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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迎来了一位新导师。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他面对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发表演讲，而这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面对中国千年画坛发出这振聋发聩的声音，让所有听者为之一震。
这位年轻导师便是徐悲鸿，而让他站在这个讲坛的，则是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1917年12月，在听完陈师曾的演讲后，蔡元培深感传统画学的衰微，遂有创立画法研究会的想法，随后发布告书《提倡画学》：“诸生有愿组织画法研究会者，可于本星期内到文牍处报名此示。”应者多达四五十人。可好事多磨，直到1918年3月28日，北大画法研究会才在众人的期待和质疑中开业了，正式授课是在三天后的4月1日。
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立在当时不啻为一次创举。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文化凋敝，社会美育薄弱，而专业美术教育才刚刚起步、处于探索阶段；北京画坛也正处衰败之境，总体气氛较为保守，无论是实践抑或是研究都缺乏新意。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立，无疑为北京画坛和美术教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蔡元培作为一个温和而开放的文化改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应吸收具有正面价值的西方艺术以补救积弊、开创新路。这所“集合校内同志研究画法互相观摩以资竞进”的研究会汇集了诸位名家大师，如前面提到的陈师曾，还有国画家汤定之、贺履之，及留日画家李毅士等，并且邀请年轻的徐悲鸿来校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画，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第一期的学员有37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学习传统绘画，只有6人师从李毅士、徐悲鸿学习西方绘画。在一间借来的教室里，他们将每日4点后的时光定格在那里，画画临摹，交流学习，直到3个月之后结业。之后的十几期，虽多有变动，但也大抵如此。恐怕在这里就读过的学生不会想到，自己上的这个“美术培训班”在美术史上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学员们在这里接受着有别于拜师学艺、耳提面命的传统教学方式。导师们要讲演法则、写示范本、评骘成绩，隔一段时间还要演讲一番，讲各自擅长的画史画理，如在1918年春季学期，4月8日下午7时陈师曾于理科第一教室演讲《清代之花卉画》，4月20日冯汉叔、钱稻孙于理科休憩室开会演讲，冯讲《中国画之大略》、钱讲《何谓美》等等。
不仅如此，导师们还常常带学生外出参观美术展览，以开阔眼界，提高艺术修养。如在1918年春季学期，5月1日下午章味三出示所藏供会员参观。同时，画会本身也积极举办美术展览，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在1918至1922年间，此类活动有11次之多。
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侧重于临摹写生，今天美术教室里的石膏像也曾出现在他们的眼中。曾就读画法研究会的李苦禅在《忆悲鸿先生》一文中写道：“一九一九年，长余三岁之徐公乃余西画开蒙师也”，而他这位启蒙老师在巴黎留学期间为故乡的学子们筹款购买西方画作，不得不常常饿着肚子，以至于患上严重的胃病。
新的教学方式产生的良好口碑和人气，加之入会要求较低——“凡是本校教职员及学生有志画法者皆可参加”，到下半年开办第二期的时候，人数已增长到68人，而外国画部则有27人报名参加。到了1920年6月，中国画部有54人参加，而外国画部则有学员130人，这与第一期的6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两百人的学员也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对外校人员进行限制，以确保教学质量。
此时教授的内容也有所变化：1918年12月3日，外国画部因请比利时画家盖大士当导师，故增设油画科；到1919年，外国画部增至水彩、油画、黑白三科；1920年时，中国画部分山水、花卉两科，而外国画部设铅笔画、油画、水彩、擦画、炭画、钢笔画六门。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学习外国画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则是画法研究会创办理念宗旨以及艺术导向所致。
“我只有一句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急需的就是学科学。”这位受蔡元培之邀访华的大文豪泰戈尔说出了来到中国后的最大感受。此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科学不仅意味着发达的技术，更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精神。
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句在今人看来无可非议的话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并且坚信自己是对的。当时的中国，像一头被囚的野兽，四处乱撞，却怎么也找不到出路。
在“美术改革”、“中国画改良”等呼声的起伏中，蔡元培秉着“以科学的方法以入美术”的宗旨，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中明白地表明了自己对待中国画未来的态度：“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故入会后当认定主义，誓以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情过境迁，皆当痛戒。诸君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己入斯会之本意。”
与其说研究会是为了让人们学习中西方绘画技法，不如说成是一次实验——国人能否学习吸收西方科学的美术、美育思想为我所用。而这种对于科学近乎崇拜的推崇，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陈师曾的离开和中国画部相较于外国画部的式微。
蔡元培希望以一种开放创新的姿态、科学理性的思想去面对当时的画坛、美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同时作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他，不仅对中国近代艺术、美育的发展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构想，更是亲力亲为，投身一线，利用有限的资源，创办了具有新思想的近代美术教育机构，并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
从1818年成立到1923年因蔡元培离开北大而终止，北大画法研究会仅存在了短短4年时间。然而，在这4年时间里，北大画法研究会培养了400多名学生，刊发、出版了许多关于美术、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书籍，举办了多次反响热烈的美术展览，为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试验场。
这位年轻导师便是徐悲鸿，而让他站在这个讲坛的，则是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1917年12月，在听完陈师曾的演讲后，蔡元培深感传统画学的衰微，遂有创立画法研究会的想法，随后发布告书《提倡画学》：“诸生有愿组织画法研究会者，可于本星期内到文牍处报名此示。”应者多达四五十人。可好事多磨，直到1918年3月28日，北大画法研究会才在众人的期待和质疑中开业了，正式授课是在三天后的4月1日。
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立在当时不啻为一次创举。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文化凋敝，社会美育薄弱，而专业美术教育才刚刚起步、处于探索阶段；北京画坛也正处衰败之境，总体气氛较为保守，无论是实践抑或是研究都缺乏新意。北大画法研究会的成立，无疑为北京画坛和美术教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蔡元培作为一个温和而开放的文化改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应吸收具有正面价值的西方艺术以补救积弊、开创新路。这所“集合校内同志研究画法互相观摩以资竞进”的研究会汇集了诸位名家大师，如前面提到的陈师曾，还有国画家汤定之、贺履之，及留日画家李毅士等，并且邀请年轻的徐悲鸿来校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画，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第一期的学员有37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学习传统绘画，只有6人师从李毅士、徐悲鸿学习西方绘画。在一间借来的教室里，他们将每日4点后的时光定格在那里，画画临摹，交流学习，直到3个月之后结业。之后的十几期，虽多有变动，但也大抵如此。恐怕在这里就读过的学生不会想到，自己上的这个“美术培训班”在美术史上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学员们在这里接受着有别于拜师学艺、耳提面命的传统教学方式。导师们要讲演法则、写示范本、评骘成绩，隔一段时间还要演讲一番，讲各自擅长的画史画理，如在1918年春季学期，4月8日下午7时陈师曾于理科第一教室演讲《清代之花卉画》，4月20日冯汉叔、钱稻孙于理科休憩室开会演讲，冯讲《中国画之大略》、钱讲《何谓美》等等。
不仅如此，导师们还常常带学生外出参观美术展览，以开阔眼界，提高艺术修养。如在1918年春季学期，5月1日下午章味三出示所藏供会员参观。同时，画会本身也积极举办美术展览，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在1918至1922年间，此类活动有11次之多。
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侧重于临摹写生，今天美术教室里的石膏像也曾出现在他们的眼中。曾就读画法研究会的李苦禅在《忆悲鸿先生》一文中写道：“一九一九年，长余三岁之徐公乃余西画开蒙师也”，而他这位启蒙老师在巴黎留学期间为故乡的学子们筹款购买西方画作，不得不常常饿着肚子，以至于患上严重的胃病。
新的教学方式产生的良好口碑和人气，加之入会要求较低——“凡是本校教职员及学生有志画法者皆可参加”，到下半年开办第二期的时候，人数已增长到68人，而外国画部则有27人报名参加。到了1920年6月，中国画部有54人参加，而外国画部则有学员130人，这与第一期的6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两百人的学员也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对外校人员进行限制，以确保教学质量。
此时教授的内容也有所变化：1918年12月3日，外国画部因请比利时画家盖大士当导师，故增设油画科；到1919年，外国画部增至水彩、油画、黑白三科；1920年时，中国画部分山水、花卉两科，而外国画部设铅笔画、油画、水彩、擦画、炭画、钢笔画六门。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学习外国画的人数增多，另一方面则是画法研究会创办理念宗旨以及艺术导向所致。
“我只有一句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急需的就是学科学。”这位受蔡元培之邀访华的大文豪泰戈尔说出了来到中国后的最大感受。此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科学不仅意味着发达的技术，更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精神。
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句在今人看来无可非议的话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并且坚信自己是对的。当时的中国，像一头被囚的野兽，四处乱撞，却怎么也找不到出路。
在“美术改革”、“中国画改良”等呼声的起伏中，蔡元培秉着“以科学的方法以入美术”的宗旨，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中明白地表明了自己对待中国画未来的态度：“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故入会后当认定主义，誓以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情过境迁，皆当痛戒。诸君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己入斯会之本意。”
与其说研究会是为了让人们学习中西方绘画技法，不如说成是一次实验——国人能否学习吸收西方科学的美术、美育思想为我所用。而这种对于科学近乎崇拜的推崇，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陈师曾的离开和中国画部相较于外国画部的式微。
蔡元培希望以一种开放创新的姿态、科学理性的思想去面对当时的画坛、美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同时作为思想者与实践者的他，不仅对中国近代艺术、美育的发展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构想，更是亲力亲为，投身一线，利用有限的资源，创办了具有新思想的近代美术教育机构，并极大地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
从1818年成立到1923年因蔡元培离开北大而终止，北大画法研究会仅存在了短短4年时间。然而，在这4年时间里，北大画法研究会培养了400多名学生，刊发、出版了许多关于美术、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书籍，举办了多次反响热烈的美术展览，为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