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山腰的盒子，推开了一扇窄门。
　　有一股暗光挤到盒子的底部。站在边上，我感觉有多个影子在交叠，盒底还是显得过于空洞。同行的人，拿着一把激光手电筒，打探着盒子内壁瓷釉的质地，黏合的缝隙是否经得起风雨的侵蚀，是否熬得过漫长岁月的磨砺。
　　我的目光茫然地停滞在上面，无限凝结的暗紫色上面，长时间没有移动。那暗紫色，似乎是心花凝结而成，层层漩涡，迎面涌来。仔细端详，它有着端庄四方的沉稳，和几乎凝固的暗紫色光泽。我希望，它是一座老屋，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还可聚集已故老友。
　　起先，掀开的是屋顶式的盖子，鹅蛋黄的内壁，像盖在身上的绸缎。我双手捧着木盒子，跪在地上，解开木盒子与脖子间的绸带，他们接过木盒子，随着一阵鞭炮声，木盒子放进陶瓷盒里。这是我父亲生前唯一交代的遗嘱。他说，万一他走了，要把他的骨灰放在陶瓷盒子里安葬。他生怕自己的骨灰，没过几年就散落山间。按照父亲的遗嘱，我们把陶瓷骨灰盒事先搬运到墓山。
　　我异常的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没有任何的空缺感。我们一列只是向着墓地进发的队伍，或去扫墓，或去祭祀，或去除杂。我的脚步一步一步移动着，从老家走到山脚，从山脚又爬到半山腰。平路上，我的脚板很少离开地面，不是我没力气离开地面，而是我觉得这样的行进，很切合我当时的心情。
　　我抱着父亲的盒子，走在队伍的前头。在我的怀抱里，木盒子变成了一张木床，木床里躺着父亲和无限的空气。这几天，我一直感觉父亲还在我们身边，还在一起操办酒席。他或坐在长椅子上看着大家，或在一旁指挥着大家。直至我把他抱在怀里，我还是感觉他就在前面探路，除去路边伸过来的草茎，为后面的队伍开路，偶爾回过头来说，如此茂盛的草，如在当年连根都会被拔取。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一行为。
　　如果我说，我的父亲跟众多父亲一样，用他的双肩骑我摘过无数次的星星和云朵，那是我在做作，我在煽情。被父亲抱过、背过的记忆，已经很难想起。父亲与我，我与父亲，总是处在恰到好处的距离。当我长成比父亲高出一截的时候，他很少干涉我的生活，让我保持最好的生活状态。我也很少向父亲诉求，相聚时没有任何的包袱。长大分开居住后，跟父母亲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生活中，我从未抱过父亲，甚至连肌肤接触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只有在父亲过山时，抱着父亲的盒子进山。抱着父亲，也不是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与愧疚。有人会有一种抹不掉撕不去的情愫，长期寄居在体内。也许要待某一天心空了，一切落地了，人间亲情之间的愧疚也就消失了。我的心，没有这种愧疚。
　　一个人的悲伤，才是最致命的悲伤。
　　一个人的天亮，才是最难熬的天亮。天还未亮，吊孝的星星就围绕着残月发闪。父亲的离去，对家族来说，如折去一根梁柱。亲属悲伤的心情，有到了哽咽在喉结上发不出哭声的。我们围着八仙桌上转圈，转圈，再转圈，对着祭祀的牌位和香炉，跪拜，跪拜，再跪拜。祭祀持续的时间，让发懵的天际苏醒过来，有了亮度，让缓慢的队伍沉浸在悲伤中，不愿拔出。我是长子，我随着道士带头祭祀，下跪的姿势已经没有了悲伤。
　　随着鞭炮声和吹打声，我们的队伍从凌晨出发。我的弟弟在旁边，为父亲撑了一把深蓝色的大伞。一路上，我隐隐约约听到身后的队伍缓慢移动的声响。路途并不遥远，可我们把送葬的队伍拉得很长很长。看着我几乎停下来的步伐，身边的亲人问我是否要休息。我坚持用脚步含着心，用心含着盒子，没有停歇，谁也难以体会并接受我父亲即将入土这一事实，这其中的孤寂和沉闷。
　　上午九时一刻，父亲的盒子被装进一座坐西朝东的坟茔里。
　　就在这一时刻，父亲完整的骨节，安静地躺在红木骨灰盒里;红木骨灰盒，安静地躺在陶瓷骨灰盒里;陶瓷骨灰盒，安静地躺在这座坟茔第二层的墓穴里。
　　就在这一刻，父亲的亲骨肉，老如骨瘦的老母亲，少如五六岁的内外孙，在这中间，我听到悲切的哭声，真的压到泥土里。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父亲，跟草木没有区别，从泥土里来，到泥土里去，这是大地给父亲的定论。
　　父亲的一生，带着泥土芳香的身体，住进漂亮的别墅，琉璃瓦，红木屋。草木失去伙伴，日月失去伙伴。草木悲切，山河悲切。嗓子眼里的泥沙，执意坚守风口——
　　这是父亲生前与乡人合修的一座坟茔，坐落于一座形似伏鹰的山腰上，前方视野极其开阔，极眼处两座大山深锁。坟茔形似座椅，上下两层，每层四个墓穴，一共八个墓穴，我们家分了两个红穴，我们把未安葬的墓穴称为红穴。谁曾想过，五年后父亲自己睡在里面，在另一个完整的世界里，与世完全隔绝。
　　从此，我与父亲隔着不止是一堵厚厚的亡命墙和一堵厚厚的光影。
　　2
　　回家了，父亲。我们坐在救护车的后座，从县城人民医院返回，紧挨着父亲微弱的气息。我们该用什么把父亲一生最后的时刻留住？在车上，没有了速度，没有了转弯，只有我们的呼喊声，或轻或重，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叠着一声，把父亲哄到了家。然后，轻轻地告诉父亲，到家了。我们似乎为父亲打开了一扇门，像一股烟一样把父亲推了进去，随即散在床位上，用蓝布盖着。
　　在重症监护室里，我们陪父亲度过了四十八个小时。父亲这一生，我们真正陪过父亲的时间，只有这四十八个小时。如此短暂的四十八个小时，被父亲熬过一次次粗重的喘息，过成了何其艰难的生死场。在亲人眼里，离开人世是何其的艰难。
　　在这段时间里，看着多位重症病人，最后留一口气拉回家去，似乎在暗示着任何人的离去都不是那么偶然。还有五六位带着呼吸机的病人，平静地躺在那里，由医院护理人员护理，很少见到他们的亲人。这里凝重的氛围，非某个人所创设，亦不被某个人所困。如果说，他们是曾经繁荣生息的动力，那么离去的只是流水线上的器物。匆促的人生，有时就等收回那口气。置身其中的事实告诉你，如何去面对凝固或即将凝固的时间和表情。
　　医生说，我的父亲呼吸极其困难，难以自主呼吸，为了减轻病人的病痛，建议用呼吸机帮助病人呼吸。当麻醉液推进父亲的躯体时，我的弟弟吼起来了，质询医生为什么要把我父亲麻醉了，为什么要把呼吸管插进我父亲的气管。他吼了几句，躲在角落里，用手抹着自己的脸蛋，就没有再吼了。我没有我弟弟悲伤到“横冲直撞”的情绪，或者说理智到了对生命的折磨有点“畏惧”。我暗知，那瓶麻醉液推进后，再也难以醒过来。我更愿意父亲减少病痛，安静地睡着。 　　昨天傍晚，我去父亲老家，父亲坐在藤椅上休憩。他说自己最近老是咳嗽，有半个月时间了，诊所医生那也抓了一些药吃了，见效很慢。我们说，要把他带到县人民医院检查，他说都是老毛病了，过几天就会好的。在聊天中，父亲无意中谈到人生苦短，生活质量要对得起自己，不能过得太节俭。事后想起父亲这句话，滚烫滚烫的泪水掉到键盘上。饱尝人间苦味、一向节俭的父亲，哪来生活质量？可他在冥冥之中交代子女，不能重走他的老路。
　　他的唯一遗言，也就在这个傍晚说出，希望来日继续升起一轮亮晃晃的旭日。夕阳中爬行的蚂蚁，搬运营养丰富的骨架，成了行为遗言。父亲，就在他要永远离开时，无意间提起的一句，竟成了他的遗言：“百年之后，要把我安葬在自己修建的坟墓里”，用砖石修建，用淋巴瘤堆砌，用爱书写墓志铭，没有任何的挂牵，没有任何的托付。我是相信父亲说的，等他“百年之后”，还有足够的距离年限，所以不会跟遗言扯在一起。这种交谈方式和内容，应该说没有任何的暗示。我们没有赋予它任何的权柄，可它却是一把暗箭，击中我的左胸，不见血不见淤。
　　潜意识里，我多次强迫自己要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又一次来到父亲老家，遇到父亲正好起夜，他在迷迷糊糊中说，自己没事的。我无比懊悔自己又放过了一次抢救父亲的机会。如果，我坚持把父亲送到医院，不至于在凌晨就昏迷，不至于那么快就说不出话来，也许还有十天半个月陪伴，也许对后事有所交代。虽然父亲没有交代就走了，并不影响这个世界的运转，并不影响家庭的和睦，并不影响坟头花草的生长。
　　父亲是凌晨五点左右被送到县人民医院急救室，他当时已经不会言语了，眼球偶尔滚动几下，眼角泛出点点泪花，抽验了血，拍好了CT，医生随即把他安排到重症监护室。
　　像拉风机喘着粗气，父亲的胸膛里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作为子女的，最难面对的是如何把千军万马从父亲的胸膛里赶出去。医生尽力了，该用上的药水，都用上了，可病情还是到了实在是喘不出气来的程度。
　　其间，我的三叔送了一叠钱交到父亲手上，说是修整祖坟的工钱。父亲的手指稍微往里收紧。三叔说，二哥还钱给你了，没有欠你了。
　　就要变成了一缕烟，还在牵挂着灶台上锅里的米粒，是否足够兄弟一餐。曾经饥饿的记忆，让父亲这代人对物资和日子有了特殊的获得感。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一例。就在父亲临终前，也不排除还有这一念头。
　　修整祖坟的事，交给重病在身的父亲和另一位工人，整整一个月。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可父亲愿意为修整祖坟出力。父亲早上披着露水上山，中午就在祖坟旁的空地上，吃着自带的盒饭，一个月时间翻修了三个祖坟，总算完成了多年来他的心愿。但还是熬不过，就此带来一场感冒，一场让呼吸越来越困难的感冒。
　　一瓶瓶药水推进静脉，呼吸机维持了父亲人生最后阶段的生命。看着一个没有生命的呼吸机，野蛮地扣在父亲的脸颊上，呼吸管粗鲁地插进父亲的支气管，谁也不会想到“谋害”一词，可它却是让父亲最后安静下来，离死亡越来越近，越来越舒适地离开的唯一器械与介入物。再草芥的生命，都有求生的本能。被脚板踩折的草茎，只要有一丝相连，就不放过传输水分;被时光揉成发黄的冥纸，堆在老家墙角，等待发挥余热;被魔法做了交易的器械，在死亡线上弹唱，让人束手无策。
　　此刻，父亲双眼紧闭，灵魂开始分离。
　　父亲眼眶里的泪水已经很少，渴望回家的最后一滴，却滑落在呼吸机上。每分钟从三十下，到三十四下;三十八下，三十九下，再到四十五下。父亲的呼吸频率，一路飙升。谁也不会相信，从父亲渐渐分散的瞳孔里，读出这些最扎心的数字，一字一字，一针一针，扎下去，扎下去。血，一滴一滴，流淌着，惶恐中，我想挽留些——哪怕是父亲最后一滴凝结的岁月。
　　当夕阳再次昏迷时，蚂蚁压在骨架下美美地睡着，再也没有醒来。用泪水、用呼喊要把父親的最后一口气呼唤到家里，再停歇下来。在救护车边角，我向父亲跪着，向救护车跪着，向天地跪着，双手按着呼吸机，一下一下，祈求上天，继续给父亲动力，把氧气推进又放出，放出又推进，如此谨慎，可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越来越低伏，恐怕就要低到尘埃里了。
　　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下，我哽咽的嗓子里，冲出了一股浑浊的洪流：“到家了，父亲”。
　　3
　　旧楼房坐落在江堤上，与江流零距离，打开后门就是大江，汛期的洪水可灌满到一楼的腰间。今年已到八月底，依然没什么风雨，大家对于这种天气，反而觉得有些异常。父亲的丧事，就在这间旧楼房完成的。这是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子，一间三层的砖瓦结构的房子。我们在房子的前面，临街搭建了帐篷，五个开间，一层楼高，除了遮风挡雨，还有便于宗亲前来吊唁。我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张靠椅上，守候在父亲遗体旁。所有要处理的事务，都交代给了宗亲。
　　父亲被盖在寿被里，我们看不见父亲的面容。第二天，长辈交代我拿着点燃的棒香，要在父亲的寿衣袖口上戳出一个小窟窿，为灵魂升天搭梯。我俯下身子，靠近了父亲，拉开寿被一角，摸着父亲的手背，那一刻的柔软与冰凉，瞬间穿透我的心田。早已魂归故里的父亲，祥和如云，我一再确认，父亲已到了另一世界。我的猜疑，对于父亲，对于另一世界，必有冒犯。可如何给自己的心灵松绑，对此我毫无办法。
　　屋后的江水无助地向东流逝，头顶的云朵灰暗且缓慢移动。
　　晚上，云朵后面的星辰依稀可见，我在找寻其中一颗，位置稍偏，光亮稍淡，它是不是父亲登上天堂的星？很长一段时间，那束星光不断地发闪、移动、变灰，入侵我的神经系统。小时候，听老人说过，亲人走了，天空就会亮起一颗星来。当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一定的事情之后，我学会了理解老人们的归宿感。这种入侵方式，占有了我太多的思想时间和空间。父亲在上，天堂在上。但愿，天堂上没有泥土的芬芳，没有淋湿身体的雨水，没有异类的分子，没有中草药的苦味，没有人间的生离死别和悲痛，没有思想的拉拽。
　　当所拥有所珍惜的化为灰烬，生命的本能把庸常的生活引渡到虚掷的光阴。这七天时间，我几乎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和屋前帐篷下的空间。头顶似乎笼罩一层很柔软的气力，让我十分无力突破。 　　前屋已经腾空，父亲的遗体躺在凹痕的门板上，横在前屋临墙处。父亲的世界，变成了一面门板，即将成为灰烬的门板，盖满忧伤。
　　透过族亲的旧面孔，毁灭性的念头，模模糊糊闯入我的脑际。父亲回屋，扒拉着剩菜剩饭，碗筷化成了流水。父亲站成了烟囱，墙皮一节一节脱落，从上而下。脱下了寿衣，父亲开始返老还童……
　　当我把父亲请到面前，已经过了好多个时日。据父亲说，这间房子的地基，从朋友那儿转手过来的，当时花了五百元，相当于他的一年收入。房子后院挖了一条数米深的土沟，不规则的石头，填塞其中，并一直堆砌到房屋墙角。从后院往下看，足足有五米来深。父亲一石一砖一瓦修筑房屋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放学后，我常常帮着父亲拿砖头，父亲一块一块接到手上，抹上石灰往前下方一推，交差叠上砖墙。父亲说，这样才能形成交错的合力。很是羡慕父亲的技能。没过几天，砖墙就超过我的身高，我只能仰望着父亲。
　　这间三层砖瓦房，建于1986年，原先没有门牌，过了若干年后，安装上了望江街54号的门牌，因临江取名望江街，所在街道没有门市。这个号码，我用了好多次，是我外出求学给父亲寄信用的地址。我给父亲寄信，父亲却很少回信。有时他就带着我所要求的物品，送到我的学校，算是来看我，也算是回信。
　　屋后的江，我们习惯性叫它大溪，是因为早年江水涨潮到此为止，它是江和溪的模糊分界处。江面上时常弥漫着水雾，住在这里倒可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我在这间房子里大约住了八年时间，三楼后面的小房间是我单独的卧室。成家之后，我便搬到小镇上的另一间新楼房居住，开始离开父母，过上自己独立的生活。
　　事后，我们整理父亲的遗物和遗产，有一张身份证、七张单寸个人照片、五张病历卡、新旧两张农村合作医疗证，和医院开出的若干张发票。房产有两处，另一处是已经废弃的砖瓦房，建于我五岁那一年。
　　这是父亲全部的遗产，是他一生的概括，我们彼此认可，没有异议。此前，父亲是没有看过病历卡，写满密密麻麻的密码，到他临终，还是无法破译。身份证，父亲是很少用上的，除了上医院问诊看病。因此，父亲积累了五张病历卡，哪张也舍不得丢弃。他的遗物，我们只留下父亲的照片，分赠给他的儿孙，其余的，均让他带走。
　　从1950年到2010年，前后皆是庚寅年，父亲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经历多少孤寂与茫然，当梦醒时已悄然离逝。
　　一个甲子，从庚寅年开始，经过壬寅年、甲寅年、丙寅年、戊寅年，到庚寅年结束，如他砌成的五个十二级台阶。我们兄弟妹仨在台阶中央，仰望着他疲惫的身子，搬着一块即将刻上墓志铭的青石，一步一步地挪着身体。父亲气喘吁吁，用最后那口气，要把最后一块青石，顶到第六十级台阶。眼见脚下的小砂粒，可我们束手无策，小砂粒如滑轮，把他送到台阶下面一股激流里。永无回头的激流，多么遙远，再也不见身影，一个轮回狠狠地结束。
　　三层的砖瓦房，继续在风雨中，让我母亲守着岁月和悲痛。过了三年，因江堤加固拓宽工程，父亲这间砖瓦房被征收拆除了，在县城郊区安排了一间安置房地基。从地基回到地基，岁月在等待魔法塑起的高楼。
　　多少次梦里，我带着纸钱和酒水，再次来到父亲坟头前，摆上供品，含泪躬谢世间的生命和爱，云层里交替钻出璀璨无比的星宿和日月。
　　4
　　黄昏已来临，父亲的病已成定局。瘤子就在父亲的颈部、腋下、腹股沟内，就在他的每个生活区内，像庄稼一样疯狂地生长，逐渐向他的全身扩散，向他的生长之地扩散，向他的亲人传递岁月的沉重。
　　每次乘着公交车回老家，看看父亲母亲，看看亲朋好友，本是无限愉悦的过程。可随着汽车的马达声，进入老家的蔬菜大棚区，我的心总是提到喉头。我总是朝着车窗外，很专注地注视着我所热爱的一切，每一个劳作的背影，每一滴咸涩的汗水，每一个丰收的笑脸，每一片茁壮生长的庄稼。其中便有父亲重病后在劳作的身影，就像一条打结的绳子，不断抽打我的心口。
　　我说不出一位农民的儿子，一位老家的过客，离开泥土、离开农作物后，见到重病后的父亲参与劳作的滋味。就像一颗微尘，不断地在老家的余晖中飘浮。还未到花甲年龄的父亲，很卑微，很弱小。但他沉着冷静，没有惊恐，拒绝X光、CT，拒绝手术刀，拒绝化疗，乐观地与生命进行赛跑。
　　这种抗争，前后经历了五年。
　　我体会并尊重父亲在这段时光里的深度孤寂。为此，我长时间被困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被困于生死之间的纠缠，被困于思想秩序的冲撞。
　　父亲身上的病灶是年底发现的。最初是在颈部发现一颗淋巴结肿大，小指头那样大。大家觉得一颗淋巴结肿，很常见，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过了年，淋巴结肿坚硬如小马铃薯，结伴长出几颗来。父亲对于身体的异常，有了某些压力。
　　父亲到卫生院抽过血，常规化验，没有大的异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小马铃薯的生长速度还是惊人的。我们感觉到父亲病情的严重性。不能再拖延了。
　　到县人民医院、市肿瘤医院，做了血液常规、CT、心电图、X光射线等检查之后，我们决定要把父亲送到上海医院治疗。
　　第二天傍晚，父亲、末叔和我一起搭上卧铺大巴车，往上海行驶。坐了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车，第二天凌晨到达上海。叫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找到了上海肿瘤医院。进院时，凌晨三点一刻，挂号处已有三五人排起队伍，我们随即站在队伍后面。
　　医院特有的复杂气味，弥漫在凌晨的空间里。心悬在那里，我们该挂什么科，哪位专家医生？一点底都没有。左看看，右看看。试探性地向旁边的人问问。我们说，第一次来医院，不知要找哪位医生。病人之间的态度，冰火两重天，有的很热情，有的很冷漠。大家很快就聊起来了，有位年轻人二十来岁，已经化疗七次，颇有经验，一页一页像在翻书讲述他的求医治疗经历。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挂好了门诊医生号。门诊医生认真查看了我们随身带上的CT片，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发展过程，他说先做血液检测和活检，同时开个药方给你先消消瘤体、稳定病情，等检测出来，再研究治疗方案。从医生的言谈和眼神可以看出，父亲的病已经不轻了。 　　初秋的黄昏，影子投到地上显得过于消瘦。衣襟沾满泥土的父亲，在等待生命一个信号，有些焦虑，生怕医院一张白纸的重量，赛过他平生搬动的巨石。
　　每天一瓶药水，一包药丸，疗效显著，父亲身上的瘤体有所缩小，紧绷的腋窝和脖颈，可以伸缩自如了。父亲说，我们找对了医生，看来有救了。父亲找到生的希望。
　　瘤体活检结果出来了，B小淋巴细胞性淋巴瘤。当双手接过如此白皙的病历报告单，时光确信，他是主宰体内另外一种紫红的生命，正在蓬勃生长，B-小淋巴细胞性淋巴瘤，灰色的小楷字，拗口的词组，下面是如此复杂的细胞结构图。
　　我没有把详细的检测结果直接告诉父亲。只是说，医生要根据活体检测结果安排治疗方案，希望我们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父亲同意接受化疗。对此，父亲信心十足。
　　医院没有床位。化疗期间，我们还得租住在医院对面的套房里。套房是专门租给病人的，八十来个平方隔成了五间，同时租给了三至四位病人，房租按天计算。基本设施还算齐全，我们吃住全在里面。
　　坐在医院走廊一角，刚注射进入药水的父亲，目光向着窗外，尽量掩饰体内复杂的搏杀。父亲清楚，这盘棋谁也输不起，握不住一双筷子的父亲，还是接受，用思想跳一跳棋子，哪怕是一步盲棋。在医院走廊上，父亲想他的家乡，想他的老母亲，身体是否很虚弱，是否搬张凳子到院子里，暖暖将近一个世纪的身子，是否已握不住时光——
　　化疗期间，父亲食欲减退，出现失眠、恶心、呕吐、贫血、头晕、脱发等症状。
　　父亲握住的，只是一把空气，乘上秋后最拥挤的一列地铁，无数疲惫的脸，显得有些急躁。从一号线到四号线，从火车站到东安站，每个保持急促心跳的站点，仍在急速，谁将在下一站出站或转站。我带着父亲，赶快从地下脉搏里挤出，向左前方步行百米，回到上海肿瘤医院。
　　父亲身上的瘤体，很快就大部分“消失”了。
　　父亲说，原已长到土豆大小的肿块，现在几乎摸不到了，都消失了。
　　带着药物，父亲从上海返回到老家。
　　遵循医嘱，父亲回来后每天按时服药。在饮食方面，也是很是克制。什么该吃，什么不能碰，父亲的心里一清二楚。饭量慢慢恢复到每顿两碗米饭。只要有足够的饭量，父亲说不用担心消灭不了那几个坏细胞。
　　注射进入体内的药水，像软糖吸附着异类分子，可还有那么几个顽固分子不归降。
　　药效过后，父亲身上原已“消失”的瘤体，重新反弹，重新归队。再坚强的父亲，也会被这卷土重来的敌兵击败。父亲说，化疗只是用药水把瘤体腌渍一回，并没有把它真正杀死。
　　父亲，这次死心塌地要服用中药，拒绝再次化疗。
　　父亲自行采集、求购民间草药，蜈蚣、蝎子、蟾蜍。
　　一碗一碗的中药汤，从他的肠子里不断蠕动着，渗透到身上每一个细胞。
　　父亲与瘤体共生存，与中药汤同进出。
　　只有病魔，只有全足蜈蚣、蝎子、炒蟾蜍和一些更具毒性的中药，让生活的舵手懂得活着的含义。
　　5
　　生死之间，有一扇窄门。
　　对于重病的人来说，生死就像是一只脚在门外，另一只脚跨进门内。久病的父亲对于生死，已经没有了那种毁灭性的孤寂感。
　　万物生长，日月有序。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的开头这样写道，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汲入黑暗之前，谁能听到这种“暴风雨”式的喊叫？即使“喊叫”了，强大的“天使”也不屑于这一切的“毁灭”。这是里尔克在一次风暴中听到的声音，“那是什么？”“是什么来了？”对于哀痛，到底能表达多少？到底能不能在哀痛的裂缝里，触摸到“事物”本身？我似乎听到那扇窄门的呼吸，在天使的序列中，如飞虫自由出入。
　　一个生命积蓄过多的水滴，处于丰盈期时，往往是季节的过渡期。
　　七月的父亲，早已久病成医，为我突如其来的“暑病”到处寻医。我的“暑病”来源于一次同学会，来源于一座名为龙麒源的山洞，来源于对水土不适的反应。过山洞时，我的耳朵无端地在回响，我问别人有没听到此类声响，均回答没有，莫非我的耳朵装进了一对天鹅的翅膀，盛夏的气流里装进一座回音谷？
　　暑气滞留，丰盈的水都锁在体内，没有了动向。
　　手脚开始乌青，万物奔向自由，原先神志还算清晰，酷暑下身体反而无端的舒适，顿觉头顶挡着深厚的乌云，身边的同学断定我是中暑了，且不轻。荒野里，找到一位农妇，求得缝线的针代替银针，戳进我的指尖，挤出暗红的血滴，前八根手指毫无痛觉，第九根戳进去才有了刺辣感，一股血暖暖的，像无数的虫子爬出来，打通了内部固守自封的血脉。
　　“抓紧把我往家里送”，我意识到若不及时治疗，将会有不可想象的后果。大家在我身上寻找无数的出口，放针、刮痧、搓背，折腾好一阵子，希望我能脱离危险。我的身体，像是在走钢丝，左右晃动。在一旁的他们，七嘴八舌的聲音，从远到近慢慢响起来。
　　我是躺在小车后车座位上，被送回家的。
　　算是逃过一劫。小时候，经常听到死而复生的故事。说某某老太，等待良辰下葬，在棺木里躺了三天三夜，守孝的子女听到了踢脚声，打开棺木，老太活了过来。逃过一劫，又意外活了十多年，暂且不说返回之途的陡峭。
　　来不及预料，另一个生命在通往秋天的路上，已经暴露了过多的脆弱性。“暑病”回来之后，头发晕，腿发软，生怕自己绊到什么，整天蜷缩在家里。身体里的“暑气”越藏越深了，刮痧、推拿、拔罐，疗效甚微。躺在靠椅上，闭眼养心，感觉身体逐渐恢复。可一离开靠椅，又是头重脚轻。病情反反复复，一直持续。
　　“暑病”后第七天傍晚，友人来电说，我的师长刘某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突然停滞在沈海高速1941公里处的一阵暴雨下。我懵懵的头脑，受到晴天霹雳般“开裂”的一击。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像一个符号在我的头脑里闪过，我又抓紧把它收回。我在猜测，但愿是大家在传谣中，附加一些信息。 　　临行前，父亲劝慰我放下一切，力所能及地帮忙处理师长后事。
　　赶往霞浦的途中，我顾不了自己的晕乎。一路上，我借助他的身体，借助他的笑容，来填充我的脑海。车窗外的月光，已被雨水侵蚀。
　　事实超乎想象。到了事发地，现场已处理完毕，这个世界水洗过一般，一切依旧。殡仪馆里，我们不敢多看，到处是蜡像的影子，到处支离破碎，大家的悲痛如闷雷，滚滚而来。作为他课堂上的一名学生，并在后来成为他的好友，面对他的突然离去，像着了魔法一般，看到生命的边界。
　　我的“暑病”伴着心中的阴霾，久久不能驱散。
　　就在此期间，我忽略了另一盏生命之灯，即将燃尽了灯油。
　　现在推算，父亲就是这时候开始修整三座祖坟的。也许他看到了死亡的镜子，抓紧时间为祖辈做点善事，让他们安心于另一世界。这是父亲活着的态度。父亲没有看过《西藏生死书》，他也看不懂生死学，但他熟谙生死之门，早已除却了对死亡的“大恐惧”。
　　凌晨的露珠在抵达过程中，完成了一个季节。我们同类早已习惯了比露珠更脆弱、比季节更短暂的事物围攻并占据我们的心灵。
　　这段时间，我做自己的精神奴隶，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其他生命体上。
　　我，师长，父亲，三个人。我是他们生命圈的交叉点。
　　他们都是一个镇上的人，互相之间有所了解，但没有正面接触过。父亲生病期间，我师长打电话给我，说要组织一帮朋友去医院看望我的父亲，我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我的父亲不愿亲朋好友来看他，被我婉言谢绝了。父亲病故后，偶尔闲暇的时光想起这个细节，有些懊悔，生前没有让他们交流过。或许，他们对于生命，对于我，有些共同话题。我没有能力编造他们共有的故事。
　　我得病七天，师长意外离去，不到一个月时间，父亲病故。
　　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这其中有多少关联。
　　6
　　此世，被囚禁。
　　在我那个面黄消瘦的童年，尝到那个阳光和木炭味道，窥视父亲趴在地上像一只蟑螂，捕捉着另一只蟑螂。这个秘密，被已逝的父亲囚禁，像火把一样燃烧，无比忧伤的光晕。
　　父亲病故后，我很害怕“囚禁”这个词，如一些尘粒顺着血管爬行，血压无端地走高。我的后脑贴着墙，张开双壁，尽力打开心里的浮云。
　　多年前的一次意外放血，针刺感记忆依旧清晰，而指尖的针孔早已被微尘和上皮组织遮蔽，挤不出血水。
　　我试图重新搜寻生命里的记忆，打开父亲一页一页的故事，又一段一段删除哀痛。线头交织，重新缠绕生命的线球，我发现自己力有不逮。
　　车过蛇山，进入垟头王氏祠堂。我们以死亡魂归故里的名义，把父亲的灵位送到祠堂里。此后，每年开岁我们都会组织宗亲，前来看望父亲和父亲所在的宗祠。
　　最后的归宿，化成一缕烟，飘在宗祠里。恍惚间，我看见父亲疲惫的面容，躲在烟火间，像是刚经过一场苦战，样子有些绝望，身上的泥巴，结成蛋酥饼干，左一块，右一块，印痕无数。我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走出宗祠，我一再回頭。我和父亲，相隔不止一条返乡的路。
　　父亲托乡人捎给我的口信，像掉在乡间坟茔上散乱的短句，相互草草致意，我没有收到一句怀念或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