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怒斥一名加拿大记者无端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视频火爆中外社交媒体，各界人士纷纷为他点赞。作为中国偶像级外交官，王毅以其犀利的言语再一次引爆媒体。
6月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翁举行了首次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开始后不久，一个名叫阿曼达·康诺丽的女记者向迪翁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人权倡导者’的担忧”，“中国对南海的领土‘野心’对区域稳定产生的影响。”“加拿大为什么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你计划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和安全状况？”
据了解，康诺丽提出的问题事先经过了加方几家媒体机构的商量。
迪翁回答完后，王毅表示有话要说，他对康诺丽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让6亿以上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没能很好地保护了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宪法当中了吗？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建议，但是我们拒绝无端的指责。”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现场不少加拿大人鼓掌。在中国网络上，网友纷纷为王毅外长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回应点赞。
这种直接的、带着情绪的、充满个性的、强硬的外交辞令，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外交语言一贯绵软无力、打官腔的刻板印象。
有人说，中国的外交辞令，动辄就“深感震惊”“强烈谴责”“深表遗憾”，但是却感受不到其中的力量，不提气。这次王毅怒斥加拿大女记者的话，让人看到中国外交风格的一种转变。像生气、怒斥这样的外交表现，就要用在刀刃上。中国不喜好咄咄逼人，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领土问题就是，人权问题也是。
北大荒走出的“大龄”大学生
在外交部不少新人眼中，王毅谈吐严谨，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想法。但了解王毅的人，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这可能源于王毅早年的个人经历。
1953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王毅，年仅16岁时就前往北大荒，曾在东北建设兵团做了8年战士，度过了艰苦的知青岁月。
1977年秋，王毅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北京二外日语系现任主任秦明吾教授当年曾是王毅的日语教师，在他看来，王毅这一届大学生，整体素质都非常高。秦明吾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生有应届的，也有老三届的，除应届的外，其他人参加考试，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很难考中的，他们肯定要在正常的工作、劳动之外，额外地多承担一些东西。他们平时就注意学习。在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要恢复高考了，能够考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王毅的同学邱华盛介绍，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样，王毅政治敏感，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在北京二外期间，王毅读了很多文史书与外语书，掌握了极具功底的文史知识。
邱华盛与王毅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而其他同学，则多是“高干子弟”，有几位还来自于外交官家庭。
北京律师王小平是王毅当年的同班同学，他说：“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但文笔很好。”
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
在王小平的印象里，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把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相比较，一篇则是写日本语言和中国朦胧诗的比较。王小平说：“他的视野不仅仅在日语专业上。”据说当时老师都没办法对他的这两篇文章进行评判。秦明吾教授也说，王毅的毕业论文质量非常高。
1981年毕业后，王毅被分配到外交部亚洲司，自此，王毅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2001年，他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新京报》评价称，他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的最年轻纪录”。
笔头好“升”得快
王小平说，他曾为王毅设计过毕业后的发展路径，但是，王毅后来的选择，令他意外。
在王小平看来，二外时期的王毅已很有头脑，主见极强，不随大流，对政治问题理解很深，见识广，文采斐然，综合素质很强。因此，王小平判定：王毅毕业后肯定要做干部，而且要做那种能自己说了算的干部。
但王毅毕业后却入外交部亚洲司做了一名科员，这大大出乎王小平的意料。王小平出身于外交官家庭，深谙外交部情况。他说：“外交部是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单位。我认为，王毅进外交部，会把他的才干埋没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
令王小平再次感到意外的是，在外交部，王毅还是脱颖而出，成了外交部“升”得极快的一个官员。根据公开的资料，从亚洲司科员升到亚洲司司长，他只用了13年，到外交部副部长，也只用了19年，而第30个年头，他成了中国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接近王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交部，王毅部长一直是很有名的！”
在王小平看来，王毅在外交部“有上有下”时基本上都上去了。王小平说：“这跟他的能力有关。王毅上升极快，绝对不是他被哪位高官看上的问题！”
外交部是个极其看重“笔头”的部门。王毅在这方面的特长在这里得到了发挥。王小平回忆，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胡耀邦在日本某场合的一个讲话稿要由王毅来起草。当时王小平戏问王毅在外交部“干什么活”，王毅说经常给领导起草这类稿子，王小平开玩笑说：“你成天写这种官样文章多没意思啊！”但是这个讲话稿，被王毅写出了名堂。 一般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起草的稿子，要一级级由上级部门来修改，最后递到部长那里，由部长定了后，才被交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据说，胡耀邦在这个稿子上写了个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考察王毅的仕途，可以发现他一直是党和国家着力培养的全才型的涉外精英。1989年，王毅担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的时候只有36岁;1995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只有42岁;1998年王毅出任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2001年担任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的时候，他49岁，是外交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当时在很多老外交官眼里已然是一颗“未来之星”。
王毅除了具备年龄上的优势，使其成为外交人才储备库中的佼佼者之外，从官方对其的培养上也能看出良苦用心。
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还在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的王毅，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任访问学者。这是此前长期与日本等亚洲国家打交道的王毅与美国学界和外交界的一次长期“亲密接触”。其实在同一时期，王毅就已经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学习世界经济专业。从乔治敦大学回国后不久，王毅修完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第二年，王毅又进入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既有语言优势，又懂政策研究，还了解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同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和最大竞争对手美国都有过密切往来，王毅的履历其实已经相当完备。随后国台办的经历让王毅的履历表显得更加丰满也更独特。
“新一代外交官领军人物”
虽然王毅在中国外交界早已被视为“新一代的外交官领军人物”，但对于公众而言，人们对王毅的熟识源于当时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印象深刻地领略了他身为外交官的魅力与风度。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身为朝鲜问题专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的印象是：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因此，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
2004年9月，王毅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当时中日关系正处于低谷，媒体不约而同用了“临危受命”这样的词语。中国人民希望王毅能风度翩翩地周旋于日本朝野，渐渐化解两国之间的冰障。然而严峻的国际形势，让这一愿望达成艰难。
在“政冷经热”、高层互访几乎中断的复杂形势下，王毅开始去触摸和改变坚硬的现实。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日本民众，王毅都说日语。而且，他的日语很高雅。”共同社资深记者河野彻说，“王毅特别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坚持中国的原则，但最难得的是，他能把中国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且“针对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准备不同的演讲稿，很有文采。”
“不少场合，按照既定规格，是不需要大使亲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供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刘迪说。他称王毅的这些工作为“苦心贡献”，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出头露面才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层关系到这步田地时，在民间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称赞王毅是个开创新局的“日本通”，勇于创新、思路灵活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称，他在同日本学界和政界人士交谈时，经常听他们提起王毅的名字，“他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应变能力非常强”。
“惊艳”台湾
2008年，王毅有了新的使命。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主任。
一身藏青色的合体西服、一丝不苟的发型，搭配微笑的风姿。2008年6月3日，受命担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在海协会会议上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台湾媒体顺势送给王毅“帅哥”的称呼。
在王毅的推动下，两岸人民渐渐加强了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进程。王毅努力创造条件，寻求解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力图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王毅一直是台湾媒体的关注对象，即使在2013年王毅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后，台北《展望与探索》月刊2015年7月仍刊出文章，专题介绍其人其事。该文章称王毅在大陆的形象相当好，外表英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工作方面，形容其工作手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做人方面，“人情味浓、待人真诚”“相当得平易近人”，“举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
其实，王毅与周恩来还真的是有着某种关系，因为他是著名外交家钱嘉东的女婿，而钱嘉东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现退休在家。
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和外国驻北京记者眼中，王毅处事稳健，擅长政策论述，也愿意和外国媒体记者保持良好沟通，甚至和记者钓鱼，亲和力十足。
外长聊天是个技术活儿
王毅外长对加拿大记者的霸气回应引发了又一次的王毅热潮，其实作为中国的偶像级外交部长，历年来，在中国遭遇敏感而棘手的外交问题时，他的身影频频出现。要说点赞，王毅可以拿来被点赞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近两年，王毅外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营中国的“朋友圈”。去年两会谈及外交成果时，他曾特别提及，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朋友和伙伴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中国外长需要“经营”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落实元首共识，推介“一带一路”，帮忙解决“邻里矛盾”……据统计，一年来，王毅每个月都要去“朋友家”走动，出访至少21次，单独会谈的外长近60人。
经营“朋友圈”也讲策略和方法，在“朋友”面前，王毅的态度一向如春风拂面，但遇到“朋友”有恶意时，他通常“狠话”当面讲，挑衅当场回击。当然，通常“狠话”后面，还会跟着一众诠释的言辞。
去年，王毅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德国时，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当时，李克强强调，“不允许破坏、否认战后的胜利果实”。次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无视历史”，王毅一句让日本“老老实实做一回学生，重新看看《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就把对方顶了回去。
而在去年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菲律宾外长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鼓吹针对中国的仲裁案。日本外相则支持菲律宾，并称所有人造岛礁都不能产生合法权益。王毅即席“回击”：“一些国家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中方有必要披露真相、讲清道理，以得到各方的理解和支持。”王毅以此开始，然后表示，“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并不存在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因此，中方反对任何夸大分歧、渲染对立、制造紧张的非建设性言行，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接着，他结合菲律宾和日本代表的每一句话，以现今和历史情况予以驳斥，说明菲律宾代表“没有说出真相”。
王毅说，中方不接受任何蓄意炒作、挑动对立和无端抹黑的做法，不接受貌似公正、实为双重标准的所谓倡议。谁这样做，谁就要承担责任，承担破坏会议气氛、干扰会议主题、影响地区合作的责任。
今年初，王毅在北京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对于南海问题，王毅再次放出强硬表态，敦促美方应客观、公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双方应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好敏感问题，确保中美合作大局不受干扰。
今年2月，在慕尼黑谈及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时，王毅引用了两句古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颇有分量。
紧接着，同是2月，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这篇演讲以“信息量大”、“稳准狠”而被翻译和登载。其中对于美国智库的对抗疑虑，王毅轻松一笑，而后作答：中国就是中国，即使中国今后得到更大发展，中国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
……
过去，我们说决不当头，安心发展经济，这是一种赶超策略。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引来了羡慕、嫉妒，甚至嫉恨，这都很正常，更何况中国是一个非西方文化系统里崛起的大国，偏见在所难免。从这一次王毅怒斥加拿大女记者就可见，我们已经在世界的关注焦点中，很多事情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怎么躲都躲不掉。所以，近些年中国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务实高效，更加有礼有节，也是我们面对新形势的题中应有之意。而这些具体到王毅外长的身上也极其明显，使得他更加个性鲜明，儒雅温润的同时又犀利刚毅。
世界和平是大趋势，从王毅的外交风格看，春风化雨是必要的，雷霆一击也不能丢弃。大国的风度是包容发展，但绝不是软弱可欺，需要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我们也绝不吝惜自己的拳头。
6月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翁举行了首次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后出席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开始后不久，一个名叫阿曼达·康诺丽的女记者向迪翁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人权倡导者’的担忧”，“中国对南海的领土‘野心’对区域稳定产生的影响。”“加拿大为什么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你计划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和安全状况？”
据了解，康诺丽提出的问题事先经过了加方几家媒体机构的商量。
迪翁回答完后，王毅表示有话要说，他对康诺丽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让6亿以上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没能很好地保护了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宪法当中了吗？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建议，但是我们拒绝无端的指责。”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现场不少加拿大人鼓掌。在中国网络上，网友纷纷为王毅外长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回应点赞。
这种直接的、带着情绪的、充满个性的、强硬的外交辞令，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外交语言一贯绵软无力、打官腔的刻板印象。
有人说，中国的外交辞令，动辄就“深感震惊”“强烈谴责”“深表遗憾”，但是却感受不到其中的力量，不提气。这次王毅怒斥加拿大女记者的话，让人看到中国外交风格的一种转变。像生气、怒斥这样的外交表现，就要用在刀刃上。中国不喜好咄咄逼人，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领土问题就是，人权问题也是。
北大荒走出的“大龄”大学生
在外交部不少新人眼中，王毅谈吐严谨，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想法。但了解王毅的人，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这可能源于王毅早年的个人经历。
1953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王毅，年仅16岁时就前往北大荒，曾在东北建设兵团做了8年战士，度过了艰苦的知青岁月。
1977年秋，王毅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北京二外日语系现任主任秦明吾教授当年曾是王毅的日语教师，在他看来，王毅这一届大学生，整体素质都非常高。秦明吾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生有应届的，也有老三届的，除应届的外，其他人参加考试，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很难考中的，他们肯定要在正常的工作、劳动之外，额外地多承担一些东西。他们平时就注意学习。在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要恢复高考了，能够考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王毅的同学邱华盛介绍，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样，王毅政治敏感，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在北京二外期间，王毅读了很多文史书与外语书，掌握了极具功底的文史知识。
邱华盛与王毅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而其他同学，则多是“高干子弟”，有几位还来自于外交官家庭。
北京律师王小平是王毅当年的同班同学，他说：“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但文笔很好。”
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
在王小平的印象里，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把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相比较，一篇则是写日本语言和中国朦胧诗的比较。王小平说：“他的视野不仅仅在日语专业上。”据说当时老师都没办法对他的这两篇文章进行评判。秦明吾教授也说，王毅的毕业论文质量非常高。
1981年毕业后，王毅被分配到外交部亚洲司，自此，王毅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2001年，他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新京报》评价称，他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的最年轻纪录”。
笔头好“升”得快
王小平说，他曾为王毅设计过毕业后的发展路径，但是，王毅后来的选择，令他意外。
在王小平看来，二外时期的王毅已很有头脑，主见极强，不随大流，对政治问题理解很深，见识广，文采斐然，综合素质很强。因此，王小平判定：王毅毕业后肯定要做干部，而且要做那种能自己说了算的干部。
但王毅毕业后却入外交部亚洲司做了一名科员，这大大出乎王小平的意料。王小平出身于外交官家庭，深谙外交部情况。他说：“外交部是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单位。我认为，王毅进外交部，会把他的才干埋没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
令王小平再次感到意外的是，在外交部，王毅还是脱颖而出，成了外交部“升”得极快的一个官员。根据公开的资料，从亚洲司科员升到亚洲司司长，他只用了13年，到外交部副部长，也只用了19年，而第30个年头，他成了中国外交部部长。
外交部接近王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交部，王毅部长一直是很有名的！”
在王小平看来，王毅在外交部“有上有下”时基本上都上去了。王小平说：“这跟他的能力有关。王毅上升极快，绝对不是他被哪位高官看上的问题！”
外交部是个极其看重“笔头”的部门。王毅在这方面的特长在这里得到了发挥。王小平回忆，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胡耀邦在日本某场合的一个讲话稿要由王毅来起草。当时王小平戏问王毅在外交部“干什么活”，王毅说经常给领导起草这类稿子，王小平开玩笑说：“你成天写这种官样文章多没意思啊！”但是这个讲话稿，被王毅写出了名堂。 一般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起草的稿子，要一级级由上级部门来修改，最后递到部长那里，由部长定了后，才被交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据说，胡耀邦在这个稿子上写了个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考察王毅的仕途，可以发现他一直是党和国家着力培养的全才型的涉外精英。1989年，王毅担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的时候只有36岁;1995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时只有42岁;1998年王毅出任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2001年担任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的时候，他49岁，是外交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当时在很多老外交官眼里已然是一颗“未来之星”。
王毅除了具备年龄上的优势，使其成为外交人才储备库中的佼佼者之外，从官方对其的培养上也能看出良苦用心。
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还在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的王毅，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研究所任访问学者。这是此前长期与日本等亚洲国家打交道的王毅与美国学界和外交界的一次长期“亲密接触”。其实在同一时期，王毅就已经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学习世界经济专业。从乔治敦大学回国后不久，王毅修完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第二年，王毅又进入外交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既有语言优势，又懂政策研究，还了解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同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和最大竞争对手美国都有过密切往来，王毅的履历其实已经相当完备。随后国台办的经历让王毅的履历表显得更加丰满也更独特。
“新一代外交官领军人物”
虽然王毅在中国外交界早已被视为“新一代的外交官领军人物”，但对于公众而言，人们对王毅的熟识源于当时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印象深刻地领略了他身为外交官的魅力与风度。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身为朝鲜问题专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的印象是：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因此，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
2004年9月，王毅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当时中日关系正处于低谷，媒体不约而同用了“临危受命”这样的词语。中国人民希望王毅能风度翩翩地周旋于日本朝野，渐渐化解两国之间的冰障。然而严峻的国际形势，让这一愿望达成艰难。
在“政冷经热”、高层互访几乎中断的复杂形势下，王毅开始去触摸和改变坚硬的现实。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日本民众，王毅都说日语。而且，他的日语很高雅。”共同社资深记者河野彻说，“王毅特别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坚持中国的原则，但最难得的是，他能把中国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且“针对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准备不同的演讲稿，很有文采。”
“不少场合，按照既定规格，是不需要大使亲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供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刘迪说。他称王毅的这些工作为“苦心贡献”，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出头露面才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层关系到这步田地时，在民间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称赞王毅是个开创新局的“日本通”，勇于创新、思路灵活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称，他在同日本学界和政界人士交谈时，经常听他们提起王毅的名字，“他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应变能力非常强”。
“惊艳”台湾
2008年，王毅有了新的使命。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主任。
一身藏青色的合体西服、一丝不苟的发型，搭配微笑的风姿。2008年6月3日，受命担任国台办主任的王毅，在海协会会议上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台湾媒体顺势送给王毅“帅哥”的称呼。
在王毅的推动下，两岸人民渐渐加强了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进程。王毅努力创造条件，寻求解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力图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王毅一直是台湾媒体的关注对象，即使在2013年王毅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后，台北《展望与探索》月刊2015年7月仍刊出文章，专题介绍其人其事。该文章称王毅在大陆的形象相当好，外表英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工作方面，形容其工作手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做人方面，“人情味浓、待人真诚”“相当得平易近人”，“举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
其实，王毅与周恩来还真的是有着某种关系，因为他是著名外交家钱嘉东的女婿，而钱嘉东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现退休在家。
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和外国驻北京记者眼中，王毅处事稳健，擅长政策论述，也愿意和外国媒体记者保持良好沟通，甚至和记者钓鱼，亲和力十足。
外长聊天是个技术活儿
王毅外长对加拿大记者的霸气回应引发了又一次的王毅热潮，其实作为中国的偶像级外交部长，历年来，在中国遭遇敏感而棘手的外交问题时，他的身影频频出现。要说点赞，王毅可以拿来被点赞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近两年，王毅外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经营中国的“朋友圈”。去年两会谈及外交成果时，他曾特别提及，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朋友和伙伴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中国外长需要“经营”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落实元首共识，推介“一带一路”，帮忙解决“邻里矛盾”……据统计，一年来，王毅每个月都要去“朋友家”走动，出访至少21次，单独会谈的外长近60人。
经营“朋友圈”也讲策略和方法，在“朋友”面前，王毅的态度一向如春风拂面，但遇到“朋友”有恶意时，他通常“狠话”当面讲，挑衅当场回击。当然，通常“狠话”后面，还会跟着一众诠释的言辞。
去年，王毅陪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德国时，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当时，李克强强调，“不允许破坏、否认战后的胜利果实”。次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无视历史”，王毅一句让日本“老老实实做一回学生，重新看看《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就把对方顶了回去。
而在去年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菲律宾外长攻击中国的南海政策，鼓吹针对中国的仲裁案。日本外相则支持菲律宾，并称所有人造岛礁都不能产生合法权益。王毅即席“回击”：“一些国家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中方有必要披露真相、讲清道理，以得到各方的理解和支持。”王毅以此开始，然后表示，“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并不存在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因此，中方反对任何夸大分歧、渲染对立、制造紧张的非建设性言行，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接着，他结合菲律宾和日本代表的每一句话，以现今和历史情况予以驳斥，说明菲律宾代表“没有说出真相”。
王毅说，中方不接受任何蓄意炒作、挑动对立和无端抹黑的做法，不接受貌似公正、实为双重标准的所谓倡议。谁这样做，谁就要承担责任，承担破坏会议气氛、干扰会议主题、影响地区合作的责任。
今年初，王毅在北京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对于南海问题，王毅再次放出强硬表态，敦促美方应客观、公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双方应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好敏感问题，确保中美合作大局不受干扰。
今年2月，在慕尼黑谈及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时，王毅引用了两句古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颇有分量。
紧接着，同是2月，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这篇演讲以“信息量大”、“稳准狠”而被翻译和登载。其中对于美国智库的对抗疑虑，王毅轻松一笑，而后作答：中国就是中国，即使中国今后得到更大发展，中国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
……
过去，我们说决不当头，安心发展经济，这是一种赶超策略。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引来了羡慕、嫉妒，甚至嫉恨，这都很正常，更何况中国是一个非西方文化系统里崛起的大国，偏见在所难免。从这一次王毅怒斥加拿大女记者就可见，我们已经在世界的关注焦点中，很多事情就是冲着中国来的，怎么躲都躲不掉。所以，近些年中国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务实高效，更加有礼有节，也是我们面对新形势的题中应有之意。而这些具体到王毅外长的身上也极其明显，使得他更加个性鲜明，儒雅温润的同时又犀利刚毅。
世界和平是大趋势，从王毅的外交风格看，春风化雨是必要的，雷霆一击也不能丢弃。大国的风度是包容发展，但绝不是软弱可欺，需要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我们也绝不吝惜自己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