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宁做科长，不当局长;辞去厅长，改任教授;登顶仕途路上，转而抽身离去;落马省委书记手抄经文超度乌龟……近年，部分官场 “一把手”的举止，让外人乍看起来有些不明白、诧异。一叶知秋，这点点滴滴背后，折射出政坛新的变化。相比以往众人瞩目般仰视，官场“一把手”的人生状态，值得重新审视。这群身居高位者，所处之境或许犹如“围城中人”，种种滋味唯有自知。
辞了局长干科员
祝卓宏
一个县一年有10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局长、财政局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据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心态。
在西部某县，去年相继有10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在当地干部队伍中造成较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司法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畜牧局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在湘桂交界处的某县，原县招商局局长是一名“70后”的年轻干部，本是大家眼中的“政治明星”。2014年，这名局长主动申请到县卫计委任主任科員。“工作20多年，我头一次碰到有人干到局长又不想干了。”当地一位干部说，“虽然只是正科级干部，但是对基层干部来说，许多人一辈子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采访中，一名县委书记坦承，他主政的县去年有2名正科级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市里另外一个县有7名科级干部提出“实改虚”。“有的县委书记可能接受不了，认为影响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很正常。”这名县委书记说，“现在有些干部为官不为，就应该淘汰掉一批。”
对此另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有官员向他提出“实改虚”要求，他就会同意，若是十几名局长、副局长集中提出，压力就大了，“可能会另行考虑，关键是怕在干部群体中产生消极影响。”
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说，这确实是新现象、新问题，过去“实改虚”多是个例，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在有的县甚至多年未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该干部说。
压力大风险高
一些基層干部认为，部分干部主动申请实职改任虚职，确实有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但是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
“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些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工作压力大是桌面上的理由，桌面下也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名乡长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老风险有多么普遍，我给你举个例子。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开发票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这名乡长感慨，“这些都经不起查啊！”
此外，实职和虚职岗位的责和利不对等也是造成基层官员“实改虚”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不少在实职岗位上的科级干部说，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前段时间，我们县筹备县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加班，待遇并不增加，远没有当个主任科员舒服。”西部某县一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上升通道遇阻也让一些干部“萌生退意”。据了解，有的省份从去年开始在县直单位逐步实施局长、书记一肩挑，这就减少了一个正职职数，加之过去部分县存在超配干部职数问题，也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短期之内一些干部会感到升迁无望。“以前是‘发帽子’，现在是‘摘帽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说。
头上悬着“两把剑”
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郑振成透露，2016年1月至11月，问责各级“一把手”6100多人，约占问责总人数的41%，体现了抓住“关键少数”的要求。
据他介绍，2016年1月至11月，各级党组织共查处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11200多起，780多个党组织和14800多人被问责。问责人数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33%，问责力度明显加大。
2016年初，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特别谈到了“责任虚化空转现象”，也就是“一把手”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的问题。
王岐山表示，要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强化责任追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0个中央单位、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制定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办法细则、问责规定，约谈“一把手”，开展述职述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克服责任虚化空转现象。 此前，习近平也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甚至还教“一把手”们如何履职尽责。
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意识，管好下属，当好“领头羊”;一方面是对其不断强化的监管力度，廉洁从政，避免自身落马。这成了悬在各级“一把手”头上的“两把剑”。
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公开讲述领导干部如何当好“一把手”。
习近平表示“一把手”身居要害、肩负全局，其素质、能力和形象如何，直接决定着领导班子的面貌，影响着干部队伍的状况。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一把手”必定让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充满生机和活力。反之，如果“一把手”尚且不能做到正直、清廉、正义、勇敢，那就难谈下属的清正廉洁，更难谈地方的活泼有力、公平正义。
2013年1月22日，十八屆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时大段讲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问题：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其实也指出了大量“一把手”落马的主要原因：监督不到位，监督不给力。
如何避免“一把手”不断落马？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给出了答案：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就“一把手”如何履行主体责任和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王岐山曾在多个场合有过表态。
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王岐山也提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稱省区市党委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加强对地市县的巡视，盯住“一把手”和班子成员。
2013年10月，王岐山在部署中央巡视工作时，不但表示要监督“一把手”，而且还强调要追查“一把手”此前的工作经历。王岐山强调，第二轮巡视要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运用机动灵活的巡视工作方法，提高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的针对性，坚持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
2014年5月，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中，王岐山着重强调了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称书记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
官方披露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问责了370多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47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2015年上半年责任追究总人数，超过了2014年全年责任追究总人数，其中近半数为党组织“一把手”。
有媒体统计显示，十八大后，除了“军老虎”，在其他落马的8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老虎”中，有近30名党政企“一把手”，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种“一把手”被强力查处的力度，在十八大之前极为少见。
新华网曾在文章中将“一把手”喻为“一霸手”，称书记、市长、局长、董事长等“一把手”掌握着本单位人事任免权和较大的项目自由裁量权。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再加之缺乏有效监督，是“一把手”容易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根源。
非正常死亡背后
换个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一把手”这个角色身上的多样人性：身为“领头羊”，在享受权力快感时，也得背负政绩考核的压力;面临诱惑时的纠结;逢场作戏、勾心斗角的疲惫;想当“老好人”、“太平官”的无奈。稍有不慎，他们很容易患上综合性“疾病”，诸如缺乏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反腐下的“焦虑症”、保守陈旧思维的“依赖症”、迷恋官本位的“成瘾症”、担心被查的“恐惧症”等等，其可谓一把手“综合征”。这群身居高位者，所处之境或许犹如“围城中人”，种种滋味唯有自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去年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主任祝卓宏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官员失眠率也高达25%。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來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痛， 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祝卓宏表示，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更让人痛心的是，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讳疾忌医是常态。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對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总的来说，无论是实职转虚职，还是加强自我监督，“一把手”自我警醒这种变化值得肯定，应该说是“从严治党”产生了明显效果，铁腕反腐形成了震慑效应。贪官藏不住身了，庸官站不住脚了。做“一把手”风险大，责任更大。然而，正因为如此，官场秩序才能得以净化，让政坛生态回归本源。
（何风荐自《华声》）
辞了局长干科员
一个县一年有10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局长、财政局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据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心态。
在西部某县，去年相继有10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在当地干部队伍中造成较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司法局局长、安监局局长、畜牧局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在湘桂交界处的某县，原县招商局局长是一名“70后”的年轻干部，本是大家眼中的“政治明星”。2014年，这名局长主动申请到县卫计委任主任科員。“工作20多年，我头一次碰到有人干到局长又不想干了。”当地一位干部说，“虽然只是正科级干部，但是对基层干部来说，许多人一辈子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采访中，一名县委书记坦承，他主政的县去年有2名正科级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市里另外一个县有7名科级干部提出“实改虚”。“有的县委书记可能接受不了，认为影响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很正常。”这名县委书记说，“现在有些干部为官不为，就应该淘汰掉一批。”
对此另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有官员向他提出“实改虚”要求，他就会同意，若是十几名局长、副局长集中提出，压力就大了，“可能会另行考虑，关键是怕在干部群体中产生消极影响。”
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说，这确实是新现象、新问题，过去“实改虚”多是个例，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在有的县甚至多年未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该干部说。
压力大风险高
一些基層干部认为，部分干部主动申请实职改任虚职，确实有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但是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
“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些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工作压力大是桌面上的理由，桌面下也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名乡长说，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老风险有多么普遍，我给你举个例子。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开发票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这名乡长感慨，“这些都经不起查啊！”
此外，实职和虚职岗位的责和利不对等也是造成基层官员“实改虚”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不少在实职岗位上的科级干部说，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前段时间，我们县筹备县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加班，待遇并不增加，远没有当个主任科员舒服。”西部某县一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上升通道遇阻也让一些干部“萌生退意”。据了解，有的省份从去年开始在县直单位逐步实施局长、书记一肩挑，这就减少了一个正职职数，加之过去部分县存在超配干部职数问题，也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短期之内一些干部会感到升迁无望。“以前是‘发帽子’，现在是‘摘帽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说。
头上悬着“两把剑”
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郑振成透露，2016年1月至11月，问责各级“一把手”6100多人，约占问责总人数的41%，体现了抓住“关键少数”的要求。
据他介绍，2016年1月至11月，各级党组织共查处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11200多起，780多个党组织和14800多人被问责。问责人数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33%，问责力度明显加大。
2016年初，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特别谈到了“责任虚化空转现象”，也就是“一把手”没有履行主体责任的问题。
王岐山表示，要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强化责任追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0个中央单位、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制定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办法细则、问责规定，约谈“一把手”，开展述职述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克服责任虚化空转现象。 此前，习近平也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甚至还教“一把手”们如何履职尽责。
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意识，管好下属，当好“领头羊”;一方面是对其不断强化的监管力度，廉洁从政，避免自身落马。这成了悬在各级“一把手”头上的“两把剑”。
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公开讲述领导干部如何当好“一把手”。
习近平表示“一把手”身居要害、肩负全局，其素质、能力和形象如何，直接决定着领导班子的面貌，影响着干部队伍的状况。坚持原则，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一把手”必定让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充满生机和活力。反之，如果“一把手”尚且不能做到正直、清廉、正义、勇敢，那就难谈下属的清正廉洁，更难谈地方的活泼有力、公平正义。
2013年1月22日，十八屆中纪委二次全会召开，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时大段讲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问题：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其实也指出了大量“一把手”落马的主要原因：监督不到位，监督不给力。
如何避免“一把手”不断落马？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给出了答案：要强化监督，着力改进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广大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就“一把手”如何履行主体责任和如何监督“一把手”的问题，王岐山曾在多个场合有过表态。
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话中，王岐山也提到了对“一把手”的监管。稱省区市党委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加强对地市县的巡视，盯住“一把手”和班子成员。
2013年10月，王岐山在部署中央巡视工作时，不但表示要监督“一把手”，而且还强调要追查“一把手”此前的工作经历。王岐山强调，第二轮巡视要强化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运用机动灵活的巡视工作方法，提高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抽查的针对性，坚持到领导干部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级”了解情况。
2014年5月，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中，王岐山着重强调了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称书记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
官方披露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全国问责了370多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47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2015年上半年责任追究总人数，超过了2014年全年责任追究总人数，其中近半数为党组织“一把手”。
有媒体统计显示，十八大后，除了“军老虎”，在其他落马的80多名省部级及以上“老虎”中，有近30名党政企“一把手”，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种“一把手”被强力查处的力度，在十八大之前极为少见。
新华网曾在文章中将“一把手”喻为“一霸手”，称书记、市长、局长、董事长等“一把手”掌握着本单位人事任免权和较大的项目自由裁量权。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再加之缺乏有效监督，是“一把手”容易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根源。
非正常死亡背后
换个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一把手”这个角色身上的多样人性：身为“领头羊”，在享受权力快感时，也得背负政绩考核的压力;面临诱惑时的纠结;逢场作戏、勾心斗角的疲惫;想当“老好人”、“太平官”的无奈。稍有不慎，他们很容易患上综合性“疾病”，诸如缺乏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反腐下的“焦虑症”、保守陈旧思维的“依赖症”、迷恋官本位的“成瘾症”、担心被查的“恐惧症”等等，其可谓一把手“综合征”。这群身居高位者，所处之境或许犹如“围城中人”，种种滋味唯有自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去年已有36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自2009年起开始关注官员自杀现象。该中心主任祝卓宏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2015年7年间，共有209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
祝卓宏现在还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祝卓宏给各级公务员讲课时，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压力管理课程。他说，从近几年媒体的公开报道看，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越来越受到关注。公众大多下意识地将这一现象与官员的腐败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官员的心理状况。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在接受采访时说，曾有观点认为，现在官员自杀的比例是老百姓的100倍。但是，这个说法没有权威出处。许燕主要研究的领域是领导干部心理特征与测评，她多次给公务员提供过心理咨询服务。
许燕说，谈论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可以从2005年、2009年、2011年、2012年这几年发生的几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梳理。
2005年1月5日，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通智，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从驻地京西宾馆坠楼身亡。王通智后来被证实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导致轻生。
祝卓宏和许燕都认为，2009年是全社会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报道中，共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特别重视公务员心理健康工作，他们还曾经到中科院心理所和北师大心理学院考察座谈，请专家做事件分析。
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此后，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开始出现心理学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这种现象又加入了反腐的因素。2014年和2015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数量明显增多。 官员失眠率也高达25%。换言之，每4个公务员里面，差不多就有1人有失眠现象。
近年来，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2016年已公开报道的3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中，在相关通报中，有12人被明确指出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在跟官员上课或咨询时，有一些案例让许燕印象深刻。曾经有一位官员在课堂上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事情过去了多年，许燕至今对那一幕记忆犹新。
公安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浙江省公安厅首席心理专家赵国秋，现在还是浙江省大众心理援助中心主任。他每周仅有半天时间坐诊，大约接诊10多位病人，很多都是公务员。
赵国秋说，通过他30余年的研究得出來的数据是，公务员幸福指数不高，心理障碍指数和职业倦怠指数都较高。赵国秋说，“10%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会以自杀方式结束病痛， 50%-60%的自杀官员本质上都患有抑郁症。”
祝卓宏表示，心梗、脑溢血、癌症、抑郁症，这4种病是公务员最常见的严重慢性疾病。“（公务员）患这几种病的比例是不是比其他职业多，现在还没有确切数据。但是这些疾病往往都跟压力有关，压力越大越容易得这些病。”
祝卓宏认为，从有关调研结果看，公务员的压力来源有很多，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家庭上的，还有收入上的。
更让人痛心的是，尽管很多官员受心理疾病困扰，但很少会主动找心理医生或专家咨询，讳疾忌医是常态。
病情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虽然并没有一些公开的规定，但确是官场的一种惯例。
北京市直属机关一名官员曾向媒体透露，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就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他说，即使感觉自己心理有问题，也知道可能会引起相关疾病，也不会去咨询，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这些隐私不会外传。“我也不愿意向家人或朋友倾诉，以免让他们担心，所以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
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陈昌文说，官员需要面對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些工作与自己的认知相冲突，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而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也会带来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排解，甚至刻意隐瞒的话，会进一步加重官员的病情。
总的来说，无论是实职转虚职，还是加强自我监督，“一把手”自我警醒这种变化值得肯定，应该说是“从严治党”产生了明显效果，铁腕反腐形成了震慑效应。贪官藏不住身了，庸官站不住脚了。做“一把手”风险大，责任更大。然而，正因为如此，官场秩序才能得以净化，让政坛生态回归本源。
（何风荐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