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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在北平新成立一家“徒然社”。时光荏苒，关于这个社团，多年来似乎少见有人道及。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1993年6月上海书店版)也未列入辞条。就我寓目，仅有三则涉及它的资料，其中两则刊在《新文学史料》，一是1982年第二期蹇先艾的《记朱大枬》。在记述朱大枬等人创办《荒岛》文学半月刊后，他说：
《荒岛》停刊以后，后来大枬又参加了一个北师大附中校友组织的徒然社，在《华北日报》附出了几期《徒然周刊》，副刊编辑易人，周刊也随之结束。
二是1999年第三期王余杞的《我的生平简述》，讲和朱大枬等人创办《荒岛》开办平民夜校，1927年因形势大变，刊物、夜校都难以为继了。然后他写道：
我和大枬参加了“徒然社”，在《华北日报》上出了一个《徒然》文学周刊。
再有从闻国新致杨义信上(见杨义《叩问作家心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其中有云：
1925年，与王余杞(他读北京交通大学)、梁以俅、方纪生、张寿林、李宜琛(自珍)等合组徒然社，在华北日报副刊编辑杨晦的支持下，出版徒然周刊。
三则资料都只言片语，过于简略，且几十年前旧事作者又是凭记忆写出，不免存有说错的地方。
近日翻阅《华北日报》，从副刊《徒然》获知该社一些资讯，遂不避笔拙，并结合其他—些史料，敷衍成文，若能大致勾勒出这小小社团的基本面貌，便很知足了。
1928年6月，朱大枬、李自珍、王余杞、翟永坤、闻国新、张寿林、梁以俅等七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痛感北平现实的荒凉、黑暗，为解脱心中苦闷，以他们几乎都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校友关系，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徒然社”。何以命名为“徒然社”?那是一次逛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时由李自珍提出的，之后他有过详细解释：
我们都不是研究文学的人。但在从事专门工作之余，却都有研讨文学的兴趣；因为创作的冲动的缘故，也都有拈拈笔，写写自己也知道浅薄简陋的文章。为了这样共同的爱好，才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有了这个小团体的组织。不消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努力，只是一种“徒然”的劳力的枉费，但明知是“徒然”，而仍旧挣扎，仍旧努力的，却是我们的共同的精神。(《徒然》周刊第20期《终刊》)
成立社团当然不是目的，他们需要的是有阵地来发表作品。这几位年轻人心高志远，最初凭藉着一时锐气有出版月刊、自办书店之设想，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一个个都落了空。后来，在《华北日报副刊》编辑杨晦帮助下，借助其主管的版面，创办了《徒然》周刊。
《徒然》周刊1929年1月8日创刊，每逢周二出刊，连续刊行到同年5月28日，共出版20期。刊物未标主编，但从《编辑后记》作者的署名看，应该由李自珍、王余杞负责编刊。
《徒然》周刊没有发刊词，李自珍为第一期写的《编辑后记》显示，他们摒弃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展示自我、表现自我：
文以载道，虽然已经成了过去的谬说；但是成为现代文坛的权威的，还是一种以艺术为达到别种目的的手段的功利艺术观。然而在我们这些文艺的“素人”来看，总以为只有自己完成，自己表现，才是文艺的根本特质，此外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
《徒然》所刊作品，以创作为主，大都描写小知识分子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小说刊有王余杞的《某小姐》、《酒徒》，翟永坤的《给芸》、《闷》，梁以俅的《灰色的云》，李自珍的《液体的心》等。散文有张寿林以“忍父”为名的《雁足小简》、闻国新以“克西”为名的《环谷小品》及李自珍的《残春》等。诗歌则刊登了朱大枬的《我教你一个对付人和鬼的法子》、《墙》、翟永坤的《给自己》等。周刊还兼及文论和翻译，且不拒绝外稿，文论有张寿林的《浮翠室诗说》、《论南戏的起源》。翻译有纪生(方纪生)、念生(罗念生)等人的译诗。此外，还编过一期特刊，为5月18日的第18期。内容是李自珍、王余杞、张寿林在5月1日同游圆明园后，各自写下的观感。
在《徒然》周刊的编刊中，有件事可以一提，即5月28目的停刊号，这期稿件是由“徒然社”七位成员每人贡献一篇编成的，犹如一出戏将要落幕，全体演员走到前台来向观众鞠躬谢幕。
至于《徒然》因何停刊，5月21日第19期的《徒然社启事》，可当作是停刊声明来看，史料珍贵，现抄录如下：
社友朱大枬自京返平，主编时代副刊，而北平副刊又系同仁担任编撰；最近复拟出版篇幅较多之期刊，以期登载较有系统之作品，本刊势难兼顾，用特决议出至二十期即行终止。此告。
引文中的“京”指南京，朱大枬曾于1928年10月去那里办报。此时预告他主编“时代副刊”，即便他有这个心，恐怕也难堪此任了。不久他即诊断出患了肺病，到北平的西山静养去了。这个病，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算不得什么，但当年无异于绝症，许多文人都毁在这个病上。鲁迅如此，蒋光慈、方玮德、萧红、缪崇群盖都如此，朱大枬最终也没能逃脱，1930年11月6日在贫困和孤寂中病逝，这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只活了短短的24岁。
引文中又有言，“徒然社”同仁还担任北平副刊的编撰，“北平副刊”当是《北平时报》副刊的省写。只是这份副刊我未读过，不能置一辞，为使读者对它有所了解，我把王余杞短篇小说集《朋友与敌人》(1933年现代社会丛书社出版)“序”中的一段话抄示于下，因这段话语及“北平副刊”：
《北平时报》的副刊，顶多也不过编了一年。报馆方面对我们的待遇太薄，同时大家的兴趣也无形减低，谁也不愿意维持长久，便悄悄地让给了别人。在副刊上我登载过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名字叫做《神奇的助力》。
《徒然》停刊后，“徒然社”又有向外地谋求发展之构想。1929年秋，王余杞受社员委托来到上海，因编《荒岛》时他的小说被在上海的郁达夫看到，都还在自己主编的《大众文艺》上发表文章给予赞许，二人由此有了交往。这次来沪便由郁达夫为之介绍，与现代书局建立起联系，签订提供文稿的合同。只是后来因“徒然社”成员居住地分散，工作又忙，如翟永坤到河南教书，留平的李自珍、闻国新在中学任教，张寿林在燕京大学搞研究，朱大枬患重疾正在休养等原因，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凑齐文稿致使爽约。
除了《徒然》周刊，“徒然社”还出版《徒然社丛书》，由设在厂甸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但这套丛书具体出过多少种，迄今未见确切的书目，我所知有以下三种，均是文学性的；
一、《灾梨集》，1928年11月出版，32开，朱大枬、王余杞、翟永坤著，诗文合集。内收朱大枬的《斑斓》、翟永坤的《夜游》等新诗，王余杞《百花深处》等小说。
二、《论诗六稿》，1929年9月出版，32开，张寿林著。一部研究《诗经》的专著。
三、《神奇的助力》，1930年4月出版，32开，王余杞著。中篇小说。
此外，闻国新有部名为《生之细流》的短篇小说集，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著录为1943年出版。但这部书早在1928年7月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北京文学》第二期上即做过出版广告，张泉所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讲到闻国新的生平，也提到它于1928年出版。著者闻国新在致杨义的信上也持此说，因此我怀疑《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上著录的不是初版本。初版本很可能在1928年出版，而且可能也列入《徒然社丛书》，只是我未见过实物，不敢贸然肯定，这里姑且存疑。
(本文编辑 止庵)
《荒岛》停刊以后，后来大枬又参加了一个北师大附中校友组织的徒然社，在《华北日报》附出了几期《徒然周刊》，副刊编辑易人，周刊也随之结束。
二是1999年第三期王余杞的《我的生平简述》，讲和朱大枬等人创办《荒岛》开办平民夜校，1927年因形势大变，刊物、夜校都难以为继了。然后他写道：
我和大枬参加了“徒然社”，在《华北日报》上出了一个《徒然》文学周刊。
再有从闻国新致杨义信上(见杨义《叩问作家心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其中有云：
1925年，与王余杞(他读北京交通大学)、梁以俅、方纪生、张寿林、李宜琛(自珍)等合组徒然社，在华北日报副刊编辑杨晦的支持下，出版徒然周刊。
三则资料都只言片语，过于简略，且几十年前旧事作者又是凭记忆写出，不免存有说错的地方。
近日翻阅《华北日报》，从副刊《徒然》获知该社一些资讯，遂不避笔拙，并结合其他—些史料，敷衍成文，若能大致勾勒出这小小社团的基本面貌，便很知足了。
1928年6月，朱大枬、李自珍、王余杞、翟永坤、闻国新、张寿林、梁以俅等七位爱好文学的青年，痛感北平现实的荒凉、黑暗，为解脱心中苦闷，以他们几乎都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校友关系，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徒然社”。何以命名为“徒然社”?那是一次逛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时由李自珍提出的，之后他有过详细解释：
我们都不是研究文学的人。但在从事专门工作之余，却都有研讨文学的兴趣；因为创作的冲动的缘故，也都有拈拈笔，写写自己也知道浅薄简陋的文章。为了这样共同的爱好，才使我们结合在一起，有了这个小团体的组织。不消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努力，只是一种“徒然”的劳力的枉费，但明知是“徒然”，而仍旧挣扎，仍旧努力的，却是我们的共同的精神。(《徒然》周刊第20期《终刊》)
成立社团当然不是目的，他们需要的是有阵地来发表作品。这几位年轻人心高志远，最初凭藉着一时锐气有出版月刊、自办书店之设想，但在生活的重压下，一个个都落了空。后来，在《华北日报副刊》编辑杨晦帮助下，借助其主管的版面，创办了《徒然》周刊。
《徒然》周刊1929年1月8日创刊，每逢周二出刊，连续刊行到同年5月28日，共出版20期。刊物未标主编，但从《编辑后记》作者的署名看，应该由李自珍、王余杞负责编刊。
《徒然》周刊没有发刊词，李自珍为第一期写的《编辑后记》显示，他们摒弃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展示自我、表现自我：
文以载道，虽然已经成了过去的谬说；但是成为现代文坛的权威的，还是一种以艺术为达到别种目的的手段的功利艺术观。然而在我们这些文艺的“素人”来看，总以为只有自己完成，自己表现，才是文艺的根本特质，此外并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
《徒然》所刊作品，以创作为主，大都描写小知识分子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小说刊有王余杞的《某小姐》、《酒徒》，翟永坤的《给芸》、《闷》，梁以俅的《灰色的云》，李自珍的《液体的心》等。散文有张寿林以“忍父”为名的《雁足小简》、闻国新以“克西”为名的《环谷小品》及李自珍的《残春》等。诗歌则刊登了朱大枬的《我教你一个对付人和鬼的法子》、《墙》、翟永坤的《给自己》等。周刊还兼及文论和翻译，且不拒绝外稿，文论有张寿林的《浮翠室诗说》、《论南戏的起源》。翻译有纪生(方纪生)、念生(罗念生)等人的译诗。此外，还编过一期特刊，为5月18日的第18期。内容是李自珍、王余杞、张寿林在5月1日同游圆明园后，各自写下的观感。
在《徒然》周刊的编刊中，有件事可以一提，即5月28目的停刊号，这期稿件是由“徒然社”七位成员每人贡献一篇编成的，犹如一出戏将要落幕，全体演员走到前台来向观众鞠躬谢幕。
至于《徒然》因何停刊，5月21日第19期的《徒然社启事》，可当作是停刊声明来看，史料珍贵，现抄录如下：
社友朱大枬自京返平，主编时代副刊，而北平副刊又系同仁担任编撰；最近复拟出版篇幅较多之期刊，以期登载较有系统之作品，本刊势难兼顾，用特决议出至二十期即行终止。此告。
引文中的“京”指南京，朱大枬曾于1928年10月去那里办报。此时预告他主编“时代副刊”，即便他有这个心，恐怕也难堪此任了。不久他即诊断出患了肺病，到北平的西山静养去了。这个病，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算不得什么，但当年无异于绝症，许多文人都毁在这个病上。鲁迅如此，蒋光慈、方玮德、萧红、缪崇群盖都如此，朱大枬最终也没能逃脱，1930年11月6日在贫困和孤寂中病逝，这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只活了短短的24岁。
引文中又有言，“徒然社”同仁还担任北平副刊的编撰，“北平副刊”当是《北平时报》副刊的省写。只是这份副刊我未读过，不能置一辞，为使读者对它有所了解，我把王余杞短篇小说集《朋友与敌人》(1933年现代社会丛书社出版)“序”中的一段话抄示于下，因这段话语及“北平副刊”：
《北平时报》的副刊，顶多也不过编了一年。报馆方面对我们的待遇太薄，同时大家的兴趣也无形减低，谁也不愿意维持长久，便悄悄地让给了别人。在副刊上我登载过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名字叫做《神奇的助力》。
《徒然》停刊后，“徒然社”又有向外地谋求发展之构想。1929年秋，王余杞受社员委托来到上海，因编《荒岛》时他的小说被在上海的郁达夫看到，都还在自己主编的《大众文艺》上发表文章给予赞许，二人由此有了交往。这次来沪便由郁达夫为之介绍，与现代书局建立起联系，签订提供文稿的合同。只是后来因“徒然社”成员居住地分散，工作又忙，如翟永坤到河南教书，留平的李自珍、闻国新在中学任教，张寿林在燕京大学搞研究，朱大枬患重疾正在休养等原因，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凑齐文稿致使爽约。
除了《徒然》周刊，“徒然社”还出版《徒然社丛书》，由设在厂甸的、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但这套丛书具体出过多少种，迄今未见确切的书目，我所知有以下三种，均是文学性的；
一、《灾梨集》，1928年11月出版，32开，朱大枬、王余杞、翟永坤著，诗文合集。内收朱大枬的《斑斓》、翟永坤的《夜游》等新诗，王余杞《百花深处》等小说。
二、《论诗六稿》，1929年9月出版，32开，张寿林著。一部研究《诗经》的专著。
三、《神奇的助力》，1930年4月出版，32开，王余杞著。中篇小说。
此外，闻国新有部名为《生之细流》的短篇小说集，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著录为1943年出版。但这部书早在1928年7月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北京文学》第二期上即做过出版广告，张泉所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讲到闻国新的生平，也提到它于1928年出版。著者闻国新在致杨义的信上也持此说，因此我怀疑《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上著录的不是初版本。初版本很可能在1928年出版，而且可能也列入《徒然社丛书》，只是我未见过实物，不敢贸然肯定，这里姑且存疑。
(本文编辑 止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