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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李文革回国投案，全国“百名红通人员”落网人数过半，追逃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近年来，中国在反腐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2017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文《“决心大、有规模、见成效”》，文中提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为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和唤起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起，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确立为国际反腐败日。2017年12月6日，第14个国际反腐败日即将到来之际，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百名红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至此，全国“百名红通人员”落网人数过半，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3人，追逃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大数据揭红通人员分布特点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信息，自2015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两年多来，已有51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归案14人。51名归案人员分别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最多，分别达12人，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是红通人员选择的热门藏匿地，分别为3人。尚未归案的49名“百名红通人员”可能藏匿在9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24人，加拿大8人，新西兰7人，澳大利亚5人，英国1人，法国1人，泰国1人，斯里兰卡1人，菲律宾1人。从犯罪类型看，涉嫌贪污和受贿的比例最高，达六成之多。
51名归案人员分别是通过抓捕、遣返或劝返等追逃手段追回的，其中劝返的情况最多，达到35人，占比接近70%。截至目前，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湖北、河北、福建、云南等在内的20个省区市均有“百名红通人员”到案。而尚未归案的49人案发地点分散，同样分布在20个省区市，其中，广东以10人高居榜首，接下来是浙江4人，河南4人，河北4人，北京3人，山东3人，江苏3人，云南3人等。51名“百名红通人员”外逃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可上溯至1998年，最近的则为2014年。他们中外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24人，5～10年的13人，10～15年的8人，时间更长达到15～20年的6人。
很多腐败分子心存侥幸，以为逃到国外就安全了，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早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出炉前的2014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作出过部署，“国际追逃工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言必信，行必果。随后，一系列相关举措接踵而至。2014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而在地方层面，省级、地市级甚至部分县级追逃办也陆续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成立省一级追逃办，成员单位一般多达6～12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周骥阳，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1025/2-2015。就在“百名红通人员”李文革回国投案的前一天，中央纪委刚刚公布了第50名“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到案的消息。
从当年仓皇出逃到如今被抓捕归案，时间整整过去了9个年头。周骥阳原系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2006年至2008年，他以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低价购买公司法人股、保底投资期货买卖等名义，骗取多人钱款1亿余元。东窗事发后，他制造自己在境外的假象，其实却一直藏匿于境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狡猾的周骥阳终究未能侥幸逃脱。回顾案情时，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姚旗称周骥阳是一名高智商的犯罪嫌疑人，能将其缉捕归案，关键在于坚持。
为了将周骥阳抓捕归案，专案组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等地，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不辞辛劳进行线索核查，还对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进行了走访。终于，专案组于2017年11月24日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随即，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和浙江省追逃办的统筹领导下，杭州市追逃办专案组派出精干力量组成缉捕组，在大连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确定了周骥阳的身份及大致藏匿地点，并一举将其抓获。
这些年，周骥阳为了躲避追捕吃尽苦头，不仅当过渔民出海捕鱼，还在建筑工地上打过零工。而他被缉捕组抓获时，身份正是大连一处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在2017年的现象级反腐大片《人民的名义》中，逃亡国外的原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在美国的凄惨境遇令人唏嘘，而现实中红通人员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2016年归案的头号“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自2003年外逃，辗转于新加坡、荷兰、美国及加拿大等多国，十几年间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国时已然头发花白、步履蹒跚。
海外非法外，外逃没出路
五年来，在正风肃纪反腐、“打虎”“拍蝇”“猎狐”的同时，中国积极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推动建立国际反腐败新秩序：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北京反腐败宣言》的通过成为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不仅是首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首次以一国首都名义命名反腐败宣言；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召开，各国领导人一致表决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文件规定，对外逃腐败人员要做到在态度上“零容忍”，在制度上“零漏洞”，在执行上“零障碍”；
——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达成加强反腐败领域合作等多项共识，明确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廉洁之路”；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与会领導人就加强反腐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2017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这是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首次在反腐败领域发表联合声明，拓展了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在国际外交层面，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外交活动中上百次就反腐败和追逃追赃发表重要论述。不管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场合，出访还是参加国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与各方共同商讨反腐败追逃追赃机制，旗帜鲜明地表达中国反腐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从而在政治上、道义上赢得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海外并非法外，外逃没有出路。
近年来，中国在反腐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2017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刊文《“决心大、有规模、见成效”》，文中提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为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和唤起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重视，从2004年起，联合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确立为国际反腐败日。2017年12月6日，第14个国际反腐败日即将到来之际，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百名红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至此，全国“百名红通人员”落网人数过半，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3人，追逃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大数据揭红通人员分布特点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信息，自2015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两年多来，已有51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2015年归案18人，2016年归案19人，2017年归案14人。51名归案人员分别从19个国家或地区追回，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最多，分别达12人，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也是红通人员选择的热门藏匿地，分别为3人。尚未归案的49名“百名红通人员”可能藏匿在9个国家或地区，分别为：美国24人，加拿大8人，新西兰7人，澳大利亚5人，英国1人，法国1人，泰国1人，斯里兰卡1人，菲律宾1人。从犯罪类型看，涉嫌贪污和受贿的比例最高，达六成之多。
51名归案人员分别是通过抓捕、遣返或劝返等追逃手段追回的，其中劝返的情况最多，达到35人，占比接近70%。截至目前，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湖北、河北、福建、云南等在内的20个省区市均有“百名红通人员”到案。而尚未归案的49人案发地点分散，同样分布在20个省区市，其中，广东以10人高居榜首，接下来是浙江4人，河南4人，河北4人，北京3人，山东3人，江苏3人，云南3人等。51名“百名红通人员”外逃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可上溯至1998年，最近的则为2014年。他们中外逃时间在5年以内的24人，5～10年的13人，10～15年的8人，时间更长达到15～20年的6人。
很多腐败分子心存侥幸，以为逃到国外就安全了，然而事实绝非如此。早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出炉前的2014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作出过部署，“国际追逃工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
言必信，行必果。随后，一系列相关举措接踵而至。2014年6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而在地方层面，省级、地市级甚至部分县级追逃办也陆续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截至2015年4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成立省一级追逃办，成员单位一般多达6～12家。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周骥阳，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1025/2-2015。就在“百名红通人员”李文革回国投案的前一天，中央纪委刚刚公布了第50名“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到案的消息。
从当年仓皇出逃到如今被抓捕归案，时间整整过去了9个年头。周骥阳原系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2006年至2008年，他以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低价购买公司法人股、保底投资期货买卖等名义，骗取多人钱款1亿余元。东窗事发后，他制造自己在境外的假象，其实却一直藏匿于境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狡猾的周骥阳终究未能侥幸逃脱。回顾案情时，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姚旗称周骥阳是一名高智商的犯罪嫌疑人，能将其缉捕归案，关键在于坚持。
为了将周骥阳抓捕归案，专案组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等地，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不辞辛劳进行线索核查，还对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进行了走访。终于，专案组于2017年11月24日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随即，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和浙江省追逃办的统筹领导下，杭州市追逃办专案组派出精干力量组成缉捕组，在大连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确定了周骥阳的身份及大致藏匿地点，并一举将其抓获。
这些年，周骥阳为了躲避追捕吃尽苦头，不仅当过渔民出海捕鱼，还在建筑工地上打过零工。而他被缉捕组抓获时，身份正是大连一处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在2017年的现象级反腐大片《人民的名义》中，逃亡国外的原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在美国的凄惨境遇令人唏嘘，而现实中红通人员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2016年归案的头号“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自2003年外逃，辗转于新加坡、荷兰、美国及加拿大等多国，十几年间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国时已然头发花白、步履蹒跚。
海外非法外，外逃没出路
五年来，在正风肃纪反腐、“打虎”“拍蝇”“猎狐”的同时，中国积极主动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推动建立国际反腐败新秩序：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北京反腐败宣言》的通过成为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不仅是首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宣言，也是APEC历史上首次以一国首都名义命名反腐败宣言；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召开，各国领导人一致表决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文件规定，对外逃腐败人员要做到在态度上“零容忍”，在制度上“零漏洞”，在执行上“零障碍”；
——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达成加强反腐败领域合作等多项共识，明确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廉洁之路”；
——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与会领導人就加强反腐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2017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这是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首次在反腐败领域发表联合声明，拓展了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在国际外交层面，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外交活动中上百次就反腐败和追逃追赃发表重要论述。不管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场合，出访还是参加国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主动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议题，与各方共同商讨反腐败追逃追赃机制，旗帜鲜明地表达中国反腐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从而在政治上、道义上赢得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海外并非法外，外逃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