事发生了，战斗的场面出现了，正反人物也先后亮相屏幕了……台下的人们都仰着脖子入神痴迷。大会堂的门窗严严实实地关着，把体温臭热和故事情节糅合在里面。
记得当时余姚县电影队下乡放映最多的是第三、第九放映队。那些放映员们根据山区农民少文化的特点，在紧要关头作些必要的讲解：如：“特务马小飞在沈阳城里没有落脚的地方，像只无头苍蝇……”、“南霸天像个漏气的皮球，咕的一声，瘫倒在地上……”、“在革命的急转弯里，老书记辨不清方向，自行车驮着他落了水……”放映员寥寥数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即刻使观众们茅塞顿开，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不是吗？事隔四十多年后，笔者还记忆犹新着哩！ 电影散场了，推开大门，一阵寒气扑面而来，人们喊儿叫女、搀老扶幼走出门去，缓行在高低弯曲的村道上，消失于山峦夜色中。一会儿人散堂静，身单影只的放映员拆卸机器，收拾电线，收取大幕……有时片源充足，连着放几夜的也有，那么这些行头暂且保留，等到最后一晚再作拆卸。
紧接着，有了电视，个别大队花钱买来大电视机，安放在主席台的木框子里，并由专人操作、保管。这一来，社员们的文艺生活更加丰富了，每天晚上准时去大会堂“报到”，了解信息，观看节目。虽然电视屏幕常呈雪花状、马赛克样，但大家观看的兴致不为此而减退。
几年后，文艺舞台百花齐放，各类戏班子也陆续进大会堂演出。绍剧、越剧、姚剧等等纷至沓来，歌舞说唱也有了。社员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那种高兴劲儿比观看电影要强多了，尤其是一帮中老年朋友，简直成了戏迷粉丝。戏文一做就是几天几夜，大家邀亲告友，热情好客。从此，大会堂里经常热闹喜庆。
然而，大会堂也有不少空闲的日子，常有麻雀们在门窗钢梁间翻飞喧闹、追逐打斗，热闹的声音撞到大会堂高大的面墙上弹出回声。天长日久麻雀索性就在房顶檐口处做窝筑巢，安家落户。它们既躲雨又避风，快活舒适。但有时也会遭来不幸，村里的顽童常趁着天黑，打着手电筒爬到房梁屋檐处，手伸进暖和的、满是软草鸡毛的窝里，掏出大把大把满是雀斑点的鸟蛋，惊走了老麻雀，掳走了它们的孩子。
有时空着的大会堂也会被附近的生产队或是个人占用，当作现成的副业工场，劈篾、编竹壳热水瓶、拷竹床椅子、打草绳、孵秧子、做箩筐等等。不过，一旦要开会、演出什么的，必须早早地清场腾位。
曾经红极一时的、众多的乡村大会堂随着那个年代的逝去而没落，大多的闲置着或成为堆放东西的仓库，有的甚至早被拆除，地基另作他用。只有少部分质量较好的大会堂，成为避灾点或是厂房什么的，继续发挥着余热。
乡村大会堂，这个见证了红火年代的建筑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乡村小店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乡村小店遍布各地。尤其是四明山地区，更是见多。群山环村，出入不便，老百姓要上集镇购点物品，得翻山越岭，步行数十里，来回一整天，很是不便。因此，为方便群众购些零打碎敲的生活必需品，供销社在各村（当时称大队）设立“代销店”，也叫“下伸商店”， 意为供销社下伸到山乡农村的小店。而农民朋友直率幽默地称它为“下身商店”。有了这样的小店，老百姓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在这不起眼的小店中买到，确实给群众带来许多的便利。说它小店，一点不假，租用农户人家路口要道或村子中心处的十几平方米小屋即可，如果没有农户闲房，就借用生产队的仓库房或是祠堂庙宇等，稍作粉饰整理就算是店堂间了。若有两小间的，算是阔绰富余了。其实，乡村小店就是一个日杂百货店：油、盐、烟、糖、酒、茶及各式果脯、花生、红枣之类，颇为丰富，亦兼有火柴、电池、肥皂、铅笔、练习本等日常用品及学生文具等等。
当时的乡村小店，它既没有讲究的装潢，也没有像样的门面招牌，若能用红漆什么的写上“小店”或“代销店”字样的，算是不错了。简单的柜台大多是用普通木板拼制而成的，长两三米，宽约半米，上面放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小商品。若有玻璃镶嵌的透明柜台，那简直是“豪华”到家、让人刮目相看了。店面虽小，货源还算是充足的，都是些群众所需的紧要物品，绝没有闲置着的。那些大的、沉的物品，如酒甏、酱油甏、食盐袋之类的一律放于地面之上;小巧轻便的都齐刷刷安放于靠墙壁的搁廊上，分上下几层，醒目引人，提拿方便。小店里除了吃的、用的，还有农民劳作时穿戴的斗笠、山袜、水壶、阳帽和一些柴刀、镰刀、锄头之类的小农具等等。小孩的玩具也不少，什么手枪、陀螺、橡皮筋、跳棋、玻璃弹子等都有。男孩最喜欢玩具手枪，人人都有一、两支，别在腰间，神气威武。因此小店里的“火药纸丸”成了男儿童的抢手货，尤其是在春节里，供不应求。不过，好些紧缺商品都要凭票购买的。
小店的营业员都是区供销社派来的，为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大多是男性。每隔一两年换一换，在本区范围内流动调配。在物资“票证统率”的年代里，“下伸商店”的营业员是十分“吃香”（受人羡慕）的，简直超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待遇。虽说是按票拨货，可也有相当的余地，他们掌控着或多或少的“票外货”，是可以自己享用或是做人情的。于是，村里的老百姓想开点“后门”，必须与其搞好关系，平时送他一点土特产尝尝，拉近关系，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酒荒”年中的嗜酒者们，显得尤为机灵。几位献殷勤有方者，听营业员爱好下棋，投其所好，常在柜台上，“楚河汉界”中交往;有人见营业员喜欢看书，就想方设法弄点书籍借与他阅，在字里行间增进友情;也有少数颇有心计的妇女吃饭请客、以色诱人，在眉来眼去中交流，个别的还留下了活生生的情种……
乡村小店的营业员，他们的工作必须针对农村实际，吃住在店堂间里，这样既方便服务，又能防小偷。工作时间实行“全天候”。一天中最忙的是早、中、晚三个高峰段，其余时间农民上山出畈干活，显得闲淡无事。那么，营业员可以抽空去供销社仓库配点零星小商品，有时也难得上附近农家串串门，与年长者闲聊闲聊。记得当时有位姓褚的营业员，我称呼他老褚伯，常带着烧酒到我家吃母亲烤的马铃薯。他备烧酒，我们负责烤马铃薯。俗话说：“马铃薯过烧酒，强盗来勿肯走。”是呀，既过酒瘾，又填肚子，这多好哇。
“春插”与“双夏”时节，小店最忙，生意红火，也着实方便了小村的群众。再加上农忙时节，供销社凭着“一切为农服务”的宗旨，千方百计从外地调拨一些物资支援农业、农民。物资增加了，营业员也相应地忙了。营业员没有按时上下班這种形式，晚上休息必须在群众熄灯安静之后方可关门。哪位村民要是遇上急事，夜半三更敲门购物者也有之，这时的营业员在声声好言声里，虽有不愿也只得开门服务。当然双方也有不讲理者，谩骂动粗，甚至闹到供销社领导那里去的，不过，这只是少数。那时的乡村，贫穷落后，百姓口袋里很少有钱，遇上亲友来访，免不了去下伸小店里赊欠买物，因此，营业员的小本子里记着密密麻麻的欠账，还真不少哩！不过，到了月底，必须一一清还，因为每月一次的财务“盘店”是常规。到时，供销社的三、两个经理和财会人员带着算盘、账本，化上半天时间，一定要弄个货钱两清，若有挪用、外欠和贪污，那是毫不留情的。 快过年了，供销社有一些年货如水产品、肉类和食糖等也会按人头数下拨到各代销店。这时，光凭一两个营业员就不行了，只得请生产队的会计或出纳出来帮忙，把有限的过年物资及时分送到农户手中。过年的唯一礼品——拜岁包头是少不了的，里面的糕点茶食、红枣黑枣等等这时也会免票敞开供应。这段时间，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夸张之说，连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从早到晚用铜盘秤称着，包装着。你看他们的操作还有点专业，先用一大张四方的粗劣草纸平摊于柜台的板面上，再用铜盘秤称好相應的分量，倒入草纸正中央，然后小心翼翼地翻折起草纸的三只角，竖起来顿一顿，使其里面的食品落实到位，接着把上方的余下一角翻下来压住，平放于柜台上，再腾出另一只手拿一张红底黑字的“招头纸”覆盖于包头正面，最后用一根极细的络麻丝绑扎住，就算完工。瞧那大红的“招头纸”上，清晰地印着“南北果品”、“南货糕点”及XX供销社等字样，在当时可谓是一种时尚高级的装饰了。至于那几个年轻的店员就不行了，操作起来笨手笨脚，等着的人心急，就开始埋怨起来。从此，这些拜岁包头走出店门，登上拜岁的征程，带着喜庆，带着礼仪，循环于亲友之间。
乡村小店是村子的集中点，农闲时店门口常聚集一些闲人，男女老少都有，大摆龙门阵。张家长，李家短，大到指点江山，畅谈国家大事，小至谈论某某被人家戴了绿帽子，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蒙在鼓里。还有某某昨晚偷狗杀狗吃被人捉住了等等。一些好舌者们抽着劣质香烟，吐着烟圈，说得唾沫横飞，有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手。农忙时节，生产队长也在小店门口发号施令，安排工作，分派劳动任务，这里成了临时的会议场所。小店往往地处中心路口，外面来了马戏团、电影队、大力士、货郎担、补缸补甏、捏泥人、敞纱筛钉碗等杂七杂八的人，小店是第一站，是信息最灵通的地方。
村里的小店又是乡村跟外界联络之处。镇上的邮递员往往把报纸、信件往小店一扔，就算完事，有没有挂号一律不管。有时店主去集镇供销社进货，也会顺手将报纸、信件悉数取回，就放在小店的柜台上，等村民买东西或前来拿取。那时，村民信件很少，一有就必定重要。有些不识字的农民，还得请营业员念信或者代笔写信。
根据购买力，小店必须定时进货。当时的山村交通阻塞，道路不平，早先是供销社安排人员凭肩挑上门送货的，那些扁担、跺柱、绳索之类是最基本的工具，供销社专门雇用的“挑脚工”，把一担担杂货从集镇挑到村里小店，放置好，再把空甏空箱挑回去，若有破损，还要按价赔偿。过些年后，路况有了好转，就用独轮车、双轮车拉货进店，寒冬腊用，拉货的赤膊上阵，还热气直冒。最后来有了“突突突”的拖拉机入村送货，还有四轮货车加盟，几种新的声音在山村上空回响……
城里的小孩到乡村来，听大人们说的总是到“小店”去买什么什么的，觉得很奇怪，问其为什么不到大商店里去买呢？是呀，那年头，村里只有唯一的小店，而且是供销社独家经营的产物。这种星星点点的乡村小店，那是时代的音符，散落在四明大地乃至全省、全国的版图上，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也挥之不去。
篱笆墙
早些年的农村乡间，随处可见一道道的篱笆墙。在院子，在路边，在屋旁……它们不单单是为了拦鸡阻羊保护庄稼，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在其间。农民眼里，泥墙呢，太厚，太重，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轻松;砖墙呢，太贵，太冷，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所以，只有篱笆墙最合适，平易近人，有一种亲切感。它，就地取材，简单易做，可以是竹的，可以是木的，也可以用荆棘编排而成。无论哪一种，都是青青细细柔柔长长，像是过不完的青葱岁月;它蜿蜒着，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又像一道天然屏风，拴住乡村的暖，拴住农户人家的质朴，拴住四处奔波千里之外游子的心。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串长长的豆角、丝瓜架。父亲从山上砍来几梱小木棍，整整齐齐插一圈，再用剖开竹爿拦腰夹住，扎上铁丝或竹篾，一道像样的木质篱笆就呈现在面前。当然，不用小木棍，用竹梢、杂竹也行。篱笆编成了，在春天里，母亲带我顺着篱笆墙根，点上几颗扁豆或南瓜、丝瓜之类的种子。然后耐心等待，单等春风吹，单等夏雨下，长长的篱笆上缀满了花。有紫红如梅的扁豆花，有黄色的南瓜、丝瓜花，还有自生自长赶来凑热闹的蓝色牵牛花，一朵朵形似喇叭……就这么地打扮了一下，给农家小院牵来了一篱笆的美丽与生机，也引来了许多的虫客：蜜蜂嗡嗡飞，蝴蝶对对舞，蜻蜓静静立，田鸡呱呱叫，偶尔有蟋蟀、纺织娘躲在花篱深处，弹奏起柔柔的丝弦……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棵棵紧密相连的枸桔或是槿柳。有着针针尖尖的枸桔树，不挡风，不遮雨，却可以忠实守护好它的小院;而被世人惯称为只能夹笆的槿柳，理所当然是忠于职守了，它既能守护，又能开花美景。秋天，院子里的石榴、枣树挂满了果儿，那红的青的，大的小的，就是好看诱人。于是，几个嘴馋顽童，商商量量，围着这带刺篱笆转了又转，就是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这些，枸桔、槿柳都看得真真切切，只是不想说。到了石榴、枣儿卸果时，主人家自会提了满满几篮子，往左邻右舍地送去，到了那几个捣蛋鬼家，反而送的特别多。当顽童们咀嚼上甜津津、脆生生的果子时，真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一丛篱笆，也许是一首诗一幅画。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一声鸡啼催醒了黎明。一刹那，乡村沐浴在红色的云霞里。山雀、黄莺等鸟在篱笆上唱起了情曲，婉转而多情。我一觉醒来，绕着篱笆看了又看，的确像在读一首诗，又像在欣赏一幅画。每一片叶子都是清澈亮丽的，每一朵花儿都散发着芳香;就连昨晚刚刚酿就的露珠儿，一旦亲近上绿绿的篱笆，很久很久舍不得离去。露珠儿从高处滑落，落在低处的叶面上，最后滴落在篱笆下矮矮的草丛里，被几只早起的昆虫抢了去。
青青的篱笆把我包裹在幸福的记忆里。我知道，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但又是质朴的。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气息，每一个村庄总有那么几丛绿色的篱笆墙展示在人们眼前。在春天，它能推开料峭的春寒，跟墙头的五爪藤较着劲，和田畈里的庄稼打着赌;在秋天，篱笆上青青红红的果实，站在高处，飘在空中，惹人喜欢。 一丛篱笆，也许就是一道女人的风景线。透过篱笆，能看到鸡在啄食，鸭在嬉戏。忽而，篱笆深处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蔼的女人手提竹篮向菜畦走去，弯下腰去割菜、拔萝卜、摘茄……只一袋烟工夫，就装了一小篮，拎着往回走。忽而，篱笆外李家婶子与她打起了招呼。于是，隔着篱笆，拨开一条小缝，聊上了。东家长，西家短，没完没了，嗓门也时高时低。篱笆内外，音量彼此彼此，难分胜负。要是有个陌生客路过，女主人也会迎上去，唠叨几句：渴吗？累吗？要歇歇脚？洗把脸？咱农民人家屋里乱糟糟的，不过这水是上等的……是呀，甜津津，凉丝丝，你千万不要介意。隔着篱笆递出来的那只带柄竹勺或是那只粗糙的青瓷大碗，里面盛着的可是上好的山泉，沁人心脾的。篱笆内外，陌生也变得如此温馨。这也许就是女人的味道，女人的风采。
篱笆必定配有柴门，竹编的、木制的都有，便于进出。与柴门相守的人、大多是女人。她们无数次地把院里的瓜呀，菜呀，加工成你最喜欢吃的;她们用单薄的柴门，破旧的老屋，绿色的篱笆围住自己艰辛而平平淡淡的一生。儿女在长大，在长高，把目光投向篱笆外遥远的地方，走了。而此时的女人依着柴门，隔着篱笆，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一丛篱笆，也许就是一只看家狗的分界线。篱笆之内，是狗的管辖地;篱笆之外，可管可不管，這也许是狗自己定下的。不过，在篱笆最恰当的位置，总有狗的几个瞭望口，有时它把头伸出去，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瞎叫几声，显示一下本狗的能耐与威风，何尝不可？这就应了“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句诗了。要是有个陌生人靠近篱笆，甚至向它的管辖地走来，它会狂吠不止，窜出去又奔进来，如此反复，还竖着鬃毛，样子实在可怕，胆小者望而却步。只有待到主人允许，训斥它几句，狗才停止狂吠，摇几下尾巴，表示向客人致歉。篱笆深处，偶尔有只野猫或黄鼠狼探一下头，目标当然是鸡和兔等。狗立即闻出异味，四处察看，警觉地叫几声，那杂种们赶紧缩回头，逃之夭夭。
狗很乖，从不偷吃家里的食物，包括喂鸡饲鸭之食，还会把母鸡下在篱笆墙跟、草蓬之处的蛋，用它宽大的嘴巴衔着进来，轻轻地放在你的面前，摇几下尾巴，得到几句赞扬，或者奖励点好吃的，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狗喜欢家里人，更喜欢家中的儿童，因为与它的接触多。每当儿童放学回来，立即拥过去，劲摇尾巴，两只前爪搭挂在你胸口，一上一下地，真是久别重逢，亲热得要命，把衣服的胸襟部分弄得全是爪印，而小主人从不责怪与它，只是使劲撸顺着它的头毛而已。
绿色的篱笆，慈祥的女人，忠于职守的狗，那些远去的思绪，久久地相守在我的心里……
水 碓
早些年，四明山区的农户利用得天独厚的溪水资源和地理条件，使用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种最简单的动力机械——水碓。水碓房依着山溪的流向和坡度，上上下下，沿溪而建。“嘭哒、嘭哒……”那富有节奏的声音在山谷里昼夜回荡，伴随着人们一起劳作，一起催入甜蜜的梦乡。
水碓房的地势必须低于水流，它们的屋梁、屋柱都是用木头、毛竹搭建而成，稻草盖顶，中间隆起，四檐较低，像是西北地区的蒙古包。这种设计既避风雨保暖，又防因震动而使瓦片脱落，一举多得。水碓利用上游水的冲击力，带动一个庞大的木轮旋转，木轮中轴两侧装有两根用檀木制成的、十分坚硬的横板。横板有节奏地撞击两个“砣碓”，一上一下开始“工作”。根据需要，快慢调节均有控制水流量的大小来完成的。人们利用它来舂米、捣粉和做年糕等等。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叫我猜过一个谜语：“两兄弟，拜天地，一个磕倒，一个爬起。”说的就是水碓了。
说起水碓，人们就会自然地想起年糕，构成了“水碓年糕”这个词。“水碓”早已销声匿迹，被人们淡忘了，而“水碓年糕”那柔糯、细腻、滑唇的滋味仍久久地留在咱们的记忆深处。现在的“机制年糕”，无论多好，都是无可比拟和超越的。
从农历十一月开始，农户舂米、浸米，劈柴爿为做年糕而作准备。因为宰年猪、购年货、做年糕这些带有浓浓“年味”的老传统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山里人过年的气氛比城里人总来得浓，来得早。那些做年糕的师傅们也早早地忙开了：有的请泥工砌灶，有的修理整换水碓“零件”，有的清理水沟渠道，还有的添置做年糕的器具用品……据父辈们说，蒸煮年糕的那口“老虎灶”特别讲究，既要省柴火，又要快捷灵光，必须请有经验的“高档”泥工师傅，才能完成这一重要“工程”，一般手艺是不行的。那时，我还年小，听说要做年糕了，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其实，小伙伴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奔走相告，比村里放战斗片电影还高兴哩。一大早，父亲把浸透了的年糕米，用两只大箩筐挑到溪坑埠头，用勺舀起小溪流水，把米冲得干干净净，绝无酸臭味为止，再挑到水碓房。我也帮衬着，挑些柴爿、稻草、油盐之类的做年糕的必用品，正儿八经地当作一件大喜事。
水碓房里热火朝天，一派忙碌景象。两位“砣碓兄弟”一起一落，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拜天地”。做年糕的师傅们都有明确的分工，忙而不乱，又互相合作。舂米碾粉的先舂后筛，粉末儿在筛下翻飞，堆成了“小山”。“上篜”的老师傅在粉里掺些水，揉搓成小“圆子”，把“圆子”放入篜底层，再在上面放上糕粉，和点盐，拌匀后放到两口大锅里蒸。蒸熟后叫“年糕花”，它特好吃，咸咪咪、香喷喷，老人们最爱吃这种东西。蒸熟的“糕花”必须快速倒入石臼里，由“砣碓”一下一下，沉沉地捣，反复地捣。这时，早有人低坐在石臼旁的坑里，顺着“砣碓”的上下起落，十分麻利地转动糕团，使糕团捣得又粘又柔。捣透的糕团迅速放到长板桌面上，有一位师傅均匀地掐下一个一个的“年糕团”，再由十余名师傅七手八脚地揉搓成长短相等的条型年糕。就这样地，一篜接一篜，一户连一户地进行着，而且是在紧张欢乐的气氛中进行。
这时，水碓房里的哗哗的水流声，嘭嘭的砣碓声，劈啪作响的柴火声，揉搓年糕的吱吱声，还有人语声，欢笑声……热浪翻滚，一片欢腾，比生活在空调下还舒服。而最忙碌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他们嚷嚷着叫师傅们做“元宝”，做“鸳鸯”……那些“飞禽走兽”在师傅们的巧手下，显得栩栩如生。孩子们把“元宝”用长线串起来，扎在小竹棒上，边玩边唱着父辈们流传下来的歌谣：“元宝丢丢，田买九千九;元宝掼掼，田买九千万……”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可谓“无糕不过年”。多则四五百斤，少则两三百斤。把做好的热年糕，分十几条给邻居们尝尝鲜，这是常有的事，家家都这样，你来我往，已成为习惯。这些年糕在竹匾里晾干后，过些日子再放入大水缸里，挑来“冬水”浸着，以防干裂变质。妇女们还把少数年糕切成片，日后放“年糕胖”，又香又脆的，老人和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原载于2019年《姚江》春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