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促成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关键因素
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我在日本东京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随员参加一个学术层面的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与会期间观察到的两个“一望无际”却始终留在脑海里。一个，是会议举办地樱花饭店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排起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那是日本各界人士自发前往吊唁9.11事件的死难者。另一个，是成田机场上满满停着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灰色客机，还有很多美军飞机，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一度发布禁飞令，其滞留在亚太地区的飞机大部分集中到日本等待重新开放领空。
那便是笔者关注美日同盟关系的开端——并非源于工作任务或者学术课题，而是日本之行所产生的好奇心。我相信美日结盟并非像国内一些学人报人宣称的那样全然出于赤裸裸的利益勾连，而是必定有着某些我们不一定能充分理解的心理、人文、情感因素在起作用，从而可以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动员力。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日本对美国的乖巧，也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与日本彼此打了两千多年交道却在民族感情上产生了最坏的结果，而美国自1853年用“黑船”打开日本国门，不过用了区区一个半世纪却能做到从心理上“征服”这个倔强的岛国，使日本成为自己在亚太乃至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牢固“基石”。
此后十几年，世界格局生变，全球力量重组，国际安全威胁源多样化。苏联解体后一度出现的单极秩序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有体系却乏秩序、拥和平但不安全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取代，因财政捉襟见肘、经济陷入危机、海外矛盾处理不善、国内党争尖锐而变得内向的美国不得不一再重新调适自己的战略。在经历了从集中反恐到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再到“全球再平衡”的转型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呈现总体收缩中的局部扩张之势。在这一进程中，美日同盟关系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两个维度上都得到加强，从美国的战略转型中持续受益。
具体来讲，牵动9.11事件后美日不断强化彼此关系的主要因素，一是美国建立广泛的反恐国际联盟的需要，二是中国加速崛起带给美日两国的焦虑感，三是朝鲜内外政策的极不透明和执意实施核导战略带给街坊四邻的严重不安，四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和财政赤字危机，五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回归导致这个国家政治右倾、对外逞强，这一趋势在中国崛起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强刺激下更加固化，到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正式走上快车道。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日本挥之不去的“自主研发、拥有核武器”的潜意识。2014年3月曝光的日本长期隐匿承诺归还美国的300多公斤武器级钚事件虽然在美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斡旋之下得到平息，但其背后的美日折冲樽俎和日本国内拥核派与反核派的政治角力绝不简单。以“零和”思维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就认为，日本长期蜷缩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意味着一旦发生重大危机，美国必须立刻站到日本一边，这就产生了“安全悖论”——一旦日本稍稍觉察到美国无意全力支持它，就会产生强烈的拥核动机。
2015年4月29日，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当天，一些亚洲裔民众在国会大厦前集会抗议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反对美日加强同盟关系。
日本对外战略脱美倾向的“昙花一现”
谈论9.11事件后的美日关系，必须提及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执政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这是一任重视“亚洲协同”甚于对美外交的“另类”首相。出于抬高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鸠山以有别于安倍晋三等政客的另一种方式煽动民族主义。他极力推动普天间美军基地迁出冲绳，明确宣示要顺应多极化趋势、减少日本对美依赖，公开呼吁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倡议了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共同体”。这些主张无不触及美国亚太战略的传统底线，使同样刚登台不久的奥巴马政府坐立不安。
奥巴马政府选择低调应对，一方面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承诺，避免在日本公众面前与其冲撞，一方面把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与美日关系相切割，强调必须在确保美国前沿部署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处理有关争议。由此，美国成功调动了日本社会对鸠山的不信任感，2010年3月发生的韩国“天安号”警戒舰被击沉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则从旁帮了美国的忙。鸠山最终因未能兑现迁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而辞职。时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否认美国在幕后操纵了鸠山的下台。他回忆说，鸠山试图假借民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议程，但当时的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日本国民支持发展美日同盟关系。
美日关系在鸠山执政期间发生的波动以日本对外战略中的脱美倾向失去势头而告终，为奥巴马政府下决心“重返亚洲”按响闹铃、埋下伏笔，中日关系也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改善和跃升契机。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了地震、海啸、核泄漏“三灾”，这一事件对近年的美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安全、政治意义。美国全力参与救援，美军太平洋总部为此出动了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4艘舰船、两万多名士兵，实际进行了一场特殊情况下的美日同盟总动员，顺势提升了日本民众的对美认同感。此后四年，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的美日关系不再像一些日本学者评论的那样“淡薄”，而是进入一种仅次于历史上大平正芳首相与卡特总统、中曾根康弘首相与里根总统、小泉纯一郎首相与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最亲密状态。历史规律显示，只有当美日两国均处在高度的危机感之中，彼此同盟关系才会如此亲密。
2015年4月，奥巴马完成了对美日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与访美的安倍晋三共同确认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隔18年的再次修订，实现了两国军事同盟由区域级别至全球级别的调升。美日同盟因1951年缔结的安保条约而成，冷战期间以应对苏联威胁为基本指针，1960年首次修订明确提出美国对日本承担防卫义务，1997年第二次修订明确了应对“周边事态”拟采取的合作内容，允许日本自卫队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时配合美军作战，标志着美日同盟由防御侵略的“内向型”转变为介入地区冲突的“外向型”。2015年的调整制定了日本自卫队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军的框架，进一步扩大了其对美军的后方支援能力和配合作战范畴。美日将在跨越亚太的广泛地区展开合作，实现从“平时”到“有事”的无缝对接。 日本国内政党派系无论左中右，都承认防卫合作指针的此次修订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国内学术界则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美日同盟由“美主日从”转向“美主日辅”。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都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沿早已设定的轨道完成的“自我预言”，有关进程实际上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首次修订之后就开始了。在这个“预言”中，美日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美国要的是关键盟国与其分担责任和风险，并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编织多边性质的同盟网络——尽管由于日本缺乏号召力，中国又已变得远比日本重要，建立这样的网络难上加难;日本要的是倚美保安全，同时在强化同盟关系的进程中寻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地位以及海外军事行动自由。
需要防止的误判
美日在军事安全上的相互依靠并不能充分证明两国就已“亲密无间”。事实上，美日在诸多问题上互不信任，一些分歧还在扩大。白宫在内部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评价为“说大话”，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加强军力。美国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但对安倍否认二战历史的政治倾向不满，对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失望”。出于自身的历史情感，以及稳定对华关系、撮合美日韩三边同盟合作的需要，美国要求日本谨慎处理历史问题，缓和与韩、中的紧张关系，并且绝不可以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先开第一枪”。尽管美方已在最高层重申所谓“尖阁诸岛”（我国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日本却对美国能否向其提供充分保护信心不足，这也正是安倍内阁极欲突破战后束缚发展安全自保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访日期间提出了希望日本分担南中国海地区警戒任务的想法，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行为。日方显示出为难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的续航能力不足以对东海、南海实施同等规模的监视，只能把警戒重点放在日本近海，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担心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会导致与中国关系的再度恶化。
美日之间的另一大分歧在经济领域。具有高标准、高门槛多边自贸协定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按计划应于2015年夏之前完成谈判，美日双边协定的进展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但目前美日仍未就大米和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开放问题达成共识，安倍4月访美期间亦未向美方做出松动。事实上，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因为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加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
不过，美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稳固和不断走强的，因为，两国对共同面临的强大对手和东北亚局势复杂性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相互不信任、不放心的情绪，这是美日关系的最大现实。
强化彼此同盟关系是美日对亚洲地缘格局和安全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所做出的回应，必然导致太平洋西岸两套区域体系（亚洲国家间基于经济的合作共赢体系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两种秩序观（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观）、两个权力中心（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和摩擦的增多。这其中，中国和美国才是真正的玩家，实力发展停步不前的日本充其量是个配角。
但就此认定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以中国或者中国、俄罗斯为一方，美国、日本为另一方的新冷战格局，或者预言美国对华政策已转向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的战略，将是严重的误判。这不仅是因为中美日三国至少在核心领导层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主观意愿，也是因为结合全球化背景，从三国综合国力、国家发展中心任务以及亚太国家群体意志等角度看，均缺乏形成这种局面的客观条件。即便是日本，纵有希望中美交恶以从中渔利的心态，也不是对中美对抗必陷日本于更大战略危机这一点没有先知先觉。未来的中美、中日关系将是多层次、复合型的复杂关系，在经济领域合作大于竞争，传统和新兴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竞争持平，没有哪个领域拥有绝对、单纯的对抗或合作性质。
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日本将如何探寻彼此相处的合理方案。有关方案不应是简单的“二选一”，也不会是中美协调操纵日本的未来，而是同样要体现多层次、复合型的特征，依靠三国良性互动来形成一个大体平衡稳定的、协调合作为主的可预期局面。对中国而言，除了在对美、对日双边渠道上做出稳定、改善、发展关系的努力，当务之急是要能够以自己的小多边方式应对海那边的小多边方式。从此意义上讲，既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俄罗斯、印度、东盟之间的合作，以平衡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建设带来的压力，也要认真考虑启动中美日三边战略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的想法提出已有十多年了，最终因中美战略互疑的加深和中日关系的恶化变成外交场上避之不及的话题。在中方一些人心目中，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无异于为美日联手制华提供场合，也无异于抬举日本。但随着形势变化，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超过美日关系，这样的观念需要更新。中国已成长为全球大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天然不自信应该调整了。举行这样的对话，利于抑制战略互疑，完善风险规避，并引导日本以更成熟心态看待周遭变化。
日本的衰落已不可挽回，其对外战略最主要的线索仍放在加强对美同盟关系上。但我不能同意未来十年日本与邻国关系就不会明显改善的观点，不能认同我们国内那种为不积极主动改善中国与邻国关系制造托辞的傲慢、僵化或倦怠作风。要鼓励日本逐渐接受自己的“宿命”，而不是把日本彻底推向美国，这对亚洲地缘政治或许是一个务实、合理的安排。
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我在日本东京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随员参加一个学术层面的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与会期间观察到的两个“一望无际”却始终留在脑海里。一个，是会议举办地樱花饭店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排起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那是日本各界人士自发前往吊唁9.11事件的死难者。另一个，是成田机场上满满停着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灰色客机，还有很多美军飞机，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一度发布禁飞令，其滞留在亚太地区的飞机大部分集中到日本等待重新开放领空。
那便是笔者关注美日同盟关系的开端——并非源于工作任务或者学术课题，而是日本之行所产生的好奇心。我相信美日结盟并非像国内一些学人报人宣称的那样全然出于赤裸裸的利益勾连，而是必定有着某些我们不一定能充分理解的心理、人文、情感因素在起作用，从而可以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动员力。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塑造了日本对美国的乖巧，也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与日本彼此打了两千多年交道却在民族感情上产生了最坏的结果，而美国自1853年用“黑船”打开日本国门，不过用了区区一个半世纪却能做到从心理上“征服”这个倔强的岛国，使日本成为自己在亚太乃至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牢固“基石”。
此后十几年，世界格局生变，全球力量重组，国际安全威胁源多样化。苏联解体后一度出现的单极秩序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有体系却乏秩序、拥和平但不安全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取代，因财政捉襟见肘、经济陷入危机、海外矛盾处理不善、国内党争尖锐而变得内向的美国不得不一再重新调适自己的战略。在经历了从集中反恐到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再到“全球再平衡”的转型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呈现总体收缩中的局部扩张之势。在这一进程中，美日同盟关系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两个维度上都得到加强，从美国的战略转型中持续受益。
具体来讲，牵动9.11事件后美日不断强化彼此关系的主要因素，一是美国建立广泛的反恐国际联盟的需要，二是中国加速崛起带给美日两国的焦虑感，三是朝鲜内外政策的极不透明和执意实施核导战略带给街坊四邻的严重不安，四是美国的经济金融和财政赤字危机，五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和自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回归导致这个国家政治右倾、对外逞强，这一趋势在中国崛起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强刺激下更加固化，到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正式走上快车道。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日本挥之不去的“自主研发、拥有核武器”的潜意识。2014年3月曝光的日本长期隐匿承诺归还美国的300多公斤武器级钚事件虽然在美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斡旋之下得到平息，但其背后的美日折冲樽俎和日本国内拥核派与反核派的政治角力绝不简单。以“零和”思维著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就认为，日本长期蜷缩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意味着一旦发生重大危机，美国必须立刻站到日本一边，这就产生了“安全悖论”——一旦日本稍稍觉察到美国无意全力支持它，就会产生强烈的拥核动机。
日本对外战略脱美倾向的“昙花一现”
谈论9.11事件后的美日关系，必须提及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执政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这是一任重视“亚洲协同”甚于对美外交的“另类”首相。出于抬高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鸠山以有别于安倍晋三等政客的另一种方式煽动民族主义。他极力推动普天间美军基地迁出冲绳，明确宣示要顺应多极化趋势、减少日本对美依赖，公开呼吁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还倡议了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共同体”。这些主张无不触及美国亚太战略的传统底线，使同样刚登台不久的奥巴马政府坐立不安。
奥巴马政府选择低调应对，一方面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承诺，避免在日本公众面前与其冲撞，一方面把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与美日关系相切割，强调必须在确保美国前沿部署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处理有关争议。由此，美国成功调动了日本社会对鸠山的不信任感，2010年3月发生的韩国“天安号”警戒舰被击沉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则从旁帮了美国的忙。鸠山最终因未能兑现迁移普天间基地的承诺而辞职。时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否认美国在幕后操纵了鸠山的下台。他回忆说，鸠山试图假借民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议程，但当时的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日本国民支持发展美日同盟关系。
美日关系在鸠山执政期间发生的波动以日本对外战略中的脱美倾向失去势头而告终，为奥巴马政府下决心“重返亚洲”按响闹铃、埋下伏笔，中日关系也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改善和跃升契机。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了地震、海啸、核泄漏“三灾”，这一事件对近年的美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安全、政治意义。美国全力参与救援，美军太平洋总部为此出动了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4艘舰船、两万多名士兵，实际进行了一场特殊情况下的美日同盟总动员，顺势提升了日本民众的对美认同感。此后四年，奥巴马政府主导下的美日关系不再像一些日本学者评论的那样“淡薄”，而是进入一种仅次于历史上大平正芳首相与卡特总统、中曾根康弘首相与里根总统、小泉纯一郎首相与小布什总统时期的最亲密状态。历史规律显示，只有当美日两国均处在高度的危机感之中，彼此同盟关系才会如此亲密。
2015年4月，奥巴马完成了对美日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与访美的安倍晋三共同确认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隔18年的再次修订，实现了两国军事同盟由区域级别至全球级别的调升。美日同盟因1951年缔结的安保条约而成，冷战期间以应对苏联威胁为基本指针，1960年首次修订明确提出美国对日本承担防卫义务，1997年第二次修订明确了应对“周边事态”拟采取的合作内容，允许日本自卫队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时配合美军作战，标志着美日同盟由防御侵略的“内向型”转变为介入地区冲突的“外向型”。2015年的调整制定了日本自卫队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军的框架，进一步扩大了其对美军的后方支援能力和配合作战范畴。美日将在跨越亚太的广泛地区展开合作，实现从“平时”到“有事”的无缝对接。 日本国内政党派系无论左中右，都承认防卫合作指针的此次修订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国内学术界则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美日同盟由“美主日从”转向“美主日辅”。事实是不是这样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都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沿早已设定的轨道完成的“自我预言”，有关进程实际上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首次修订之后就开始了。在这个“预言”中，美日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美国要的是关键盟国与其分担责任和风险，并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编织多边性质的同盟网络——尽管由于日本缺乏号召力，中国又已变得远比日本重要，建立这样的网络难上加难;日本要的是倚美保安全，同时在强化同盟关系的进程中寻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地位以及海外军事行动自由。
需要防止的误判
美日在军事安全上的相互依靠并不能充分证明两国就已“亲密无间”。事实上，美日在诸多问题上互不信任，一些分歧还在扩大。白宫在内部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评价为“说大话”，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加强军力。美国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但对安倍否认二战历史的政治倾向不满，对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失望”。出于自身的历史情感，以及稳定对华关系、撮合美日韩三边同盟合作的需要，美国要求日本谨慎处理历史问题，缓和与韩、中的紧张关系，并且绝不可以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先开第一枪”。尽管美方已在最高层重申所谓“尖阁诸岛”（我国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日本却对美国能否向其提供充分保护信心不足，这也正是安倍内阁极欲突破战后束缚发展安全自保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访日期间提出了希望日本分担南中国海地区警戒任务的想法，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行为。日方显示出为难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的续航能力不足以对东海、南海实施同等规模的监视，只能把警戒重点放在日本近海，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担心直接介入南海问题会导致与中国关系的再度恶化。
美日之间的另一大分歧在经济领域。具有高标准、高门槛多边自贸协定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按计划应于2015年夏之前完成谈判，美日双边协定的进展具有关键性的指标意义。但目前美日仍未就大米和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开放问题达成共识，安倍4月访美期间亦未向美方做出松动。事实上，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因为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加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
不过，美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稳固和不断走强的，因为，两国对共同面临的强大对手和东北亚局势复杂性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相互不信任、不放心的情绪，这是美日关系的最大现实。
强化彼此同盟关系是美日对亚洲地缘格局和安全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所做出的回应，必然导致太平洋西岸两套区域体系（亚洲国家间基于经济的合作共赢体系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两种秩序观（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观）、两个权力中心（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和摩擦的增多。这其中，中国和美国才是真正的玩家，实力发展停步不前的日本充其量是个配角。
但就此认定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以中国或者中国、俄罗斯为一方，美国、日本为另一方的新冷战格局，或者预言美国对华政策已转向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的战略，将是严重的误判。这不仅是因为中美日三国至少在核心领导层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主观意愿，也是因为结合全球化背景，从三国综合国力、国家发展中心任务以及亚太国家群体意志等角度看，均缺乏形成这种局面的客观条件。即便是日本，纵有希望中美交恶以从中渔利的心态，也不是对中美对抗必陷日本于更大战略危机这一点没有先知先觉。未来的中美、中日关系将是多层次、复合型的复杂关系，在经济领域合作大于竞争，传统和新兴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竞争持平，没有哪个领域拥有绝对、单纯的对抗或合作性质。
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日本将如何探寻彼此相处的合理方案。有关方案不应是简单的“二选一”，也不会是中美协调操纵日本的未来，而是同样要体现多层次、复合型的特征，依靠三国良性互动来形成一个大体平衡稳定的、协调合作为主的可预期局面。对中国而言，除了在对美、对日双边渠道上做出稳定、改善、发展关系的努力，当务之急是要能够以自己的小多边方式应对海那边的小多边方式。从此意义上讲，既要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俄罗斯、印度、东盟之间的合作，以平衡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建设带来的压力，也要认真考虑启动中美日三边战略安全对话的可能性。
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的想法提出已有十多年了，最终因中美战略互疑的加深和中日关系的恶化变成外交场上避之不及的话题。在中方一些人心目中，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无异于为美日联手制华提供场合，也无异于抬举日本。但随着形势变化，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超过美日关系，这样的观念需要更新。中国已成长为全球大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天然不自信应该调整了。举行这样的对话，利于抑制战略互疑，完善风险规避，并引导日本以更成熟心态看待周遭变化。
日本的衰落已不可挽回，其对外战略最主要的线索仍放在加强对美同盟关系上。但我不能同意未来十年日本与邻国关系就不会明显改善的观点，不能认同我们国内那种为不积极主动改善中国与邻国关系制造托辞的傲慢、僵化或倦怠作风。要鼓励日本逐渐接受自己的“宿命”，而不是把日本彻底推向美国，这对亚洲地缘政治或许是一个务实、合理的安排。