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社团，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媒介：期刊杂志。社团的主张通过期刊杂志得以弘扬；社员（会员）的作品通过期刊杂志得以进入公众视线；西方的美术理念通过期刊杂志得以散布；留洋画家通过在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给古老的美术传统带来革新的思想和技法。我很赞同舒芜先生的观点，他说所谓文坛的“坛”是由大大小小的期刊杂志组成的，失去了期刊杂志也就等于失去阵地。他说蝴蝶鸳鸯派之所以溃不成军地败给了新文化新文学，就是因为鸳蝴派所掌控的期刊杂志越来越少，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阵地也被新文化派夺去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沈雁冰接手和改组《小说月报》）。
　　期刊杂志的优越性很快就被有实力的美术社团发觉和利用。中国北方当时最有实力的美术社团北平湖社画会，创办之初即发行了《湖社月刊》，延续到1936年才停刊。本文想说的是南方的一本大型美术期刊《艺风》，它与《湖社月刊》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彻头彻尾的“复古派”，而《艺风》的宗旨是既坚持传统又勇于引进西方美术。《艺风》也许不是最有影响的美术刊物，但它却是最优质、最开放、最包容的美术刊物。
　　《艺风》的功绩还有一个是必须提到的，它保存了许多失传的作品，使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的作品得以永久流传。我没有时间一一翻查《艺风》所载画作能否出现在今天的书画拍卖会，那真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大名头如徐悲鸿，他的名作《九方皋》首发《艺风》第二卷第六期（1934年6月），当时标的就是“非卖品”，这样的名家名画出现在拍卖场的概率极低。去年上海某家拍卖行以8900万元拍出徐悲鸿《九方皋》油画，引出巨大的争议。有质疑者拿出1934年的《美术生活》上刊载的油画《九方皋》来比对拍品，谁能料到老期刊上的画作几十年后派上旁证的用场。据说徐悲鸿以九方皋为题材画过19次，有国画也有油画，可见他对这个题材的喜爱。《艺风》这幅为徐悲鸿1928年所作，1930年送给陈寅恪之父陈散原。
　　1933年1月1日，艺风社于杭州成立，同日《艺风》创刊。资料称艺风社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团体，会员最多时达六百余人。第一任会长由孙福熙担任（孙也是《艺风》主编）。社主要骨干有徐悲鸿、张书旗、陈树人、汪亚尘、胡藻斌、方君璧、陈抱一、潘天寿、俞剑华、沈迈士、倪贻德、方人定、丰子恺等。”
　　《艺风》出版到1936年底停刊，共出四卷四十余期，笔者所藏不及半数，但也算是难得了，全国各大图书馆亦鲜有藏全的。该刊不但是美术家的园地，散文、游记也很隽永可读。凡书画作品多用道林纸精印，于上世纪30年代算是豪华刊物了。
　　大量刊登西洋美术作品，给予介绍西洋美术的论文以较大篇幅，也是《艺风》特色之一。譬如留洋画家常书鸿（1904年至1994年），大家熟知的是常教授的“敦煌情结”，其实早年间常教授是法国画派的推崇者。我们看《艺风》上他的画作，并没有“大漠孤烟直”浩邈无垠的况味，而是一副恬静慵懒的法兰西风韵。常书鸿于巴黎这个艺术之都学习期间，不忘给《艺风》撰稿宣扬法兰西高贵的艺术品位。他在《雷奴阿的胜利》中提醒人们“人说雷奴阿是胜利了！然而请不要忘记他是在仇视和讽刺中的奋斗，他不断的追求，而这个胜利的酬报（指雷奴阿的画《小艺术家》卖了十七万法郎）是在一九三三年距他死后十四年的今朝。”画家生前穷困潦倒，死后画值暴涨，这样的情景中国艺术家们也常有的。
　　不定期地出版“专号”，是期刊杂志吸引读者的招数，也是社团本身的需要。我手中的专号有《艺风展览会专刊》、《超现实主义介绍》、《职业专号》、《民间专辑特大号》、《艺风展览会专号》。艺风社举办社员画展，当期的专号往往增加篇幅，比平日要厚上许多。还会特出《艺风社展览会出品目录》，标出画种、画家姓名、作品名称、售价等项。画种有水彩、油画、木炭画、雕刻、实用美术等。“售价”这词的商业性太刺眼，所以改称“价值”，搞美术的人细节上也追求美。不过“非卖品”三字还是说明“且展且销”终归是免不掉的。艺术品的价值最终还是由金钱说了算。
　　参展作品的标价我以为是画家自行决定的，以艺风社第二届画展的目录为例：最低8元（冉熙《黄浦江风景》），最高1500元（胡藻斌《群雄山头见》）。三五十元、一二百元的居多。这些差距很大的价格并非完全体现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欣赏者永远是“各花入各眼”。冉熙参展的四幅两幅标8元，两幅标10元；胡藻斌的五幅，除了那个“天价”之外，其余四幅分别为500、400、300、200元，四幅加起来也不抵一幅。如果这里的“元”果是大洋钱的“圆”的话，那可不是平头百姓敢奢求的。说到底，还是“非卖品”的策略高明，既保住了艺术的斯文，又留有议价的余地。
　　今年正好是《艺风》出刊80周年的日子，我一个艺术门外汉，一只秃笔，描绘不出《艺风》的多姿多彩，且当抛砖引玉，另请高明对《艺风》做出深入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