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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人生第95个年头的杨维骏，是被公认的反腐斗士、云南的“包公”，曾长期举报原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并最终致其落马。最近很多人跟他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老检察长，有他的影子。
老检察长的铮铮铁骨
电话预约、门卫登记、武警放行，这一套手续下来，才能进入杨维骏的家。他的家在金牛小区二区，这里是云南厅级以上干部住宿区。
杨维骏窝在沙发里，当他沉默时，时光停滞了。
他实在太老了，甚至要靠外人的帮助，才能从仰卧改为直坐的姿势，他的右眼也已几近失明。糖尿病、脑供血不足、肾脏小血管炎……杨维骏浑身是病，每天要吃十几种、近20粒药，外加注射1.67ml胰岛素，过去30年，他一直借助安眠药对付漫漫长夜。
这段时间，很多人给杨维骏和他的妻子王婉琪打电话、发微信说，杨维骏老人就像电视剧里的老检察长陈岩石。
电视剧里的陈岩石，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经历过抗战时期，后来官至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退休后，因看不过汉东省原省委书记赵立春贪赃枉法，并放纵自己的儿子赵瑞龙大搞权钱交易，于是常年坚持举报赵立春。
现实中的杨维骏，则是党外高官。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退休近3年，“我向他提各种意见，都是敷衍的答复。”在后期交往中，白恩培给杨维骏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皇帝，权大于一切。”
2009年，杨维骏得到云南省兰坪铅锌矿的相关举报，他发现，这些问题可能和白恩培有关，他就将相关材料呈给正在云南巡视的中纪委。
2014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白恩培被双开，去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个倔强老人为民请命
陈岩石这个角色的受人尊敬之处，是其不但为大风厂员工争取到了股权，在员工股权被非法侵吞后，这把“老骨头”更是多方走动，使得汉东省的贪腐内幕逐层掀开。与陈岩石相似，杨维骏被民众熟知，是源于一次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2006年，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耕地被征用，当地政府在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在耕地上倾倒废土废渣，致使民众上访。
2010年12月17日，88歲的杨维骏坐着政府配备的专车，带着两辆面包车、12名失去耕地的农民驶入了云南省政协。
有干部劝他：“你带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合适。”杨维骏反驳：“我的公车不是拿来游山玩水的，是拿来为民请命的。”这一幕被媒体抓了个正着。
杨维骏的父亲杨蓁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和朱德是结拜兄弟。杨维骏的祖父、父亲都是城市平民，母亲是缝帽子的女工，“我3岁时，父亲被军阀杀害，父亲的故事，都是母亲一件件讲给我听的。”
他说，昆明东郊有个岗头村，三分之一的村民家，牛羊被土匪拉走，“我父亲就带着一营兵，追了一百多里，把土匪赶跑，把老百姓的牛羊都救了回来，岗头村那些农民，还为父亲立了生神牌。”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人，自然对老百姓感情深，所以我一生都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就不能被欺负了。”
他认为， 人民是具体的，而非空洞的。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一样，杨维骏退休后最主要的事，就是为人民反腐。杨维骏有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面挂着各种举报材料，至今仍不定期更新。
他的家一度成了“信访室”，金牛小区戒备森严，但厅级以下干部居住的一区相对自由，于是他又常跑到一区，接待找他反映问题的各地百姓。
驳斥“反腐过头”论
杨维骏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女儿在北京，各有各的事业。
“我们也想过去养老院，但找他的百姓太多，在养老院不方便。”王婉琪说，前些年他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现在更老了，就跑到小区门口滇池路的打印室，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有时候天黑了还要去，只好叫保姆把他牵回来。”
他说，那次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直接原因是农民获得补偿太少，根本问题是耕地被侵占，“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低于这个红线，国人就吃不饱饭，云南历史上就出现过买缅甸米的情况，所以农民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更是在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
近年中央反腐力度空前，但同时也出现了“反腐过头论”，对此《人民日报》曾专门发文驳斥称，反腐不会设上限、定终点，贪腐分子有多少、查多少。
杨维骏也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声音，“‘反腐过头论’是纯粹的谬论，不反腐中国就完了。”他说，反腐是民心所向，但现在是中央大力反腐，民间分散力量反腐，“我觉得民间应该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拥护中央，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反腐。”
杨维骏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让《杨维骏论文集——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成书，论文集分两部分，上部是历史学上的争论，下部为反腐文章，“这是我的理论武器，我已交到省委，但两三个月了，还没有动静。”
“我的奋战是积极的”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但3年前他就不游了，“担心被迫害”。
王婉琪说，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都很多，而杨维骏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些东西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性格上又太直，就算省委书记来，有什么不对，他也直说，没有什么技巧，也不会转弯。
“这小区大多都是省级干部，过去他在散步，有哪些不满，和别人聊天，人家都说‘是啊’，但有一次他发动签名，却谁都不签。这些人那么大年纪，多半是保住自己能生活就行了。”王婉琪说。
“亲戚朋友胆子小，他们不和我谈政治，但我不孤独，我有广大的群众，我有中央，我的奋战是积极的。”杨维骏说。
杨维骏带村民公车上书的2010年，中央的反腐大幕尚未开启。7年过去，反腐如火如荼，苍蝇老虎一大批纷纷落马。“我很欣慰，又觉得形势依旧严峻”，他说中央巡视组在云南时，他去谈了两个钟头。
他现在的反腐策略，是不再纠缠于宏观的问题，而是针对官员的具体事例，“中纪委的同志也希望我谈具体的事例，方便他们去查。”他说，他要活下去，看到腐败分子们彻底清除的那一天。
如今杨维骏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减了，他在客厅里走路，每一步只能前进数厘米。站了没几分钟，就会觉得累。此前他每天最大的活动量，是用那辆轻便的手推车，和83岁的老伴王婉琪互相推着，来回走最多200米的路。但自从不久前他摔倒在门口的台阶上，就显得有些一蹶不振，那些天他睡得比较模糊，老是叫不醒，王婉琪甚至以为，他会就那样睡过去了。
关心杨维骏的人，都劝他不要再四处走动了，“他的驾驶员也劝他，那么大年纪，就不要在外面散步、活动了，万一摔倒了，有人就高兴了。”
杨维骏说，他这一辈子，经历了各种斗争，如今头昏眼花，客观上，他的确变得越来越安全了，“对我而言，活着，就是对腐败分子最大的震慑了。”
老检察长的铮铮铁骨
电话预约、门卫登记、武警放行，这一套手续下来，才能进入杨维骏的家。他的家在金牛小区二区，这里是云南厅级以上干部住宿区。
杨维骏窝在沙发里，当他沉默时，时光停滞了。
他实在太老了，甚至要靠外人的帮助，才能从仰卧改为直坐的姿势，他的右眼也已几近失明。糖尿病、脑供血不足、肾脏小血管炎……杨维骏浑身是病，每天要吃十几种、近20粒药，外加注射1.67ml胰岛素，过去30年，他一直借助安眠药对付漫漫长夜。
这段时间，很多人给杨维骏和他的妻子王婉琪打电话、发微信说，杨维骏老人就像电视剧里的老检察长陈岩石。
电视剧里的陈岩石，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经历过抗战时期，后来官至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退休后，因看不过汉东省原省委书记赵立春贪赃枉法，并放纵自己的儿子赵瑞龙大搞权钱交易，于是常年坚持举报赵立春。
现实中的杨维骏，则是党外高官。2001年，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转任云南时，杨维骏已退休近3年，“我向他提各种意见，都是敷衍的答复。”在后期交往中，白恩培给杨维骏的感觉，“就是一个土皇帝，权大于一切。”
2009年，杨维骏得到云南省兰坪铅锌矿的相关举报，他发现，这些问题可能和白恩培有关，他就将相关材料呈给正在云南巡视的中纪委。
2014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月，白恩培被双开，去年10月9日，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白恩培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个倔强老人为民请命
陈岩石这个角色的受人尊敬之处，是其不但为大风厂员工争取到了股权，在员工股权被非法侵吞后，这把“老骨头”更是多方走动，使得汉东省的贪腐内幕逐层掀开。与陈岩石相似，杨维骏被民众熟知，是源于一次著名的“公车上访”事件。
2006年，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耕地被征用，当地政府在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在耕地上倾倒废土废渣，致使民众上访。
2010年12月17日，88歲的杨维骏坐着政府配备的专车，带着两辆面包车、12名失去耕地的农民驶入了云南省政协。
有干部劝他：“你带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合适。”杨维骏反驳：“我的公车不是拿来游山玩水的，是拿来为民请命的。”这一幕被媒体抓了个正着。
杨维骏的父亲杨蓁加入过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重九起义，和朱德是结拜兄弟。杨维骏的祖父、父亲都是城市平民，母亲是缝帽子的女工，“我3岁时，父亲被军阀杀害，父亲的故事，都是母亲一件件讲给我听的。”
他说，昆明东郊有个岗头村，三分之一的村民家，牛羊被土匪拉走，“我父亲就带着一营兵，追了一百多里，把土匪赶跑，把老百姓的牛羊都救了回来，岗头村那些农民，还为父亲立了生神牌。”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人，自然对老百姓感情深，所以我一生都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就不能被欺负了。”
他认为， 人民是具体的，而非空洞的。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一样，杨维骏退休后最主要的事，就是为人民反腐。杨维骏有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面挂着各种举报材料，至今仍不定期更新。
他的家一度成了“信访室”，金牛小区戒备森严，但厅级以下干部居住的一区相对自由，于是他又常跑到一区，接待找他反映问题的各地百姓。
驳斥“反腐过头”论
杨维骏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女儿在北京，各有各的事业。
“我们也想过去养老院，但找他的百姓太多，在养老院不方便。”王婉琪说，前些年他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材料，现在更老了，就跑到小区门口滇池路的打印室，花钱请人打字，打印出来了还要一遍遍修改，“有时候天黑了还要去，只好叫保姆把他牵回来。”
他说，那次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直接原因是农民获得补偿太少，根本问题是耕地被侵占，“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低于这个红线，国人就吃不饱饭，云南历史上就出现过买缅甸米的情况，所以农民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更是在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
近年中央反腐力度空前，但同时也出现了“反腐过头论”，对此《人民日报》曾专门发文驳斥称，反腐不会设上限、定终点，贪腐分子有多少、查多少。
杨维骏也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声音，“‘反腐过头论’是纯粹的谬论，不反腐中国就完了。”他说，反腐是民心所向，但现在是中央大力反腐，民间分散力量反腐，“我觉得民间应该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拥护中央，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反腐。”
杨维骏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让《杨维骏论文集——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成书，论文集分两部分，上部是历史学上的争论，下部为反腐文章，“这是我的理论武器，我已交到省委，但两三个月了，还没有动静。”
“我的奋战是积极的”
杨维骏有游泳的习惯，但3年前他就不游了，“担心被迫害”。
王婉琪说，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都很多，而杨维骏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些东西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性格上又太直，就算省委书记来，有什么不对，他也直说，没有什么技巧，也不会转弯。
“这小区大多都是省级干部，过去他在散步，有哪些不满，和别人聊天，人家都说‘是啊’，但有一次他发动签名，却谁都不签。这些人那么大年纪，多半是保住自己能生活就行了。”王婉琪说。
“亲戚朋友胆子小，他们不和我谈政治，但我不孤独，我有广大的群众，我有中央，我的奋战是积极的。”杨维骏说。
杨维骏带村民公车上书的2010年，中央的反腐大幕尚未开启。7年过去，反腐如火如荼，苍蝇老虎一大批纷纷落马。“我很欣慰，又觉得形势依旧严峻”，他说中央巡视组在云南时，他去谈了两个钟头。
他现在的反腐策略，是不再纠缠于宏观的问题，而是针对官员的具体事例，“中纪委的同志也希望我谈具体的事例，方便他们去查。”他说，他要活下去，看到腐败分子们彻底清除的那一天。
如今杨维骏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减了，他在客厅里走路，每一步只能前进数厘米。站了没几分钟，就会觉得累。此前他每天最大的活动量，是用那辆轻便的手推车，和83岁的老伴王婉琪互相推着，来回走最多200米的路。但自从不久前他摔倒在门口的台阶上，就显得有些一蹶不振，那些天他睡得比较模糊，老是叫不醒，王婉琪甚至以为，他会就那样睡过去了。
关心杨维骏的人，都劝他不要再四处走动了，“他的驾驶员也劝他，那么大年纪，就不要在外面散步、活动了，万一摔倒了，有人就高兴了。”
杨维骏说，他这一辈子，经历了各种斗争，如今头昏眼花，客观上，他的确变得越来越安全了，“对我而言，活着，就是对腐败分子最大的震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