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在草莽与庙堂之间
历史学和人类学本有各自的领域，二十世纪后半叶，二者相互影响形成的历史人类学传入我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其中，多元视角、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跨学科研究等观念和方法已反映在我们的学术实践中。三联书店推出“历史·田野”丛书第一批五种，或可视为国内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刊今年第一期曾发表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文介绍其中的一种，颇受关注。本期再编发其他四位作者(其中两位是历史学者，两位是人类学者)的著后随感，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编者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加修改而写就的区域史研究小书。当前，区域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批评是“鸡零狗碎”。自读研究生以来，我所做的几乎都是区域史研究，因此，对“鸡零狗碎”问题比较敏感。2001年11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从广州出发，前往广东北部山区的乐昌、连州和湖南南部山区的临武、桂阳等地，做我博士论文的实地调查时，“鸡零狗碎”的问题整天萦绕在我的脑际，给我远未“成熟”的学术头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常常令我烦闷。
从学理上说，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过，在咱们这里，特别是在人文学科，早就有如朱维铮等前辈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好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喜欢用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因此，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在我们这里，经常是分不清的两个概念，一些地方史研究的著述也把自己称为区域史研究。
地方史研究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它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一般而言，在它背后起规定作用的常常是行政区划的历史与现状，当然，有时候一个“地方”，也是河流、山脉等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区域史研究则不限于地理和行政区划。首先，研究一个区域，研究者要回答的较之于区域远为广阔的地域的问题，我们姑且以地理空间来说明之：若把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区域，比如岭南当作研究对象的话，研究者自然就会把它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来分析，这个空间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环中国海的地域圈，同样，如果我们把环中国海的整个地域当作一个区域来研究的话，研究者当然就会把它置于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化的范围来思考。其次，区域研究一般还要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重要命题，或者借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就是某些已经成为本学科“规范认识”的命题对话。
地方史与此不同，地方史关心的是厘清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当然，许多自称为地方史的研究，所关怀的常常不仅到此为止，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研究转换成了区域史研究。同样的道理，一些号称区域史研究的著述，却只是地方史的研究作品。
基于以上讨论，所谓“鸡零狗碎”的研究，指的应该是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的旨归本在于弄清楚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相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人物，在做全国性研究的学者看来，它当然就是“鸡零狗碎”了。但这样的“鸡零狗碎”，对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来说，却有着它存在的价值，就像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编修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相对于中国通史，自然会显得“鸡零狗碎”，却没有人可以怀疑它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你不是在地方志办公室，而是在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里，做的仅仅是地方史的研究，因而被学术界所诟病，似乎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惟其如此，我们做区域史研究的人，经常遇到的批评就是“鸡零狗碎”。
因此，区域史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在哪?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和学术界如何对话?在哪个层面上对话?如果不能跟学术界对话，那就可真是“鸡零狗碎”了，虽然“鸡零狗碎”不一定没有意义，但我们不能自甘于做一些无法与学术界对话的东西，还自我陶醉地认为自己的学问曲高和寡。
2001年的那个冬天，当我在广州至乐昌的火车上期待着与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见面时，这个“鸡零狗碎”很严重地压迫着我对学术追求的热忱以及远未“成熟”的心灵，我还真的觉察不到光明的方向。十多年前我写作硕士论文的时候，还分不清楚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微妙差别，但2001年11月在那个硬座车厢里，面对着一批操着广州话或者客家话的乐昌乡亲，我已经明白，我的硕士论文虽然题为“清代广东私盐贸易研究”，看上去最为“鸡零狗碎”，但我所做的并非只是地方史研究。那篇论文，受我老师陈春声博士论文的影响，以相当简单的数学模型，把经过校订的一批官方盐引数字、盐税数字与人口数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清代广东民众所消费的私盐，比例高于全国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结合历史材料，分析了导致清代广东私盐贸易规模较大的诸多因素。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省区内的一个小问题，但关心的是清代全国的私盐贸易情况，并透过这一研究，力图揭示出广东与全国私盐贸易水平不同这一现象背后政治、行政、地理、市场等因素的作用情境，涉及到当时学术界关心的诸多问题。
然而，此时我读过的材料，主要的还是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几十个州县的清代地方志。这批地方志留下了大量当地因为食盐贸易的制度规定与市场和官员考绩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纷争的记载。常常在一部县志里，这类材料就有数十页，故事精彩而生动，并且基本上把清初地方官处理纷争时所撰写的公文全文抄录下来，使得这些地方志简直就成了一个当地盐法的小小的档案馆。显然，这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材料，丢弃这批材料，对于一直对清代盐法有兴趣的我，肯定会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清代盐业史自民国时期景学钤以来，就得到了“盐糊涂”之“美誉”，哈佛大学杨久仪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盐糊涂”而命名。一代又一代学人，都在努力改变清代盐业史的“糊涂”状态，这些努力已经让清代盐史一点点地清晰起来，但离真正摆脱“盐糊涂”的状态，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这固然与清代盐史本身复杂有关，与今人对传统时期盐政在国家以及民众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投入研究的力量不足有关，当然也与研究材料有关。清代盐史材料丰富而纷乱，大量的盐法志已经足以让刚刚进入盐史研究的初学者找不着北，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朱批、军机处录副和户科题本中的盐务类材料，更是涉及清代盐史的方方面面，以一己之力，不穷数年之功，是没有办法翻阅完毕的，更何况它们涉及的制度之复杂，内容歧见之多，不花相当时间研究，根本没办法把这些材料读懂。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虽然已经有丰富的盐法志以及更丰富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还有许多清人的文集与笔记，但这些材料主要还是清代封疆大吏、盐政长官以及户部官员们留下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我们厘清清代盐政的制度规定及其实际运作，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搞清楚复杂多歧的盐政在每个地区的不同运作状态。因此，当我读到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那批地方志中丰富而精彩，并且学术界还没有使用 过的盐务材料时，简直欣喜若狂。虽然在设计博士论文时，我拿着这么好的材料，却有些找不到很好的问题意识的感觉，但放弃这批材料，对于当时的我几乎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让我弄清楚清代盐政在一个地区的运作情况，也可以分析盐政的制度规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哪怕最后的研究仅仅到此为止，也可以算是自己对解决清代“盐糊涂”问题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显然有可能被认为是又一项“鸡零狗碎”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在那个拥挤的硬座车箱中极为苦闷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发之前，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已提示我可以考虑将博士论文的对话对象定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上。但我还只能感性地认识到施坚雅的市场区系理论在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似乎遇到了挑战。因为这个地方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至少存在着行政区、市场区和行盐区等不同层次的区域划分。我没有想通，这些不同的区域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没有想清楚这些重叠的区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更没有想明白这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界”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是带着这么多问题和苦闷前往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做实地调查的。未曾想到，这次下乡，虽然是集中走访明清时期古盐埠，却有大量意外收获。
在这次调查中，我在乐昌县老坪石镇访问了原老坪石政府文教办公室干部，当年75岁的朱发权先生和原老坪石居委会副主任，当年72岁的许洪胜先生，访问地点在何氏祠堂内。在这个粤汉铁路通车前，粤北盐船逆流而上至此不能再往北行，只能停靠岸边换挑夫挑运食盐至湖南的重要商埠里，两位先生给我讲了他们小时候所经历的诸如当地交通道路、主要姓氏及其来历、商业与会馆、日常生活习惯、祭祀活动、婚姻结构等方面的故事。后来老坪石镇纺织厂厂长王顺昌先生还带我走访了现存的几个会馆，拍下了几块碑刻，并且更深入地聊到了民国时期当地的社会运作情况。随后，我又来到了湖南临武县汾市乡，这是一个明清时期食盐贸易极为重要的盐埠，也是一水可通广东的商埠。在这里，我访问了当年78岁的汾市中学退休教师贺文清先生，贺先生同样向我介绍了他所见的民国时期当地的社会运作情形。在老坪石，老人们告诉我，当地风俗习惯与湖南相同，大家都吃辣椒、说近似湖南的方言。湖广通婚，有的村庄一半以下媳妇从湖南娶入，由此关系密切，很多融合，大家都不排外。求雨时，两个省的人聚在一起做仪式，大家也不会去区分谁是湖南人，谁是广东人。只是近年以来才慢慢有了比较清楚的“湖南人”与“广东人”的概念。而在汾市乡，贺文清老师也告诉我，在汽车广泛使用之前，当地居民的交往圈一般都在距自己家约九十里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语言、风俗、信仰、日常习惯等方面大体一致。这让我产生了一些很直接的联想，我觉得老坪石和汾市埠是传统时期沟通施坚雅区系理论中岭南与长江中游两大区域的商贸中心，这跟施坚雅所谓中国传统时期九大区域基本是内部交往的观念很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从这两个商埠来看，这些地方经济、文化、风俗、婚姻都是一体的，甚至政治上也都有一致性，比如大家都不喜欢打官司，有纠纷时找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处理，而这个有名望的人对两个省的人都有影响。又比如经济生活，已有不少证据表明两省土地交错，还有一起做会，一起游神，元宵一起打灯笼等活动。可见，对于当地居民而言，那个九十里的范围就是他们社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大家具有文化的认同与实际生活习惯的一致性。这使我幡然醒悟，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的导师刘志伟教授在序姜伯勤先生《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中所言“区域是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的”一语的深刻内涵。
从“区域是人的区域”这一思路出发，我开始关心不同的人群在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时的不同表现，从而透过食盐专卖的过程，判别在这一问题上不同人群的不同区域观念。果不其然，普通乡民的世界是一个九十里范围的区域，地方志材料告诉我们，地方官的区域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在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形成过程中，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的地方官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区域归属与区域利益观念，这种观念进而成为心理上的区域认同。颇为有意思的是，在三省交界地区发生食盐贸易的淮粤之争时，身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卢坤，处理完全相同的问题，却因为自己身份的不同，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这说明，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关于区域会有不同的想法；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当他面对不同的问题时，他也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可以想见，区域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等等)，与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所共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区域因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观念。推而广之，表面看来似乎很实体化的所谓“广东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一类的区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的表达。
想明白这番道理之后，透过清代的食盐贸易过程我又发现，湘粤赣界邻地区的市场也不以山脉和行政区域为边界，人们对价廉物美的商品的追求，促使当地的不同商品，分属不同的价格平衡点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复杂的并且是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这一过程并不遵循施坚雅理论中市场区以交通要地为中心而构建，以河流山脉之阻隔而成区的模式。同时，市场区不仅不独立如施坚雅九个大区相对独立的模式，市场区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施坚雅教授的经济区界)反而颇像施坚雅模式中连结基层市场的流动小贩，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而是属于邻近的两个或三个经济区。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
到这里，我开始有点点相信，我的博士论文，也就是今天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这部小书，将有可能避免“鸡零狗碎”的危险，它应该会是一部以历史学特有的语言，和社会科学甚至地理学的“区域”观念展开对话的小书，书中也必然要解构传统时期的“界”的概念。不过，书写出来之后，却明显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一是关于区域与界的重新诠释，虽然自己确信逻辑严密，但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过程的结果，反而比较像论述一系列制度演进过程；二是无论这本小书对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的过程做了多么详尽的探讨，它毕竟没有正面回应清代盐政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原则一类的清代盐业史应该解决的问题。所幸的是，这本小书完成初稿后，笔者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将要完成一项名为“清代盐政中的市场原则与行政运作机制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于我而言，就是它将强迫我再写出一本正面回应清代盐政的书来。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8．00元)
历史学和人类学本有各自的领域，二十世纪后半叶，二者相互影响形成的历史人类学传入我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其中，多元视角、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跨学科研究等观念和方法已反映在我们的学术实践中。三联书店推出“历史·田野”丛书第一批五种，或可视为国内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刊今年第一期曾发表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一文介绍其中的一种，颇受关注。本期再编发其他四位作者(其中两位是历史学者，两位是人类学者)的著后随感，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编者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加修改而写就的区域史研究小书。当前，区域史研究面临的最大批评是“鸡零狗碎”。自读研究生以来，我所做的几乎都是区域史研究，因此，对“鸡零狗碎”问题比较敏感。2001年11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从广州出发，前往广东北部山区的乐昌、连州和湖南南部山区的临武、桂阳等地，做我博士论文的实地调查时，“鸡零狗碎”的问题整天萦绕在我的脑际，给我远未“成熟”的学术头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常常令我烦闷。
从学理上说，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过，在咱们这里，特别是在人文学科，早就有如朱维铮等前辈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好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喜欢用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因此，区域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在我们这里，经常是分不清的两个概念，一些地方史研究的著述也把自己称为区域史研究。
地方史研究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它基本上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空间，一般而言，在它背后起规定作用的常常是行政区划的历史与现状，当然，有时候一个“地方”，也是河流、山脉等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区域史研究则不限于地理和行政区划。首先，研究一个区域，研究者要回答的较之于区域远为广阔的地域的问题，我们姑且以地理空间来说明之：若把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区域，比如岭南当作研究对象的话，研究者自然就会把它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来分析，这个空间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环中国海的地域圈，同样，如果我们把环中国海的整个地域当作一个区域来研究的话，研究者当然就会把它置于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化的范围来思考。其次，区域研究一般还要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重要命题，或者借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就是某些已经成为本学科“规范认识”的命题对话。
地方史与此不同，地方史关心的是厘清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当然，许多自称为地方史的研究，所关怀的常常不仅到此为止，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研究转换成了区域史研究。同样的道理，一些号称区域史研究的著述，却只是地方史的研究作品。
基于以上讨论，所谓“鸡零狗碎”的研究，指的应该是地方史研究。地方史研究的旨归本在于弄清楚一个地方的历史过程之细节，相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发生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与人物，在做全国性研究的学者看来，它当然就是“鸡零狗碎”了。但这样的“鸡零狗碎”，对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来说，却有着它存在的价值，就像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编修了数以万计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相对于中国通史，自然会显得“鸡零狗碎”，却没有人可以怀疑它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你不是在地方志办公室，而是在一个国家的学术机构里，做的仅仅是地方史的研究，因而被学术界所诟病，似乎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惟其如此，我们做区域史研究的人，经常遇到的批评就是“鸡零狗碎”。
因此，区域史研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在哪?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我们和学术界如何对话?在哪个层面上对话?如果不能跟学术界对话，那就可真是“鸡零狗碎”了，虽然“鸡零狗碎”不一定没有意义，但我们不能自甘于做一些无法与学术界对话的东西，还自我陶醉地认为自己的学问曲高和寡。
2001年的那个冬天，当我在广州至乐昌的火车上期待着与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见面时，这个“鸡零狗碎”很严重地压迫着我对学术追求的热忱以及远未“成熟”的心灵，我还真的觉察不到光明的方向。十多年前我写作硕士论文的时候，还分不清楚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微妙差别，但2001年11月在那个硬座车厢里，面对着一批操着广州话或者客家话的乐昌乡亲，我已经明白，我的硕士论文虽然题为“清代广东私盐贸易研究”，看上去最为“鸡零狗碎”，但我所做的并非只是地方史研究。那篇论文，受我老师陈春声博士论文的影响，以相当简单的数学模型，把经过校订的一批官方盐引数字、盐税数字与人口数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清代广东民众所消费的私盐，比例高于全国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我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结合历史材料，分析了导致清代广东私盐贸易规模较大的诸多因素。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省区内的一个小问题，但关心的是清代全国的私盐贸易情况，并透过这一研究，力图揭示出广东与全国私盐贸易水平不同这一现象背后政治、行政、地理、市场等因素的作用情境，涉及到当时学术界关心的诸多问题。
然而，此时我读过的材料，主要的还是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几十个州县的清代地方志。这批地方志留下了大量当地因为食盐贸易的制度规定与市场和官员考绩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纷争的记载。常常在一部县志里，这类材料就有数十页，故事精彩而生动，并且基本上把清初地方官处理纷争时所撰写的公文全文抄录下来，使得这些地方志简直就成了一个当地盐法的小小的档案馆。显然，这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材料，丢弃这批材料，对于一直对清代盐法有兴趣的我，肯定会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清代盐业史自民国时期景学钤以来，就得到了“盐糊涂”之“美誉”，哈佛大学杨久仪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以“盐糊涂”而命名。一代又一代学人，都在努力改变清代盐业史的“糊涂”状态，这些努力已经让清代盐史一点点地清晰起来，但离真正摆脱“盐糊涂”的状态，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这固然与清代盐史本身复杂有关，与今人对传统时期盐政在国家以及民众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投入研究的力量不足有关，当然也与研究材料有关。清代盐史材料丰富而纷乱，大量的盐法志已经足以让刚刚进入盐史研究的初学者找不着北，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朱批、军机处录副和户科题本中的盐务类材料，更是涉及清代盐史的方方面面，以一己之力，不穷数年之功，是没有办法翻阅完毕的，更何况它们涉及的制度之复杂，内容歧见之多，不花相当时间研究，根本没办法把这些材料读懂。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虽然已经有丰富的盐法志以及更丰富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还有许多清人的文集与笔记，但这些材料主要还是清代封疆大吏、盐政长官以及户部官员们留下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于我们厘清清代盐政的制度规定及其实际运作，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搞清楚复杂多歧的盐政在每个地区的不同运作状态。因此，当我读到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那批地方志中丰富而精彩，并且学术界还没有使用 过的盐务材料时，简直欣喜若狂。虽然在设计博士论文时，我拿着这么好的材料，却有些找不到很好的问题意识的感觉，但放弃这批材料，对于当时的我几乎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让我弄清楚清代盐政在一个地区的运作情况，也可以分析盐政的制度规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哪怕最后的研究仅仅到此为止，也可以算是自己对解决清代“盐糊涂”问题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显然有可能被认为是又一项“鸡零狗碎”的研究。这就是我当时在那个拥挤的硬座车箱中极为苦闷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发之前，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陈春声教授和刘志伟教授已提示我可以考虑将博士论文的对话对象定在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上。但我还只能感性地认识到施坚雅的市场区系理论在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似乎遇到了挑战。因为这个地方在同一个地理空间里，至少存在着行政区、市场区和行盐区等不同层次的区域划分。我没有想通，这些不同的区域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没有想清楚这些重叠的区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更没有想明白这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界”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是带着这么多问题和苦闷前往广东北部和湖南南部做实地调查的。未曾想到，这次下乡，虽然是集中走访明清时期古盐埠，却有大量意外收获。
在这次调查中，我在乐昌县老坪石镇访问了原老坪石政府文教办公室干部，当年75岁的朱发权先生和原老坪石居委会副主任，当年72岁的许洪胜先生，访问地点在何氏祠堂内。在这个粤汉铁路通车前，粤北盐船逆流而上至此不能再往北行，只能停靠岸边换挑夫挑运食盐至湖南的重要商埠里，两位先生给我讲了他们小时候所经历的诸如当地交通道路、主要姓氏及其来历、商业与会馆、日常生活习惯、祭祀活动、婚姻结构等方面的故事。后来老坪石镇纺织厂厂长王顺昌先生还带我走访了现存的几个会馆，拍下了几块碑刻，并且更深入地聊到了民国时期当地的社会运作情况。随后，我又来到了湖南临武县汾市乡，这是一个明清时期食盐贸易极为重要的盐埠，也是一水可通广东的商埠。在这里，我访问了当年78岁的汾市中学退休教师贺文清先生，贺先生同样向我介绍了他所见的民国时期当地的社会运作情形。在老坪石，老人们告诉我，当地风俗习惯与湖南相同，大家都吃辣椒、说近似湖南的方言。湖广通婚，有的村庄一半以下媳妇从湖南娶入，由此关系密切，很多融合，大家都不排外。求雨时，两个省的人聚在一起做仪式，大家也不会去区分谁是湖南人，谁是广东人。只是近年以来才慢慢有了比较清楚的“湖南人”与“广东人”的概念。而在汾市乡，贺文清老师也告诉我，在汽车广泛使用之前，当地居民的交往圈一般都在距自己家约九十里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语言、风俗、信仰、日常习惯等方面大体一致。这让我产生了一些很直接的联想，我觉得老坪石和汾市埠是传统时期沟通施坚雅区系理论中岭南与长江中游两大区域的商贸中心，这跟施坚雅所谓中国传统时期九大区域基本是内部交往的观念很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从这两个商埠来看，这些地方经济、文化、风俗、婚姻都是一体的，甚至政治上也都有一致性，比如大家都不喜欢打官司，有纠纷时找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处理，而这个有名望的人对两个省的人都有影响。又比如经济生活，已有不少证据表明两省土地交错，还有一起做会，一起游神，元宵一起打灯笼等活动。可见，对于当地居民而言，那个九十里的范围就是他们社会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大家具有文化的认同与实际生活习惯的一致性。这使我幡然醒悟，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的导师刘志伟教授在序姜伯勤先生《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中所言“区域是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的”一语的深刻内涵。
从“区域是人的区域”这一思路出发，我开始关心不同的人群在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时的不同表现，从而透过食盐专卖的过程，判别在这一问题上不同人群的不同区域观念。果不其然，普通乡民的世界是一个九十里范围的区域，地方志材料告诉我们，地方官的区域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在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形成过程中，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的地方官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区域归属与区域利益观念，这种观念进而成为心理上的区域认同。颇为有意思的是，在三省交界地区发生食盐贸易的淮粤之争时，身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卢坤，处理完全相同的问题，却因为自己身份的不同，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这说明，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关于区域会有不同的想法；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当他面对不同的问题时，他也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可以想见，区域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而是长时期的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等等)，与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所共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区域因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观念。推而广之，表面看来似乎很实体化的所谓“广东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一类的区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的表达。
想明白这番道理之后，透过清代的食盐贸易过程我又发现，湘粤赣界邻地区的市场也不以山脉和行政区域为边界，人们对价廉物美的商品的追求，促使当地的不同商品，分属不同的价格平衡点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从而形成复杂的并且是相对固定的市场范围，这一过程并不遵循施坚雅理论中市场区以交通要地为中心而构建，以河流山脉之阻隔而成区的模式。同时，市场区不仅不独立如施坚雅九个大区相对独立的模式，市场区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施坚雅教授的经济区界)反而颇像施坚雅模式中连结基层市场的流动小贩，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而是属于邻近的两个或三个经济区。区域在这里真正流动起来。
到这里，我开始有点点相信，我的博士论文，也就是今天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这部小书，将有可能避免“鸡零狗碎”的危险，它应该会是一部以历史学特有的语言，和社会科学甚至地理学的“区域”观念展开对话的小书，书中也必然要解构传统时期的“界”的概念。不过，书写出来之后，却明显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一是关于区域与界的重新诠释，虽然自己确信逻辑严密，但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过程的结果，反而比较像论述一系列制度演进过程；二是无论这本小书对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的过程做了多么详尽的探讨，它毕竟没有正面回应清代盐政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原则一类的清代盐业史应该解决的问题。所幸的是，这本小书完成初稿后，笔者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将要完成一项名为“清代盐政中的市场原则与行政运作机制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的重要意义，于我而言，就是它将强迫我再写出一本正面回应清代盐政的书来。
(《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