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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偕庄西言、李铁民等人从仰光乘飞机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回国慰劳之旅。陈嘉庚一行从西南到西北，从西北到东南，足迹遍布国内十五个省，行程达一点四万里。陈嘉庚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慰问国内坚持抗战的军民;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以便继续发动南洋华侨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1940年是陈嘉庚第六次回国，距离他上次离开祖国已经过去了十八年。1922年3月20日陈嘉庚离开祖国时，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还不满一周年，他所创办的集美学校还不满四周年。十八年后，当陈嘉庚返回祖国时，日本全面侵华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大片国土已经沦陷，厦门已被日寇占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被迫内迁至闽西继续办学。
众所周知，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在昆明组建成一所新的学校——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38年1月，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办的各所学校也迁往福建安溪。1939年1月，集美學校中的水产航海科、商业科、农林科迁至福建大田继续办学。大田的“第二集美学村”在抗战烽火中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人亲切地称为福建的“西南联大”。
事实上，陈嘉庚和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1940年8月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关于此次西南联大之行，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曾用短短一百余字简单记述：“又有联大学校，为北京各大学，即北京、清华、燕京、南开等移来合办，举代表诚意要余往讲南洋华侨协助抗战情况。余念四大学生自沦陷区远地来此，不忍过却，故接受而往。开会时报告南洋华侨人数、义捐、抵制、诸项努力，及教育经济情形，并略述抗战之乐观，勉励青年勤学节约等事。”
《南侨回忆录》系陈嘉庚1943至1945年避居印尼玛琅期间所写。当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记忆难免存在偏差。陈嘉庚只记得其到访西南联大的时间是1940年8月，具体日期则失载。在陈嘉庚记忆中，西南联大由四所大学合并而成，事实上只有三所，并不包括燕京大学。
陈嘉庚到访西南联大的时候，这所因为抗战而临时成立的大学刚刚满两年。后来成为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的穆旦刚刚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的汪曾祺尚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求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李埏尚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求学。据当时学生的回忆，1938年至1940年冬是“联大同学生活最快乐、最活泼的一段，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集体生活使同学的生活丰富，几乎每晚上都有演讲、讨论晚会等等”。只要有演讲举办，往往是“一座难求”。有一个叫梁金的同学曾回忆说：“演讲的时间还差一、二小时，座位便老早被人占满了，演讲的时间，多数为两小时。讲完了，教授特别准许我们发问，一问一答，有时问得巧而答得妙，兴奋极了。”
陈嘉庚1940年到访西南联大是受何人之邀？有无人陪同？他到西南联大之后见了谁？有无发表演讲？由于时间久远，这些问题的答案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人遗忘。
然而，1940年出版的《决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解开了上述所有谜团。《决胜周刊》创刊于浙江。由于战乱的原因，办刊地点并不固定。1938年11月起，出版地改为丽水。1939年1月起，出版地又改为方岩。笔者最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1940年出版的《决胜周刊》第五卷第九期上，刊登了陈嘉庚此次西南联大之行的演讲全文。根据这篇演讲，我们不仅可以获得陈嘉庚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的准确时间，还可以弄清他究竟是受何人之邀前往西南联大，他在西南联大又讲了什么等诸多问题。
陈嘉庚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的具体时间是1940年8月9日夜。当天晚上，在李铁民的陪同下，陈嘉庚前往西南联大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我们今天能看到这篇演讲稿，要感谢一个叫“方分”的记录者。方分应为《决胜周刊》记者。《决胜周刊》第五卷第十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近代武器之发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8月10日在云南省国民党党部大礼堂发表的一个演讲，记录者也是方分。
对于西南联大之行的邀请者，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仅有“举代表诚意要余往讲南洋华侨协助抗战情况”寥寥数语。由演讲内容我们可知，邀请陈嘉庚的并非西南联大校方，而是一个名为“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天挺教授每天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其1940年8月9日前后的日记中，并未提及陈嘉庚，可见陈嘉庚此行并未惊动校方。其实，陈嘉庚在云南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去西南联大之前，昆明的福建会馆曾数次邀请陈嘉庚前往，均被其婉拒。他之所以肯接受西南联大演讲这个邀请，主要是被联大学生的精神所感动。陈嘉庚在当天的演讲中说：“听说贵校是由沦陷区的三个大学迁来合办的。听到‘沦陷区’三字，就引起一阵悲痛，一阵特别的感觉刺痛了我的心。诸位远道来此求学，不畏艰难困苦，这种精神兄弟非常钦佩。兄弟答应来此讲演，就为了这缘故。”
陈嘉庚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学生迫切希望陈嘉庚能谈一谈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情况。当时陈嘉庚刚刚从西北考察归来，也许是有太多的感触，所以他临时决定在演讲中加上西北考察的观感，这次演讲题目最终确定为《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
陈嘉庚的演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北考察之观感”。这个题目对陈嘉庚而言并不陌生。当年6月28日至7月15日，陈嘉庚曾与庄明理、林珠光和梁披云一同前往峨眉山避暑。在此期间，陈嘉庚曾致函星华筹赈会诸委员和怡和轩俱乐部成员，报告其西北行之观感。7月24日，陈嘉庚又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约，到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过《西北观感》这个题目。
由于国民党当局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宣传”，所以陈嘉庚在赴西北考察前，从各种渠道听到了很多不利于共产党的传言。等到了延安以后，陈嘉庚才发现，他在延安所见所闻与原来在重庆听到的大相径庭，他在演讲中说：“未到延安以前，传说延安很不安定，土地革命继续施行，有钱的人很不自由，男女社交很放荡。到延安后，晓得土地革命未实行。据共产党负责人说，三年来从没有实施过，民众有钱的做生意也没有限制;不禁止土地买卖，荒地哪个去开垦就是他的;治安也很平定;男女关系也很有礼貌，并不如外边传说那样。” 在延安考察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顾全大局、平易近人、谦逊温和的态度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嘉庚曾于6月1日下午拜访过毛泽东一次，不料毛泽东在随后几天却回访了三四次。陈嘉庚在演讲中说：“朱德、毛泽东，无论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谈话中，都表示拥护抗战到底国策，拥护领袖，不违背国策，不违背领袖。去拜会他们一次，便来回拜三四次。”
事实上，陈嘉庚在去延安考察之前已经去过了重庆，且对重庆官场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大失所望，他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休息后，闻前日政府各机关开会，议招待余等及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举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为常务，招待员多闽人，亦有厦大出身者，已向市中有名旅馆定一、二等房位，为慰劳团寄宿。余闻后至为不安。”
在国统区，陈嘉庚每到一地，当地主官都用山珍海味招待陈嘉庚。云南省主席龙云招待陈嘉庚的菜肴，让他颇感意外：“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为生平未尝食。”陈嘉庚很善于从细节中发现问题。国民党既然连“饭桌上的腐败”都管不住，那又如何能管好南洋华侨捐给祖国的抗战物资和经费呢？
西南联大学生对南洋华侨的情况非常关心，所以陈嘉庚在演讲中谈的第二个内容为“侨胞对祖国经济上的贡献”。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南侨总会”成立时的情况：“七七抗战以后，南洋二百多地侨胞分别组织劝募会筹赈会，捐款救济祖国难民。后来行政院打电报给兄弟，讲兄弟组织南洋侨胞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兄弟便在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国庆日召集各地代表，共二百余人，开全南洋侨胞筹赈总会代表大会，当时兄弟被推举为主席。”
抗战全面爆发时，海外华侨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其中八百万人侨居南洋。侨胞对祖国的贡献既包括捐款，也包括汇款。捐款是捐给政府，而汇款则是寄给家人。自从“南侨总会”成立以后，侨胞每月给国内的捐款可达七百万法币，而给家人的汇款则高达七千万法币。这些钱大多为现金，支持祖国抗战。
作为一名爱国华侨商人，陈嘉庚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大力提倡国货，但令陈嘉庚痛心疾首的是，来自祖国的国货要么价格比欧美的高，要么质量不如欧美的好，在东南亚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陈嘉庚在演讲中对祖国工业的发展充满期待。他讲道：“南洋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欧美。祖国货品因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有的不如欧美的好，有的价格较贵，到南洋很少。南洋也有日本货，抗战以后，抵制敌货，日本货经华侨之手卖到南洋的极少。华侨国家观念很重，很欢迎转售国货，希望祖国工业能有发展。”
陈嘉庚1940年回国慰劳之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已近两年，团结抗战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嘉庚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勉励各位青年学生主动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他讲道：“抗战胜利总会得到的，三年、五年总会得到的，建设国家的责任大部分要落到各位肩上。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无论个人、社会、国家，事业的发展全赖‘忠诚信义’四字，有之即可成功。沒有这四字，眼前得意，将来是要失败的。国家、个人都是一样，‘忠诚信义’是做人骨格。今天就将这四字奉送给各位。”
陈嘉庚并非学者，他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也并非学术讲座，但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陈嘉庚的演讲依然有它的独特价值。从重庆到延安，从延安到昆明，陈嘉庚一直在观察和思索。在重庆，他对嘉陵招待所的天价招待费感到忧心;在延安，他却被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在昆明，他又被西南联大师生乐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对共产党人寄予厚望，又对青年一代充满期待。陈嘉庚与西南联大学子们分享的“忠诚信义”四字，既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0年是陈嘉庚第六次回国，距离他上次离开祖国已经过去了十八年。1922年3月20日陈嘉庚离开祖国时，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还不满一周年，他所创办的集美学校还不满四周年。十八年后，当陈嘉庚返回祖国时，日本全面侵华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大片国土已经沦陷，厦门已被日寇占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被迫内迁至闽西继续办学。
众所周知，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在昆明组建成一所新的学校——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1938年1月，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办的各所学校也迁往福建安溪。1939年1月，集美學校中的水产航海科、商业科、农林科迁至福建大田继续办学。大田的“第二集美学村”在抗战烽火中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人亲切地称为福建的“西南联大”。
事实上，陈嘉庚和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1940年8月有过一次“亲密接触”。关于此次西南联大之行，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曾用短短一百余字简单记述：“又有联大学校，为北京各大学，即北京、清华、燕京、南开等移来合办，举代表诚意要余往讲南洋华侨协助抗战情况。余念四大学生自沦陷区远地来此，不忍过却，故接受而往。开会时报告南洋华侨人数、义捐、抵制、诸项努力，及教育经济情形，并略述抗战之乐观，勉励青年勤学节约等事。”
《南侨回忆录》系陈嘉庚1943至1945年避居印尼玛琅期间所写。当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记忆难免存在偏差。陈嘉庚只记得其到访西南联大的时间是1940年8月，具体日期则失载。在陈嘉庚记忆中，西南联大由四所大学合并而成，事实上只有三所，并不包括燕京大学。
陈嘉庚到访西南联大的时候，这所因为抗战而临时成立的大学刚刚满两年。后来成为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的穆旦刚刚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的汪曾祺尚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求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李埏尚在西南联大历史系求学。据当时学生的回忆，1938年至1940年冬是“联大同学生活最快乐、最活泼的一段，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集体生活使同学的生活丰富，几乎每晚上都有演讲、讨论晚会等等”。只要有演讲举办，往往是“一座难求”。有一个叫梁金的同学曾回忆说：“演讲的时间还差一、二小时，座位便老早被人占满了，演讲的时间，多数为两小时。讲完了，教授特别准许我们发问，一问一答，有时问得巧而答得妙，兴奋极了。”
陈嘉庚1940年到访西南联大是受何人之邀？有无人陪同？他到西南联大之后见了谁？有无发表演讲？由于时间久远，这些问题的答案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人遗忘。
然而，1940年出版的《决胜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解开了上述所有谜团。《决胜周刊》创刊于浙江。由于战乱的原因，办刊地点并不固定。1938年11月起，出版地改为丽水。1939年1月起，出版地又改为方岩。笔者最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1940年出版的《决胜周刊》第五卷第九期上，刊登了陈嘉庚此次西南联大之行的演讲全文。根据这篇演讲，我们不仅可以获得陈嘉庚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的准确时间，还可以弄清他究竟是受何人之邀前往西南联大，他在西南联大又讲了什么等诸多问题。
陈嘉庚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的具体时间是1940年8月9日夜。当天晚上，在李铁民的陪同下，陈嘉庚前往西南联大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我们今天能看到这篇演讲稿，要感谢一个叫“方分”的记录者。方分应为《决胜周刊》记者。《决胜周刊》第五卷第十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近代武器之发展》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曾昭抡8月10日在云南省国民党党部大礼堂发表的一个演讲，记录者也是方分。
对于西南联大之行的邀请者，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仅有“举代表诚意要余往讲南洋华侨协助抗战情况”寥寥数语。由演讲内容我们可知，邀请陈嘉庚的并非西南联大校方，而是一个名为“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天挺教授每天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其1940年8月9日前后的日记中，并未提及陈嘉庚，可见陈嘉庚此行并未惊动校方。其实，陈嘉庚在云南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去西南联大之前，昆明的福建会馆曾数次邀请陈嘉庚前往，均被其婉拒。他之所以肯接受西南联大演讲这个邀请，主要是被联大学生的精神所感动。陈嘉庚在当天的演讲中说：“听说贵校是由沦陷区的三个大学迁来合办的。听到‘沦陷区’三字，就引起一阵悲痛，一阵特别的感觉刺痛了我的心。诸位远道来此求学，不畏艰难困苦，这种精神兄弟非常钦佩。兄弟答应来此讲演，就为了这缘故。”
陈嘉庚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学生迫切希望陈嘉庚能谈一谈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情况。当时陈嘉庚刚刚从西北考察归来，也许是有太多的感触，所以他临时决定在演讲中加上西北考察的观感，这次演讲题目最终确定为《西北考察之观感及南洋侨胞之近况》。
陈嘉庚的演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北考察之观感”。这个题目对陈嘉庚而言并不陌生。当年6月28日至7月15日，陈嘉庚曾与庄明理、林珠光和梁披云一同前往峨眉山避暑。在此期间，陈嘉庚曾致函星华筹赈会诸委员和怡和轩俱乐部成员，报告其西北行之观感。7月24日，陈嘉庚又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约，到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过《西北观感》这个题目。
由于国民党当局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对共产党进行“污名化宣传”，所以陈嘉庚在赴西北考察前，从各种渠道听到了很多不利于共产党的传言。等到了延安以后，陈嘉庚才发现，他在延安所见所闻与原来在重庆听到的大相径庭，他在演讲中说：“未到延安以前，传说延安很不安定，土地革命继续施行，有钱的人很不自由，男女社交很放荡。到延安后，晓得土地革命未实行。据共产党负责人说，三年来从没有实施过，民众有钱的做生意也没有限制;不禁止土地买卖，荒地哪个去开垦就是他的;治安也很平定;男女关系也很有礼貌，并不如外边传说那样。” 在延安考察期间，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顾全大局、平易近人、谦逊温和的态度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嘉庚曾于6月1日下午拜访过毛泽东一次，不料毛泽东在随后几天却回访了三四次。陈嘉庚在演讲中说：“朱德、毛泽东，无论在公开会议和私人谈话中，都表示拥护抗战到底国策，拥护领袖，不违背国策，不违背领袖。去拜会他们一次，便来回拜三四次。”
事实上，陈嘉庚在去延安考察之前已经去过了重庆，且对重庆官场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大失所望，他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休息后，闻前日政府各机关开会，议招待余等及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举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为常务，招待员多闽人，亦有厦大出身者，已向市中有名旅馆定一、二等房位，为慰劳团寄宿。余闻后至为不安。”
在国统区，陈嘉庚每到一地，当地主官都用山珍海味招待陈嘉庚。云南省主席龙云招待陈嘉庚的菜肴，让他颇感意外：“是宴酒菜均特殊，菜中有象鼻一味，为生平未尝食。”陈嘉庚很善于从细节中发现问题。国民党既然连“饭桌上的腐败”都管不住，那又如何能管好南洋华侨捐给祖国的抗战物资和经费呢？
西南联大学生对南洋华侨的情况非常关心，所以陈嘉庚在演讲中谈的第二个内容为“侨胞对祖国经济上的贡献”。他先向大家介绍了“南侨总会”成立时的情况：“七七抗战以后，南洋二百多地侨胞分别组织劝募会筹赈会，捐款救济祖国难民。后来行政院打电报给兄弟，讲兄弟组织南洋侨胞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兄弟便在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国庆日召集各地代表，共二百余人，开全南洋侨胞筹赈总会代表大会，当时兄弟被推举为主席。”
抗战全面爆发时，海外华侨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其中八百万人侨居南洋。侨胞对祖国的贡献既包括捐款，也包括汇款。捐款是捐给政府，而汇款则是寄给家人。自从“南侨总会”成立以后，侨胞每月给国内的捐款可达七百万法币，而给家人的汇款则高达七千万法币。这些钱大多为现金，支持祖国抗战。
作为一名爱国华侨商人，陈嘉庚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大力提倡国货，但令陈嘉庚痛心疾首的是，来自祖国的国货要么价格比欧美的高，要么质量不如欧美的好，在东南亚的销售情况并不理想。陈嘉庚在演讲中对祖国工业的发展充满期待。他讲道：“南洋的日用品大部分来自欧美。祖国货品因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有的不如欧美的好，有的价格较贵，到南洋很少。南洋也有日本货，抗战以后，抵制敌货，日本货经华侨之手卖到南洋的极少。华侨国家观念很重，很欢迎转售国货，希望祖国工业能有发展。”
陈嘉庚1940年回国慰劳之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已近两年，团结抗战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嘉庚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勉励各位青年学生主动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他讲道：“抗战胜利总会得到的，三年、五年总会得到的，建设国家的责任大部分要落到各位肩上。我们眼前可以看到，无论个人、社会、国家，事业的发展全赖‘忠诚信义’四字，有之即可成功。沒有这四字，眼前得意，将来是要失败的。国家、个人都是一样，‘忠诚信义’是做人骨格。今天就将这四字奉送给各位。”
陈嘉庚并非学者，他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也并非学术讲座，但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陈嘉庚的演讲依然有它的独特价值。从重庆到延安，从延安到昆明，陈嘉庚一直在观察和思索。在重庆，他对嘉陵招待所的天价招待费感到忧心;在延安，他却被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在昆明，他又被西南联大师生乐观进取的精神所感染。他对共产党人寄予厚望，又对青年一代充满期待。陈嘉庚与西南联大学子们分享的“忠诚信义”四字，既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